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者的形象(纪念版)/新人文论》作者王富仁以新的眼光、新的角度、新的方法，在鲁迅、郭沫若、曹禺等这些广为人们钻研、涉猎并取得一系列不同于前人的新颖见解，第一次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丰富了世界文学。书中的许多文章如《鲁迅：先驱者的形象》《郁达夫：浪漫派？感伤主义？零余者？私小说家？》《徐志摩：性灵身处的妙悟》《蒋光慈：暴风雨的歌者》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独特贡献。

暌违30年，一代学术经典荣耀回归，再现独特精神视野和探索勇气！《先驱者的形象(纪念版)/新人文论》作者王富仁是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以自己学术素养、独立品格及人文关怀，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思想。本书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对于文学创作及新文学研究，有着持续深远的影响，随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一本勇于创新的书

——《先驱者的形象》小引

自我的回顾与检查（代自序）

先驱者的形象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

试论鲁迅对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革新

《呐喊》《彷徨》综论

论《怀旧》

尼采与鲁迅的前期思想

冯雪峰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

郭沫若早期的美学观和西方浪漫主义美学.

《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

开创新局面所需要的“新”

鲁迅研究中的比较研究琐谈

“左联”研究点滴谈

再版后记

现代世界的历史，是由分散、狭隘的民族历史向整体、浑融的世界历史过渡的过程。伴随着这种过程的进展，现代世界文学的历史，也逐渐摆脱了中世纪封建性的、独立自存的狭隘民族文学的硬壳，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着现代的、彼此交融的世界性的文学发展。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和文学时代，任何个人的才能再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地域的、民族的产物，而成为世界性的物质、精神生’产的结晶品。也只有那些彻底摆脱了地域局限和民族局限而在世界性的范围内获取全人类所创造的丰富财富的人们，才有可能把个人的才能提高到现代化的新高度，提高到现代天才的水准。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说明了现代世界历史和现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这种必然趋势。他们指出，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④。同时他们也指出，只有在这种过程中，“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2)。

但是，世界历史、世界文学的形成，却并不意味着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学特征的消灭，而是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在世界范围内汲取营养、获取力量，独立推动和创造本民族历史、本民族文学，并以本民族的独特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世界历史、世界文学的过程。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现代世界上，不仅只有那些不吝于把世界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变为本民族财富的人们，才足以被认为是真正民族的天才，而且也只有那些能够立足于本民族的需要、根据于本民族的特殊历史条件，独立地、创造性地利用世界物质和精神财富，并以鲜明的民族特征出现在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的舞台上的人们，才足以被认为是真正的世界性的天才。

封建中国闭关锁国的狭隘民族的障壁，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坍了，中华民族正式被卷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潮流，封闭的历史成了开放的历史，封闭的文化成了开放的文化，世界文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渗进这块被封建古旧传统板结已久的干涸土地。但这种历史转变，在当时的中国还是被动的、被迫的，非自觉也非自愿的，“东方精神文明”的陈腐观念还淤塞着世界文化向中国输入的主要管道。主动地、积极地、大胆地以主人翁的姿态占有世界文化财富并以此来重新开拓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道路，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它正式标志着中国文化由单纯的、自存的民族文化向浑融的、共存的世界文化的转变，标志着它由中世纪封建性的文化向现代的民族文化的转变。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在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中诞生了。

在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中，为我们在封建文学的丛莽中披草莱、斩荆棘的开拓道路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

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新的“人”的观念的形成

正像所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样，鲁迅首先接受的是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熏陶。私塾教育使少年鲁迅熟悉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典籍，开明的家教使他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知识，对文学的爱好使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与劳动人民的广泛接触使他受到了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的陶冶和浸染。这一切，为鲁迅进一步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他将来的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一切在封建社会形成的文化艺术，包括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在内，都不能不深深打着封建文化的烙印，其中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彼此交织，陈腐的东西与健康的因素相互渗透。仅仅这一些，还不可能生长出具有现代性质的新的文化艺术。

P26-28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杭州举行的小范围座谈会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何等重要意义。许多人把那次座谈会称作“杭州会议”，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专门提到了那次会议。其实它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叫做“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现在看来“创新”这个字眼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着相当实际的理论指向，也即如何突破带有历史主义框架的“工具论”的神道设教。

会议的三位主要策划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时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负责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杭州举办会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浙江的作家和出版单位对文学新思潮开始有了深度介入。当时我们二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评论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本社刚刚出版了青年学子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我们亦将目光投向上海另外两位青年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我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具有颠覆性的话语方式将整个儿地改变文坛面貌。于是，出版一套“新人文论”丛书的构想渐渐浮现在我们脑子里。在八十年代中期，京沪以外的地方出版社能够接触的作者资源还相当有限，正当我们苦于书稿难觅之际，在家门口召开的“杭州会议”不啻送来一个极好的机会。

作为会议合办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另一合办单位是杭州市文联)参会人员，我们全程聆听了会议座谈，有幸见证了那场叙事话语革命的头脑风暴。也许，寻根文学发韧，先锋小说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当日的讨论。毋庸置疑，那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聚会之一。当然对我们来说，一项实际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众多思想敏锐的作家和评论家，使我们构想中的“新人文论”丛书有了明确目标。记得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余人，其中作家有茹志鹃、李陀、郑万隆、阿城、陈建功、韩少功、陈村、李杭育等十几位，而评论家阵容亦颇耀眼，有李子云、徐俊西、周介人、鲁枢元、黄子平、程德培、蔡翔、许子东、陈思和、吴亮、季红真、南帆等人。我们的组稿对象是那几年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后来进入“新人文论”阵容的作者差不多有一半都在那次会上。在“新人文论”之外，我们还趁势组约了作家韩少功的一本文论集。会议空隙中的几番忙碌，使我们这套丛书俨然有了像样的规模。

“新人文论”丛书融合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理论探讨几方面内容，对象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概念之前，我们这套丛书的基本构架已经按照打通现当代的思路来做了(九十年代以前，现代与当代文学尚分属不同学科)，这是我们后来感到颇为得意的一点。其实，并非因为我们亦同样具有与那些研究者相似的学术眼光，而是当时的理论语境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感受到的批评与研究潮流本身就是重新寻找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这项工作具体做起来自有分工，当时我们二人兴趣更多集中在与当代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丛书中侧重现代文学的几种，大多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编辑铁流先生的劳绩。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新人文论”丛书先后出版了以下十七种：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收入丛书)、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李黎《诗与美》、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劫《个性·自我·创造》。本来计划中还有陈思和一种，后来因故搁浅，一直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事情。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我们至今认为，近世以来在中国人撰写的文论著作和批评文章中，此前尚未有过这样的精神视野和理论探索之勇气。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文艺学研究，对于当代创作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也许尚有某些不足，当时作为“新人”的作者大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日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乃至整个研究路径可能有过重大调整，甚至亦难免“悔其少作”的自谦心态。然而，已经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这套丛书，如今仍然以其原初的文学理想昭示着可贵的探索精神。三十年过去了，当日的种种话题有些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有些则布下了日后形成学术歧见的“草蛇灰线”。当文学乃至人文精神式微之后，重读当年“新人”之作，自有“温故而知新”的精神感悟。我们认为，“新人文论”之重要性大抵可归纳为这样三点：

一、首先是理论突破性。丛书作者突破了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禁锢，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文学的主体价值。在努力探寻艺术规律的同时，引入其他人文学科理论因子，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单一话语方式，并将研究目光导向文化／文明范畴。

二、新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群体势必带来一种多元化局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科层化的文艺研究部门的政策性垄断。这些作者将个性化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亦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昭示着体制性文艺学开始走向瓦解。

三、印证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风气。这套丛书有十三种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仅王富仁、赵园、王晓明、李劫四种为作者第二本书)。经历了三十年岁月磨砺，当初的“新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为国内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实，绝非编辑者有多么高明的人才眼光和学术前瞻性，八十年代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崇拜权威与名家，那是人文领域难得的容纳创造性思维的年代。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出版“新人文论”丛书，不仅是一种纪念，亦是为着赓续三十年前的创造——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难道不是仍给我们留着思想的门缝?一九八四，在乔治·奥威尔的书写中是思想禁锢的标识，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某种自由叙事的开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技术原因，这次再版未能联系到初版十七种的全部作者，其中周政保、李黎、李劫三种只能暂付阙如。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原先因故未出的陈思和一种，终于能够得以补入。因而，这次再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是十五种。再版的各书除个别有所增补之外，我们只订正了文字舛误，另外由作者本人加写了一篇再版后记，其他一概按初版原貌刊印。

丛书再版得到十五位作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以使我们的想法再度得以实施，所以在此附记一笔，以申谢悃。其他要感谢的人士很多，不能一一具述。

这是我的第一部论文集，写于我于西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78—1981)和于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1982—1984．)两个人生阶段，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国家正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所以我的这部论文集，虽然只是个人试着写的一些学术论文，但与那时“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也有一些或显或隐的内在联系。

实际上，不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有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其一是“现实层面”，其二是“理想层面”；“现实层面”永远是一个基础的层面，本体的层面：不论一个人有多么高远的理想，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把现在的事情做好，使现在变得更适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论多么狂热的理想家，也不会为了未来的理想而毁掉眼前的现实，为了未来入的崇高而否定掉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理想”只是一面照耀“现实”的镜子，让人看清现实的不足并为改善“现实”开出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这具体到“开放”，实际就是“中国现实”与“异域经验”的关系。“中国现实’，属于“现实层面”，“异域经验”则是异域已有而自己尚无的具有理想性质的因素，不过这种理想更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不纯粹是自己的主观想象，所以也易于被人所理解和接受。但不论怎样，对于我们，“中国现实”都是更关键的因素，开放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是为了中国社会人生的整体改善，而不能只停留在崇拜外国而漠视中国的思想层面上，更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否定中国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在那时，我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思考和研究具体阐发出来的，因为鲁迅始终是主张“改革、开放”的，但在文化上却既不属于“复古派”，也不属于“西化”派。用我的话说来，在文化上，他始终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本体论”者。他关注的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本体的存在与发展，不论他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的国民性采取着何种严厉的批判态度，但都是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都是为了中国社会人生的自身改善。所以我的文化思想，也更接近鲁迅的这种“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也是在这种“中国文化的本体论”的思想基础上理解当时的“改革、开放”的文化方针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为后来的社会思潮所无法代替的优点，即它是一个整体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想运动，而不仅仅体现社会少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只要在那个时候走过来的人都会知道，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动乱，不论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论是中国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不论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实际上都已经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实际都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方式生活下去了。甚至连那些口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在内心都期待着一种新的变化，因为不变连他们自己都是没有出路的。所以，那时的“改革、开放”，带有更强烈的自发性，是在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各个领域同时兴起的，几乎谈不到到底是谁领导了谁。但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时的人各自关心的都是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因为没有这个中国社会的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都无法仅仅为自己找到一个光明的前途。后代人常常批评我们那代人运用的还是“宏观叙事”，实际上，在那时，几乎只有这个“宏观”才是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微观”都离不开这个“宏观”。——整体凝固了，任何一个个体都动不起来。要动，大家得一齐动。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我也从中年期进入了老年期，从“新人”变成了“旧人”。从现在的青年看来，这部论文集中的文章大概已经陈旧不堪了，甚至连那时使用的语言也与现在流行的语言有了很大的差别。那时还是一个读书的时代，现在则已经进入了网络的时代。但是，历史又是有连续性和循环性的。所谓连续性，是说人类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变化的链条，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会永久地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会成为人类或一个民族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实际都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过去的“改革、开放”对现在的“改革、开放”仍然是有借鉴作用的。例如，任何一代人，任何一代青年，都要谋取自身的发展，都要前进，都要向未来、向未知的领域迈出自己的一只脚，而不能将两只脚都站在前人已经给自己垫平的地面上。保守主义不是没有自己的作用，但要是一代知识分子，一代青年都满足于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都以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为荣，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青年就得警惕了，就得认真地环顾一下现实的社会了，就得意识到现实社会已经在一些不可见的领域逐渐腐败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十全停滞的社会所必然发生的现象。与此同时，当一代人，一代青年向未来、向未知的领域已经迈出了自己的一只脚，那末，他的另外一只脚，就必须更有力地踏在现实的地面上。只有在迈出的那只脚已经踏在地面上之后，再抬起自己另外一只脚，再将自己另外一只脚迈向未来、迈向未知。不要设想一个人或一个社会会整个地飞起来，不要设想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传统会在一个历史时期完全失去其对现实人或现实社会的制约作用。历史的发展从来不可能是直线的，跳跃的，从来不会“大跃进”，而是有其自然顺序的，而是在循环中前进，在盘旋中发展的。所谓“循环性”，是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些早已存在的不同领域间循环往复的，新的不是绝对的新，旧的也不是绝对的旧，即使一代代的人，也都要经历从生到死这样一个圆圈式的变化过程，任何一代青年都有青年的特征，任何一代老年也都有老年的特征，新一代人不是绝对的新，老一代人也不是绝对的旧。总有变化，也总有联系。任何一代人都不会成为超人，也不会找到可以包治百病的文化模式或社会模式。一个时代的人，一个时代的青年都以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为荣是值得警惕的，一个时代的人，一个时代的青年都以自己是一个超时代的“超人”，都以为自己能够无往而不胜，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恰恰是一个社会即将面临一场社会大灾难的前兆。总之，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都要前进，都要发展，而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都要准备承担发展的艰难，都要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那代人所曾经经历过的现实人生和文化道路，对于现在的青年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已经老了，已经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但我们也曾年轻过，也曾奋斗过，把我们那个时代的照片拿出来，让青年们看一看，或许不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感谢出版社，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八十年代，为我们这些刚刚进入文坛的无名文卒出版了这套“新人丛书”，又在我们进入耄耋之年的时候，将这套丛书拿来重印。用鲁迅曾经用过的说法来说，这也可以叫做“朝花夕拾”吧?虽然其花叶未必那么美，但重新捡拾起来，心里还是有点激动的。

谢谢!谢谢编者!谢谢读者!

王富仁

2014年5月10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