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的编辑约我写写母亲，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人人都有母亲，人人都爱母亲。“母亲”是融化在儿女心里叫做“幸福”的一种感觉和感受。
母亲叫董边，她从山西农村走来，走到延安、西柏坡、中南海，是写她的不凡经历，还是写她的坚韧、宽容、慈爱之于我的感受呢？
记忆中难忘的瞬间像过电影，不断定格眼前。往日如昨，我选择了后者……
丰盛胡同饺子馆的记忆
1966年5月23日晚上，我们全家除了父亲，是在丰盛胡同口上的饺子馆吃的饭。那是平日绝少下饭馆的年代，没有父亲在，我们更不会去饭店吃饭了。可那天放学回家，中南海大西门和小南门的警卫分别把我们三个上中学的孩子，用小汽车送到了西城丰盛胡同37号院（中直机关宿舍），这是我们临时安置的家，大包小包的还没收拾停当。
饭桌上，我挨着阿姨（保姆）坐，母亲在我的对面，为什么搬家，她没告诉我们，才十三岁的我，并没有因为突然搬出中南海而沮丧或发现了什么异常，反而像孩子“过家家”，为搬进一个新院落而兴高采烈呢。可此时，我抬眼看母亲，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眼泪含在眼眶始终没滚下来，她夹起饺子，几次送到嘴边，可半天没吃一个。我扭脸悄悄问阿姨：“妈妈怎么了？”我的腿被阿姨捏了一把，是示意我不许出声。
母亲被父亲称作“咱家的女皇”，妈妈是我小时心目中“威严”一词的化身。但这一晚母亲令我诧异的含泪的眼睛，像刀子刻出的划痕，刻在了我的心里。一想起父亲，想起“文革”，就会重现丰盛胡同饺子馆的一幕。似乎它是我幼稚的童年结束的标志，是我去理解母亲，理解社会，乃至理解人生的起点。 那一晚母亲究竟怎么了，这个谜，多少年后，我才解开。
1984年，母亲离休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她多年编刊人的敏感和纪实本能，写下了数万字的《苦难的十一年》，一册“文革”实录。本文借用母亲的“实录”，试图将历史、历史事件，更真实地展开。
“实录”开篇，母亲记道：“文化大革命，我受过种种折磨，受过种种突然打击，印象太深刻了。现在闲下来，经常在头脑中流过……”母亲所说的“突然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桩，就是1966年5月23日，父亲田家英上午10点左右在中南海永福堂寓所自缢了。
前一天的下午3点，中央三人小组忽然到家里宣布了“中央认为田家英一贯右倾和停职反省”的通知。对于这个等不到星期一正常上班，来势之汹、之猛的举动，连明了中央上层内情的父亲，也感到了它的意外和急迫。
父亲按照要求把《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和文件统统交出来。《五卷》是他这年2月经过争取才得到毛泽东同意上马的。2月8日，父亲搭彭真、康生、吴冷西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专机，在东湖驻地见了毛泽东，他极力陈述编《五卷》的意义，毛泽东最终同意让胡乔木和田家英先行初编。这次武汉之行，也成了父亲此生最后一次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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