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密福特是英国外交官，1865～1866年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他以书信体裁完成此书，记录了其在中国的见闻。全书共29件信札，记载赴任途中所经香港、上海、山东烟台、天津大沽口等处见闻，主体部分记载北京的经历，旁及宣化、长城沿线、内蒙古等地。书中对当时中国的时局、晚清重要人物等均有记载，可补史书缺失；对中国社会的直接观察描述了满汉、蒙古族人民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及对四时节庆市井百态的描写，为了解晚清社会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资料；有关在华耶稣含历史、俄罗斯东正教团的情况，也有一定价值。书信体的形式，浅近的语言，也适合大众阅读。

一个英国男爵，国会议员，古董收藏家、作家，1865年来到神秘的中国北京。他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他说：“中国是世界上矛盾百出、令人费解的国家。”

他说：“人们纷纷褒奖日本的进取精神，批评中国的因陋守旧。尽管日本取得的巨大进步确实令人瞩目，但上述看法极不公平。要知道，日本从未创造过什么。日本40年前才开始真正同西方交流。在此之前，日本的一切都源自中国，而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人有里有为此骄傲。”

他还说：“在中国，尤其是北京，传统旧制变更缓慢。这些书信，尽管写于多年之前，仍然忠实第记录了中国人称之为‘京城’里的人们的生活。”

他说的都对吗？亲爱的读者，敬请阅读《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

第一封信(1865年4月23日，于香港)

第二封信(1865年5月10日，于上海)

第三封信(1865年5月15日，于渤海湾)

第四封信(1865年5月23日，于北京)

第五封信(1865年6月1日，于北京)

第六封信(1865年6月23日，于北京)

第七封信(1865年7月7日，于碧云寺)

第八封信(1865年7月8日，于北京)

第九封信(1865年7月21日，于碧云寺)

第十封信(1865年7月24日，于北京)

第十一封信(1865年8月7日，于北京)

第十二封信(1865年8月22日，于北京)

第十三封信(1865年9月5日，于北京)

第十四封信(1865年9月25日，于北京)

第十五封信(1865年10月25日，于北京)

第十六封信(1865年11月5日，于北京)

第十七封信(1865年11月25日，于北京)

第十八封信(1865年12月4日，于北京)

第十九封信(1866年1月1日，于北京)

第二十封信(1866生1月20日，于北京)

第二十一封信(1866年2月3日，于北京)

第二十二封信(1866年2月8日，于北京)

第二十三封信(1866年3月7日，于北京)

第二十四封信(1866年4月12日，于北京)

第二十五封信(1866年4月22日，于北京)

第二十六封信(1866年5月23日，于北京)

第二十七封信(1866年7月23日，于大觉寺)

第二十八封信(1866年8月4日，于大觉寺)

第二十九封信(1866年9月7日，于北京)

附录一 清朝官员遴选制度

附录二 北京平面图

出游的那天上午，阳光明媚。香港湾位置极佳，空中朵朵白云，向周围的山峦投下宜人的阴影。海面风平浪静，宛如清澈见底的湖泊。我们坐在矗立在前甲板像座大楼似的头等舱里，享受每一缕清风，欣赏着人间美景。起初，河岸就像香港一样，荒凉、贫瘠、多山。但再远处，可以看到开垦的迹象。大蕉和碧绿的水稻，在沼泽地里长得郁郁葱葱。竹子紧挨着水边茂密地生长。山岭低矮，看上去不像未开垦过，那里果实累累。

我们把贸易强加在极不情愿的中国人头上，为此而摧毁的要塞，不计其数的船只舢板，以及东一座西一座各层探出野草的宝塔，这一切显示，我们已接近了一个城镇。

经过四个半小时，我们抵达了黄埔。那是个悲惨的地方。居民就像其他地方一样，看上去肮脏而堕落。当地的生意，似乎只有几座石灰窑、几家大豆或者番茄加工厂，以及几个用来清除附在船底的贝壳和海底污物的干船坞。从今以后，我会一直把大豆看作黄埔污垢的主要因素。

广州本身也不怎么干净，腥臭的珠江怎能清洗它的面容？来人若期望看到一个码头众多、建筑豪华的城市，一定会大失所望。各式各样的小木屋，低矮肮脏，杂乱无章，拥挤不堪，几乎一直盖到水里。似乎这还嫌不够，大街小巷和船屋区，到处挤满了人，或许还有其他生物。河里停泊着许多舢板，都装备着枪炮自卫。假如机会来了，也可以进行攻击。这些船，样子奇特古怪，巨大的船头造得像海洋怪兽的头颅，两边都画着一只大眼。中国人把他们的船当作会思考的生灵。他们相信：“没有眼就看不见，看不见就走不了”这种想法，令人无言以对。甚至“金山”号也遵循着这种思路，每个明轮上都画着一只眼睛。

广州河上的景象，如同香港一样，最为显眼的，就是众多女人操纵的小船。母亲居中划桨，小姑在船头划，奶奶在船尾划。我确信，围绕在汽轮旁的中国女人，总有好几百。相形之下，动物园的鹦鹉房要安静得多。艰苦的工作，用力划桨，使得她们的肺发达得像气囊一样。她们都自称是老主顾，凭此拉客。“我的船客，我的船客，好久没见你到中国来了。”然而，我们有自己的船，所以耐着性子清出一条路，上了岸。

对珠江的描写，假如不提到远近闻名的“花船”，则不会完整。“花船”是体型巨大的驳船，停泊在河边，船身上装饰着各种不值钱的镀金的纸灯笼，以及中国的能工巧匠所发明的奇奇怪怪的装饰品。这些花船就是维纳斯的殿堂。船主大都是身材矮小、皮肤焦黄、相貌丑陋的女人，穿着色泽黯淡的服装，扁平的脸上抹着桃红，比涂在欧洲人脸上更为难看。不过，也有几个姿色不错。她们的手脚都很美(脚被人为地弄成畸形的不在此列)。可以这么说，这是所有中国人唯一的天赋美。一旁伺候的男仆，个个双手洁净，纤细修长。对此，欧洲女士也大都会羡慕不已。他们不必在大拇指上缠餐巾，也不需戴白色棉质手套。他们的纤指玉甲，让人赏心悦目。晚上，灯笼点起，俗气的装饰不再那么令人恶心。花船显得华丽，成为广州一景。这个行业并不被人看不起，不至于使船上的姑娘以后无法风风光光地嫁人。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

有幢空房子可供我们使用。于是，我们便带了一个仆人、一个苦力，和一位当地厨师，住了进去。在这里，享受到平生最丰盛的晚餐。抵达住宅时，发现管门小厮不在，回家上坟去了。在中国，清明上坟是人人都遵守的习俗。虽然通知过我们要来，管门小厮照去不误。这里说的“小厮”，就像《雾都孤儿》中的用词，也可指年岁已高的老人。

我们下午3点半到的，房子里没有半点燃料，也无炉灶。尽管如此，到了8点，我们一行4人已围桌坐下，享用晚餐。晚餐内容丰盛，有咖喱浓汤，珠江出名的龙利鱼，3碟凉盘，炖得火候正好的牛脊肉、竹鸡和咖喱对虾。甜点有香蕉、广柑、吃起来像玫瑰花瓣似的蒲桃，以及荔枝果脯。所有一切都装饰得极有品位，鲜花点缀，香气扑鼻。我们带了酒来。总体来说，从未吃过比这更好的晚餐。若是英国的仆人，来到伦敦的一幢空屋，能做出这样的晚餐吗？中国人学会我们的烹调方式后，就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厨师。烹调艺术，需要有一双灵巧的手和丰富的想象力，而并不要求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适合他们才能的发挥。

我担心，向您介绍广州，无法尽善尽美，因为要介绍的内容太多，非一封信可以道尽。不论是莎拉先生，还是其他自称为文学鉴赏家的人，至少得用整整一个篇章，方能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写得大致圆满。

广州的街道十分狭窄，3人或可并肩而行，或许还可塞进一个纤瘦的小孩。街道两旁，店铺矮小，还挂满灯笼，以及五颜六色状似旗帜的垂直条幅，看上去就像童话剧中一支肃穆行走的队伍，被小丑的魔杖一点，变成了街景和广告。

街道本就狭窄，然而，只要有一尺之地，就有小贩设摊，兜售各种物品，有肉、鱼、水果、甘蔗、糖果，以及只能称之为廉价品的东西。世界上肤色最黄的人群，慌慌张张地穿梭而过，每个人都显得忙忙碌碌，行色匆匆。苦力挑着各种货物，有整担的柴火，也有满箩的韭菜。行人需眼观六路，避开扁担。拐角处，转出一顶轿子，抬着一个中国达官贵人。他就像法国女人喜爱的那样，在轿上懒洋洋地打着盹儿。轿后跟着五六个头戴红缨白帽的警卫。一个小脚妇人，迈着抖抖索索的双腿让路，差点没被撞倒。

若是有块空地，就有江湖郎中或者算命先生在那，让病人张开嘴探望，就像马夫查看马的牙口。不然，就是用一把扇子神神秘秘地敲着脑袋，看得一小群旁观者目瞪口呆。

难得见到一、两条狗。这些小东西，机警得很，似乎知道不可走散，否则可能上了屠夫的砧板。其他动物，概莫能见。

在这里，负荷重担的生物是人，见不到拖拉东西的牲口。马车、平板车，或是小贩的独轮车，根本无法穿过这样狭窄的街道。

街上的忙碌程度，令人惊讶。木匠、皮匠、铁匠、雕刻工，简而言之，各行各业的技工，都在为生计操劳，没有空闲的人。

屠夫忙着分割好肉差肉。鱼贩子忙着刮鳞剖肚，掏出内脏，小心地搁在一边。不论是好肉、差肉，还是内脏、肠子，都会有买主(我看到一条可爱的松狮幼犬，像是条褐色绒毛犬，正被人送去屠宰，差一点儿把它买下放生)。燕窝、禾花雀、中国莺，各种山珍海味，应有尽有。紧挨着的，有各种令人反胃的东西，诸如老鼠、小麂等。

蔬菜水果店铺最有吸引力，至少那里不会摆出令人望而生厌的东西。广柑、苹果、荔枝，以及蔬菜，按十分新奇的条块摆设。香蕉、韭葱、莴苣和其他绿叶蔬菜，用绳子扎起，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每样蔬果都摆得恰到好处。

竞争相当激烈。人们竭尽全力，亦是难以维持生计。广州的鞑靼城与中国城，以及郊区，居民众多，还有成千上万在船上出生、过活、老死的人。船民没有土地，只有死后才能得到2米长、1米宽的公用葬地。珠江两岸，总共大约有150万居民。其中，欧洲人不足100。P11-15

本书作者密福特(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1837-1916)是英国外交官、古董收藏家、作家。

1837年2月2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3岁随父母去欧洲大陆，定居德国法兰克福。1842至1846年，主要在法国巴黎和特鲁维尔生活。1846至1854年，就读于英国伊顿公学。1858年进入英国外交部，最初在圣彼得堡担任英国驻俄国大使馆二等秘书。1865至1866年自愿到北京英国驻华使馆任参赞。1866年奉调去日本，任英国驻日本外交使团二等秘书，1870年由于健康原因离职，回到英国外交部。1873年正式辞去外交部工作。1874年担任英国公共建筑部大臣。同年结婚，夫人是埃尔利伯爵的二女儿克莱门蒂娜，育有5男4女。1876年5月，作者的未婚堂兄约翰(瑞德斯戴尔伯爵一世)逝世，将大笔遗产赠与作者。于是，作者辞去公职，举家搬迁到位于格洛斯特郡的领地。1892年至1895年，担任国会保守党议员。1902年获得爵位，成为瑞德斯戴尔男爵一世，经常出席上议院，就有关远东问题发言。1906年，伴随亚瑟亲王再度赴日，向明治天皇颁发嘉德勋位。

密福特的著作有：《旧日本故事》(1871)、《竹园》(1896)、《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900)、《赴日嘉德授勋使命》(1906)、《回忆录》(1915)、《回忆录续》(1917)。晚年，把早期纳粹思想家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两部作品《十九世纪之基础》(1910)和《康德：与歌德、达·芬奇、布鲁诺、柏拉图和笛卡儿之比较研究》(1914)译成英文。

《清末驻京英使信札》以书信体裁，记录了19世纪60年代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作者对时弊亦有独到见解，值得我们反思。不过我们也要提醒读者注意，由于作者的立场、世界观和宗教信仰的局限，书中对八国联军侵华起因的分析，对中国人及中国各种农民起义，对佛教、道教和喇嘛教的态度，都有很多偏见和错误；对中国历史朝代的认定和地理称谓，也有些问题。比如他把长城以外地区统称为蒙古，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阅读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历史游记，既要有开放的眼光、海纳百川的胸襟，又要分析对待、正确认识，方能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另外，作者的叙事并不严谨，文中偶有时序倒错的地方。比如第28封信，标明是8月4日的信，却记有8月16日的内容。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改动，但也敬请读者注意。

本书“作者序”由陆瑾翻译、温时幸校核。信札部分及附录由温时幸翻译。全书由《亲历中国》丛书主编李国庆通校。

温时幸

2009年11月11日

于美国苏必利尔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