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鞋履诞生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证。但是，人们在经过长期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推断或结论：中国最早的鞋履是用兽皮制成的。
旧石器时代，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不仅懂得用兽皮披在身上御寒，而且已经能够用兽皮来保护脚了。这就是最初的中国“鞋履”——一种用小皮条将带毛的兽皮裹在脚上的“裹脚皮”。
用兽皮把脚包裹起来是中国人谱写的穿鞋史的第一页。人类最初主要是以打猎为生的。为了猎到更多野兽，人类必须不断扩大打猎范围，为了追捕野兽，又必须不断奔跑。想必，人类最初也是和被其捕杀的野兽一样，都是光着脚的。在双脚一次又一次被磨出泡、磨出血后，人类的大脑终于开了窍，学会用兽皮包裹脚从而使脚不再受到伤害。
在文明社会还没有到来之前，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制作这种“鞋履”呢？制作这种“鞋履”无需复杂的材料和工艺，只需天然兽皮以及简单切割所需的锋利石器即可，而旧石器时代已经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由于这种“裹脚皮”造型酷似带褶的包子，竞使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鞋履”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演变为“烧卖式”皮鞋（见图1—1）。
今天“烧卖式”皮鞋鞋面上的打褶或抽脸工艺也正是源于裹脚皮模式。人类工艺构思所反映出的如此之大的时空跨度简直令人惊叹。也许这正是远古时代朴素美学观通过遗传基因对今人产生的一种强大的精神作用吧。
但是，在中国至今没有发现过裹脚皮的史迹。无独有偶，中国人对人类祖先的这一推测却在万里之远的欧洲找到了证据。作者在从事德语科技情报工作时发现，德国《制鞋技术》杂志（德语版）20世纪80年代初披露了一条史实：在欧洲一万多年前的洞穴壁画中，画着一幅当时人类脚上裹着裹脚皮的图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般的巧合。从简单裹脚的“裹脚皮”到“制鞋”，至少经历了数万年以上。直至骨针的出土，我们才有可能推断，最初的原始缝纫制鞋随之开始了。
一枚一万八千年前的骨针是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内出土的（见图1—2）。
骨针的产生为缝纫制作“皮鞋”创造了重要技术条件。
骨针的发明绝不可能是孤立的。它必定产生于“缝纫线”之后，是人类在探索“缝纫线”的过程中，为了用“缝纫线”缝合兽皮的劳动中发现的。无论如何，骨针已属于当时的精加工“产品”。
从大量出土文物（尤其是新疆原始社会出土文物）来看，最早的缝纫线是“筋纤维”。那时，人类已懂得将动物身上的筋晒干，然后用棒子捶打，从而获得一根根动物筋纤维。正是有了骨针和纤维线，一种比“裹脚皮”进了一步的“缝纫皮鞋”出现了。但是，原始缝纫并没有使原始鞋履有划时代的突破，它仍然也是一种帮底不分的最简陋的“兽皮鞋”。近代北方（甚至当代东北、西北地区）的乌拉鞋（见图1—3，图1—4）则是明显保留着原始鞋性质的变形体。这种乌拉鞋一般采用生牛皮制成，内垫乌拉草或麦草，十分暖和，出脚汗后，只需将草取出在太阳下晒干又可重新使用。
尽管当时的缝纫还是十分原始的，但它已经面临了一种工艺技术上的挑战。因为生兽皮新鲜时容易腐烂，晒干后又十分僵硬。这必定会影响鞋履的加工制作。于是，原始鞣革工艺产生了。古人类用野兽的脑浆、骨髓和油脂涂抹在兽皮上，通过太阳的照射和手工搓揉，使兽皮变成柔软的革。
关于兽皮变成鞣制后的皮革，其偶然性与历史上的橡胶硫化工艺的发现如出一辙。最初，人类从橡胶树上采集到胶汁后是以生橡胶形态应用的，缺点是弹性和耐磨性很差。有一次，一个橡胶园农民收工扫地时，不小心将生橡胶和硫磺堆在了一起，第二天发现生橡胶“熟”了，变得更有弹性更耐磨。这就诞生了一直沿用至今用作制造轮胎和胶鞋的硫化橡胶。皮革鞣制工艺的发现也是这样。古人类在不经意中将兽皮与野兽的脑浆、骨髓和油脂堆放在太阳底下，当再次不经意翻动搬弄后，竞发现皮“熟”了，变成了“熟”皮，即后来（直至今天）被称之为的皮革。
作者在研究中国鞋史时，曾对汉字中的这个“革”字的起源作过考证，结果发现：“革”字不仅仅是一个汉语文字，更是一幅象形图案，像什么？像一头野兽，一头披毛戴角、四脚落地的野兽（见图1—5）。
如图1—5所示，这个“革”字有兽角、前肢、兽脸、脊椎、兽身、后肢、兽尾。它明明白白地告诉认识汉字的人：革源自兽。与之相比，在中国汉语文字宝库里，有一个革字就更像野兽了。那就是金文中的“□”字，真的就如同一匹剖了膛的野兽（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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