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每一位关注和热爱中医及传统文化的国人静心必读的赤诚之作；这是一本《思考中医》之后，以史照今、厚积薄发的擎旗之作；这是一本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官方媒体《南方都市报》、国家中医药行业唯一权威大报《中国中医药报》罕有联袂连载的呐喊之作———《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

本书是对近代广东中医风云史的全景式描述，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真实的时间，深度展示了岭南中医在狂澜突进、风雷激荡的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不屈与抗争，并进一步对中医的当代境遇提出思考。

本书是对近代百年中医风云史的全景式描述，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珍贵的照片、尘封的档案和生动的事件，深度刻画了近代中医在狂澜突进、风雷激荡的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不屈与抗争，形象描绘了当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中医一朝遇上西医时风云诡谲的历史烟尘，并由此而进一步对现下的中医境遇与困局提出启迪性思考。全书文图并茂，文字洗练流畅，既具有丰富的史实性，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更有深厚的思想性，角度和立意均为一绝。

2010年本书先后受邀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官方媒体《南方都市报》及国家中医药行业唯一权威大报《中国中医药报》重磅连载，在业内外均引起很大反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其官网上置顶转载，在各大中医网站上的亦引爆点击。

序篇：“古今大变局”的开端，

晚清中西医的汇通与论争

甲午之疫：广州不设防

卫生行政的起步：西医当朝，中医在野

梁启超医疗事件与中医境遇

合群进化：中医社团意识的觉醒

1929：中医反击“废止旧医案”

缺席还是僭席？——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争议

上医医国：中医教育自主转型

“国医”时代（上）：名分攸关的“旧医”与“国医”之争

“国医”时代（中）：科学化路向的傍徨

“国医”时代（下）：关乎“国际体面”的《国医条例》之争

慈善施仁：中医服务的优秀传统

海外坚守：华侨中医的崎岖生存

中医考试：跛足的执业之路

中医医院：中西知识共存的空问

处方鉴定：司法中的中医话语

南国“特区”：陈济棠主政下的广东中医

考验与转机：中医抗战赴国难

在敌后：沦陷区中医的生存和斗争

唇齿相依：广东药业的近代荣衰

争锋：战后中医的参政之途

国民政府要人与中医

求索：如何才是“新中医”

余音：相信未来

梁启超的真实心迹与后续治疗

作为旁观者，人们不妨恭维梁启超的大度。然而，作为一个病者，梁启超的真正心迹如何？又是怎样治疗失误手术后的病情的呢？

梁启超选择协和进行手术，本来是自己选择“科学”的决定。梁启勋曾说：“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人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原所在。因改人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也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痊者，众论纷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曰：‘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既信任之，不必多疑。’”

因此，事后梁启超为协和辩护，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辩护。在发表了那样一份高姿态的文章后，梁启超自然不可能再与协和计较。但是，手术的苦果是要由他自己承担的，他何尝不关心手术如何错误，结果会如何？但协和医院始终含糊其辞。后来，在著名西医伍连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全面了解情况。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里、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手术之后的梁启超，既然症状并未消除，对西医又失却信心，那如何治疗疾病呢？其实，他依靠的就是自己所谓的“中国旧医”。

早在此前，梁启超也曾用中医看病。1918年他曾患病，日本医生田村说是肋膜炎合并肺炎，后来又出现咯血，治疗十多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幸而此时老友唐天如从广东来探视，为其处方中药。梁启超给朋友信件中屡次提到此事说，“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当可出游矣。田村前尚言恐须以药针吸取肋膜中之水，顷乃大讶，其瘥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

唐天如，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同乡，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精通医学，后在香港行医。梁启超与其相交甚深，据说他在做手术前本来也想请唐天如治疗，因唐未暇前来，所以才进协和。结果手术后不但没有“越发健实”，不久尿血症状又复发了。当时因正在北戴河养病，不能去协和医院，且有前车之鉴，于是再电唐天如前来。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处方十味：阿胶、泽泻、当归、白茅根、小茴香、肉桂、苦楝子、焦黄连、浮小麦、黑蒲黄。结果数剂见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启超欣喜地写信给子女说：“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服药前和服药后，便色之变迁，忠忠已大略看见。忠忠在津时，色不过转淡而已，尚未纯复原。再到北戴河那两天，像有点要翻的样子，后来加减一两味药，回津再服，果然服三剂病根全除，前后共服过十剂，现已停药一礼拜了。总之，药一下去，便见功效，由紫红变粉红，变咖啡色，变黄，10剂已完全变白，血腥气味净尽，回复到平常尿味。这几天内经过种种试验，也曾有朋友来接连剧谈5个钟头，又曾往俄国公园散步1点多钟，又曾吃过一短大麦酒，又曾睡眠极少，诸如此类，前此偶犯其一，病较大发，现在完全没有，真算好清楚了。痛快之极！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盖吾病之起，实在你们妈妈病重时，不过从前不注意，没有告你们耳。天如说的病理对不对，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1年半之积病，10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启超做手术1周年之后，回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表明：肾的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虽未完全断根，只要静养，已无大碍。

对西医的宽容与对中医的苛责

围绕梁启超割肾手术前后的争议，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思潮。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正酣，中西医之争也硝烟弥漫。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是革新派，鲁迅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地骗子”这样的话，还曾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梁启超则写过著名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中说：“阴阳五行说为两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对中医理论中的五行学说给予否定。以他们一贯不遗余力提倡新学的立场，支持西学并不意外。

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启超，不肯追究协和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梁启勋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这就是有人说的，西医治不好病，也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病，也不“科学”。

类似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另一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见图11）曾患水肿，西医屡治不效，后来由中医陆仲安治愈。当时报刊报道胡适患的是糖尿病和肾炎，但后来胡适一直否认他的病曾被确诊，用意是不承认中医能治好这两种病。他们刻意讳言与中医的接触，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疾痛获愈不过是私人“小”事，承认中医能治好科学诊断的病却是原则“大”事，只有如此苛刻，才能表明自己的“科学”精神。由此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树立的“科学”霸权何其强势！

其实，梁启超、鲁迅、胡适……都是既有深厚国学根底又具备现代理性精神的学者。从真正的科学精神来说，他们何尝会不知道传统文化有其精华？只是为尽快革故鼎新，破除封建残余，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惜让传统文化受到深重责难。这确实是中国新生之前不得已的阵痛。然而，这样的情势却给了余云岫等反中医者以鼓舞，很快，他们将中西医论战推向了卫生行政中存亡废立的生死斗争。

P36-39

在今天国内的城乡，偶尔可见“国医堂”、“国药店”这样的名称。“国医”指中医，不过后者是法定名称，前者只是一种民间称谓。

其实在近代，曾真实有一个业界乃至部分官方机构通称中医为“国医”的阶段。然而那恰是中医遭遇极大危机，为生存而苦苦抗争的时期。

中国近代百年，狂澜突进、风雷激荡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给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伤害。如果说革命是医治国弱民贫无法避免的虎狼重剂，“打倒孔家店”确实是破除封建、思想启蒙所必须的行动，然而，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仅仅是民生日用的中医，却何以也屡屡成为新文化运动干将们的“靶子”？当时更有余云岫等人以“科学”作为武器，试图用卫生行政之力将“不科学”的中医一举消灭！

科学不能说不是好事，中国人真正感受“科技改变生活”，正是始于近代。但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应该决定一切？对科学的理解，是否只有一种角度？胡适在1923年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序）这种“无上尊严”恰当吗？

对中医而言，谈论它科不科学，这本非理论争辩之事，而应从临床实际推求研究。事实上，中医正是凭借其临床疗效获得民众信仰，才得以在偏执尊奉“科学”的时代里坚强地生存了下来。可是，由于它“不科学”的身份，始终无法取得权力与知识界的认可，它试图借以抗击“旧医”贬称的“国医”尊号也终遭夭殇——民国时期的《国医条例草案》被改名为《中医条例》，从中央到各地的“国医馆”被限制职权无法发挥作用……当然，是否被称为“国医”，对中医而言并不重要。这只不过反映着政府对传统医学在认识与定位上的摇摆。作为一门应用科学，中医赢得尊严的关键在于实际效用。只是为了跟上日渐进步的社会观念，适应日趋规范的行政法制，中医也需要变革，才能避免整体的夭殇。然而变革学术与维护传统如何兼顾，其尺度并不易把握。中医在近代百年跌宕多变的旋律中，跳着时进时退的华尔滋舞步，其间复杂的言论与争执、抗争与博弈的过程，便是本书所着墨的内容。

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初，我们在《南方都市报》的“历史”版以专栏形式连载了20期“近代广东中医沉浮录”，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此次结集出版，稍作增饰，改为今名。之所以称“国医之殇”，其实是以“国医”一名的前后变迁，借以为所描述的从中西医学汇通交流，到西医提出“废止旧医”、中医主张发展“国医”，以及两者最终在国家行政中逐渐定位的历史过程点题。

在内容上，本书部分篇章较多选择以广东为案例。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向来有着特殊地位，它是多次革命的发源地，地方政制大体与中央一致但特定时期又有其独立性。在医学方面，广东也有特殊性，它既是西方医学登陆和发展的初地，又是中医药特别深入群众生活和医药商业特别发达的地方。因而中西医在这里的交汇与撞击，特别能折射时代急流里中医的命运与境遇。中医的抗争风云，是近代文化变革中的重要事件，其实也是思考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实例。因此，本书虽例举广东其实顾及全国，虽言医其实又不止于医。

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迄今，中医与西医并存，仍是我国独特的医疗制度。中医如何与西医结合，仍是社会的热点。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也同样面临与现代社会的适应问题。很多问题往往需要回溯到其产生的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寻求解决方案。因此，理性回顾近代“国医”之殇，对读者思考医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求解中医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路向，或不无启示。

作者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