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欢腾，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这个81岁老翁不由得回忆起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紧接着参加出版会议以及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情景。这次会议是我国书业界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的全国性出版会议。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尚未成立，所以称“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它为开创新中国出版事业制定了方针、政策和统一办法，在我国当代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解放区茁壮成长的出版发行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革命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文化中心。延安的解放日报社、解放社、新华书店总店、华北书店、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大众读物社等出版机构以及《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等杂志社出版的大批书报刊，不仅发行到各个解放区，还通过多种途径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沦陷区。到1940年，全国解放区已拥有1亿人口。当年12月，为了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强调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为贯彻落实这个指示精神，各解放区的中共中央局或分局、区党委以及部分地委，分别建立起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出版发行机构——新华书店，并在所属各县委建立了支店。

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各个解放区，一般都处于山区、农村，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新华书店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办出版、搞发行，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巨大牺牲。仅华北新华书店在一次反“扫荡”战争中就牺牲了27位同志。但是，革命的出版发行工作者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硬是在文化落后的山区、农村，出版发行了大批通俗读物、课本和期刊，从而把新华书店发展壮大起来。仅以冀中新华书店为例，到1945年已建成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出版发行机构，员工近500人。承担三个市四十四个县的图书、课本供应任务。

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的新华书店派出小分队，随军前进，每解放一座城市立即建起新华书店的分支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已有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等大行政区新华书店5处，省、市分店108处，支店589处，印刷厂29处，东北造纸厂1处，共有员工8132人。此外，还有与新华书店并肩战斗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3处，共有员工356人。这两支革命的出版发行队伍构成建国初期出版发行事业的骨干力量。

周恩来副主席关于统一党的出版工作的指示

随着各个解放区连成一片，1948年8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出版工作的全国性的统一领导机构。1948年1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重新为新华书店题写了店招，准备新中国成立后在北平重新建立新华书店总店时用。1949年1月，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陆续派出出版组的祝志澄(原延安中央印刷厂厂长)、华应申(原华东新华书店副总经理)等十几位同志参加北平的接管工作。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东北新华书店小分队随第四野战军、华北新华书店小分队随华北兵团同时进入北平，分别建立起王府井新华书店和西单新华书店。5月，合并组建成新华书店北平分店。此前，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已全建制进驻北平。

2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平成立出版委员会，指定黄洛峰(原三联书店管委会主席)为主任委员，祝志澄、华应申等7人为委员。出版委员会是中宣部主管出版工作的职能机构，同时又是编辑出版机构。出版重要著作用解放社名义，出版一般图书、、课本、期刊用新华书店名义。

3月初，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洛峰到石家庄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出版委员会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首先将华北新华书店的编辑部、出版部划归出版委员会建制，并统一领导平津和华北地区的党的出版事业。该会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中共中央宣传部于8月6日发出《关于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召开本会的目的，在于总结出版发行工作的经验，了解过去及当前的工作情况，决定今后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工作的方针和统一办法。”8月9日，又发出有关出版发行的调查表格13种。9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华社北平18日电，新华书店为加强出版工作，聘请胡愈之任总编辑，叶圣陶任副总编辑。”

会议原定于1949年9月26日召开，外地代表均在26日前到达北平。当年，我是新华书店哈尔滨分店(又称松江省分店)经理，有幸接到参加此次会议的通知，随同东北新华书店总经理李文等同志于25日到达北平。由于中宣部和出版委员会的多位领导同志正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临时决定，9月26日至10月2日，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改开预备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9月26日的预备会上说：“这次会议是决定今后出版工作的‘共同纲领’……它是出版事业会议，是中国出版总署的全国干部会议，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所以采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名称。”

我们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也是我此生难以忘怀、最为幸福的节日。在中宣部的关怀和安排下，我们出版会议的全体代表非常荣幸地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典礼的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还没有观礼台。我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西侧，面向插满红旗、站满30万欢庆群众的天安门广场。

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是在当日下午3时举行的。我们亲耳聆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偌大的天安门广场立即沸腾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有如排山倒海之势。我们激动地注视着新中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同时，五十四门礼炮齐鸣，连续发出二十八声巨响。这响彻云霄的礼炮声震惊了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从此站起来了！这象征胜利的礼炮声，使我这个年轻的出版工作者无比振奋，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接着，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总司令下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领土。在嘹亮的军乐声中，阅兵式开始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的各兵种代表部队迈着豪迈的步伐整齐地走过主席台，接受总司令检阅。霎时，我国年轻的空军飞机编成队形，接受检阅，陆续从天安门上空飞过。我们翘首仰望，惊喜若狂。

庄严、隆重、盛大的开国大典，在万众欢呼声中胜利闭幕，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首都北京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就是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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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行各业都隆重举办了各种纪念和主题活动。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推动下，出版界推出了一系列重点出版项目，对新中国出版文化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对书业60年的辉煌成就作了精彩的展示。现在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编的三本书：《名著的故事》、《编辑的故事》、《书店的故事》也将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名著的故事》、《编辑的故事》、《书店的故事》这三本书构成了《出版文化丛书》的“出版60年”系列。该系列出版项目从今年4月份开始启动，到现在正式付梓印刷，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作为丛书的策划、组织方，我们自始至终处于冲动和感动的情感状态里。冲动源自对出版业的责任意识和对历史的使命感。在国民经济的宏观格局中，出版业所占的比重并不突出，但其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知识含量和文化建设意义却极其醒目，其对整个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贡献不同凡响；对每一位国民来说，出版业也与个人的成长和生活息息相关，在现代中国，出版和阅读，不仅是人们获取知识、增长才能的重要渠道，而且是许多人青春的记忆和心灵的底色。在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有一种强烈而迫切的愿望，那就是精心梳理出版业的发展轨迹，充分展示书业的丰硕成果和出版人的精神风貌，进而反映国家和民族的变革与进步，凸显国民的心路历程。《出版文化丛书》“出版60年”系列图书的编辑出版，正是这种愿望的自然流露。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书业同仁的有力支持和诸多帮助，让我们心中时时充满感动。许多业内人士对我们的倡议积极响应，为我们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并热心推荐适宜的作者和稿件。另有许多业内同仁抽出宝贵时间，特意给我们这套书撰写文章，将他们的职业经验和私家体会娓娓道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他们之中有屠岸、沈昌文、郑士德、方厚枢这样的出版界前辈，有聂震宁、李朋义、王建辉、陈昕等书业领军人物，还有唐浩明、俞晓群、王瑞琴这些业界精英。许多书店的经理人员也对我们的出版项目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给与我们真挚的帮助，他们平日忙于经营业务，难得有舞文弄墨的闲暇和精力，但出于对书业的浪漫热情，出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庄严使命感，他们纷纷欣然命笔，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篇富有鲜明特色的文字。给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同业单位不计报酬，慷慨相助，允许我们从其出版物中选用篇章，使我们组编的书稿内容更加丰富，品质明显提升。对所有给与我们无私帮助的个人和单位，在此真诚致谢。

我们深深地知道，是对出版事业的共同热爱和美好期待使得大家如此青睐“出版60年”系列丛书。面对大家的信任和关注，作为编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和品质，以不辜负业界的重托和希望，我们组织了精干的工作班子，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领导主持确定整体框架，直接指导整个项目的运作；由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和科研处制定编选原则，提出编写方案。具体的组织、联络和编辑出版工作由中国书籍出版社负责实施，王平、侯仰军、游翔、武斌、毕磊、庞元担纲组稿、编辑工作，为丛书的制作出版付出了很多精力，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们不仅参与了丛书框架的设计，多方联系作者，组织稿件，而且分别担任三本书的责任编辑，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编辑加工。由于原稿出自多人之手，文字水平参差不齐，语言风格差异较大，体例上更是多有不统一之处，编辑加工难度较大，但他们不畏艰难，尽心竭力，顺利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任务。可以说，“出版60年”系列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问世，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智慧投入。现在丛书即将出版，我们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但我们知道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所以内心有收获的期待和喜悦。

相比于60年间出版界实际发生的故事，“出版60年”系列这三本书自然是挂一漏万的。我们所讲述的不是宏大的历史，而只是一些片段和零碎，但露珠可以映照天空，百余则精彩的故事，或可折射出版60年的大致面貌。这是让我们颇感欣慰的地方。出版文化事业不会停顿，它正在发展，在延续，出版业界的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还得努力。希望在出版70年、80年乃至100年的时候，我们能继续得到出版界、发行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动员更多的资源和力量，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更加激昂的情怀，给广大读者讲述更为精彩的书业界的故事。

编者

2009年10月

上编 开创·探索·坚守

 开创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里程碑——记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

 胜利进军中建立的京津宁沪新华书店

 创建时期的广西新华书店

 东北总分店建国初期的四项业务改革

 回忆北京市新华书店筹建过程

 回忆创建初期的贵州省新华书店

 熟悉书是最主要的基本功

 忆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书店

 发行事业史上的早产儿——公社书店

 在“鸡鸣三省”卖书的岁月

 在莽莽林海留下的印记——记第一次下基层书店搞调研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华书店工作纪事

中编 改革·创新·繁荥

 以发行见证改革——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新华书店总店

 走进“共和国第一店”

 中关村图书大厦：股份制新华书店谱新章

 丰碑和浮雕

 在深圳亲历的“全国第一”

 刘强和山东新华的“非常道”

 创品牌特色扬新华风帆

 一位老员工记忆中的四川新华

 足迹

 小小书屋夯实京郊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阅读基础——北京市“读书益民”工程的回顾与展望

 春风已度玉门关——甘肃省农家书屋发展综述

下编 开拓·品味·梦想

 长安街边的古朴书屋——北京三味书屋探察

 席殊书屋

 书香漫处显风云——记“风入松”风雨十二载

 解读万圣

 文化与商业的书店交响曲——从“国林风”到“第三极”

 西西弗的一段故事

 大众书局

 专业书店龙之媒

 光合作用：从书房到造氧空间

 当当网纪事

 数度转身卓越亚马逊求变

 古旧书堆里的新鲜事——记“孔夫子旧书网”的成长

后记

出版与文化有着天然的渊源，文化是出版的内容，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一方面，出版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作为记载、传播、交流、延续文化成果的主要载体，出版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任，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然而，出版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非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前，伴随着出版物市场繁荣所出现的出版物内容的浮浅、低俗，文化垃圾充斥，出版物流通的虚假推介，严肃学术作品的戏说，文化领域的过度炒作等现象，都是缺乏文化品味的表现，是与文化出版的价值体系相悖的。在这种情况下，倡导“出版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出版文化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谱系的重任。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必须具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具有独立的意识。而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基础，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延续中华文化几千年不断的重要一环，出版文化深刻地涉及中华民族文明运行的方向、方式和气象，赋予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姿态和风采，它左右着人心，凝聚着情感，孕育着精神，教化着后代，把它视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出版业是文化的基础产业和主要传播行业，在文化建设中担当着重要的责任。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更新，出版从产生之日起便是文化的基本载体。担负着传播新知的历史重任。作为一个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国家，我国出版业的文化积累和传播历来富有重要的文化使命和价值追求。一部中国出版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从文字使用、甲骨钟鼎到活字印刷、网络出版，不断记录、反映了思想文化和科技创新成果的文明历史。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其传承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出版物传播得以实现。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知识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作为知识形态的文化也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文化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文化创新的沃土。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出版文化肩负着引领出版业方向的重任。一个行业在它全面振兴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文化理念有一个系统的而不是片面的、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认识，以建立自己繁荣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和文化动力。作为文化的基础产业，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尤其需要充分地清理出其千头万绪中的历史根源、文化脉络、智慧精髓和精神实质，才能辨析精微地把握“出版系统”的发生学、本体论、结构学和发展动力学。这就是出版文化“认识本我”的工程。因此，全面系统地梳理出版文化与出版理念的源与流，作为出版行业当下的必修课题，是非常适时的。

文化追求是出版业恒久的推动力。倡导“出版文化”研究，目的在于审视出版业的文化价值，提升出版业的文化品位。党的十七大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出发，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等部署。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客观上要求文化有一个超常规跨越式的大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出版文化历来是文化建设的基础部分。在当今时代，出版文化作为核心文化，不但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也记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进步的运动轨迹。只有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生产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人们对于和谐文化的新期待。这是当代出版业的文化价值标准。为了保证出版文化价值的实现，当前的迫切需要，是构建新的出版文化的评价体系。这对于当代的出版工作者，也许是一种挑战。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挑战，是因为出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生产，内容创意、思想观念、民族原创力、文化价值、社会效益，均需在出版运营中得到充分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与发展中统筹兼顾，继承出版文化的优良传统，改革出版业的生产流通方式，把文化积累与服务大众结合起来。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根本途径，而积极引导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大力推进出版“走出去”、增强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新课题，尤其需要一大批既有较高政治觉悟、文化品质，又潜心研究市场规律、熟谙经营之道的复合型人才去研究解决。出版产业化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管理机制与运行机制，提供一个适时适度的制度平台。从这个意义上看，出版文化不只是编辑、策划层面的文本积累、传播的文化，更是一套制度文化、管理文化、企业文化。因此，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出版文化丛书》尝试跳出具体的出版实务，从社会政治、历史、思想、经济各个层面来思考出版的内在价值，从“出版文化”层面来探寻出版的发展规律，我认为其立意是高远的，对于出版文化建设以及出版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欣然应允为之作序。

我曾经说过，出版是个“有论无学”和“有学无论”的学科，需要人们去创立。从出版历史、出版实践、出版机构、出版家个人等方面莱思考出版文化，是该丛书的基本定位。鉴于国内出版文化研究的相对分散，该丛书陆续推出5个系列，即出版文化学术系列、出版文化人物系列、出版文化文集系列、出版物文化系列、出版企业文化系列等，计有图书30余种，拟用5年时间陆续推出。其中，既有总论性、概貌性、结构性的学术系列专著，也有出版界人物和机构主题的系列专著；既有宏观的、历史的全面考察，也有个案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各系列均着眼于反映出版文化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建构出版文化学学科体系，其学术价值是值得期待的。

《周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又言：“其德刚健而文明。”文明而要刚健，必须有原创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的总纲目和总体精神经过充分深入的原创性研究之后，浮现出来的原理、原则、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只有通过教育体制、传播体制，才能化为全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文化价值取向，成为举世同享的精神成果。对此，出版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是非常重大的。我希望借《出版文化丛书》这样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命题，把古今出版业蓬勃向上的态势放在文化的坐标上考察，反思出版职业的价值，提升文化创新的能力，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创造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出版业的新辉煌。

柳斌杰

2008年8月22日

(作者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

作为联系图书和读者之间的通道，作为整个出版产业链条的最后一环，书店承担着实现图书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重要使命，《书店的故事》一书，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立体地呈现出新中国成立至今书业发展的脉络，勾画出60年来我国图书销售领域的风云变幻。这里有新华书店从战火纷飞中走来的壮烈和慨然，也有普通店员在鸡鸣三省之地售书的勤勉和专心，还记录了“公社书店”的盲目实验和沉重教训。而新时期以来新华书店的改革和探索，民营书业的兴起和生机盎然，都在书中有具体、生动的反映。

《书店的故事》俨然是一部新中国图书发行简史，它从不同角度立体地呈现出新中国成立至今书业发展的脉络，勾画出60年来我国图书销售领域的风云变幻。这里有新华书店从战火纷飞中走来的壮烈和慨然，也有普通店员在鸡鸣三省之地卖书的勤勉和专心，还记录了“公社书店”的盲目实验和沉重教训。而改革开放以来新华书店的改革和探索，民营书业的兴起和生机盎然，都在书中有具体、生动的反映。正是在这本书里，我们读到了风入松书店创始人王炜的感悟：“开书店，首先是一种文化行为，其次才是一种商业行为。”我们理解了三味书屋在长安街边坚守的艰辛和意义。至于“孔夫子旧书网”、当当网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图书销售模式和人们阅读方式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巨大变化，为我们展示了图书销售业态未来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