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风起云涌、人才辈出的时代。顾炎武就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卓然大儒。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奇学博，志在天下，以其继往开来的杰出业绩，被誉为一代学术的开派宗师。本书作者陈祖武教授，以非凡大气的学科导师风范，深入顾炎武的精神世界，回顾其一代学术源流，纵笔顾炎武的创辟之功，撰述其至为深沅的“人文”影响。

本书作者近获温家宝总理亲自颁发的中央文史馆员证书。

陈祖武教授以严谨务实的研究态度，以非凡大气的学科导师风范，深入清儒顾炎武的精神世界，回顾一代学术源流，纵笔顾炎武的创辟之功，撰述其至为深沅的“人文”影响。

前言／001

第一讲 一个孕育大儒的时代／001

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002

满汉文化的剧烈冲突／005

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与满汉文化的合流／013

第二讲 晚明实学思潮的熏陶／019

“士当求实学”的家训／020

理学在晚明的衰微／022

经世思潮的兴起／025

晚明的西学输入／027

投身实学潮流／030

第三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033

弘光授官／034

乙酉四论／035

苏州从军／038

昆山之难／039

隆武遗臣／041

第四讲 歧路彷徨流转四方／045

远游之想初萌／046

被迫剃发／047

奔走大江南北／049

移居神烈山下／052

第五讲 陆恩案发初陷囹圄／055

陆案缘起／056

苏松人狱／057

重返南京／059

孤踪疑影／062

第六讲 只身远游吊古伤今／065

北游原因／066

首途胶东／067

淮北大雨／069

遍游齐鲁／070

幽燕怀古／072

第七讲 南北往返风尘仆仆／075

江上烽火／076

频谒明陵／077

吴门度岁／079

南下浙江／081

掉头北去／083

第八讲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085

西游秦晋／086

《明史》冤狱／089

置产章丘／092

垦荒雁北／095

刻书淮安／097

第九讲 莱州祸起再陷囹圄／101

京中闻祸／102

《忠节录》案／103

济南入狱／106

亲友搭救／110

《赴东》诗史／113

第十讲 以游为隐关山共老／117

初拒修史／118

三藩乱中／120

再拒鸿博／122

卜居华阴／126

死而后已／127

第十一讲 顾亭林致潘次耕书札考证／133

从游前诸札／134

从游期间诸札／139

鸿博特科及其后诸札／144

第十二讲 《广师》杂识／155

撰述缘起与成文时间／156

《广师》十贤学行述略／161

虚怀若谷相得益彰／168

第十三讲 不朽的学术巨著《日知录》／173

《日知录》纂修考／174

社会政治思想／181

经学思想／185

史学思想／191

文学思想／193

务实学风／196

《日知录集释》的纂辑／202

第十四讲 顾炎武礼学思想的历史地位／207

明道救世的礼学思想／208

顾炎武礼学思想在当世的反响／216

清廷与儒臣的回应／223

“礼学即理学”思想的定型／228

附录一 顾炎武年表／239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245

顾炎武生当明清鼎革。他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1682年2月14日)病逝，享年七十岁。顾炎武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大儒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大儒的时代。

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

十七世纪的中国，明亡清兴，王朝更迭，形成中国古史中又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从广义上说，明清更迭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入据北京和四个月后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最终清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其腐朽性亦越发显现出来。及至明神宗万历之时，朱明王朝已人末世。其间虽有过张居正十年(1573—1582年)的锐意革新，然而颓势已成，不可逆转。天启、崇祯两朝，更是江河日下，犹如痈疽积年，只待溃烂了。

土地兼并，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它的晚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明末，不惟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更有官庄的肆意侵吞。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身上，既有私租的榨取，复有官府繁苛赋役的重压，而辽、剿、练三饷的加派，则更属中国古史中所罕见的虐政。崇祯十二年(1639年)，御史郝晋上疏，对加派的苛酷惊叹道：“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在重重压榨之下，人民生计荡然。崇祯末年，自江淮至京畿的数千里原野，已是“蓬蒿满路，鸡犬无声”。

同经济的崩溃相终始，明末政治格外的腐败。阉寺弄权，士绅结党，贪风炽烈，政以贿成，一片亡国景象。明神宗在位四十余年，蛰居深宫，侈靡无度。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贤一手障天，祸国殃民。魏氏党羽，推行恐怖政治，黑暗腐朽，无以复加。崇祯帝当政十七年，尽管孜孜图治，然而病人膏肓，积重难返。因此，崇祯一朝，事事仰承独断的结果，不惟于颓局无补，反倒使谄谀之风日长。这样一个腐朽已极的封建专制政权，理所当然要遭到历史的淘汰。

正当朱明王朝积弱待毙之际，地处我国东北的建州女真崛起。自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兴兵以来，短短半个世纪间，雄踞辽沈，虎视关内。皇太极继起，挥师频频叩关，出没于辽东、辽西、河北，乃至京畿一带，成为终明之世不得摆脱的忧患。而置朱明王朝于死地的，则是无路可投的农民大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率先举起义旗。星星之火，倏尔燎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将腐朽的朱明王朝埋葬。但是，李白成的大顺农民政权没有能够得以巩固，入据北京仅仅四十余日，便又匆匆西去。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为拥兵西进的满洲贵族所攫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而只是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

清王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封建政权，自顺治元年(1644年)建立，迄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经历了整整四十年的动乱。

顺治元年，满洲贵族的入关，改变了明末阶级力量的结构，使之出现了新的组合。在北方，曾经受到李白成农民军严重打击的地主阶级，以吴三桂降清为标志，很快与满洲贵族合流。而在张献忠农民军所扫荡的南方，地主阶级亦纠集武装，对农民军进行拼死反抗。未曾受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的江南官绅，则于同年五月在南京建立起弘光政权，试图与满洲贵族“合师进讨，问罪秦中”。清廷作为满汉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方面于顺治元年颁发圈地令，下令将北京附近各州县的所谓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以确保满洲贵族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使“满汉分居，各理疆界”。另一方面，则在不与圈地冲突的前提下，明文规定保护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于顺治二年宣布，因战乱出逃的地主，返乡之后，准给故业，任何人不得霸占，否则将以“党寇”惩处。就全国范围而言，顺治之初，基本上是一个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局面。

然而清政权对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和保护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王朝的统治，承认满洲贵族在这一联合政权中特殊的核心地位。对此不得有丝毫的异议，更不能拥号称尊，否则便是天有二日，形同敌国。所以，当南明政权拒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之后，这一格局便迅速发生了变化。在农民起义军蒙受重大挫折，局促西南一隅的同时，清军挥师南下，以武力强迫江南官绅接受严酷的现实。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政权崩溃。六月，清廷再颁剃发令，将满人剃发习俗强制推行于江南。清廷重申：“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还严格规定：“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这样的民族高压政策，虽然使不少江南官绅低头就范，但是也有更多的不甘民族屈辱者，挺而抗争，投身到此起彼伏的反剃发斗争中去。形势的急剧变化，打破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格局，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为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同南明政权的联合抗清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于是在清初历史上，出现了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高潮。但是，一则由于南明政权的极度腐败，不惟沿袭亡明故态，官僚倾轧，党争不已，而且极力排斥、打击农民军。再则无论是大西军还是大顺军，又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两支力量始终未能有效地进行合作，甚至反目为仇，兵戎以见。这样，经过十余年的角逐，到康熙三年(1664年)，抗清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至此，全国范围的反民族压迫斗争基本告一段落，民族矛盾趋向缓和。

自康熙三年起，曾经出现过一个近十年的相对平静局面。之所以说它是相对平静，其根据在于，清圣祖亲政前后，鳌拜辅政，屡兴大狱，擅杀无辜，弄得朝野不宁。六年，圣祖亲政。八年，总算把鳌拜除去。但是，此时台湾郑氏犹拥兵自立，不奉正朔；西北准噶尔部封建王公正在积聚力量，以与清廷抗衡；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藩王，则异志渐萌，尾大不掉。所以，与其说是平静，倒不如说是更大规模对抗和动乱前的酝酿。一方面是清廷强化其中央集权政治需要的日益迫切，另一方面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割据欲望的恶性膨胀，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演成了自康熙十二年(1673年)起，长达八年之久，蔓延十余省的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三藩乱平。嗣后，清廷才于康熙二十二年降伏郑氏势力，统一了台湾。

一如前述，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已经是一个崩溃的烂摊子。清军入关之初，连年用兵，战火不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状况久久不能复苏。就连清世祖也不得不承认，顺治中叶的社会状况，依旧是“民不聊生，饥寒切身”，“吏治堕污，民生憔悴”。三藩乱平之后，康熙帝也曾及时指出：“今乱贼虽已削平，而疮痍尚未全复。”他深以“师旅疲于征调”，“闾阎敝于转运”为念，敦促内外官员“休养苍黎，培复元气”。一时民生疾苦，当可想见。然而，毕竟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腐朽的封建秩序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被打乱了，农民大众争得了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且，抗清斗争的长期进行，也促使清初统治者不得不对明末积弊及清初虐政作出适当调整。明末的“三饷”加派，早在顺治初即已明令废除。宦官干政，官绅结党，也为清廷三令五申严行禁止。清圣祖亲政以后，鉴于“圈地”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于康熙八年六月，特为颁诏，宣布：“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所有这些，都为清初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可能。康熙中叶的理学名臣陆陇其曾经说过：“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这样的话，应当是可信的。

平心而论，清朝初期，尽管有四十年的动乱，但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较之明末，显然有调整，有进步。所以，以清代明，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只是这个蹒跚的前进过程，采取了曲折的动荡形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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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风起云涌、人才辈出的时代。顾炎武就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卓然大儒。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奇学博，志在天下，以其继往开来的杰出业绩，被誉为一代学术的开派宗师。

顾炎武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学者，承宋明理学衰微之后，他深得晚明实学思潮熏陶的裨益。一生为学，始终抱定经世致用宗旨，以严谨精勤的学风和朴实的经验归纳方法，广泛涉足于经学、史学、方志舆地、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宏富的成就，留下几近五十种的宝贵著述。所著《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等，宛若一座无比厚重的丰碑，昭示了历史演进的轨迹，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顾炎武崇实致用的治学精神，严谨绵密的考证方法，以及他对广阔学术门径的开拓，影响一时学风甚巨，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亦显示了深远的历史作用。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音韵文字学之所以能够从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国，顾炎武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学术思潮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的转化过程中，作为一个开风气者，顾炎武的历史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中国学术界有个好传统，讲究道德、学问、文章的统一。古往今来，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人生境界，几多儒林中人，潜心问学，甘淡甘贫，视名利若粪土，为学术而终身奋斗。顾炎武一生，将此三者融为一体，执著追求，终身以之，成为数千年儒林的楷模。他操志高洁，人格傲岸，时至今日，三百年过去，依然具有历久不衰的精神震撼力量。为他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缅怀这位三百年前的旷世大儒，就是为了从顾炎武的学行和思想中寻求可贵的历史借鉴，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以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祖武之治清代学术史，即自读顾亭林先生书起步。二十余年间，虽亦写有一二篇读书札记，然于亭林学行，实知之太少。原拟一如前辈学者赵俪生教授，俟晚年读书稍多，再去对亭林学行进行梳理。故而近十年间，有关顾亭林先生学行的文字，几乎不写。九八年初，承河北人民出版社古籍室主任李大星先生不弃，约撰顾亭林传记。虽几经婉拒，李先生犹错爱不减，实令祖武进退维谷，无可奈何。所可庆幸者，恰逢已故王冀民教授之大著《顾亭林诗笺释》由中华书局出版。王先生之遗著，系先生于顾亭林诗及学行潜心数十年研究之所得，原原本本，信而有徵。拜读再三，久蓄胸中之亭林学行疑问，得王先生指点而多获释然。有王冀民先生之力作为据，此时去撰写顾亭林小传，自可较之先前踏实许多。然而毕竟亭林先生行奇学博，祖武至今日犹未明白者尚多，以下所述，依旧有不少未得要领之处。就权且充一阶段性作业，请读者诸君指教吧。

亭林小传结撰过半，承苏州大学周可贞博士盛谊，远道颁赐大作《顾炎武年谱》。顾亭林学行研究得此新著，无疑将会是一个有力推动。前辈哲人云，“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信然！

同学诸友，梁君勇、袁君立泽、曹君江红、林君存阳，不惟切磋论难，匡我不逮，且为本书依次分撰第十一至十四各章。集体劳作，增色多矣。

陈祖武谨识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东潘家园

二00九年十一月修订于京东潘家园

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达于极点。是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缢死煤山，朱明王朝覆亡。四月中，此消息传到江南，人心震恐，一片混乱。五月，清军入踞北京，江山易帜，正朔顿改。当此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顾炎武创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毅然走出书斋，投身时代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