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他出生在天津的书香门第。12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参加业余无线电社，从此与电子结下不解之缘。他就是被称作“战士、博士、院士”的“三士科学家”——罗沛霖。这本《罗沛霖传》用白描的写法，按时间顺序记录的方法，真实地记录了罗沛霖院士的一生经历。让我们循着罗沛霖院士的成长路径和成功轨迹，去观赏和思考中国电子科技事业与电子信息产业奠基、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去畅想和筹划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中国科技和工业经济更加美好的未来。本书由刘九如、唐静著。

《罗沛霖传》以记录罗沛霖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罗沛霖传》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让我们循着罗沛霖院士的成长路径和成功轨迹，去观赏和思考中国电子科技事业与电子信息产业奠基、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去畅想和筹划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中国科技和工业经济更加美好的未来。本书由刘九如、唐静著。

导言

第一章 京津大户

第二章 京华十载(1914-1924)

2.1 姐姐们的故事

2.2 启蒙教育

2.3 多事之秋

第三章 津门七载(1925-1931)

3.1 求学遇阻

3.2 在兴趣中成长

3.3 同学少年

3.4 情窦初开

第四章 沪上求学(1931-1935)

4.1 动荡中求学

4.2 多面手

4.3 初识钱学森

4.4 青岛之行

第五章 到延安去(1936-1939)

5.1 毕业后的选择

5.2 第一份工作

5.3 重返上海

5.4 再续前缘

5.5 杭州历险

5.6 投奔延安

5.7 延安无线电起步

5.8 星星之火

第六章 辗转重庆(1939-1947)

6.1 初入重庆

6.2 “青科技”萌芽和成长

6.3 终成眷属

6.4 兴业电讯厂

6.5 毛泽东接见

6.6 中国建社

第七章 留学美国(1947-1950)

7.1 奔赴美国

7.2 埋头苦学

7.3 留学生活

7.4 曲折回国路

7.5 船上完成博士论文

第八章 电信事业(1950-1964)

8.1 投身建设事业

8.2 破土而出

8.3 “718”的辉煌

8.4 入党

8.5 故友重逢

8.6 制定宏伟计划

8.7 古巴之行

8.8 第一台超远程雷达

8.9 师恩难忘

第九章 文革受难

9.1 患难见真情

9.2 隔离被捕

9.3 重见天日

第十章 重返岗位

10.1 白手起家

10.2 重新起航

10.3 再续辉煌

10.4 力推新事物

10.5 计量和标准化的推动者

10.6 设计、研究亚直接进位逻辑加法器

第十一章 退而不休(1982-2002)

11.1 推动学术交流

11.2 发展人工神经网络

11.3 倡建中国工程院

11.4 展望文化信息时代的未来

11.5 心系计算机

11.6 涉足管理与经济

11.7 关注教育

11.8 推动中国发明

第十二章 最美不过夕阳红(2002-2011)

12.1 文集出版

12.2 子女

罗沛霖年谱

罗沛霖主要论著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大革命时，徐金林曾参加上海暴动，他本业是钳工，制造钢窗。不过，他不但对钳工精通，而且对锻工、焊工也很熟练，由此制造车间就由他负责。徐师傅早在1923年就加入共产党，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一名地下党员，受党组织单线领导。1925年5月，他与发电厂一位同情革命的工头相商，组织了罢工，拉了发电厂大闸，断了租界供电，使得工厂停工，为工人大罢工创造了条件，是组织工人大罢工的关键人物。大革命失败后，徐师傅在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是他仍然坚持资助革命，掩护、营救同志。徐金林是从上海奔赴延安，为保安全，除了夏天必需替用的衣物和用品外，其余物品全都留在了工厂里，但却依然带了不少简单常用的加工工具。徐诚志还带了一部照相机和胶卷、洗印药品等，到陕北后，在保安、延安为中央领导和其他人照了很多相片，对大家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同时，他机械工业设计知识渊博，崇尚求实，待人谦虚和蔼，生活十分简朴，毫无旧社会某些高级技术人员派头。

另外一位新来不久的车工许庚元(后改名林中)，工龄不长，但技术很好，是唯一的车工。孙友余和罗沛霖晚间插空也上一下车床，但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零件，技术远不及徐师傅。

后来又增加了一位钳工——钱松甫。随着人员的配备齐全，通信厂基本具备开工条件了。用皮带连上天轴，车床主要靠人摇，摇手解大槐，身强力大，黄明清体格略差，二人轮流摇。钳工方面先是周士彬、吴全根，资格较浅，徐金林起主导作用。后来来了荀玉秀，原是河南的修枪工人，手艺不错，身强体壮，一锉刀能锉去半毫米，为了团结好他，徐金林主动让他在制造间作负责人。

还有一个人令罗沛霖印象深刻，那就是钱文极。他是同济大学预科生，来到通信材科厂，成为罗沛霖最主要的技术帮手。为了成功抵达延安，钱文极历经了周折。

在同济，钱文极、王叔皓(后改名王立，曾任五机部副部长)、任有信、王辅民等四人都是无线电爱好者，为了爱国抗日，报名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让他们深感意外的是，那是一所特务学校。当时同济的教员任朗(上海交大学生，比罗沛霖晚两年毕业)发现此事后及时告之四人。四人在半夜中慌忙逃了出来。虽然，罗沛霖在武汉曾听任朗说过这件事，但当事人再次叙述其中的曲折时，罗沛霖仍觉得惊心动魄。后来，除王辅民外，另外三人都来了延安，参加了通讯材料厂，装配间自然也就找到了负责人——钱文极。

工厂正式开工要制造电台，只能从头自制，第一个要做的是可变电容器，当时，周恩来同志从外面弄来了一大卡车通信材料，其中有电子管、铜元、黄铜皮、铝皮等。厂里有一些元件零件和材料，但并不齐全。黄铜元做轴，厚铝皮做端架，薄黄铜片可做叶片。但黄铜圈做轴，在上边车出装片子的槽，若用薄铝片作叶片，就可用碾压法固定在轴上。可是用黄铜叶片则太硬，用碾压法固定不了，动片和定片都无法组装。罗沛霖和徐金林商量，决定用锡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端架又没有合适材料，只有一种厚铝片可用，却又太软。他们想的办法是扳边加强刚度。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动片组太重，不能稳在一个位置。于是又加了一个钢丝弹簧，增加旋转的摩擦力。就这样，可变电容器做成了，像模像样，可以使用。

发射的电容器做成了，还要做接收用的，要从模具做起。罗沛霖到厂时，专门从事动片、定片用的模子已经做好了，只是模具上下模之间的缝隙太宽，好歹还可用，只要冲出的片子边上修整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要做度盘和旋钮。无线电机要用机箱和绝缘件，在硬件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聪明的技术人员充分使用了延安山中的杜梨木。这种木料纹理细致，也较坚硬，用来做绝缘材料时可先用石蜡煮一下。做机箱时则先涂一层清漆，干燥后再涂一层紫胶(洋干漆)，这个方法是王诤局长教给罗沛霖的。做度盘和旋钮也用杜梨木，首先做一个圆板，外圈擂上粗纹增加摩擦力，以便用手指旋转，中间镶一个黄铜毂，然后固定在轴上。圆板的面上周围刻成一百度再打上数字，最后两个工序常常由钱文极和罗沛霖在晚间灯光下做。不管是发射机还是接收机，都要用线圈，发射用粗铜线，接收用较细漆包线，但都要用线圈架。线圈架上下用两块杜梨木板，中间用几根胶木条(酚醛绝缘板做成条状)撑着线圈。

发射机则是用一个RCA210电子管做成，输出7.5W。接收机用三个30管，三级三波段，再做一个接收用的波段开关。那时，国民政府和前苏联供应了一两部电台，其接收机是三波段，变换波段却是用插入线圈，当时延安没有现成的插入式线圈筒和插座，很不方便。罗沛霖灵机一动，想到在上海时，他已看到飞利浦的收音机用了波段开关，铭记于心，于是在延安比照着做了出来。当然限于工艺和材料，不能做得那样漂亮。这个简单可靠的波段开关，比国民政府和前苏联的技术还要领先了一点。

开关的原料，是黄铜片制成的“三个义”的旋臂和九个黄铜接点。那黄铜片预先拍薄以增加刚度，并用一个白钢丝弹簧保持接点的接触压力。这利用了现成的材料和很简单的工艺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熟能生巧，正是这样的手工制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39年7、8月，罗沛霖离开延安时，通信厂已经生产了五、六十台，配上从外边购买来的手摇机，尽快送到了抗日前线。

制造的过程是艰辛的，但得到了很多支持抗日的民众的帮助。为了获得技术资料和某些零部件，罗沛霖写信同外界的朋友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

当时姜长蕃在桂林安装广播电台，给罗沛霖寄来了很多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籍，还曾给罗沛霖寄了200元钱。另有王端骧(现交大教授)，受进步同学影响，同情革命，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给罗沛霖弄来了许多螺钉、螺母还有电阻丝。当时延安没有电阻丝，有了这些电阻丝，就可以做变电阻(可以变化灯丝电流)。这样，延安通信厂就又做成了可变电阻和波段开关。

就这样，罗沛霖为当时的部队提供了一批急需的电台设备，大都是7.5W的，为了适应部队需要，罗沛霖还设计制造了一台50W的发射台，用的是211电子管，电源用的是汽油发动的发电机。

毛泽东得知此事，大力称道，并亲自给延安通讯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P59-61

1913年，他出生在天津的书香门第。12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参加业余无线电社，从此与电子结下不解之缘。17岁，他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因为个人兴趣，他选择了上海交大的电机系。25岁，在民族危亡之际，大学毕业不久的他毅然放弃高薪的职位和优裕的生活，奔赴圣地延安。35岁，带着党的嘱托，他赴美留学，仅用了2年左右的时间便拿下博士学位。37岁，他学成归国，满腔热情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并放弃进入中国科学院的机会，选择进入产业界，专注于中国的电子工业与电子科技发展，参与和推动了新中国电子工业的许多重要项目，微电子、计算机、广播电视、远程雷达、卫星通信、光纤通信等几大领域的技术与产业初创，都由他在主持、参与或组织协调，这些产业的发展历史不能不留下他的醒目名字。80高龄，他又起草了创建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多方推动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并当选首批两院院士。2011年，他因病去世，享年98岁，留下文稿170多篇。

他就是被称作“战士、博士、院士”的“三士科学家”——罗沛霖。

2011年4月17日0时5分，罗沛霖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罗沛霖的一生一直在电子产业界和学术界奔波，他见证和参与了我国电子科技和电子工业的成长，并为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心系国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个人的科研兴趣与成就，服务于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繁忙工作之余的点滴时间都是在科学技术的前沿探求创新；他视野开阔，学识渊博，以他高度的前瞻性和敏感性，引领着中国电子科技与电子工业的发展。

罗沛霖知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他参与主编了《中国电子科学技术评论》、《新产业革命与信息高速公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科学概览一信息卷》等书刊，并撰写和发表了大量论文。2003年，在他90大寿之际，《罗沛霖文集》出版。《文集》收录了罗沛霖的文稿90多篇，不仅凝聚了罗沛霖一生从事电子信息科技的心血，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几十年来中国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

在今日中国醒目崛起、经济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强的辉煌时刻，我们不能不缅怀老一辈科学家的丰功伟绩。新中国创立初期，国内外科技人才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满腔热情投身新中国科技事业，他们中很多人由此成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者和各产业行业的初创开拓者。

基于对这一代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的抢救整理，中国科协于2010年5月开始发起实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明确给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的任务是尽快采集整理罗沛霖院士的资料。经研究，工信部科技司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工信部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简称电子一所)，电子一所迅速成立了以刘九如副所长(现任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为组长的课题组，通过与罗沛霖院士的多次当面交谈采访、多方查阅档案、整理大量的文稿和信件、核对订正相关资料，最终撰写出专门报告，于2011年8月初步完成了中国科协的课题任务。罗老将自己创作但尚未完成的自传提交给课题组，该自传成为报告的最重要参考。而此时，中国工程院提出希望能够编写出版《罗沛霖传》，这一任务自然交给了课题组，最后就由刘九如、唐静两位同志承担。

刘九如曾担任《计算机世界》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多年，在1995年前后，多次采访过罗沛霖院士，就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战略等问题与罗院士有过深入讨论。基于对罗院士丰富人生经历和丰硕科研成果的景仰，以及对罗院士毕生为党和国家事业无私奉献、对年轻人无私关怀、对电子科技创新孜孜以求的高尚人格的敬佩，饱含深情用词遣句，审慎拟定传记大纲，撰写重要篇章，并对全书进行最后审定。作为电子一所年轻研究人员的唐静女士，多次与罗院士面对面交流，每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感慨，常常被罗院士的人生曲折和动人事迹所感染，常常对罗院士的思想高度和丰富积累油然而生敬佩。不厌其烦的确认每个细节，认真仔细地核对订正每份资料，最后形成一行行的传记文字。这一切，只为真实记录罗沛霖院士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正当采访工作基本结束，资料准备基本齐全，传记文字正一行行敲进电脑的时候，我们突然获得罗沛霖院士生病住院的信息。在罗院士弥留之际，我们去301医院看望的那个场面，令人永远难忘：罗院士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已经口不能言，我们报上名字，他只能用眼神示意。当我们告知正在给他写传记的时候，他突然瞪大了眼睛，费力地伸出手来。护士会意，给他的手里夹上一支笔，他没法侧身，就凭手的感觉，在护士托着的笔记本上写下一个“实”字。

这是罗院士对我们给他撰写传记的期望，这也是他的最后心愿。正是基于罗老这样的心愿，今天呈现给各位读者的这25万多文字，没有任何的想像和添加，就是用白描的写法，按时间顺序记录的方法，真实地记录了罗沛霖院士的一生经历，一切是那么的平淡、平常、平凡。但是，我们坚信，在这体现平淡、平常、平凡的字里行间里，读者一定可以看到精彩的细节、动人的故事、感人的事迹；而从那些细节和故事里面，我们又必将油然而生出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敬佩，对中国科技事业过去辉煌成就的感叹，并在我们的心里升腾起推动未来科技事业更快发展的光荣使命感。

赶快翻开第一章吧，让我们循着罗沛霖院士的成长路径和成功轨迹，去观赏和思考中国电子科技事业与电子信息产业奠基、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去畅想和筹划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中国科技和工业经济更加美好的未来。

罗沛霖院士毕生求真务实。他性格平和，为人平实，工作和生活中体现的更多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虽人生曲折、经历丰富，但并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和大悲大喜，因此传记内容很难高潮迭起；加之，罗沛霖院士一生低调，记录他个人的生平事迹的文字资料相对来说留存较少。因此，我们撰写他的传记，从采访、到收集整理资料，到订正和核对各种工作生活细节，确认他经历的各种人和事，都很费周折，颇有难度。

我们确实牺牲了很多的休息时间，因为刘九如作为电子一所主管科研业务的副所长，整天忙碌，我们两人又都承担着其他的研究课题，只能依靠业余时间。

除了作者的加班加点，推敲琢磨，传记最终之所以能够撰写完成、定稿出版，我们要深深地感谢从多方面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各方人士。

首先感谢的是罗沛霖院士，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将近100岁的高龄，颤颤巍巍，多次接受我们的采访，与我们面谈；多少次冥思苦想那些经历的人和事，多少次搜肠刮肚回忆那些具体的时间和岁月；我们为了尽量保留面访的影像资料，因此每次采访都架起一个摄像机，开着大灯照着，弄得罗院士非常疲惫，但他都默默地配合。由于太欠缺对历史的了解，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可能极不合适，甚至有些幼稚，但罗院士总是耐心地进行介绍和解释。他没想为自己留名；但他一定想，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能否给后人留下点什么。正是罗院士的精神和毅力一直在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其次我们要感谢罗沛霖院士的家人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罗沛霖院士夫人杨敏如，已经年届百岁，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她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们介绍了罗院士的很多生活细节。在经历照顾罗院士住院治疗的种种艰辛和突然辞世的悲痛以后，依然热心地配合我们推进罗院士传记的撰写工作，他将罗院士的书房打扫干净，主动邀请我们到家中来搜寻有用的资料，帮助我们回忆并订正了很多细节。正是罗夫人的帮助，让我们更清晰地梳理出罗院士的人生脉络。罗院士的二儿子罗晋，工作异常繁忙，经常奔波于中美两国；但只要他在北京停留，便主动约请我们面谈，正是由于罗晋的帮助，让我们更好地梳理清楚了罗院士的学术成长轨迹。  传记在进行到一半时，罗老便与世长辞。由于访谈次数偏少，经历串联缺乏故事性，我们在很多章节都参考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笑慰人生——著名电子学家罗沛霖》，该书作者冉淮舟曾在罗老八十多岁时，针对罗老的过往经历有过数十次的访谈，在经过罗老家人确认资料详实可用的基础上，本传记也大量采用了其中素材，在此要特别表示感谢。

我们要感谢罗老唯一的学生柯有安教授，曾是罗老部下的陈正清、王仲俊两位老先生，以及半导体专家吴锡九。他们都是在百忙当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受了我们的访谈，认真回忆与罗老共事的岁月和难忘往事。

我们要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离退休老干部局的吴亚军局长和张勇书记，以及工信部科技司综合处的张志锋处长和曹晓晴处长，是他们的信任和鼓励，让我们敢于接手传记的撰写工作；也是他们整合资源，给予课题组资金支持，甚至派专人陪同我们采访。正是他们的大力协调和统筹，让我们在组织和财力上得到保障。

我们还要感谢工信部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党委书记葛程远、工业经济研究部主任李丽，参与传记资料整理和初稿编纂工作的张阳、谭荣胤和盛华，参与传记润色加工的崔玲，以及还有很多这里没有点到名字的人们。

由于我们才疏学浅，文笔简陋，综合水平有限，可能我们的文字没能更高度、更充分地反映罗院士的一生。但我们确实饱含深情，希望我们这一行行平实的文字，能够告慰罗院士的在天之灵；但愿我们客观真实的记录能够笑慰众多帮助过我们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