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中篇小说代表作。

《侦探故事》发生在一个想象中的南美国家。主人公马腾斯是独裁政权的一名秘密警察，在这个政权倒台后，他因被指控参与数起谋杀案而面临新政权的审判。在狱中，他写出一份手稿，讲述了著名连锁店老板费德里戈·萨利纳斯和他儿子恩里克·萨利纳斯被怀疑谋反而惨遭杀害的故事。

凯尔泰斯·伊姆雷所著的这本书包括《侦探故事》《寻踪者》和《笔录》三个篇目。《侦探故事》的背景设在一个想象中的南美国家，主人公马腾斯是独裁政权的一名秘密警察，参与了将连锁店老板萨利纳斯父子扣上谋反罪名并将其残忍杀害的罪行，他在狱中写下了自己的忏悔。《寻踪者》中，主人公带着他的神秘使命，寻访集中营旧址，期待发现能唤醒历史记忆的“踪迹”，但所到之处均以失败告终。小说把保留过去的记忆即大屠杀记忆的可持续性作为中心议题，并提出了历史中的个人责任问题。《笔录》写的是主人公从布达佩斯乘坐国际列车前往维也纳的遭遇，反映了官僚僵化的社会现实。

侦探故事

寻踪者

笔录

译后记

下面的这份手稿是我的当事人安东尼奥·罗·马腾斯委托我公布的。马腾斯是谁？待会儿，你们可以从他本人的讲述中找到答案。我只想在前言中说，与他的智力水平相比，他的写作才华令人惊叹。经验告诉我，每个人都是如此，一旦他决定正视自己命运的话。

我被指定为他的辩护律师。马腾斯被指控参与数起谋杀案，但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既不否认，也不试图辩解。根据我的经验，在类似的案件中，被告的行为方式分两种：一种是在大量的物证和所应承担的责任面前死不认账；另一种是痛苦的悔悟，但其真正的动机则是残酷的冷漠和自怜。马腾斯有别于这两种类型。他毫无顾忌、主动、心甘情愿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漠然得就好像不是在陈述自己，而是在陈述别人干的事。他仿佛就是在讲述另外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马腾斯，而且为了那个马腾斯的所作所为，他甘愿承担所有的后果。我认为，他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

有一天，他带着令人惊诧的愿望来找我。原来，他想让我去为他求求情，允许他在牢房里写东西。

“您想写什么？”我问他。

“写我所理解的逻辑。”他回答道。

“现在？”我大吃一惊，“在犯罪的过程中，您难道没有理解吗？”

“没有。”他回答道，“当时没有理解。在那之前，曾经理解过一次。现在我又重新理解了。人在做事的过程中容易遗忘。”他摆了摆手，“但是，这个你们是理解不了的。”

其实，我理解得比他想象得更透彻。我只是感到惊讶：我没想过，马腾斯——曾经像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那样，放弃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所具备的全部判断力和观察力——这个人又一次打起了精神，他将要求自己的权利。这就是说，他想陈述和分析自己的命运。在我经历过的事情中，这是最罕见的。我觉得，人人都有权利这么做，而且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做。马腾斯也不例外。于是，按他所愿，我去为他求情。

请你们不要对他的表达方式感到惊讶。在马腾斯的眼中，这个世界看起来可能就是一部现成的蹩脚小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伴随着恐怖故事唯一的编剧或者编舞——如果更喜欢用这个词语的话——那令人惊异的果断性和令人怀疑的合理性。但是——不是出于辩护，仅仅是为了真理——请允许我补充一句：这个恐怖故事不是由马腾斯一个人写出来的，而是由现实写出来的。

最后，马腾斯把手稿交给了我。这里公布的文字完全是真实的。我没有对任何一处进行改动，甚至忽视了一些理应进行无条件修改的语言表达上的缺陷。他要说的话，我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

我想讲一个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你们看过后可能会说这个故事伤风败俗。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它的简单性。因此，我讲的是一个简单而又伤风败俗的故事。

我叫马腾斯。是的，就是那个安东尼奥·罗·马腾斯。我现在正站在新制度的法官，也就是人民法官的面前——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现在，你们可以读到足够多的关于我的事情——那些喧嚣的小报不遗余力地想让整个拉丁美洲，甚至遥远的欧洲都知道我的名字。

我必须抓紧点儿，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我要讲述的是萨利纳斯的档案：费德里戈·萨利纳斯和他儿子恩里克·萨利纳斯的档案。他曾经是一家遍布全国的连锁店老板，他们的死亡当时就让人震惊。要知道，那时候要让人震惊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萨利纳斯是起义领袖，可谁也不愿意相信他是叛徒。后来，就连上校也后悔我们就处死他们发布公告：无疑，这产生了巨大的道德影响，实在太大了，完全没有必要。但如若不发布公告，我们可能就会面临暗箱操作、违反法律的指控。无论怎么做，都只能是错。其实，上校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不瞒你说，我和他所见略同。然而，一名侦探官员的信念又能对事情的进展产生什么影响呢？

那时候，我还是调查局里新来的小伙子。我是从警察局调过来的。我不是来自于政治科——那里面的人早就到这边来了——而是刑侦科。“你，马腾斯！”一天，我的上司说，“你有没有兴趣调过去？”我问：“去哪里？”——毕竟我只是个警察，不会揣摩人。他点了点头：“去调查局。”我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我的刑侦工作干得还可以，但我对杀人犯、窃贼和妓女已经有些厌倦了。现在吹来一股新鲜的风。我听说，已经有一两个人飞黄腾达了。人们都说，谁努力，未来就等着谁。“调查局要人。”我的上司接着说，“我一直在考虑，该推荐谁去好呢？马腾斯，你是个有才干的人。你在那里会很快干出名堂来的。”上司补充说。

是的，我也差不多这么想。

我完成了培训课程，也被洗了脑。但这还远远不够。许多陈旧的思维依然残留在脑际，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但他们太急于求成了。那时，所有的事情都特别急迫。要建立新秩序，要尽快巩固政权，要挽救祖国，要清算动荡——看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压在了我们的肩上。“这个将在实践中解决。”——当人们为了某件事头痛时，总会这么说。如果我真学到了什么本事的话，那可就是活见鬼了。好在我对这份工作还算有兴趣，况且薪水也不错。

我被分配到迪亚兹的小组（迪亚兹现在尚未缉拿归案）。我们共有三个人：我的上司迪亚兹（我可以向每个人保证，永远也别想找到他）、罗德里格斯（已经被判死刑；只判了一次，这个无耻之徒，就是判他一百次死刑也不为过）和我——一个新来的小伙子。当然，还有助手、金钱、无边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技术，这些都是一个普通警察连想也不敢想的，更不用说去肆无忌惮地亲身体验了。

P3－6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A--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逊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eszImre）是二〇〇二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匈牙利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长期从事有关大屠杀的文学创作，自认为假如没有奥斯威辛，他什么也不是，谁也不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本书收录凯尔泰斯的两部中篇小说《侦探故事》、《寻踪者》和一部短篇小说《笔录》，均译自匈牙利文。需要指出的是，《寻踪者》发表于一九七七年，但作者于一九九八年对它进行过一次修改。这篇小说的中文版根据修改后的版本译出。

《侦探故事》并非传统的刑侦故事，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个“恐怖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想象中的南美国家。主人公马腾斯是独裁政权的一名秘密警察，在这个政权倒台后，他因被指控参与数起谋杀案而面临新政权的审判。在狱中，他写出一份手稿，讲述了著名连锁店老板费德里戈·萨利纳斯和他儿子恩里克·萨利纳斯被怀疑谋反而惨遭杀害的故事。

《寻踪者》的情节扑朔迷离，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主人公的身份，在小说中都没有明确交代。根据凯尔泰斯的其他作品以及小说中的一些提示，小说的主题毫无疑问与纳粹集中营有关，小说中出现的几个地点可理解为魏玛、布痕瓦尔德和蔡茨。主人公带着他的神秘使命，寻访集中营旧址，期待发现能唤醒历史记忆的“踪迹”，但他所到之处均以失败告终。小说把保留过去的记忆问题即大屠杀记忆的可持续性作为中心议题，并提出了强烈的个人责任问题，但在法律和人文思想失效的社会，个人却是无助的。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决定停止执行自己的使命。

《笔录》写的是主人公从布达佩斯乘坐国际列车前往维也纳的遭遇，由于他出境携带的外币超过国家规定，不仅外币被海关没收，他本人也被迫在边境下车，无法完成维也纳之旅。小说反映了官僚僵化的社会现实。

阅读凯尔泰斯的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凯尔泰斯的作品，有必要对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情况作一番介绍。

凯尔泰斯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一九四四年六月被投入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后被转往德国的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集中营被解放后，凯尔泰斯于一九四五年回到祖国。一九四八年完成中学学业。此后，他当过报社记者，也当过两年兵。从一九五三年起，凯尔泰斯开始了艰辛的文学创作和翻译生涯。

无疑，对凯尔泰斯的文学创作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是他在纳粹集中营的亲身经历以及他的家人的遭遇。他的外祖父母死于种族大屠杀，祖父母则死于拉科西执政时期（一九四五年一一九五六年）。用凯尔泰斯本人话说，他的家族史本身就包含和象征了匈牙利现代的苦难史。作为奥斯威辛的幸存者，奥斯威辛不可避免地成为凯尔泰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凯尔泰斯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思想者。他孜孜不倦地思索着种族大屠杀这一历史现象，并透彻地洞察了奥斯威辛的实质。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种族大屠杀是西方文明的创伤，是两千年欧洲道德文化的终点。凯尔泰斯坦言，他对文学本身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在努力地寻找描写极权主义的语言，这是一种那样的语言，它能够表达出一个极权机器如何粉碎和改变人类并使其丧失认知自我的能力。凯尔泰斯说，他从来没想成为大作家，对是否能写出好小说和好故事不感兴趣，“我的所有作品讲述的都是二十世纪被异化的人”。

从一九六。年起，凯尔泰斯用十三年的时间创作小说处女作，其中文译名五花八门，中国大陆译《无命运的人生》，台湾译《非关命运》，但也有《无形的命运》等译名。正是这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为凯尔泰斯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小说讲述的是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男孩柯韦什．久尔吉在纳粹集中营里一步步去适应和生存的故事。小说起先被出版社拒绝，后于一九七五年得以出版，但却反响平平。不过，正是这部小说使凯尔泰斯开始了一个三部曲的创作。凯尔泰斯把第一部小说的遭遇写入一九八八年问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惨败》之中，主人公仍然是柯韦什．久尔吉。一九九〇年，第三部长篇小说《给未出生的孩子祈祷》出版，前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再次登场，他为自己未出世的孩子祈祷，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降临到这个允许奥斯威辛集中营存在的世界上来。二〇〇三年出版的《清算》则把这个三部曲补充为四部曲，并为凯尔泰斯以奥斯威辛为主题的系列小说画上了一个句号。

凯尔泰斯的其他小说作品有：中篇小说集《寻踪者》（1977年）和中短篇小说集（（英国旗》（1991年）。日记和随笔在他的作品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苦役日记》（1992年）收录了他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九一年的日记。《另一个人》（1997年）是《苦役日记》的继续，时间跨度是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用另一种方式保存》（2011年）收录了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三年的日记。他的随笔集有《作为文化的大屠杀》（1993年）、《行刑队再次上膛前的瞬间静默》（1998年）和《被放逐的语言》（2001年）等。

作为翻译家，凯尔泰斯主要从德语翻译霍夫曼斯塔尔、罗特、卡内蒂、施尼茨勒、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匈牙利国内，凯尔泰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知名度不高的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尤其是东欧剧变之后，他的作品开始为他赢得国际赞誉，并使得他可以靠写作和翻译维持生存。在德语地区，他的作品尤其畅销。凯尔泰斯虽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最终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

二〇〇二年十月，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凯尔泰斯，以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入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瑞典文学院的评语说，凯尔泰斯通过在作品中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孜孜不倦地探索了这样一个主题，即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群体被迫屈服于社会强权的时代是如何生活和思考问题的。

凯尔泰斯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获奖演说时谈到了他文学创作的动力：“当一个犹太人，我认为这在今天又一次首先成为一项道德任务。如果说种族大屠杀到今天已创造出了一种文化——这确实已经无可否认地发生了——那么其目的只可能是，不可挽回的现实通过精神的途径产生一种补偿：道德的净化。我所创作出来的一切皆由我的这个愿望而生。”他还说：“我的作品或许也还能有用于未来，甚至，我愿意发自内心地说：它将服务于未来。因为我感到，当我思考奥斯威辛创伤的影响时，我就会想到今天的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根本问题上来；在以这种方式思考奥斯威辛时，也许以反论的方式说，就是我更多的思考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也许，这正是凯尔泰斯作品的价值之所在。

晚年的凯尔泰斯患帕金森氏症，他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宣布封笔。

关于作者的姓名，需稍作交代。匈牙利人姓名的排列顺序与中国人的姓名一样，均是姓在前，名在后。因此，凯尔泰斯是作者的姓，伊姆雷则是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