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7年。2015年1月出版的，由林建法主编的《2014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做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4年的中篇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干2014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由林建法主编的《2014中国最佳中篇小说》，较多地关注了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一心理冲突的作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序 文学对现世的道义

红柯故乡

唐颖当我们耳语时

李浩丁西，和他的死亡

李月峰无处悲伤

孙频同体

方方惟妙惟肖的爱情

尤凤伟鸭舌帽

回故乡之路就是看望母亲之路，寻找母亲之路。用当地方言说就是鸡上架，娃娃寻(醒)他娘。这个娘在我们当地人叫nia(尼阿压)，这么发声就对啦，你就成了个娃，碎碎一个娃，不管你在外边弄多大个事做多大个官，哪怕做了皇帝回到故乡你就是毬把高个娃，卵蛋大个娃，老远地你会听见你压(娘)在黄土高原的深沟大壑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喊叫：狗娃回来！狗娃回来！回来喝豆豆米汤。你的眼泪就大颗大颗地滚下来，就像你压(娘)在锅里煮的米汤里的大颗白豆。

古老的周原包括岐山风翔扶风，岐山是周原的白菜心心核桃瓤瓤，凤翔扶风沾一点边边。周健家就在岐山与扶风的交界处，一会儿划归岐山一会儿划归扶风，用当地人话说，拨拉来拨拉去反正都在大腿根根上，文明一点说法反正离不开周原。回故乡周原的路有两种走法，不管从西安来还是从关中平原最西端的渭北市来，一路坐火车到蔡家坡改乘汽车上北原到县城再往乡镇赶。

相当长时间周健回故乡都有一种钻地洞的感觉，就像《封神榜》里的土行孙，从西安一头扎下去，从周原老家的村子里钻出来，甚至连村子都抛开，直接出现在家里，出现在娘跟前，甚至连父亲哥嫂亲人们都抛开，回老家回故乡就是为看娘，娘一声狗娃我娃旗旗我娃，娘俩就长一声短一声地这么嘟囔，紧接着是满脸的泪水，紧接着是一大老碗哨子干面。

钻地洞的感觉是从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开始的。每次回老家，村里人本家族亲人都不厌其烦地问在阿达工作？他很不自然地给大家编造并不存在的单位。这种谎话很快就被大家识破。老家人到底不是外人，不会戳破这个秘密，可他们的眼神都是x光都是B超CT，B超连女人肚子里的胎儿是男是女都能分辨出来，周健娃在外混得咋样大家能不知道？知道又装不知道的眼神太伤人啦。那一刻，故乡遥如山河。从自家院子开始，房屋、树木、猪圈鸡舍、田野沟壑、河流、天空一一消失，就像得了白内障，走在一条盲人专用道上，完全凭直觉往返于异乡与故乡之间。

一个在异乡混得不如意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即使回到故乡也只能看见自己的亲娘。

周健还记得那些年他总是赶最后一趟班车，天黑时进村，有点像古代的侠客，帽子遮脸，戴一副墨镜又像现代黑社会，反正没人认出他。幸好他们家在村子西头。这种关闭各种感官的方式几乎等于地下核试验。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只要踏上回故乡之路，他身上的各种器官就自动关闭，只有到了娘跟前才自动恢复各种功能。不能让娘看见一个木头儿子，一个活死人、一个木乃伊，那会让娘伤心死的。

相当长时间周健甚至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大邮包，直接寄到娘手里，万万不能让别人插手，父亲和哥哥都不行。只有娘懂儿子的心思，娘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油灯下或者点一根蜡烛，亲手打开邮包，她的儿子周健从邮包里苏醒过来，睁眼就能看见娘。一个在异乡的失败者多么喜欢夜幕呀！多么喜欢做一个夜行人，跟特务一样悄悄进村又悄悄离开。

相当长时间周健在异乡混得再不如意也不会空手而归，不管娘说多少遍不要带东西，人回来就行，他能空手回来吗？他带给亲娘那些不值钱的糖果饼干娘一个不剩全散给村里人了。周健能想象出娘一家一户串门子的情景，周健能想象出娘把这些礼物递给乡亲们时一口一个我娃周健，人家当然会赞美娘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乡亲们这些礼数还是有的。周健也曾南下广州深圳，那些地方太遥远了，连土行孙钻地洞的感觉都没有了，连想象中由娘亲手接收亲手打开的邮包都没有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春运，拼命往故乡赶呐，必须在除夕夜赶回家吃年夜饭。吃不上年夜饭一年都晦气，那可是圣餐呐。短暂的南方打工经历给周健唯一的成果就是故乡成为他心中的圣殿。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陕西，他一直往返于故乡与西安之间。他可以在西安四处打工，但故乡周原是固定不变的。也就在他从南方返回西安的路上，故乡成为圣殿。他在西安稍做休整，拿到一笔钱到康复路批发市场购买廉价的饼干糖果衣服鞋袜，拎一大包，匆匆赶回故乡周原。出西安那一瞬间世界就消失了。这回不再是土行孙钻地洞，而是整个世界的消失，连车轮声都没有了，村庄的房屋全成了庙宇和殿堂，村子里的人全成了神职人员，他甚至没有使用和尚道士这些旧观念，当然也不是洋神父。他见了大世面，脑子才会有这种似是而非怪诞可笑的神职人员形象。

家园和故乡的守望者往往会评判远方游子的一片诚心，孝敬给父母的礼物父母都要散到整个村庄，任何一个村民的议论都至关重要，不要说周健这样的失败者，叔叔那样的人甚至比叔叔更出色的人也常常遭到嘲笑戏弄，流言蜚语会产生滚雪球效应乃至蝴蝶效应。这是离开故乡的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回故乡之路就是朝圣之路。每当受到故乡亲人和乡亲的嘲弄时他们就觉得藏族同胞比他们幸运，佛爷不会嘲弄一个圣徒，寺庙也不在乎朝圣者贡献多少，一步一叩头的艰辛与虔诚是值得的。金花婶婶破天荒地嘲笑故乡守望者的无礼要求是“有恃无恐”。二○○○年许多村子都荒凉破败了，出县城不到三四里地就出现空村子，偌大个村庄被土匪洗劫了一般，许多人家都大锁挂门，野草长满庭院，野兔野狐乱窜，天没黑大家就早早关门。周健他们家离县城五六十里路，就更荒凉了。再荒败的村庄，那些留下来的人照样有恃无恐，大家都心里明白都不说破，金花婶婶以蒙古人的坦率和豪爽毫不客气地提出警告：不要以为守望家园守着故乡守着父母就“有恃无恐”。据说犹太人的先知耶利米就这样警告过耶路撒冷守护亚卫圣殿的同胞：不说谎不欺诈才有尊严，有尊严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故乡。叔叔周志杰和金花婶婶被亲人们骗得够呛，大家对这些忠告置若罔闻，大家都知道金花婶婶会看在丈夫面子上做出让步，金花婶婶嫁给叔叔那天起故乡的人们就把她当善人，善人的警告是没有力量的。

周健无数次想象过叔叔周志杰的落魄岁月，叔侄两个交谈时叔叔一口一个娘就暗示了侄子未来的生活。周健大学四年是叔叔供出来的，周健信誓旦旦要报答叔叔时，叔叔只淡淡一句：常常回家看看你娘。好多年后周健才明白故乡就是娘。

在地洞与邮包之外周健甚至有过魂归故乡的经历，按理说这是死人回家的方式，周健这个大活人都用上了。不用说那是周健最惨的时候，连行头都没有了，遮羞布都没有了。人越潦倒思乡情就越浓烈，灵魂就出窍了，电波一样辐射到娘跟前，娘不停地叫着狗娃，不停地给他喂豆豆米汤，一勺子一勺子舀起又落下，娘还是不停手地舀啊舀，娘相信这不是梦，周健娃就在她跟前。异乡的儿子在梦中梦见他在喝豆豆米汤，娘问他啥时回来？他就说了大实话：儿要衣锦还乡。娘在梦中说了大实话：不管穿啥衣服你都要回来，光身子也要回来。另一个声音告诉娘儿俩：“那是痴心妄想”。娘儿俩大梦初醒，彼此都能看见对方惊愕的样子。梦的消失更接近霜雪融化，全化成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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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对现世的道义

胡传吉

林建法选编的《2014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收入红柯的《故乡》、唐颖的《当我们耳语时》、李浩的《丁西，和他的死亡》、李月峰的《无处悲伤》、孙频的《同体》、方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尤凤伟的《鸭舌帽》。编选前，林建法嘱我写序，虽忐忑不安，但心领厚意，于是奋笔一试。不敢称序，但作阅读感受，与读者诸君共勉。

体制使然，中国当代作家有多重的背负。除了立足于文学艺术的本体，作家还要背负对现世的道义。文学并不必然背负现世的道义，但体制在客观上为之添附了这种必然性。通俗一点来讲，体制内的作家，享有“俸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追溯，“俸禄”属于家国财富再分配的环节，“俸禄”最终必然对家国背负道义。无论何种时代，个体总会与社会发生关联。由血缘及等级而生的社会关联，显而易见。个体透过俸禄、赋税等因素与社会发生的关联，未必一目了然。俸禄、赋税等，是催生良知与责任的理性力量。良知非生而有之，正如人性之向善，总要经过教化。性善论与性恶论在设置人性前提时，明显对立，但两者在教化问题上殊途同归，性善论者并不因对性本善的执着而放弃教化，性恶论者在教化问题上刑礼兼施，二者在教化问题上绝不含糊。良知的生发，不仅需要道德力量的启蒙，也需要理性力量的推动。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因素，中国的文学被赋予比文学更大的内容，文学也因此分担且分享了政治的权力。体制内的作家，更像是旧式士大夫的现代象征。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但有级别之差，这是不争的事实。或者说，他们至少是处在一定的工资及奖励体系内，用学术话语来讲，就是大部分作家仍然“活”在文学制度里。尽管制度不具体追查作家的上下班时间，不严格限制作家的公私生活，但后面那个人身依附关系并没有消除，自一九四九年之后规范完善起来的文学制度，在今天并没有失效。文学制度设立的初衷，当然是明确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无可否认，制度也对文学寄予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希望，无论作家们是否愿意提及这一制度现实，它都对写作提出了潜在要求。体制外的作家当然也不少，特立独行如王小波、薛忆沩者亦可数。但王小波即使远在江湖，薛忆沩即使身在异邦，他们的作品，无时无刻不带有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印迹。说到底，文人这一群体，多多少少还是有来自于士大夫传统的入世情怀。

而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古典意义上的官僚系统变得更细化。古典社会，尤其是贵族社会崩溃之后，士农工商之首的士，能凭诗赋经义晋身官阶，参与治国平天下，诗赋等文学乃至经学并不是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诗赋策论与仕途经济乃兼美之事。到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由于文学制度的介入，文学成为一个可以分门别类的部门。诗文仍然可以安身立命，但并不能凭此进身以治国平天下，“士”与“大夫”的身份分离，但传统下的现实对“士”的期待并没有消逝。之所以说当代作家有如士大夫的现代象征，就是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延续旧式士大夫以诗文立身之道。同时，传统社会早已为文字赋予神圣意味。由中国古文字的来源可知，集体的无意识实际上也对文字寄予厚望，传统并不认为文字只是实用之物。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仓颉作书等传说，无一例外地与圣人有关，与经世致用有关。与其说古文字发明本来如此，倒不如说古文字的起源被后人神圣化使命化。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中国古文字的发明及应用本身，即藏有治世理想。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乃至承担了古典社会治国之道，它的实施主体当然是读书人，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苏秦张仪等人能凭三寸不烂之舌以鼓动天下，这也是为什么孟子敢于夸口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士能以庶民身份晋级为低等贵族，与文字大有关联。宋时文官当道，清入关后，八旗子弟被圈在北京，不用多长时间便武事尽废，清朝皇室不得不大量起用前朝遗臣尤其是文臣治国，这些，都是史证。士大夫之所以能凭诗赋策论立身晋阶，体制内外的作家之所以能凭文字作品安身立命，与这个更深远的文字传统有关。  制度现实与人文传统，决定了中国当代作家不仅要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困境，更要关注具体制度下的人的遭遇。“多重的背负”，有的来自文学本体，有的来自制度现实与人文传统。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当代作家会背负托尔斯泰、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夫卡、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等写作风格不同的作家的影响焦虑。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对写作提出的潜在要求中，必然包含着对现世苦难指认并表态的要求。这很难说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对现世来讲，文学承担了道义，对三生以外的世界而言，是否是幸事，又是另外的话题。但至少可以看到，无论是何种主义及潮流在中国现当代盛行，作家们骨子里都有现实主义在。写作者禀赋各异、趣味不一，其买很难归类。凑巧的是，这七个中篇小说，有共同的气质。他们都很清楚现世中人的痛楚在哪里，尽管叙事手法有异，修辞方法有别，但指痛打痛的趣味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不约而同地，以或明朗或变形的方式记录了具体制度下的人的遭遇与苦难。

红柯的《故乡》，戳穿了现世温情款款的面子，方式直截了当。小说提出的问题就是家在哪里、如何回家。渴望回家的潜台词是无家可归无乡可回，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存在真相，也可以说是中国无节制城镇化的无穷后患。当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乡土可以让人回家时，这回家的欲望就落在人的身上，简而言之，就是把思乡之情放到母亲身上，见到母亲，也就回到了家。小说语速急促，节省标点符号，不给喘气的机会，红柯有意制造一种急不可待的情绪，以配合归心似箭的小说主题，颇有心思。“一个在异乡混得不如意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即使回到故乡也只能看见自己的亲娘”，小说中的周健，设想各种办法回家，譬如把自己想象成邮包，假想自己魂归故里，总之是各种不切实际，认定故乡就是娘。小说还借回乡主题回溯了更大的主题，即维拉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东归史，对比叙事的意味在于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古典社会的游牧生活与现代社会的居无定所，是否有共同的故乡？红柯以情感及自然来解释回到故乡。既然回家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实现，那么，就让回家在情感尤其是家庭情感中得到实现。蒙古草原同时暗示，大自然对人心有足够的控制能量。《故乡》主题明朗，叙事有豪迈气。可惜小说回避了反向的问题，即假如在异乡混得如意，假如游牧不被农耕同化，那么，故乡的故事该如何书写。

唐颖的《当我们耳语时》，读来有惊艳之感。作者善于小题大做，小世界可寓大世界，小历史里有大历史。题目也有隐喻之效，在高音喇叭肆行的时候，耳语是禁忌，但恰好又是最“相信”的时代，到了可以耳语的时代，人们知道了真相，但又找不到母亲，找不到可以相信之物。小历史是三个人年少时的感情纠葛，建平、金默、慢雨三人之间，看上去似乎是金默爱慢雨，但实际上是金默与建平在信件里相爱——所有给金默的回信都是建平代慢雨写的，但中间的那层纸从没有当面被捅破。多年以后，建平与金默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时偶然遇到，建平开始回想彼此的年少时光，慢雨的电话加入进来，共同回忆“我们”的历史，弄清楚究竟谁在爱谁是带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叙述视角，但这不是作者的重点，重点是弄清楚为什么人们爱上了虚假的高尚，明知道他虚假、夸张、有目的地乐于助人，但建平和慢雨还是爱他，显然，爱他就是爱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建平和金默最终逃离了历史，但留下了伤痛，作者以建平的腿伤、金默的脑病揭示了逃遁者的永久伤痛。最妙的是，没出国的慢雨，最清楚个人及历史的来龙去脉，尽管她的词典里有许多禁忌，但她洞悉一切。《当我们耳语时》以叙事带动观念，内含悲伤的情感，最大的悲剧暗示是，“我们”都失去了母亲。留在国内的慢雨“失去”了母亲，她的娘家人都移民海外。出国的建平和金默，虽日夜想念母亲，却再也见不着母亲。唐颖的叙事与观念，都相当有分量。

《丁西，和他的死亡》，题目中的逗号，显示出李浩的有意犹疑，丁西是生是死，李浩不想给出准确答案。模糊处理是最好的办法，生不如死。生死互置互换，以死为照妖镜，收尽人间妖魔鬼怪。文学的修辞帮助作者回避现实中的种种禁忌，以避免文学跟既定秩序发生正面冲突。如果直写现实，那就会冒犯，如果是写死后的世界，那就是想象。“某个九月的凌晨，四十三岁的丁西打着鼾进入了死亡”，丁西由此进入冥间。经查，丁西原来还有两年零三个月的命，因冥间工作人员的失误，丁西提前被索命。丁西于是求告冥间的各种主管部门，但无一部门能解决其生死问题，不能让他重生，也不能让他投胎，丁西死也死得不踏实，最后还是靠亲戚关系才获得投胎的希望。小说固然立足于对现实的嘲讽，但如果往深层考究，不写现实，只写假想的世界，让怒火包裹绝望，也写出了活着的悲哀与死后的失落。人活一世，大部分时间在与各式机构打交道，且必须学会在被拒绝甚至是羞辱中生存，现代官僚体系的日趋严密，加重了人的窒息感。这未必是单单某一个国家的现实，它可能是现代社会被商业及电脑捆绑之后的一个缩影。求告无门的寓意也不仅仅是制度层面，它有精神层面的讽喻，这样一来，制度便不再是罪恶的唯一制造者。《丁西，和他的死亡》明显有卡夫卡《城堡》之风。

李月峰的《无处悲伤》书写了一种很普遍的情况：没有父母可依靠，没有亲戚朋友可依靠，更没有上帝可依靠，生计及精神依托全失之际，人应该怎么办。为了改变无依无靠的状况，有的人眼中只有钱，有的人成全他人。小说中的李长欢，离过婚，通过办家政公司站起来了，曾有过妈，妈离开后，尸骨未寒，离家多年的大哥就回来争母亲留下来的房子，李长欢放弃了继承权，把房子留给兄长，自己在一无所有之后，重新开始。李长欢谁也不靠，就靠自己。现实中有无数被社会“遗弃”的个体，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各人过各人的，这里的“靠自己”，其实是被生活逼迫后的“靠自己”，跟自立意义上的靠自己有着显然的区别，靠自己的后面，其实是失去他人的生活，这种痛楚，确实是“无处悲伤”。小说并不以故事取胜，但非常耐读，字里行间，皆可看出小说作者对生活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及体验，这在一个务虚的写作时代，实为难得。譬如作者对老年人的描述，就十分到位，李长欢眼中的妈，“我妈要是跟谁强辩，没有谁比得了她。她老了嘛，人老了你除了要跟她讲理，还要磨叽。但我知道跟她讲理没什么用处，我就跟她磨叽”，“磨叽”二字出来，比较普遍的“老人病”就一览无余了。女儿与妈妈的斗嘴，女儿对妈妈的口头敷衍，等等，都写得贴近生活，读之不由莞尔。写作之务虚有乐趣，务实也有力量。

孙频的《同体》，叙事用力。故事把生活素材改写成一个圈套，冯一灯在打工的地方快活不下去的时候，掉进了一个陷阱。这个高中没读完的女孩子，想尽办法拒绝卖身，但最终还是难逃悲剧。冯一灯被抢劫被轮奸被解救，都是温有亮设计的结果。温有亮在冯一灯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冯一灯的完全信任。温有亮欲擒故纵的手法，甚至让冯一灯死心塌地爱上了他。前奏完成之后，温有亮逼迫冯一灯色诱官员敲诈官员，齐齐赚大钱。小说的结局是温有亮逍遥法外，冯一灯下落不明，或自焚或逃走，语焉不详。小说写得最好的地方是冯一灯父亲的遭遇，父亲变成了一个罪人。她父亲是山村小学的最后一个老师，在最后一个学生(女学生)要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强奸了这个女学生，父亲用粗暴、可耻、违法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绝望、对失去女儿的恐惧。女儿因父亲的罪，忏悔自己的罪。父亲被判了八年，关在监狱里，女儿去看他，“他说他不见任何人”，“父亲不见她是因为他觉得他无颜面去面对她，就像她这么多年里不回水暖村不见父亲，只是因为她觉得她无颜面去见他”。故事如圈套一般，但父女的罪恶对照书写得很好。那些被诱惑的罪人都毁灭了，但那个罪源还在——罪源到底是启蒙忏悔之源还是诱发罪恶之源，小说写得很暧昧，暧昧得高明。

方方一直有写实的情结，也有对现实的高度敏感，为时代把脉的能力强大。她的小说，有拍案而起的霸气，也有嬉笑怒骂的洒脱，有任性的地方，也有庄重的时刻。随“新写实主义”潮流而现的《风景》等作品，捕捉到了后革命时代庸常生活的颓废。透过《惟妙惟肖的爱情》，方方看到了交易时代知识分子的落魄。惟妙与惟肖是禾呈和老婆所生的双胞胎，一家四口大致可分为两派，禾呈和儿子惟妙是读书永乐派，基本持读书有用论，禾呈老婆和惟肖是读书臭屁派，基本持读书无用论。禾呈和惟妙是历史学系的教授，惟肖学历不高，原是大学里的司机，后来跟着表姐赚钱，一举发达，房子、车子等，应有皆有了。于是读书有用论者与读书臭屁论者在家里的地位发生了颠倒，有钱者取代知识者成为大声者。但有趣的是，惟妙与惟肖都离了婚，知识与金钱都守不住一个完整的家。看上去知识分子的值已贬无可贬，但有钱人赚够了钱之后，还是要去大学加冕，或讲课或任荣誉博士或当兼职博导。是金钱无法彻底摧毁知识的尊严还是金钱早已操纵知识的灵魂？虽然方方没有明说结论，但小说对现实有悲观的看法。

尤凤伟喜欢为小人物的故事赋上离奇色彩，《鸭舌帽》也不例外。姚高潮的不如意生活主要来自私生活，当然，工作也不见得能让他舒心。姚高潮的老婆跟学校一男老师在一起了，于是姚高潮想跟那男老师的老婆见上一面，商量解决办法——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要离婚，人生在世，能拥有的太少，那么，能抓住一点就是一点，即使抓住的那一点点东西是虚无。也要死命抓住。也许姚高潮的心里还有更龌龊的想法没说出来，譬如跟对方的老婆睡上一觉，那么双方就算扯平了，等等。老婆避而不见，也不接电话，姚高潮在找老婆的过程中，目睹了离乡别井之人互相搭伙的生活，所谓搭伙，也就是许多人秘而不宣的临时夫妻生活，姚高潮也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这些甜头没有让生活更甜美，反而让人更快地奔向虚无。这些不能光明正大的生活角落里，充满了不合法的、非道德的尴尬人生。

如前文所言，作家们很清楚现世的痛楚与尴尬在哪里。这些痛楚与尴尬，有的可以明说，有的必须借助修辞来说。看到就是承担，在中国，文学很难摆胼，对现世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