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主编的《战时金融（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资料全面系统，且尽量保持文献原貌，就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本书的内容涵盖了中国抗战陪都史的基本内容，包括国民政府迁都定都还都、战时社会状况、战争动员、轰炸与反轰炸，主要讲述的是战时的金融等内容。

唐润明主编的《战时金融（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记录了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的金融业发展状况，内容包括银行、钱庄、信托等行业的内迁、发展和衰落，以及与这些行业员工生活状况相关（如工资表）的档案文献。书稿资料翔实，内容真实，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总序

编辑说明

凡例

第一章 战时金融政策与施政

 1.《总动员计划大纲》中之财政金融部分（1937年8月30日）

 2.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1938年4月28日）

 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第二期战时财政金融计划案》之金融部分（1939年1月28日）

 4.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调剂地方金融办法案》（1939年1月28日）

 5.《国民公报》关于中中交农四总行布置内地金融网的报道（1939年3月17日）

 6.《财政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之金融部分（1939年）

 7.《川康经济建设大纲》之金融建设部分（1939年）

 8.金融三年计划1940年度实施计划（1940年4月9日）

 9.徐堪：战时金融（1940年7月）

 10.四联总处负责人谈1940年度的金融施政(1941年1月26日）

 11.孔祥熙：抗战四年来之财政金融（1941年7月7日）

 12.《大公报》：财政部制颁检查银行规则（1942年4月24日）

 13.《大公报》关于政府当局加强管制银钱业的报道（1942年6月27日）

 14.抗战时期之金融施政（1943年11月）

 15.十年来我国的金融措施（1943年11月）

 16.财政部1943年度管理银行工作之检讨暨1944年度加强管理办法（1944年5月）

 17.《大公报》:加强银行监理办法（1944年11月29日）〖JY。〗

 18.《国民公报》:俞鸿钧报告财政金融施政方针（1944年12月29日）

 19.《大公报》：主管机关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管制（1945年2月21日）

 20.国民政府抗战时期之金融政策（1945年）

 21.宋汉章：我国银行制度之演进（1947年）

第二章 战时首都金融概况

 1.抗战爆发初期重庆的金融近况（1937年8月）

 2.抗战初期重庆银行分布表（1938年12月31日）

 3.抗战前期重庆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所属各行庄概况（1939年11月）

 4.张润苍：抗战以来的四川金融（1940年4月）

 5.康永仁：论重庆市银钱业及银行管理（节录）（1942年1月）

 6.抗战中期重庆银钱业概况（1942年7月）

 7.康永仁：重庆的银行（1944年6月）

 8.陈晓钟：十年来重庆市银行业鸟瞰（1944年6月）

 9.杨泽：四川金融业之今昔（节录）（1944年6月）

 10.抗战后期重庆银钱业概况表（1945年1月）

 11.董幼娴：重庆保险业概况（节录）（1945年）

 12.1945年的重庆金融回顾（1946年）

第三章 战时首都的金融市场

 1.抗战爆发初重庆组织贴放委员会及当时贴放押品的规定（1937年9月）

 2.《国民公报》报道：政府不准银楼收售金条及原金（1938年11月20日）

 3.1939年重庆内汇及其问题(1939年11月)

 4.康心如：几家商业银行资产的运用（1942年2月7日）

 5.1937年至1941年国家行局收兑金银情形（1942年）

 6.抗战中期重庆昆明两地商业银行业务比较（1942年7月6日）

 7.1942年上半年重庆内汇动态（1942年）

 8.四行贴放四十一年度分析及四十二年度之修正（1943年）

 9.抗战中期四行贴放情形（1943年7月）〖JY。〗

 10.1943年上半期重庆市金融动态之分析（1943年9月）

 11.1937─1944年10月重庆成都内江雅安利息行市（1944年10月）

 12.1944年10月重庆成都等五城市内汇行市（1944年12月）

 13.重庆市银行界对于财政部限制银钱业汇款业务办法的意见（1944年）

 14.1944年重庆市金融动态分析（1945年1月）

 15.骆清华谈重庆黑市利率与游资问题（1945年2月9日）

 16.康永仁：再论重庆的银行(节录)（1945年）

 17.1937─1945年重庆成都等城市内汇行市（1946年4月）

 18.1939─1946年重庆汇往各地内汇行市（1946年6月）

 19.1937─1946年重庆成都等地利率变动情况（1946年）

 20.1937─1946年重庆等七大城市黄金市价及其指数（1947年）

 21.1937─1946年四川各重要城市利率指数(1947年5月)

 22.朱祖晦：抗战期中我国金融之流动情形（1948年）

 23.李荣臣：我国后方之战时金融（1948年）

第四章 战时首都的金融组织

 1.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章程（1939年11月28日）

 2.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1939年11月28日）

 3.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第一届当选委员名册（1939年11月28日）

 4.重庆市钱商业同业公会章程（1939年11月30日）

 5.重庆市钱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1939年11月30日）

 6.重庆市钱商业同业公会第一届当选委员名册（1939年11月）

 7.重庆市银楼商业同业公会章程（1942年8月31日）

 8.重庆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成立情形（1943年10月25日）

 9.重庆市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章程（1944年2月1日）

 10.重庆市银楼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1944年3月）

 11.重庆市银楼商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册（1944年3月19日）

 12.抗战后期的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1944年6月24日）

 13.重庆市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的任务（1944年7月）〖JY。〗

 14.四联总处的组织沿革与业务概况（节录）（1948年9月）〖JY。〗

第五章 战时首都的主要银行

 1.钱永铭：战时之交通银行（1940年）

 2.陈清华：战时中国农民银行之农村放款（1940年）

 3.朱通九：我国四大国家银行的演进（1941年11月17日）

 4.抗战时期的中央银行（1943年10月）

 5.顾翊群：十年来之中国农民银行（1943年）

 6.四川美丰银行简历(1943年)

 7.施复亮：四川省银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944年6月）

 8.宫廷璋：聚兴诚银行三十年来概况(1944年6月)

 9.川盐银行简史(1946年11月)

 10.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概况(1946年11月)

 11.《中央银行简史》（节录）（1948年10月）

 12.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简史（1948年）

 13.重庆金城银行沿革简述(1950年)

 14.和成银行沿革及历年业务概况(节录)（1951年4月9日）

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第二期战时财政金融计划案》之金融部分（1939年1月28日）

财政与金融相为表里，欲谋财政基础之巩固与调度之灵敏，必先谋金融机构之完整与资金之活泼，此现代国家之定例也。我国财政在近数年中本抱定财政金融双管齐下之方针，而于发展金融，改革币制，尤为注意。自整理金融及施行法币政策以来，全国金融统一，社会经济渐趋繁荣，财政上已树立稳固之基础，方冀集中财力，积极从事建设，跻国家于富强之域，曾由本部参照中央五年经济计划，关于财政金融事项，拟具五年进行方案，呈候核定施行。不幸战事发生，前项方案，未能见诸实施，非另行通盘筹划，改定办法，不足以应付非常。爰就已经树立之基础上先作战时三年计划，第一期一年半中虽遭遇种种困难，尚能勉力推行，支持危局。现在第二期抗战开始，情势不无变迁，同时西南西北各省之交通经济建设事业，更须积极推进，计日程功，财政上应付之艰苦，必将更甚于往日。兹特于此第二期内仍先就此后一年半之财政金融具体计划，重行检讨，再加厘定，以期切合实际，便于施行。并将第一期一年半之设施，略述梗概，以供参照。

关于第一期之财政设施：以言收支，则因战费需用之浩繁，后方建设之筹办，难民救济款项之支应，支出陡增，而战区日广，工商凋敝，税收日形短绌，亏短之数，约计25万万元，全恃内债以资弥补，而大部分则仰给于各银行之借垫。以言税务，则以整顿旧税为主，如扩张海关转口税，推广统税区域，并变通就厂征税办法，颁行非常时期征收印花税办法，增加土酒税，举办土烟丝税，扩充所得税课检税范围，虽增收之数，不敌因战事损失之数，亦可稍资抵补。以言地方财政，则凡战区省份，均力予补助，以资推持，在后方各省，则督促调整地方税务，划分国地收支，并酌量困难情形，分别加以协济。以言财务行政，则厉行会计独立制度，划分稽征与经收权限，调整战区财政机构，实行税务督察办法，改进人事管理，训练专门人才，均已进行无懈。以上各端，或以环境变化，未尽能如其所预期，而于战时财政上亦不无相当之效果。

关于第一期之金融设施：（一）为颁布安定金融办法，并于上海地方施行汇划制度，金融赖以安定。（二）加强银行之监督与联络，如制定中中交农四行内地联合贴放办法，由四行在各处分设贴放委员会，办理当地贴放事宜，俾农矿工商各业均得随地通融增进生产，并规定各区金融处理办法，因地制宜，以免敌人利用，而抵制其种种破坏之计。（三）收集金银，吸收外汇，以充实法币发行准备，维持法币信用，制定金类兑换法币办法，并分别函令四行设立收兑金银办事处，对于侨胞汇款便利事项，则督促中央中国两行积极办理。（四）颁布购买外汇请核规则，指定中央银行办理外汇请核事宜，并限制携带法币出口数目，以防止资金之流出，一面制定商人运货出口及售结外汇办法，以增进外汇之收入。（五）制定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以扶助公私企业，或自营物资之收购储备销售，并委托中央信托局办理战时兵险，以保障战时物资运输之安全。以上种种措施，不仅稳定法币，使财政基础未曾动摇。且限制外汇，调整物资，吸收侨汇诸项，足以集中资金，亦裨益金融不少。而银行协助政府举募债款，以及借垫款项，尤为得力。故处此非常之局，以极少之税收，而能担负巨额之军费支拨，随时供应，无稍贻误。其他经济建设教育文化救济补助各款，亦均按时支付，而同时并收金融稳定之效，是财政金融相为表里之功用，业已昭然在人耳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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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