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沉思与反抗》；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呼喊与耳语之间(林贤治访谈录)》(作者林贤治、陈志红)是对其的访问集。

《呼喊与耳语之间(林贤治访谈录)》(作者林贤治、陈志红)是对学者林贤治的访问集。

《呼喊与耳语之间(林贤治访谈录)》收录了《一个自由漂泊者的困境》、《萧红：“弱势文学”的命运》、《作家的素质和生存状态决定中国文学的现状》、《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自由：批评的生命》、《当代文学与批评》等文章。

知识分子

批判：需要就是可能

索尔仁尼琴：薪火相传的人文主义传统

九十年后看“五四”

谈精神人格

独立、自由与思想尊严

挑战强势者是一种使命

批判性与边缘化

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永远的乌托邦

关于鲁迅

面对鲁迅

鲁迅在广州

就李敖评鲁迅答记者问

鲁迅、“左派”与“新左派”

文学的面孔

谈散文一

谈散文二

关于《文学中国》

一个自由漂泊者的困境

萧红：“弱势文学”的命运

作家的素质和生存状态决定中国文学的现状

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

自由：批评的生命

当代文学与批评

一代人

寻找一个失踪的族群

让历史记忆正常化

精神家园、知识者与革命问题

生存与写作

编后记

林贤治：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就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大流放，史称“哲学船”事件。这个事件的档案直到苏联解体才公开。当时列宁亲自指示安全部门，把苏联的一批知识精英送上两条大轮船，发点津贴，把他们流放到国外。这个事件是震惊世界的。当然，这个做法相对于斯大林时代要温和许多。到了斯大林时代，很多作家和诗人都被杀害了，如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和曼德尔斯塔姆，这两个诗人就是被枪毙的。对苏联怀有非常强烈感情的茨维塔耶娃，从巴黎返回苏联，结果她的丈夫、女儿都被关起来了，她生活无着，连当洗碗工的工作都求不到，最后自杀了。还有流放到国外去的，《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如果不是获得高尔基的帮助，有可能也就完蛋了。阿赫玛托娃当时被开除出了作家协会。作家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就意味着没有职业，也意味着不能发表作品。因为当时的文艺出版制度管得很紧，而且跟作协制度是有联系的。苏联从政治局成员、元帅一直到一般公民，安全都没有保障。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专制社会里面，都是最受关注的一个阶级。西方和我们的概念不一样，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访谈者：知识分子不仅奠定国家的道德根基，还保存、阐释文化传统。自古以来，道统和政统之间既有制衡又有很强的关联。

林贤治：知识分子是整个社会的头脑，他们被社会学家称为立法者和阐释者。

访谈者：从您最早关注流亡者这一批人，后来转向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状况，您能不能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做一个横向比较？

林贤治：鲁迅不止一次强调，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怎么认识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呢？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在血脉上是薪火相传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传统。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这里可以粗略地总结几个特点：

第一，反对专制统治，他们对抗的合法性暴力，直接来自沙皇和中央政权。这一点很突出。

第二，他们热爱人民。这和欧美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差异，尤其在美国，知识分子强调个人主义很突出。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土地、俄罗斯人民的热爱，有一种整体感，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突出的。·

第三，他们具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就是索尔仁尼琴说的“说真话”。他们不隐瞒，不掩饰，不会采取虚伪的、欺骗的行为。在美术方面有巡回画派，反映到文学里面，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直到索尔仁尼琴，从主题、题材如实描写，一直到整个风格，都能看到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就是鲁迅说的“直面人生”。鲁迅说中国的文学是“瞒和骗”，而俄罗斯文学正好是反“瞒和骗”的传统。

第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团队精神很突出。他们不是单个作战，而是构成集团军。早年别林斯基、赫尔岑、涅克拉索夫他们团结在《祖国纪事》周围，到十月革命以后，在他们影响下才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在不利的环境底下依然有团结精神，他们内部相互救助的精神是很感人的。比如说一个作家出问题了，像高尔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等有点“背景”的人，就给斯大林写信。苏联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苏联早期的知识分子依然能传承沙俄时代的人道主义传统，到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肃反时期依然如此。但到了后期，经过非“斯大林化”，本来社会应该比斯大林时代相对宽松一点，但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还远不如早期，知识分子的状态也不如早期。这个时代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和二三十年代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他们长期致力于培养“苏维埃人”、“新人”，应当说是效果卓著的。这一点非常值得研究。

访谈者：俄罗斯知识分子还有很强的救赎情怀和原罪感。  林贤治：这是因为他们的东正教传统。苏联有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就索尔仁尼琴来说，他和萨哈罗夫等同被称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东正教思想，拯救俄罗斯的宗教感很突出。其他的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像他这样非常强调某一个教派的思想，但宗教在一个国家形成的精神氛围，对国家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这就是强调精神、信仰自由。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宗教传统。鲁迅说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就说是“中国文人无特操”，就是说没有独特的人格和操守，“见风使舵”。

这是鲁迅的原话。人格传统，精神传统，刚才您提到这一点，两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也能反映到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里面。

访谈者：那么宗教对这种传统的形成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贤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信不信教的问题，或者理性可以处理的问题，重要的是一种宗教感。这里包含着：一是爱，我觉得这很重要。宗教讲究终极关怀，所以他们全力以赴，他们有那种非常开阔的精神空间，爱的普泛性、一致性、不到头不罢休的精神，都可以看做是宗教的意识。

二是拯救。他们觉得人有原罪，俄罗斯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这样一种拯救的责任和情怀。不在于你是哪个教派，而在于宗教本身给予的是精神上的支柱和动力。P7-9

二十年来，媒体曾先后作过多次访谈。日前，根据李又顺先生的提议，从谈话记录中选编成一个集子，算是对自己已发表的文字的一种补充。

内容浮泛得很，无非是知识分子、文化及艺文之类；由于属意当下，不免多少触及现实社会，体制，所谓“语境”问题。诗人周伦佑先生过访，才较多地谈到个人，诸如出身、职业、读书和写作等等，作为一代人的经历，这里面有不少容易被忽略、被遗忘的共同的东西。论观念，我是倾向于西方主义者的。在我看来，鲁迅就是一个西方主义者，我常常称引他的著作，甚至把他的观点当作现成的结论，直接用于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之中。历史实在太接近了。但因此，也就不免为聪明的“批评家”者所讥，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我把世间的文字分为三种：独语的，对话的，宣讲的。独语在“自己的房间”里，宣讲在广场，对话大抵在客厅、旅馆，或是长廊一隅。宣讲于我是不相宜的，虽则喜欢独语，也不可能长期耽留在屋子里，何况患有幽闭症，心里害怕封闭和黑暗。这样，便免不了与人对话。访谈即其中之一种，介乎独语与宣讲之间，集子的命名无非也是这层意思。不过，“呼喊”并非如鲁迅式的启蒙主义者的呐喊，而是蒙克式的，源出于某种生存境遇的惊觉；至于“耳语”，我知道英国作家费杰斯著有《耳语者》一书，此处使用并无此意，仅指对话较为切近，如此而已。

因为对话，结识了一批媒体的朋友，感谢他们为我存留了如许多的“纸上的声音”。

林贤治

2012年元旦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