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的专论。作者把这些年对当代长篇小说的批评和阐释做了全面的整理，力图从中获得一个角度，得以发现当代写作中那些“被忽视的精神”，以及所存在的根本困境。该书多是个案解读，作者无意于从史的角度来下什么结论，因为当代文学还处于运动的过程之中，许多时候，探讨具体的作家作品，比抽象地谈论一些大问题更有价值。

本书是作者关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的专论。它以作家作品的个案为中心，通过对一系列重要长篇小说的阐释，深入分析了当代长篇小说在叙事和精神上的进展，并以理性、优雅、富有激情和学识的笔法，对话作家，理解作品，通达时代，为解读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敞开了全新的角度，并为文学批评如何重返文学现场、影响写作实践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评论家之一”，“谢有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置身于中国文学的现场，以丰沛的艺术之心和诚挚、深湛的思想力量，观察、发现、提问和论证。”他的研究路径独树一帜，他观察文学的视角、进入问题的方式、直面精神的勇气，甚至在批评语言的风格化上，都具有新一代学者所不多见的成熟与从容。

第一辑 主要的真实

 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

 越过经验，走向存在

 极致叙事的当下意义——阎连科与《日光流年》

 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

 比权力更广大的是人心——范小青与《女同志》

第二辑 现实的镜像

 中国之心的个人注释——王蒙与《尴尬风流》

 物质生活及其幻觉——朱文颖与《高跟鞋》

 《欲望的旗帜》的精神分析

 《桃李》：消费社会的暖色幽默

 接通更广大的精神视野——几部长篇小说的阅读笔记

第三辑 历史的证词

 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格非与《人面桃花》

 《风声》：让一种庄严的人生站立起来

 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

 从檀香刑的梦中醒来

 受难与救赎——徐小斌与《羽蛇》

第四辑 叙事的伦理

 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与他的长篇小说

 《在细雨中呼喊》：绝望的判词

 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

 重申长篇小说的写作常识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关于小说写作的一次讲演

答问录（代后记）

确实，存在是文学永恒的母题，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也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因此，在我们这个存在感日渐稀薄的时代，文学应该召唤更多对存在敏感的人，更多存在的勘探者和发问者——比起文学的其他匮乏，这也许是最为重要的。

为此，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等少数几个作家，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划定了难以超越的灵魂边界和精神限度，也为20世纪的文学如何转向存在奠定了基本的方向。甚至可以说，20世纪比较有精神质量的作家，多数是与这几个名字的影响息息相关。卡夫卡等人那些直指内心的文字，开辟了文学面对灵魂的新的方式，也为人类精神的探索敞开了新的道路。他们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国文学具有了现代意识，并为中国文学引入了存在的维度。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存在作为一个嘹亮的字眼，就一直伴随着文学革命的暗流在作家的内心涌动，它像文学的语言和形式一样受到了新一代作家的重视。

这里所蕴含的革命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长盛不衰的只是世俗化的文学，致用的文学，教化的文学，精明得很的喻世文学——也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其实，政治解释的不过是此在，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惟有能将此在与曾在、将在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才是完整的、深邃的、直面灵魂与存在的文学。但历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写作在大多数的时候必须空洞地屈从于一个世俗化的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兴观群怨”，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作时代的留声机”，以及在苏联、中国流行多时的文学反映论，等等，这些文学主张几乎都是反存在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文学被剥夺了直接面对存在的权利，在它与存在之间，总是横亘着“志”和“政治”。慢慢的，存在就被“志”和“政治”所遮蔽，文学也就成了一种宣传品。

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等人的名字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之后，中国文学的实用主义面貌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文学才开始找回自身的属性，找回它与存在的原初关系。因此，我一直很关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名字密切相关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珍贵的部分。即便有模仿的嫌疑，我们也不能抹杀他们把存在引入中国文学的功绩。比如史铁生、残雪、余华、莫言、格非、北村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意义是谁也无法代替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之旅。它使我们看到，文学原来是可以向存在直接发问的。

遗憾的是，这种向存在发问的精神，并未在更多的中国作家那里得到回应。随着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作家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写作节日，他们普遍在一种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或者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物中居住下来，存在的冲突被悬置，以致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外面的遭遇，而更内在的存在的疾病和危机，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是缄默的。

这样的情形令人担忧。一旦灵魂的复杂境遇被简化，一旦对存在的追问中断，中国文学就很难获得高贵而深邃的人类性品格。我们过去在世俗和致用的文学中沉迷太久了，惟有存在，能够为我们提供从里面超越出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喜欢太温和的过日子文学，而喜欢有力的、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存在的文学。这就是我喜欢卡夫卡、加缪的原因。我觉得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小动物、饥饿艺术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都是最为有力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揭示出了人类存在中惊人的一面：悖谬，存在的异化，无意义对人的粉碎……在他们笔下，人类的存在是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无处藏身。  中国文学一度也在这个背景里，通过一些先锋作家的努力，开始获得存在的眼光，开始知道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生活。但更多的作家则还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本以为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坚持追问存在的勇气，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学很容易就淹没其中，就连存在本身，也如同爱情一样，最终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消费品。只有少数的作家，能够在这种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只有通过发问，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才能摆在每个人面前，提请更多人的注意，让更多人都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P16-18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问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域狭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公司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答问录(代后记)

创造力的衰败是一个国家难题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

记者：首先恭喜你获得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提名名单刚刚公布，作为评委会秘书长，你是这个奖的具体策划者和执行者。现在则成了另一个文学奖的获奖者，对这种身份的转换有何特别的感受？

谢有顺：获奖永远是一个意外，是写作的副产品，真正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当我策划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时，我就说过，我做好了不再获其他文学奖的准备，这背后的微妙关系你们不一定清楚，但我并不在乎。在作家、批评家的创造力都如此低下的年代，获奖本身并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事情；当文学日益低迷，也没有哪一个人会是胜利者。不可能有什么胜利可言，只有羞愧。为此，我更愿意做一个永远都无法获奖的写作者。我说这话，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对一种羞愧感的真实回应。我没有想到这届庄重文文学奖会颁发给我，因我从未动过参评的念头，广东这边也未报送我的材料，直到北京方面电话通知我获奖了，我才知道是多名评委现场提名我入围的。我早已过了为一得一失而激动的年龄，文学奖既然无力改变文学的疲软状态，我想，它也无法使一个写作者的内心骄傲起来。

记者：汉学家顾彬刚刚批评过中国作家做编剧是缺乏专业精神。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学评论家缺乏这种针砭时弊的勇气。作为评论家你会如何看待类似的批评？你认同顾彬的说法和做法吗？

谢有顺：抽象地、整体主义地描述一种文学的缺失，其实毫无意义；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有一种诚恳的研究精神，必须阅读文本，才能洞察作家的精神局限。顾彬并不太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当代小说，他完整读过的估计不多，因此，他之前的诸多言论缺乏实证支持，意义不大。作为一个学者，阐释比否定更为重要。顾彬的言论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首先要反思的可能是一些媒体和读者的心理预期，总以为那种横扫一切的否定才是批评家的勇气。如果真是这样，“文革”期间早已把所有文学都否定了，新时期我们又何必一切都从头再来？这种怪现象，正在助长一种不好好说话的文坛习气。一些人，惟恐别人记不住他的观点，总是想把话说绝，越专断越好，每一句话仿佛都染上了话语狂燥症，这样的批评对文学发展能起到什么实质的作用？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诚恳、知礼，不好好说话，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而是比谁能够在文学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空谈几句口号，抽象地否定中国文学，这并不需要什么勇气，随便点开一个文学网站，便可以看到一堆类似的夸张言论；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到那些有理有据的分析文章。当我们在批判一种话语疲软的状况时，也要警惕一种话语暴力的崛起。

记者：春天是很多文学奖项颁发的时候，也是回顾梳理过去一年文学成就的时候。这些年来，著名作家的长篇新作年年出版，去年也不乏名家新作。但你在此前答记者问时似乎对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评价不高。能否谈谈你的看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谢有顺：大多数作家是凭一种惯性在写作，他们不再有文学抱负，也不再为自己的写作建立新的难度，写作不过是他们混世界的一种手段而已。包括我们批评界的人，都在混，看不到几个人是有精神自觉和艺术创造力的。不仅文学界的创造力在瘫痪，你看看政治界、艺术界，还不是一样？会议开得千篇一律，春节联欢晚会永远是那几个套路，娱乐节目怎么恶俗怎么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哪里还有什么新意和创造力？可见，创造力的衰败已经成了一个国家难题。在这个国家难题解决之前，我想，文学不可能独自好起来。惯性写作的困局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记者：今年初你提出要重新倡导“尊灵魂的写作”，作家不应再局限于经验式写作。另一方面你也说作家应该走出闺房，走向旷野，获取更加广阔的生活经验。两者是否存在矛盾？

谢有顺：并不矛盾。“经验式写作”这一经验指的是一己之私，而从闺房到旷野的那种经验，则是指一种可以和他人分享的经验，这二者的区别要还原到文章的语境中才能明白。我最近在想，中国小说经过这些年来激进的欲望叙事之后，身体早已不再是隐私了，相反，灵魂倒是成了许多人难以启齿的隐私。你看，在当下的电影、报纸和杂志上，身体经验都是可以被广泛分享和讨论的公共话题，谈论灵魂呢，在一些人的眼中则成了一个笑话。文学界更是如此。太多的小说家，只要一开始讲故事，马上被欲望叙事所扼住，他根本无法挣脱出来关心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或者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不可动摇的困境。小说写来写去，无非那点私事，读者也开始腻烦了。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文学不如转身，重新回到探索灵魂的旅程中来。

记者：在中国很多作家面对现实“失语”，还无法深刻把握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情况下，提倡“尊灵魂的写作”是否为时尚早？

谢有顺：灵魂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现实？一个作家为何无法深刻把握、描绘现实，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空心的人，一个缺乏灵魂深度的人。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我想，一种没有灵魂冲突的现实也不值得作家去描绘。作家面对现实时“失语”，与其说是对一种现实熟视无睹，还不如说是一种灵魂的麻木。

记者：重提作家的“专业精神”也是你今年提出的一个观点。你认为中国作家现在最缺的是专业精神吗？如果是商业大潮让作家失去专业精神，应该责怪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是作家们自己？

谢有顺：中国作家缺的东西很多，但“专业精神”是写作的基础，没有它，写作就无从谈起。缺乏“专业精神”的一个基本表现是缺少写作耐心，比如，中国当代的小说中，你几乎找不到好的、传神的风景描写，就跟这种写作耐心的失去有很大的关系。这当然怪不了时代，是作家自己的心乱了。心一乱，一切皆乱啊。

记者：今年的政协会上，作家二月河提出作家生活不易，应该给作家免税的话题引起争议。你觉得作家在这个时代是需要扶持和保护的吗？

谢有顺：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文学体制，养了太多毫无创造力、与文学无关的人，就他们那一点文学才能，也值得国家花钱来扶持和保护么？很多活在文学体制里的人，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作品了，介绍自己时他也还敢自称“作家”，可见，“作家”一词贬值到了什么地步。各省作协我都基本熟悉，人员一大堆，真正写东西的人，十个里面已经占不到一个了。这个体制问题不先解决，奢谈扶持和保护，受益的肯定不会是真正的作家。

记者：你曾经说过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平庸。你现在仍然这样看吗？这种“平庸”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可能改变？

谢有顺：平庸的根源在于文学界有着太深的权力迷信，作家们小富即安的心态也很严重，标志性的作家作品匮乏，创新意识淡薄，很多作家在写作的道路上也缺乏甘于孤寂的气魄。要改变这一文学生态，首先要让作家们意识到，权力、守旧、自得、慵懒，这永远是文学的敌人。

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

——答《南方日报》记者蒲荔子

记者：你在谈到《风声》时引出了你认为文学需要经得起“实证”的观点，并认为当代中国会写个人世界，而不会写更广阔的生活，一旦触及个人生活之外的世界，就会显得离奇、失真。但事实上，这个时代的作家更有渠道和机会接触现实。为什么会这样？

谢有顺：这样的状况，我想至少说出了当代作家在三个方面的缺失：一是缺少写作的专业精神。作家对自己笔下的生活没有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只凭苍白的想象或纸上的阅读这种二手经验，他就难以写出一种有实感的真实来。文学的实感，不是一句空谈，而是在一个个细节、一个个用词里建立起来的。你写历史，就得研究历史；你写现实，就得体察现实；你写案件，就得对法律知识有基本的了解；你写农民，就得熟悉农民的习俗、用语、心思。这其实都是写作常识，而现在的文学，常识被普遍忽略，这正是导致作品失真的重要原因。写作有时是要花一点笨工夫的，而这种笨工夫、常识感，在我看来，就是写作不可或缺的专业精神。二是缺少写作耐心。你看现在的小说，作家一门心思就在那构造紧张的情节，快速度地推进情节的发展，悬念一个接着一个，好看是好看，但读起来，你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缺少节奏感，缺少舒缓的东西。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有个特点，注重闲笔，也就是说，在“正笔”之外，还要有“陪笔”，这样，整部小说的叙事风格有张有弛，才显得舒缓、优雅而大气。所以，中国传统小说常常写一桌酒菜的丰盛，写一个人穿着的贵气，写一个地方的风俗，看似和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在这些描写的背后，你会发现作家的心是大的，有耐心的，他不急于把结果告诉你，而是引导你留意周围的一切，这种由闲笔而来的叙事耐心，往往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三是缺少活跃的感受力。一部好的作品，往往能使我们感受到，作家的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看到花的开放，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人心的呢喃，甚至能够闻到气息．，尝到味道。现在的小说为何单调，我想，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文学的真实是专业、耐心和感受力的产物，离开了这些，写作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造假而已。

记者：作家脱离现实，缺乏对现实发言的能力，是这两年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在《南方都市报》上思想界和作家之间关于此话题的论争中，两者的观点几乎南辕北辙、针锋相对。你的观点是？

谢有顺：这样的讨论其实有很多的错位，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现实，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对现实的理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承不承认有一种最低限度的精神共识？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认为，一切人文事业，包括文学，都必须有一个精神性的指向？如果这点共识都没有了，一切的讨论都是自言自语而已。就着文学而言，的确存在一种把现实简化的趋向。文学写来写去，如果就那点私事，读者也开始腻烦了。一直这样写下去，已经没有路可走了。文学不如转身，重新回到灵魂的旅程中来，从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确实，生活中那点经验，人性里那些欲望，早已不再是文学所专有，文学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记录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叙事。木心说：“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在我看来，‘‘光明磊落的隐私”说的正是灵魂。今天，写身体隐私的作家很多，但能写出“光明磊落的隐私”的作家太少，因为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而灵魂的衰败、人心的荒凉，在我看来才是今日中国最大的现实。

记者：你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真正的写作秘密，其实一直潜藏于作家那幽深的内心里”，同时你也认为，作家对现实生活必须具有活跃的感知。能否解释一下这两个字面上有点矛盾的观点？

谢有顺：现实不过是人心的镜像，而文学呢，则是对现实和人心的解析。作家首先要做一个有心人、一个有内心秘密的人，但除此以外，如果作家对现实生活缺乏活跃的感知，他就无法获得解析人心的材料和通道。有些作家，或许是心有所感的，但他找不到富有个性、形象的语言和细节来解析自己心中所想的，写作就变得千人一面——在一些人的笔下，张三的痛苦和李四的痛苦是一样的，都是掉眼泪罢了；草原和大海也是一样的，都是壮观罢了。这种似是而非的书写，抹平的是人类对世界的丰富感受，这样的写作，就是概念写作。因此，一个有心的作家，也需要通过他对现实活跃的感知来将他的心声翻译、解释出来。

记者：在天涯社区这样一些大型网站上，我们看到很多网友记述自己故事的长篇文字很受欢迎，它们的一般特征是文字风趣、内容真实生动，情感真切。相反，文学性作品的点击率很难跟这些纪实性作品相比。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文字阅读依然有相当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让人产生疑问：在真实生活比小说更丰富的时代，小说的难度和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谢有顺：确实，今天的文学，已经很难高于生活了，它甚至常常低于生活，因为生活本身的传奇性，大大超过了一个作家的想象。加缪说，传奇不是文学，只是故事。生活中的故事层出不穷，民众需要它，相比之下，文学的经验已经日益贫乏。新闻写作、手机短信和网络帖子，某种程度上正在取代文学叙事的传统功能。面对这种状况，小说为什么还要存在？我认为，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对人类内心不懈的追索，对现实和精神细节的精微观察和雕刻——这是小说之所以存在的重要理由，也是它的写作难度之所在。小说是在提醒我们：不在于活得更好，而在于活得更多；小说除了写现实之外，它还探索现实的可能性；小说告诉我们生活是这样的，也告诉我们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记者：中国作家的“中年危机”是包括您在内的很多评论家的共识，大多数作家最优秀的作品都完成于其青年时期。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状况似乎很少有人阐述，你认为的原因是？

谢有顺：从作家自身的角度看，我想还是由于他们缺少一种远大的写作志向，小富即安，有了声名之后，自我重复、不思进取的作家，我们见得太多了。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一个人一旦丧失了对写作的郑重之情，也不再把写作当成一种孤独的精神事业来经营，写作的可持续性必然堪忧。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往往暗示成功的人应该走向逍遥和闲适，在这个背景里，中国作家一进人中年，普遍都显露出一种逍遥和闲适的精神气质，这无形中就把很多严峻、尖锐的生存问题轻化、虚无化了，缺乏一种像存在主义者那样的一直往存在的深渊进发的勇气，一切都是可以和解的，精神追问的力度就减弱了。这种文化勇气的缺失，我想也是造成写作的“中年危机”的原因之一。

记者：你曾说，“很多评论家都对现有的文学秩序感到失望，觉得太陈旧，无法有研究的空间”。自从先锋小说后，除了朱文等少数几人，青年作家中因文学品质而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家和作品越来越少。你曾经专门评论过格非、余华等人的作品，但现在很少看到你就某一部作品著文，会否觉得很难看到值得评论的作品？你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总体评价是？

谢有顺：可以一评的作品还是有一些，但令人眼前一亮的大作品，确实太少。因此，许多时候，我更愿意做一个在观察中等待的人，而不是一个到处作评的人。至于年轻一代的作家，我觉得文字的天赋普遍比上一代人好，他们正处于一个上升的通道中，值得期许，但远未定型。只是，年轻一代作家必须警惕：一种只有现在、没有历史感的写作是不会持久的。他们轻易斩断了和传统、经典的联系，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我认为，谁能最快地接续上传统和经典的文学血缘，谁最早意识到重新激活传统叙事资源的需要，谁就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先觉者。

记者：你同时说，当代中国文学更多的是写绝望，而不会写希望。会写平庸和琐碎，写不好英雄和理想。这一观点只是你对文学现状的客观概括，还是含着你的文学“更应如何”的认识？每个批评家都有理想中的文学，你的是什么？  谢有顺：确实，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有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真实的、充满力量的心灵？苦难的确是存在的，可苦难背后还会有希望；心灵可能是痛苦的，可痛苦背后一定还有一种坚定的力量在推动着人类往前走。如果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那就是对生活的丰富性的简化。小说只写苦难，只写恶、黑暗和绝望，已经不够了。在这之上，作家应该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幻灭，但他们都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做参照的：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它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怀着对生命的大爱；曹雪芹的幻灭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相比之下，现在的作家普遍失去了信念，他们的精神视野里多是现世的得失，内心不再相信希望的存在，也不再崇尚灵魂的善。作家的心若是已经麻木，他写出来的小说，如何能感动人？又如何能叫人热爱？

记者：悲观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状态，尤其在网络上到处可见。现实的生存境遇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叔本华“一切只听命于生存意志的摆布，追求人生目的和价值是毫无意义的”那种悲观甚至绝望。作家这时候应该有什么态度？你作为批评家又如何对待这种现实？

谢有顺：悲观是20世纪以来人类精神的重要表征，也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母题。问题是，我们面对这种境遇，是一种屈从的态度，还是有所警觉，有所反抗？鲁迅也悲观、绝望，但他一生都在努力，他还在想，站在虚无上面有没有反抗虚无的可能，在绝望里还有没有反抗绝望的力量。所以他笔下的“过客”，并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他只管往前走。这就是一个作家该有的态度。唐君毅说得好，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否则，你要么自杀，要么麻木地活着。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我想，在这一点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样的，不能放弃肯定，不能不反抗。

记者：你在《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上的《对话比独自更重要》里，说一些人的批评只有“排他的观点”而没有“最广阔的视野”。这个时代更多的是求疵的批评，而缺少寻美的批评。但这两种批评应该都是在理性、客观、智慧的前提下的，我们面临的更主要的问题是不是“求疵的批评”变成骂人的批判，“寻美的批评”变成溢美的表扬？也即首先是缺乏你所说的批评的专业精神，即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

谢有顺：批评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不盲从的，反奴性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它的专业基石正是理性和智慧。把“求疵的批评”变成快意的骂人，把“寻美的批评”变成无度的表扬，这都是审美无能和良心瘫痪的表现。批评家的勇气，首先不是体现在你敢不敢骂人、批评人上，而是体现在你懂不懂文学，是否站在文学专业的角度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上。

记者：那专业的良知和道德孰轻孰重？

谢有顺：在文学批评中，我认为专业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李敬泽说得好，文学写作最大的罪过，不过是愚蠢和无能，不值得我们动用杀伤性的道德武器来对付作家。以专业的态度，指出作品中的艺术得失，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专业良知；而在批评文字中对作家的人格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利己的打算”极尽攻击之能事，这看起来是一种道德的批评，其实恰恰是最不道德的——因为他丧失了一个批评家起码的专业精神。因此，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对一部作品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在一部作品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审美瘫痪，这才是批评家的耻辱，这样的批评文章，即便有着再庄严的道德字眼，我也是不屑一读的。说句实话，除了少数几个朋友的文章以外，我已经多年不读同行的文章了。一个批评家要赢得我的尊敬，首先要让我看出他是一个有专业智慧的人，而不是一个精神猥琐之人。

记者：网络是青年批评者最集中的发布平台，他们有时需要更直接、尖锐的方式引人注意，你对他们了解多少，有什么忠告？你自己当年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引起了评论界的瞩目，但不知你认为你有没有走过弯路，或你觉得在你评论生涯初期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谢有顺：我只向有智慧的人学习，或许，这就是我的人生经验。我不留意那些网络议论，但我想，网络作为自由精神的一种载体，许多时候是被过度使用了。年轻的时候，尖锐是必要的，但尖锐有时也意味着狭窄，要警惕自己不要被尖锐所奴役。真正自由的人，反抗一切的奴役，包括尖锐和愤激。比起价值之判断，同情之理解也很重要。我对自己至今感到满意的是，任何时候有人批评我，哪怕是尖锐地批评，哪怕是人身攻击，我都有容忍和倾听的气度。我是一个郑重地对待批评的人，但我本身并不害怕批评。

记者：你说过，“在批评界谁的名声大，谁权威，不是看他有没有写出真正有分量的文章，而是看他有没有占据一个发言的高地”。评论界被人诟病良多，在众多批评的声音中，你认为哪些是最需要澄清的？而你自己认为最需要批评的又是什么？

谢有顺：抽象地谈论一个批评群体是没有意义的，批评是一种个人写作，只有个人是真实的。我从来对一种作为群体的文学和批评感到失望，但我对一些个人的写作却充满信心。失德之事一旦发生，其实已经不仅关乎批评的写作本身，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人格可信度了。我看到一些人，为了讨好作家，谁出书他都写书评，极尽赞美之能事，那时我就想，何苦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何必把自己弄得如此委屈？因此，我很少给人写书评，也很少加入某本新书的造势运动，除非我确实喜欢的书，否则我不会轻易下笔的。我把一些作家或编辑寄来的审稿费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因此，批评界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肮脏，这就是我认为最需要澄清的。而批评界最需要批评的，一是存在太多有失专业水准的文字，二是一些人的人格信任度正在破产。

记者：你在接受信息时报采访时说，“平庸正在成为广东文学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你认为广东文学似乎有一种“精神惰性——作家缺乏鞭策的力量，易于陷入自大；批评家缺乏介入文学现场的自觉，失去了助推本土文学发展的众多良机。”摆脱这种平庸，是否只能等待时间和奇迹？文学很难用外力推进，但还是想问，你认为广东批评界、作家和媒体需要做些什么？

谢有顺：批评界应该向作家充分展示出文学的标高在哪里；作家应该多一点自省和失败的感觉，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都在渴望一种世俗成功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在世界的另一端独自享受自己的“不成功”？媒体呢，最主要的任务，我想是要在主流价值尺度以外，为文学建立起新的评价尺度。

记者：你下一本要出版的新书叫什么？能否介绍一下基本内容？  谢有顺：我下一本要出版的书，取名为《被忽视的精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种读法》，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的专论。我把这些年对当代长篇小说的批评和阐释做了全面的整理，力图从中获得一个角度，得以发现当代写作中那些“被忽视的精神”，以及所存在的根本困境。该书多是个案解读，我无意于从史的角度来下什么结论，因为当代文学还处于运动的过程之中，许多时候，探讨具体的作家作品，比抽象地谈论一些大问题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