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迄今为止，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也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亲自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

该书值得大家一看。全书深入浅出，从鲁迅的经历、性格入手，分析精辟。虽是李长之的早期作品，但有清新之气。

这是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朋子，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却赫赫有名的传世之作。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是惟一经过鲁迅披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也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与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一样，《鲁迅批判》也经过了艰辛屈辱。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岁月，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查封；新中国成立伊始，它被人深文周纳地暗示为“某一时间，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的观点。

鲁迅批判

三版题记

序

 壹 导言：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

 贰 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

 叁 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

Ⅰ 鲁迅创作之～般的考察及鲁迅创作中之最完整的艺术

Ⅱ 《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

Ⅲ 鲁迅作品中的抒情成分

Ⅳ 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

 肆 鲁迅之杂感文

 伍 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陆 后记

鲁迅评论

 《阿Q正传》之新评价

 《三闲集》——鲁迅最近的杂感散文集

 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两地书》

 鲁迅《伪自由书》

 鲁迅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鲁迅批评之五

 《热风》以前之鲁迅——鲁迅批评之七

 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鲁迅批评之十

 杂谈批评

 哀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杂文一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鲁迅对文艺批评的期待

 鲁迅美学思想初探

 文学史家的鲁迅

 鲁迅和嵇康

三

一九一八年的四月，鲁迅创作了《狂人日记》，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号出版的四卷五期的《新青年》上，是鲁迅生活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他之作白话文字，自此始，他之用“鲁迅”作笔名，也自此始。仿佛源泉开了闸，此后乃是他一发而不可遏的创作时代了。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猛勇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上开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这重要不止在鲁迅，而且在中国！

开始怂恿他写文章的是钱玄同，这在他的《自叙传略》里已经提明。但在《呐喊》的序上，却标为金心异，据玉狼的《鲁迅的(呐喊>》一文(载一九二四年十月《时事新报》的《学灯》)，则是袭用了林琴南的《蠡叟丛谈》的，大概这时他还不愿意以自己的真名和朋友的真名为世所知吧。

《新青年》的创办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号出版了第一卷第一期。到鲁迅为他们写文章，已是四年了。《新青年》的编辑者是陈独秀，我们知道，是那时一位锐不可当的急进思想家，他之办《新青年》，表示着他最大的热诚和责任心。所以鲁迅说“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南腔北调集》，页一一一)。

如鲁迅自己所说，他之开始写小说，是抱着一种“启蒙主义”，以为必需“为人生”。然而我们看他写出来的东西，却仍是抒情的成分很大，似乎是当时由于他的寂寞之感作用他吧，使他没堕入浅薄的说教的典型里。

他不只写小说，还写诗，在发表《狂人日记》的同期《新青年》里就有他的三首新诗，这是《梦》、《爱之神》和《桃花》。以后又作了些，却终于不多。

也是一九一八年开始，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些讽刺的短评，也就是我们现在予一个统一的名称的杂感。现在是十余册了，超过了他写的其他任何体裁的文章的数量。这开首写的那些杂感，就收入在大家所熟悉的《热风》里。

一九一八年的次一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一年。那情景，在鲁迅一九二五年所作的《热风》的题记里，还有一点小小的痕迹：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

由投机家的仿拟，可见当时的声势是很大的。从这小小的记载里，还可以令人想象当时示威运动的情况的仿佛。

鲁迅的杂感，一如这时其他学者的言论，是这个运动的助成者。

示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实际上也并没因此制止了敌人。然而，在文化上的意义，却是重大的。一种对于旧制度旧文明的弃绝之念是成熟了，同时一种空洞的新文化的向往的热狂燃烧起来。鲁迅，就是这一时期里一个最煊赫的代表者。

他在杂感里，向旧的攻击；他在小说里，也向旧的攻击。《狂人日记》，可说是向封建文化声讨的一个最有力量的檄文。同时，他夹杂了自己的寂寞的情感，便专作一些旧社会的暴露的文章了，这就是他收在《呐喊》里的大部分的小说。《呐喊》包括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短篇小说，是印行于一九二三年，同年他印行了俄国爱罗先珂作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的译本，以及《中国小说史略》的上卷，这一年的前一年，则印述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曲《一个青年的梦》的翻译和《爱罗先珂童话集》的译本。一九二一年，他出版了翻译的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据他自己订的译著书目看，似乎是他出版的第一部书(见《三闲集》，页一九五)。出版《呐喊》之后，一九二四年，他印行了日本厨川白村作的论文《苦闷的象征》的译本，以及《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包括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的杂感集《热风》，则出版于一九二五年？这结束了他精神进展的第二个阶段。

四

他精神进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始于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女师大的风潮，而终于一九二六年的八月二十六日他的离开北京。

这时南北的空气已经很不同，在一九二四年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议决容共了，思想是那么新，北方却入了段祺瑞的“临时执政，’的手掌。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广东就成立了国民政府。这一年的大事件，是上海的“五卅”惨案。不过我们很看得出来，似乎这些变动还没到能够使北方的民众特别兴奋的地步，反映在鲁迅的杂感中的，也就似乎淡淡的，远不如“三一八”给他的感印之大和深切。

这时触动他的，却是女师大的学潮，即由于校长杨荫榆而起的事件。据《两地书》里三月二十六日景宋给鲁迅的信，说：“到开学以后，目睹拥杨的和杨本身的行径，实在不得不教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页一六)，在四月十日景宋再给鲁迅的信，又说：“风潮闹了数月”(页二八)，可见这一年之开始，学潮就已经发生了。鲁迅之出来说话，就收在《华盖集》里的杂感看，最早的乃是五月二十一日写的《碰壁之后》。由女师大学潮而牵涉到陈西滢身上了，自此，他便费了不少的精力，用以攻击“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

这时，他在教育部的佥事，为章士钊革了职。他便只剩下作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的国文系讲师的事情了。这一年的三月，他开始与景宋通信。景宋，名许广平，是女师大跟鲁迅上课的一个学生，从通信集看，是一个像男性的女子，她自己说是“刚率十二万分的人”(《两地书》，页四)，“无日不被人斥为骄傲与玩世不恭”(页九)，“生来倔强，难与人同”(页十二)，并且，“加以先人禀性豪直”，所以她“亦不免粗犷”(页十九)，这样的女性与鲁迅来往，倒是再适合也没有的。他们同是反抗性很强的人，也同样关心社会的事物，柔弱和缠绵，是彼此所无的。他们也似乎都不醉心于纤巧的美。景宋是广东人，口才、笔力和作事的本领，可说都有些，是鲁迅的一个好助手。

北京的出版界在此际也十分兴旺。刊物已有《猛进》、《现代评论》和《语丝》，但鲁迅当时对这些刊物的批评并不好：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然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

——《两地书》，页二一

所以，他不久就主编《莽原》，为的是“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不过“来说话的竞很少”。在报纸方面，有《晨报》副刊，有《京报》副刊，都是大家发表言论之地。《京报》副刊第一号，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第三号(十二月七日)便开始有了鲁迅的译文，即是《出了象牙之塔》的片断。《京报》副刊的编辑者是孙伏园，原先他是编《晨报》副刊的，后来被现代评论派的人挤掉了，《晨报》副刊的编者就换了徐志摩，《语丝》的创立即是对《晨报》副刊而起的。这时的对立越发明显了：一方面有《语丝》和《京报》副刊，一方面却是《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北新书局和未名社，也先后成立了。所以这时北京的出版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升腾活跃的时代。这都给鲁迅以方便，使鲁迅放送了他那些对于“人情世故”的攻击。

像在杂感方面，鲁迅此际的对象更具体些，更切近些，也就是《华盖集》题记里所谓“偏遇到”的“几件小事情”了，他在创作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更取材于现实的资料了，这是我们试一比较《呐喊》和《彷徨》的题目就可以十分了然的。在《呐喊》里，几乎只有《端午节》是写的都市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在《彷徨》里却就差不多除了《祝福》、《长明灯》、《离婚》之外，全都是都市生活的记录了。而且，现实生活的压迫之苦，也特别出现于他的笔端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被现实生活打击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页四二)了，《幸福的家庭》里的主人公也为经济压迫而文章的构思被破坏了(页六五)，《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则是明显地被记着生计十分不堪，“窘相时时显露”(页一六○)，《伤逝》的涓生就直然说“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痛苦”(页一九六)，这都不像《呐喊》里那些创作只是回忆之海里的渣滓，仿佛与现实可以无关的了。以艺术论，他这些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大抵没有写回忆中的农村的成功，不过他的取材之由远及近的趋向，却是显然的。这乃是他精神进展上的第三个阶段里的特色。

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事件，警醒了鲁迅对于私人的攻击，他渐渐放弃了这种较小的目标，他的情感强烈地惹动起来，他觉得更可痛恨的是另有所在了。他已没有作从容、幽默的杂感的余地，却只是“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页八八)！寥寥的几个字，多末浓烈的标语！这样，他结束了第三个阶段的精神进展了，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了可诅咒的北京。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一八”之后，张吴合作，段祺瑞下野，而蒋介石先生在广东誓师北伐。鲁迅此际所印行的书籍，是在《彷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之外，还有附录的《小说旧闻钞》，以及选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

P16-20

长之先生一生写过许多论文和专著，但从未有作品如他对鲁迅的批评那样震撼过批评界，以至毁誉交加，影响到他的生活际遇。《鲁迅批判》曾使得未满25岁的他在文坛上一举奠定了批评家的地位，同时也给他日后带来了终身的麻烦、屈辱和灾难！日本侵华不久，日本人的禁书目录上就赫然列有此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光明日报》上刊载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后不久，李蕤的打棍子的文章也随即见报一一其实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文艺批判”的开始，只是浅尝辄止罢了。“文革”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工宣队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粉碎“四人帮”不久，一家出版社找到长之先生，表示愿意重出《鲁迅批判》，但前提是把《鲁迅批判》改为《鲁迅分析》。长之先生拒绝了，他不无苍凉地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一、鲁迅研究的发轫与前奏

长之先生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鲁迅批判》之前，即1935年之前是第一个阶段。

1929年2月14日，长之先生写《读鲁迅在广东》，谈鲁迅对青年的鞭策；1931年6月23日，写《〈阿Q正传〉之新评价》，认为鲁迅的贡献是抓住了中国国民的本质；1932年9月29日，写《评〈三闲集)》、《评〈二心集〉》，强调鲁迅的技巧是属于抒情一类；1933年5月4日作《评〈两地书〉》，推断鲁迅之铸造于传统和环境的个性；10月26日作《评〈伪自由书〉》，“论述不只是鲁迅，乃至所有杂感文的作者的贡献的得失”(《鲁迅批判》后记)。这一组论文是长之先生对鲁迅研究的发轫之作，涌动着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的青年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其中虽不乏思想的闪光，像《〈阿Q正传〉之新评价》，指出“《阿Q正传》的真正价值，但与其说是在它的文学技巧一方面，则远不如说在它的内容。它是一个忠实的我国国民性的写照”；他在评述《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两地书》时说：“我个人以为鲁迅在文学上顶不可及的，是他的抒情散文”，等等。但终嫌零碎、分散，是杂感式的，甚至带有青年所特有的幼稚和成长阶段的伤感目光。像他在评《三闲集》时就特别强调他在鲁迅的杂文中“更爱鲁迅抒情的笔调，特别是写寂寞之感”，然后便大段引用鲁迅的《三闲集》中《怎么写》的“微妙的思绪”，其实那是年轻的长之先生从自己的心态去欣赏和理解鲁迅的。那时长之先生尽管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但只能称是业余，因为直到1933年的春天，他仍在清华的生物系攻读生物专业，《〈阿Q正传〉之新评价》还是在清华生物馆无脊椎动物实验室草就的呢。因此，这一时期长之先生对鲁迅的批评，可看作是后来他写《鲁迅批判》的准备和序曲而已。

二、青年批评家心中真实的鲁迅——《鲁迅批判》

《鲁迅批判》草创时的一系列论文的发表及其出版是长之先生对鲁迅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长之先生正式开始其文学批评生涯。从1933年秋天开始，他先后在《现代》上发表《我对于文学批评的要求和主张》、《论中国目前批评界的浅妄》、《批评家为什么要批评》。这些文章不啻是长之先生进入文学批评界的宣言。如果说长之先生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喜欢德文、喜欢歌德的话，那么，在他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后，受杨丙辰教授影响，则进一步接触了康德哲学，并更深一步接受了宏保耳特(WiiIaeim von Humboidt)、温克耳曼(Johann Joachim Winckeimann)等德国文艺理论的影响，乃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长之先生此时对于自己早期印象式的、杂感式的乃至政治、经济论文式的批评文字进行了反思，认为“批评的文章也得是文章”，应讲究艺术性；同时他在读宏保耳特的《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一文后，认为对一个作家的批评应“抓住他的本质，并且须写出他的进展过程”。长之先生的批评文字此时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进，有了新的探索。《鲁迅批判》恰恰是长之先生对自身批评文字反思后的一种成功的试验，并成为日后他批评文字的风格和特质的起点。这一时期李长之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批评，主要包括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鲁迅文艺中表现的人生观》及发表在他此时主编的天津《益世报》的《热风以前之鲁迅》、《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等，后来其中大部分文章由于赵景深先生的帮助，结集成《鲁迅批判》，由北新书局出版。

《鲁迅批判》只是长之先生在1935年前后关于鲁迅评论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结集时，长之先生出于对全书结构上完整的考虑，删掉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鲁迅在文艺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删掉《热风以前之鲁迅》，认为“它是与次篇相连，单独没有什么意义”；删掉《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认为“它不全，而且究竟是鲁迅的‘身外之物’”。应该说加上删去的这些部分，才是长之先生这一时期对于鲁迅的研究的全部，才更全面地反映了长之先生那时对于鲁迅的理解和评论。

站在我们现时对鲁迅资料的占有和研究的立场上，长之先生在1935年出版的《鲁迅批判》显然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显得清浅和不足，有些方面甚至不够准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他把诗人和思想家分开，而对诗人又拘泥于一种类型并应用于鲁迅身上，他说：“诗人是情绪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被动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反映时代的呼声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而鲁迅更是的。”并进而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头脑，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邃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进发他当前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他缺少一种组织能力”。“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鲁迅批判》P166)这些观点都颇值得商榷并成为日后人们认为他攻击鲁迅的佐证。作为专著，《鲁迅批判》在结构上显得不够十分缜密，不仅其体例和单章字数受制于报纸的连载，而且其拟定的总题目先后数变，所写内容随意性也很大，最后干脆“我要停笔，因为我惦记着许多别的文章和书”，“以后有机会，我也许在增订本时，恢复本来所要完成的规模的吧。”(《后记》)另外，就本书当时采用的批评方法而言，显而易见是深受德国作家宏保耳特《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的影响，这影响若用“移植”或许更准确些。宏保耳特在批评席勒所用的精神进展的阶段与人格、环境之联系的种种方法被长之先生当成分析鲁迅的利器在借用着，甚至宏保耳特在表述天才时之神秘并引歌德为证时，也被长之先生用以说明鲁迅之出现，等等。

……

五、批评家理论的严肃和人格尊严

在长之先生的鲁迅研究中，1935年《鲁迅批判》撰写的前后，和1956年《文学史家的鲁迅》撰写的前后分别形成了两个高潮。这两个高潮差别是很大的：前者是在德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指导下对鲁迅的研究，不乏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后者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对鲁迅的研究，也留有苏联文艺哲学中教条主义的影响的遗憾。前者是长之先生青年时代的作品，浪漫狂飚，富于冲击力，而有清浅率意的一面；后者是长之先生中年之后的作品，不仅思想成熟，学力深厚，而且文字更纯净明晰，仿佛岁月删汰了他过多的热情而走向理智。

然而长之先生对鲁迅的研究评论又有着一贯而独特的品格。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对他的研究是多维度的，多侧面的。长之先生对鲁迅的研究虽然视角颇为丰富，而聚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文学批评上。  长之先生由于在清华读书时先是学生物，后来学哲学，尤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受康德、温克尔曼、宏保耳特影响颇深，解放初期又刻苦学习苏联文艺理论，担任过北京市文联文艺理论组长，因此他对鲁迅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理论思辨色彩。他善于从总体上，体系上去研究把握对象，并把这种感觉传递给读者；他不屑于考据，也缺乏细腻分析体味的能力，却能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把握研究的主题。他的研究往往体现了一个时期研究鲁迅的热门话题，体现了一个时期研究鲁迅的主导流向。由于长之先生同时又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一个学者，因此他的论文在文字表达上，即使不是全部可以当做好文章来读，至少像《鲁迅批判》，像《文学史家的鲁迅》，是把浪漫文采的表达和学者深厚的功力统一在一种理性的、明晰表述中而独具魅力。

长之先生对鲁迅的研究尤其具有批评理论的严肃性，并表现了一个批评家的人格尊严。批评家之批评精神在其追求真理，在其批评的客观、公正，在其尺度面前人人平等。其本质是独立的，反奴性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应顾及到批评对象是什么人，是什么作品。长之先生对鲁迅的研究正是如此。他在《鲁迅美学思想初探》中认为：“如果说鲁迅的美学思想业已是十分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他还没有触及美学问题的全部，例如悲剧性、喜剧性问题，他就没谈到过；就是他触及到的问题，有的也还不够完全，例如典型问题中的创作过程；普遍性是注意到了，而典型问题中的个性化，就没有谈到。因此，我们只可能谈鲁迅的美学思想，但还不能谈鲁迅的美学体系，如果体系是要求像一本教科书那样匀称的话。”他在《文学史家的鲁迅》中单列一节叙“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的缺点”，指出“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工作条件的限制，鲁迅的文学史著作也还有未能尽美尽善的地方”，一口气举出了五条。

改革开放以来，长之先生和他的鲁迅研究被重新提起，渐渐有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但由于资料的原因，大都囿于《鲁迅批判》的讨论。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伍绍东先生，在阅读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长之文集》之后，提出有必要将《鲁迅批判》和长之先生的其他鲁迅研究论文汇集在一起出版，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纠正在评价长之先生对于鲁迅研究时以偏概全，缺乏发展的观点，也可以使得更多的读者方便而集中地阅读上个世纪中鲁迅研究有特色的专家的全部论文。我们感谢并接受他的提议，相信长之先生地下有知，对于研究鲁迅专著和论文的汇集出版也会首肯而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