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浩所著《辙乱旗靡（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讲述，抗战胜利，外敌一去，国民党孱弱的统治能力暴露无遗

黄金捐献案、法币对伪币的汇率政策、金圆券洗劫民众，将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推到对立面——这是普通民众。

戡乱动员令，将几乎所有中间力量推到对立面——这是政治势力。

裁军中大肆兼并异己，对军人复员后安置不管不问，将大量旁系部队推到对立面——这是军事力量。

如果把国民党组织比喻成汪洋中一艘破损进水的大船，那么船上的人从始至终都在争吵、内斗，眼睁睁地看着船与自己一起沉没。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今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传统的观点包括：腐败论、内斗论、民心向背论、经济崩溃论等等。实际上，这些观点大都经不起严格的推敲。一个刚刚领导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政权，在其民众拥护度最高的时候迅速坠落，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就将自己执政20年积累的资源挥霍一空，这在中外历史中都非常罕见。本书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层面，以国民党的视角回顾这段历史，探寻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袁浩所著《辙乱旗靡（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视角新颖独特，以全新的思路解读重大历史事件，剖骨剔肉的分析直指核心，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观点犀利且颇具颠覆性，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内容的描述非常精彩，可读性强。

本书引用史料丰富，很多史料皆首次披露，鲜为人知但非常震撼。作者一改传统堆砌史料的沉闷文风，行文深入浅出、生动风趣，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前言 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

政治篇

 第1章 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差异

 第2章 混乱的组织：活跃的红色特工与无能的国民党情治系统

 第3章 危机的应对：戡乱动员令

经济篇

 第4章 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

 第5章 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第6章 艰难的工业

 第7章 失控的官僚资本

 第8章 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一——金圆券改制

 第9章 中共经济篇：小米加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

 第10章 中共版的货币战争

 第11章 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二——中共与两白一黑战争

外交篇

 第12章 悲催的国府外交

 第13章 苏俄：东北外交始末

 第14章 美国：忽冷忽热的美国佬

 第15章 英法：被忽略的势力"#*,

 第16章 日本：让国民党政府吃成胖子

 第17章 中共外援之苏俄篇

 第18章 中共外援之朝鲜篇

 第19章 中共外援之联合国篇

 第20章 外援对国共内战的影响

军事篇

 第21章 国民政府经济状况对军事形势的影响

 第22章 国共军事力量的优劣势与双方战略选择

 第23章 1946国民党初期的胜利

 第24章 1947相持与拉锯

 第25章 1948急转而下的战局

 第26章 气数已尽的三大战役

综述 国民党为什么会失去大陆

参考文献

危机的应对：戡乱动员令

戡乱动员令出台背景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层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能迅速取得胜利。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国民党就因为前线损兵折将以及后方经济危机，不得不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对山东的进攻很快就遭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重大失利，在东北战场中共也挫败了国军的攻势并发动反攻。军事形势的恶化彻底震撼了国民党高层。到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军内部也不得不承认：国军“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国军“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军事失利还只是国民党统治危机的一方面，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同样未能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将中间力量越推越远；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经济次序一片混乱；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频频失利，国际援助远低于预期；甚至在党内，执政的危机让派系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而难以调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形势恶化之快，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预料，导致国民党内部产生深重的危机感。

1947年年中，中共转守为攻，战场形势已不容乐观，现在国民党内部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三到五个月“消灭”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一年前强硬主战的国民党大佬，此时亦意态消沉，对前途悲观绝望。阎锡山放言“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傅作义忧心“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小诸葛”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直言“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开战之初自信满满的参谋总长陈诚，由于屡屡失利而颇露消极之意。军队将领的态度既如此消极，党政官员对战争前途更无信心。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孙科直称如此“剿共决无把握”；张继认为形势发展“江河日下”；王世杰感觉“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但对如何挽救危局，国民党高层没有人能拿出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些人如孙科等主张退出东北，力保关内不失；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议在东北实行和苏政策，以支撑东北局势；还有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

由于国民党战后执政的表现不佳，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日益冷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加速恶化而更为虚弱，社会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

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深知局势之不利与严重性。他以“危急存亡之秋”、“濒危阶段”、“非生即死”等用语，形容1947年中之局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本党同志大都苟且自全，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他在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颇为不甘地质问：“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中共“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蒋认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实行“戡乱动员”，以强力手段处置危局，就是蒋介石心目中提高“士气精神”的重要举措。

战争不仅仅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还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但全面内战开始后，因为种种原因，国民党迟迟未能进行公开的战争总动员。战争之初，为了对外维持“和谐”、“和平”的国家形象，国民党动武的名义是“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等名义。1947年3月以后，国民党虽然断绝了国共关系，但用兵名义仍为“绥靖”，即清除地方之“不靖”，以缓和舆论要求和平之压力。

当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并面临统治危机时，国民党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力量无法打败中共。蒋介石在《剿匪战事之检讨》中明确提出“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

1947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如何整合力量“讨伐”中共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以维统一而保民生并利宪政之实行案》，要求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萧铮、任卓宣等提出：共产党问题是今天最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军事行动感受威胁，在舆论上受到压迫，应该转变空气。大连市党部、重庆市党部等向全会提出议案，要求下令否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并予明令讨伐。在一片反共声浪中，全会公开宣示，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其后，国民党在山东和东北战场接连失利，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学潮，对国民党统治造成强烈的危机，实行总动员、以全国之力与中共作殊死之搏的呼声在国民党内日渐强烈。白崇禧上书蒋介石，建议政府应变成战时体制，使能担任全国总动员之任务，以全面之力量，攻击全面叛乱之敌人。徐永昌和贾景德也向蒋介石提出：“现在我方是以经常应付非常，应以非常应付非常，一切以灭共为目标。吾人应承认，今日之中国，可能成为共党之中国，吾人应利用一切人力物力以灭共”。蒋介石于此认为：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戡乱动员”因此而呼之欲出。  P22－P25

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有了文字，才会有历史。

但“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对于文明之始的造字，这实在不是欢天喜地、兴奋场景的描述。我们的祖先已清晰地感知到：有了文字既可以思接千年，续传千古，写出恢宏壮丽的“正史”，也可以史笔如刀，砍掉历史真相，描白为黑，炼土成金，仅让后来者信奉这是“确知的历史”。是为佛家所谓“文字障”。

千百年来，中国的文盲率一直高居不下，文字掌握在少数统治阶层及精英人士手中。这让人们养成了见字而敬、见文而信、见书而畏的习惯，从而对历史缺乏去伪求真的心理高度，当然也缺乏多维度看待历史复杂性的宽阔视野，远距离观察历史纵深的求解精神。写就的历史也多数是“为当政者讳，为尊者隐”，多以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忠即奸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代替历史。从黄帝开始，对蚩尤的妖魔化延续几千年。其实蚩尤也是中华民族之始祖，只不过在黄帝的统一大业中，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识时务及时归顺了黄帝，而蚩尤一直反抗至死不降，其族人也“坚贞不屈”，宁愿四处逃亡也不做黄帝顺民，先逃至湖南等处，后达贵州等地，成为今天苗族祖先。黄帝对蚩尤恨之入骨，称之为三头六臂的半人半兽，史官也只尊炎黄为华夏始祖，不见蚩尤。现今苗族男帅女俊，会是人兽之后？相反纯正汉人血统似要在苗人中去寻找。

中国的历史似乎素来是赢者通吃，现代史更是胜者的历史。就历史的行动者而言，胜者总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败者总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在传统中国革命史的语境中，蒋介石一直被描述为排斥异己、屠杀人民的独夫民贼，即使其拥有数倍于中共的军力及先进的美式装备，也必然于四年内战中彻底失败。这种以政治逻辑写就的评判是否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本书作者袁浩“同情的理解”的历史角度看来，蒋介石是好人或坏人，不是问题的关键，一切历史结果不能只以“成王败寇”一语蔽之，也不能以传统的道德逻辑或正统意识形态的史观，把历史人物或事件脸谱化、简单化。应充分记述分析处于历史漩涡深处的人物和事件的复杂性。袁浩对“戡乱动员令”一章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蒋介石在内战之初，出于对中共的轻视，没有进行公开性的战争总动员，及至局势极端不利才发布“戡乱动员令”进行全国性征兵。殊不知国民党虽有现代的高层组织机构，但是深入农村的下层组织机构并未如中共重新建立，仍是沿用中国一千多年以前的组织去承担征兵纳粮的任务。如此上下脱节涣散的组织，导致人口数倍于解放区的国统区，反倒抽不出兵来，征不上粮来。“戡乱动员令”同时还把社会的中间力量完全推向了国民党的对立面。一纸“戡乱动员令”虽小，也容易被多数史家所忽略，但它折射出的国民党的组织问题，足以颠覆已知的多种对蒋介石失败分析的结论。

中国的长期革命犹如一条长长的隧道，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将其划分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三个阶段。但是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中国为什么会彻底摧毁几千年来靠“尊卑、男女、长幼”维持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三个革命阶段不能给出全部答案。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轰开国门后，中国的落后完全裸现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国家面前。从此中国危机、战乱不断，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治中兴、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进京、清帝逊位、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八年抗战、四年内战等，逐步汇成了要求中国彻底革命的强大原动力。李鸿章、谭嗣同、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各阶段历史人物相继登场，并在各阶段竭其所能，各司其职，改造着中国社会。可见中国革命确然是一个不断累积、推进、演化的过程，各历史人物的个人品性、私德好坏在其中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被一波接一波的潮流所推动，个人的成败既有独立性又有承继性，对他们成败的研究也应放回到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应在“神化”与“魔化”两极之间简单往复。当然，对四年内战的评价也不能停留在谁输谁赢、谁好谁坏的两极上。它的神圣性在于之后建立了新中国，它的悲剧性在于付出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代价。袁浩对四年内战进行多维度研究后，难能可贵地从失败的一方观察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在书中概然的结论也是有助于现实中国看清未来的历史箴言。

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就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而言，已逐渐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挣脱出来，研究成果越来越细致地呈现出革命过程的复杂性、歧异性和偶然性。袁浩著作打破常规，对四年内战的研究没有孤立地研究中共革命力量一方，而是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置于同一历史维度中探讨，为读者再现了当时复杂多元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其视角为“同情的理解”，其着力点更是在“失败的一方”，并通过大量扎实的数据还原了四年内战中国共两党真实力量的变化及对比，让读者固有的“中共总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百战百胜”的确知印象，产生了颠覆性翻转。

对现实政治的焦虑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萦怀，牵动国人对中国革命历程进行重新反思和探究，为当下问题向过去寻找答案。对于蒋介石的失败，袁浩没有因循“反革命必然失败”的政治逻辑及“黑暗腐化必失天下”的道德逻辑展开讨论，而是条分缕析，运用最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维度解剖四年内战过程的演变及结果。在叙述“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展开”的过程中，也启发读者自己对历史和现实求解。书中精彩之处颇多，在其擅长的经济学方面运用货币理论，对“小米加步枪”中的“小米”和“步枪”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全新阐释，打破了人们对“小米加步枪”已经确知的认识；对中共版“货币战争”及“两白一黑”斗争过程的描述，既生动有趣，寓见于乐，又步步惊心、环环动魄，让人如坠其景。虽是写史，袁浩对人物的叙述大量采用日记素材，在研究历史事件中的必然因素外，力图呈现当事人的情感世界，重构历史人物认识时局发展变化的心灵图景，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打开了读者的历史视野，让读者更能体会理解“历史为什么会如此展开”的多重动机和动力。

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言：“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问新于旧，这或许就是袁浩写作《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一书的最深刻的理由吧。写史首先是“求真”，更上一层楼是“求解”。综合四年内战的大量史料，以“同情的理解”的视角，本书重现、还原了当时景象，对蒋介石的失败归结为“组织系统的全面溃败”，思想别开一面，观点新颖独特。“组织系统的全面溃败”的结论对中国现实的借鉴又是什么？是反腐倡廉，还是法治建设？抑或是引入互联网思维的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如此等等，答案在每个读者心中。通观全著，此观点历史逻辑的自洽性已经形成，是否需要形成普遍共识倒显得不十分紧要。可以肯定的是，袁浩的著作不会是探索的结束，而是另一个开端启新，会让更多的读者一起去回望、反思和品味那个远未清晰，也更远未过去的20世纪中国革命。

谷明锋

2014年10月28日清晨于广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