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沈阳、武汉、上海、北京、南京、广州这六个城市作为观察样本，采访了参与“建国大业”和见证历史变迁的核心成员、行业元老等69名历史当事人，通过他们的叙述，力图真实而生动地重现1949年的那段历史。

本书既是一本历史著作，又是一本新闻著作，其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其学术价值也不仅限于是一篇新闻报道。本书既可供专业读者参考，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与思考。

一九四九，革故鼎新。在此时代的大转折之际，败者何以挣扎，胜者何以收拾残局、废旧图新，一般市井细民又如何安身赢命?作者以大历史、小切口的方法，选取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沈阳等六个一线大城市作为样本，既有千年帝都，也有新兴都会，以做新闻的态度审视历史，采访了六大城市参与建国大业的核心成员、行业元老等六十九名当事人，通过他们的回忆和叙述，娓娓道来那段沧桑巨变、山河岁月，那些面对艰难的智慧与经验尤其值得关注与重温。

序言/1

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l

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32

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52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73

1949年的广州/12l

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174

后记/198

这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巨大变革并非毫无征兆和事先计划。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城市命题已经开始进入领导人的视野。当时有着多年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在发言中，格外强调请代表们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绎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驾驭城市就很困难”。

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结论时说，“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他以自己为例，“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选自120万名党员。这个当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政党，是广大劳动者的领路人，是农村问题专家，是土改运动的发明人。它创造性地重新分配了这个国家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但它的确仍然是“城市”的门外汉。根据地经济本质上仍是自然经济，人们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与工厂、银行、法院，乃至邮电系统、医疗机构打交道。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最熟悉的城市不过是面积3．7万平方公里、“只有几座窑洞”的延安。一年后，当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共产党及其军队就再次从延安退回到了农村。

当1947年战略反攻后势如破竹的军事胜利将一座又一座大城市送交给中国共产党时，领导者们发现，他们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他们在农村工作时那么得心应手。不仅如此，令毛泽东和陈云担心的“打烂机器”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收复井陉、阳泉等重要工业区时，少数部队就随意没收商店，没收敌军官家属的财产，强行令商人捐款。在中央对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高家堡事件”进行全军通报批评和纪律教育后，在石家庄，相似的事情继续出现：一些部队后勤人员闯入工厂，搬运器材、拆卸零件、砸毁厂房，纵容城市贫民哄抢公用物资。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成为对新政权的巨大考验。

1948年3月，陈云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再次提出“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陈云对东北全党指出，从前我们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农村，现在农村有了基础，城市工作的地位就要加强，要抽调力量做城市工作了。首先是掌握工业，加强工业的组织领导力量。要像动员1．2万名干部下乡搞土改那样，来配备和加强搞工业建设的干部。东北局于是决定将东北局与各省、地、县委的“民运部”一律改为“城市工作部”。

比起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第一站石家庄，沈阳的优势在于，市内和近郊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城市框架保存完整。那么，共产党能否在这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呢？

沈阳，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的一个历史转折。对陈云和初步接触城市的干部们来说，沈阳更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实验。如何克服长久以来游击主义的影响和小农意识的惯性？如何将一个已经失去生气的城市重新点燃？事实上沈阳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沈阳刚从区域分割的状态中走出来，商品流通艰难；工厂破败不堪，八大厂(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胶厂、机器厂)不光是整个东北，几乎是全中国的战略命脉，迅速恢复生产力并不只是一纸文件那么简单。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动员工人的同时，也要调动职员积极性和兼顾资本家利益，它需要当权者赋予“劳资关系”新的理解和内容。P2-4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更困难。

国民党垮台的迅速也令共产党失去了更多在时间中磨练和学习的机会。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这不只是管理一块边区或根据地，而是管理一块三倍于西欧大小，有着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

在中国近代陷入分裂以来，共和和统一的声音最为深入人心，但导致分裂的根本原因——中央政治权力和财政权力的式弱并没有得以改观，并且，多年以来，管理一个大国家的经验已经很陌生了。

帝制时代的中国，国家财政规模仅是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政府收入从来没有超过GDP的4％。而清末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暂时解决了中央一次次的“军事危机”，却产生了脱离中央集权财政控制外的经济系统，它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至为深远。事实上，即使清王朝倒台以后，政府所汲取的国民收入份额仍然很小。1916—1928年期间，中国就根本谈不上国家财政系统，北京政权的维持主要靠各种国内外的贷款。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尽管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财政体制的转型，但在1936年可能是国民政府最好的一年，整个政府收入不过只有GDP的8.8％。这也是蒋介石主持南京的中央政府期间试图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未竟的“建国方略”付诸实施却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而1949年新政权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超过15%的前所未有的比例。对刚刚进入城市的共产党而言，这注定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创性试验。

另外，国家基础结构重建上面的挑战同样显而易见。传统中国里的中央政府并不致力于管理一般乡村或城市基层，地方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给了当地宗族、行会，在一个只是由薄薄的一层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后者是中央政权不可缺少的补充——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正是府州县官与这种地方民间力量的巧妙平衡。而当中央政府衰败后，这样维系长达数个世纪的平衡显然被破坏了。中央已经失去了控制和限制这种地方组织的能力，随着组织变得强大，组织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权力不可避免地集中于靠军事话语权发言的军阀手中。辛亥革命的领袖没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更不用说真正控制这个国家。在一个短暂的国家试验中，国民党统一了中央政权，扩展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并诉之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情感，在温和的军事成功后，他们试图发动广泛的改革，但正是由于缺乏独立的金融和完整的国家地方基层的支持，国民党实际上受惠于权贵资本和军阀。尽管1949年以前共产党多年在农村的工作让这个即将上台的新执政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建立基层政权的经验，但这套系统能否成功引入城市，革命的热情能否转化为严格有序的组织，并创建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秩序，至少在1949年初，仍是一个未知数。

本书选取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因此在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上一定有很多尚待进一步商榷之处。

我无法将本书定义为一本历史著作还是一本新闻著作，它采访了多达69名历史当事人，他们中一部分是参与“建国大业”的核心成员，一部分是见证历史变迁的行业元老，他们大多早就年过古稀，回忆往事是留予后人的财富，对他们自己而言却是极为辛苦的经历。我要特别感谢这些老人，并致以最衷心的敬意。我想，本书正是用新闻的方法论来观察历史，发现历史，为历史现有的叙述拾缺补全。

我秉持了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我们重述历史，是去寻找历史中的“五个W”，对历史当事人进行新闻采访，而放弃对既有史料的依赖，摆脱对于过去一套历史系统的话语体系和发现体系的依赖。本书的成形得益于一系列截稿时间压力下的采访和写作，得益于我供职的《三联生活周刊》，也得益于这本杂志从三年前抗战系列报道就摸索和积攒的历史再述和解释经验，某种意义上，它是《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成员正在进行的各种新闻操作和方法论探索的成果之一。如果没有一个思路开放、智力卓越的媒体，如果没有一群热爱这份职业的同仁们，这本书是断然不会面世的。

这本书源起于我所供职的杂志。《三联生活周刊》从2004年抗战纪念系列专题获得成功后，一直在摸索着一个新的专题品种和报道类型。抗战60周年专题的成功，给了这本杂志几个重要的启示，一是尽管阅读越来越受到大众趣味的冲击，但严肃读者对于历史信息消费的兴趣实际上有增无减，关键在于，传播者能否提供对于历史信息新的解释和更为宽阔的思考——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整理和再述，如果说易中天和“明朝那些事儿”的大热证明了这个领域的市场价值，那么作为三联生活周刊应该有责任也有义务，为那些更高端的读者提供更为厚重的历史文本。

另一个启示，是杂志如何在新闻的淡季提供优质的新闻产品，这关系到作为一本连续出版的周刊在内容和品质上的持续性。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周刊应该保持出色的节奏，它必须在追逐热点新闻，和提供知识性消费这二者之间切换有序，抗战系列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如果每年三联生活周刊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母题，它将形成一个持续性的生产主题，让没有足够令人兴奋的新闻选题的周期里，记者能够投入到另一种形态的新闻产品的生产中去。

基于这两个思考，《三联生活周刊》从2005年开始，每年开始策划一个完整的跨年度专题，除了历史这个母题之外，我们还把触角深入到地理、国家产业升级等领域，推出了“发现西藏”等系列，直到今年以建国60周年为背景，又一次重回历史题材。有幸的是，我几乎全部参与了这些跨年专题的操作和采访。

有必要再次感谢一下这四年来相关专题的策划、采访和写作的经历，这对我职业和职业之外的能力锻炼都大有裨益。过去我曾常常对自己的职业多有抱怨，中国大多数媒体仍然是压榨式地使用记者，在普遍的“计件”工作下，供养式的方式对现实来说是极为奢侈的，这大大压迫了一个优秀记者的成长空间。几年前，美国《国家地理》传奇人物汤姆·阿伯克龙去世时，我曾感叹说，“阿伯克龙在这本杂志任职38年中总共才写了43篇稿件，这差不多只是我在三联一年所要上交任务量。”而这种专题式的采访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改变传统工作方式的可能性，它使得我能够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里去关注一个话题，深入寻找细节，并有足够地空间来思考我拿到手的材料——它直接促成了这本新闻性历史著作的产生。

当然，缺憾也是明显的。和所有的新闻作品一样，这本书受到时间限制的缺点非常突出：驾驭宏大叙事和追求历史细节的平衡原本就需要功力，更不用说，我在每一个城市实际停留和采访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两周，这显然是不够的，时隔60年去再现解放和进城的历史时刻，这需要见微知著的观察，而往往我对城市认识的开始，正是在离开之时。

另一方面，这本书本身也体现了“周刊式专题写作”的特点和局限。在写作沈阳时，我事实上对研究这个专题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论还不甚了了，因此沈阳和南京两个城市，仍然可以看出我偏重依赖史料的痕迹；到写作武汉时，我脱离既有史料，寻求历史当事人访谈的追求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而在上海、广州和北平三篇里，应该说，我在严格依赖一手采访的研究方法上已经很鲜明，在如何使用和调度浩翰的历史素材上也显得顺手得多了。这种断裂性也许对一本书的统一和连续是有破坏的，但它体现了一名研究者在面对一个研究对象时完整的思考过程，保留了思维的现场。我想，和这本充满实验性的著作一样，这也是本书实验性写作的一个特点所在。

为了这个选题，我和我的主编朱伟、副主编李鸿谷曾多次深入交流和讨论，我的同事王恺也提供了大量的一手采访素材，这本书的编辑杨志友先生从今年年初就写信和我讨论这本书成形的可能性了，对此我十分感激。也感谢三联优秀的摄影团队为年过古稀的当事人拍摄珍贵的近照，和图片总监商园搜寻难得一见的历史照片珍藏。当然，和我的所有作品一样，它们的背后都有陈晓的帮助，她是我的妻子兼同行。这本书还送给我的父母和刚刚一岁的儿子。

“进城”也是共和国秩序的初建期。这个国家在后来六十年里所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商业变革，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强势成长，都可以追根溯源到1949年那个历史时刻。朱文轶和《进城：1949》所作出的努力正在于精细地展示了这个历史的断面。

——李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张志勇

一名出色的记者写作的一本经得起推敲的历史著作。

——新浪全球副总裁 陈彤

用新闻的方法重述历史，《进城：1949》是一个大胆而迷人的实验。此时的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既成事实，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通过历史当事人与探访着进行对话。

——网易副总裁 李甬

我们每进人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次进城赶考，进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妥协和判断力。朱文轶为我们还原了这一切。

——完美时空互动娱乐有限公司总裁 竺琦

朱文轶采访当事人所再现的人物面貌和现场细节，提供了读史的新鲜体验。

——《读书》杂志前主编 潘振平

进城是中国时代的一个新起点，这本书开辟了记述新中国史的“新闻范式”。

——《凤凰周刊》执行主编 师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