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是作家蒋方舟的散文结集，由作者过去五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精选而成，既是作者对过去几年写作的总结，也是一种告别。在书中，作者选择回避各种大而化之的议论，退而反思自己的写作与成长历程，试着描摹身边一代年轻人的群像，剖析标本。同时，在十七年的写作之后，重寻写作的意义，袒露内心的文学地图。本书稿还收录了蒋方舟200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的长篇散文《审判童年》，该文后来获得人民文学奖和朱自清散文奖。这是该文在《人民文学》杂志刊载之后，首度收入图书当中公开发行。

蒋方舟二十岁后，首度杂文结集。

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描画身旁被绑架的一代群像，重寻写作的意义。

2008年秋天，作者进入清华大学就读，2012年毕业，受聘为《新周刊》杂志副主编。回首过往五年，课业之外，作者亦经常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及多种社会活动，生活不可谓不丰富不精彩。然而在忙碌与喧腾背后，作者却渐感迷失与困惑：参与的讨论越多，离真相仿佛越远；战斗檄文式的文章越写越多，却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由作者过去五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精选而成。在书中，作者选择暂时回避各种大而化之的议论，退而反思自己的写作与成长历程，观察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过早觉醒，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更过早地被抛入一个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试着描摹群像，剖析标本。同时，在十七年的写作之后，重寻写作的意义，思考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袒露内心的文学地图。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特别收录获得“人民文学奖”的长文《审判童年》。在四万余字的篇幅中，作者博采众议，纵横捭阖，重新审视与阐发涉及童年的若干命题，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读之或忍俊不禁，或瞠目结舌，令人耳目一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代序　故人无少年

【被绑架的一代】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中产阶级的孩子

天才的出走

被绑架的盗火者

长安青年

想象的祖国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

文学中的乡土中国

中国作家梦魇

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单做伴

达尔文改变中国

纸上的街道

前卫的民国

@张爱玲

将军白先勇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审判童年】

第一章　家里的鬼影幢幢

一　手足

二　祖父祖母

三　母亲

四　父亲

第二章　 我活在一个我不可能成为好孩子的世界里，而我也比我想象的更坏

一　保姆

二　幼儿园

代后记　写什么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有这么一个残忍的故事。

日本有个长跑选手叫做圆谷幸吉，他童年和少年时就跑遍了自己家乡所有的道路，1964年，当日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圆谷幸吉被选作国家队的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

训练的日子里，他每天清晨喝一杯茶就出门跑步。他跑遍了各种地形、各种天气、各种白天和黑夜。在他的脑海里，他排练了千万次加速、冲刺、夺冠的过程，每次想想就令他更兴奋。

比赛当天的早晨，他照例平静地喝了一杯茶出门比赛，他像已经多次完美做过的那样冲出去。他的双腿受过最严苛的训练，其他的选手非常难跟上这个人形火车头的节奏，半程过后，他的胜利已经非常明显。可是不知不觉地，一个叫阿比比·比基拉的人加快了频率和步伐，在距离体育场三公里的地方超越了圆谷，最后一百米的时候，圆谷幸吉看到另一个对手超越了自己。他想加快速度，进行过严格编制设定的心脏、肌肉、骨头却拒绝了额外的任务。

圆谷幸吉只得了第三名，他向所有国民鞠躬道歉，保证在下一次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雪耻。决赛后的第二天，圆谷早晨喝了一杯茶，平静地做了准备活动，穿上了跑鞋，再次出发。他跑在无数次借用的场地上，跑过一个个季节，仿佛不知疲倦。但是不知不觉地，他跑的距离越来越短，他越来越面无表情，每一天都在盗窃他的力量，每一步都在加重他灵魂的负担。

终于有一天早上，圆谷幸吉没有从他家出来，第二天没有，之后也没有。整个街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后来，圆谷幸吉的家被人撬开，他的运动服仔细地叠好放在地上，我们的长跑运动员倒在自己的马拉松鞋旁边。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刀片还在手上，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他的遗书：

 “父亲、母亲大人：在这三天吃的山药很好吃，柿饼、糯米糕也非常好吃。敏雄哥哥、嫂子：你们的寿司很好吃。岩哥和嫂子：你们的紫苏饭和南蛮咸菜好吃极了。喜久造哥哥、嫂子：你们带来的葡萄汁和养命酒非常好喝，我还要感谢你们经常为我洗洗涮涮……”

圆谷的确是那么美好而诚实，哀动人心。圆谷幸吉的遗书却是我看过最真诚动人的，他记叙的全是对父母哥嫂小恩小惠的感谢，一字一句全是缠绵，全是对俗世絮絮叨叨的留恋。最后，他还是决绝地逼自己做出挥别的手势，圆谷幸吉在遗书里写道：

 “我累了，再也跑不动了。”

这是个悲剧故事，却也是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喜欢它的收梢。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勇敢地朝内心喊话——“我再也跑不动。”

不想再跑了，虽然路不长，不过是从摇篮到坟墓这段短短的路程。除开道路本身，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地，我们除了老在途中，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所以，是走还是停，是快还是慢，是我们仅剩的能够决定的事情。

一直以来，我最羡慕的都是这段路上的慢行者，静止的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换言之，做一个自由的人，心不为形役，形也不为心役，坐拥一整块无人的疆域。

然而，我属于这一代人，在最惨厉的优胜劣汰的社会系统中成长的一代。从幼儿园玩抢凳子的游戏开始，我们就深吸一口气铆足了劲，随时准备推开旁边的人，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社会只分输家赢家，而没有弃权家。

这个社会已无旁观者，已无局外人，悠闲静坐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站起身来做出起跑的姿态。这个社会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更严格的游戏规则，不再允许有人弃权，有人拒不起跑。

也就是那时，我发现自己也步入了圆谷幸吉的跑道，永远跑在自我训练的途中，永远跑在全是对手的竞争里。

于是，没有余地。

为什么要留余地？或者，用更年轻的姿态来重述这句话——凭什么要留余地？

因为啊因为，余地是生存之余仅剩的奢侈品。

如果人生是圆谷幸吉的奥运赛场的话，余地就是跑在前面的人与跑在后面的人之间的那段差距，且全归前者享有，也许有几公里——这几公里的余地，让前者可以东张西望看看人世苦乐和人的内心情调，可以走神想想美术音乐政治这些不切实际的事，可以岔路到旁边花园的小径去摘好些美丽无用的花；也许只有几米——那也足够稍微喘息歇气，短暂补充漫长机械运动带来的心灵饥饿。

但是这余地却不取决于自己的计划和选择，而全取决于这变动的距离。当后面的人像阿比比·比基拉一样逐渐追赶上来，差距减小，前面的人的余地也就越来越狭窄，直到被后面的人追上来，余地变为负数，成为负债，心灵变成一块还不起房贷的住所。

余地那么奢侈，那么奢侈，奢侈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抢占。可是，它也那么无用，无用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消灭。这个余地指的是你内心的闲置土地，一个白日梦，一个明知走不通却仍要走的小径，一个青春专属的低级错误，一段除了回忆什么也增加不了的轻狂，一切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东西，一切不能使你加速而获胜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心的闲置土地——它们变得无用，甚至是个负担，必须自行销毁，越早越好。

为什么？因为已容不下，那一块你偷偷攒下的土地，地上曾插着的绣有你名字标识所有权的小旗子已被拔掉，换上“违章建筑”的标识。转瞬之间，即被强拆；再转瞬，已盖上其他选手的厂房。

凭什么要留余地？这一代精明的年轻人已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你闲置的空地就是别人的建筑用地，你的余地就是别人的生存空间。世上哪有这么不划算的买卖？

从前英国诗人史蒂文森有句诗说：“财富我不要，希望、爱情、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要，我所要的只是上面的青天同脚下的道路。”现在的人恐怕不会尾随，只会说：“那你不要的都给我吧。”

所以，我说自己不敢“留点余地”，这话恐怕也可笑，因为哪里轮得到我决定？我刚刚看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北京CBD东扩，二十余处艺术园区在内的各类旧有建筑，在未来三年内，会被一座“朝阳新城”取代。艺术家们正在艰苦地呼吁，艰苦地维权，微弱地呼唤：“留点余地！”

难道是真的再悲哀不过的宿命？所有的余地都会变成跑道，参赛选手越来越多，无数个圆谷幸吉正在进入赛道。

这轮赛跑的确会有名次，有奖励，但是永远不会有终点。这轮赛跑有领先的人，但是不会有获胜的人。别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圆谷幸吉，只不过是不同赛程中的他。所谓“成功者”只是还未被超过的圆谷幸吉，“精英”和“领袖”是赛完一场尚属优秀的圆谷幸吉，失败者losers是不再有动力、也没有夺冠的希望，却必须靠着惯性和压力不断向前摆动双腿的人。

我不敢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甚至不敢小声再小声地对自己说：“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跑了。”

2010年2月

P17-21

蒋方舟二十岁后，首度杂文结集。

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描画身旁被绑架的一代群像，重寻写作的意义。

2008年秋天，作者进入清华大学就读，2012年毕业，受聘为《新周刊》杂志副主编。回首过往五年，课业之外，作者亦经常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及多种社会活动，生活不可谓不丰富不精彩。然而在忙碌与喧腾背后，作者却渐感迷失与困惑：参与的讨论越多，离真相仿佛越远；战斗檄文式的文章越写越多，却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由作者过去五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精选而成。在书中，作者选择暂时回避各种大而化之的议论，退而反思自己的写作与成长历程，观察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过早觉醒，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更过早地被抛入一个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试着描摹群像，剖析标本。同时，在十七年的写作之后，重寻写作的意义，思考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袒露内心的文学地图。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特别收录获得“人民文学奖”的长文《审判童年》。在四万余字的篇幅中，作者博采众议，纵横捭阖，重新审视与阐发涉及童年的若干命题，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读之或忍俊不禁，或瞠目结舌，令人耳目一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写什么

看一位我非常敬重的文学前辈的采访，他说自己几乎半年没有写作，“每天都在混过去，写好的东西不想改，写了一半的东西不想回头看。突然写作失去了一切意义。”

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算下来，我写作竟然已经十七年了，其中最长的搁笔期，是高考前的三个月。其他日子里，几乎一日不写作。每隔几年，我都会带着巨大的自我怀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童年时候，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和周围人区别开。所有人去同一所小学，读同样的课本，有同样的前途，我不愿如此，写作就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救命稻草。

青春期，写作是为了克服孤独感。过于依赖自己的与众不同、习惯旁观的姿态，让我对生活有种疏离的态度。从中学到大学，老师给我的评语永远是：“无法融入集体。”越是格格不入，就越要依靠些什么来逃避孤立的痛苦，只有写作，能把寂寞变成一场理直气壮。

到如今，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艰难。

我发现，写作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相反，生活是它最大的敌人，生活的富足或贫瘠，都会让创作失去动力。生活过于平淡，让人没有写作热情；生活过于跌宕，则让人无暇平静地坐在书桌前。只有让生活服务于创作——而不是相反，才能让人长期恪守写作者的身份，一天天地写下去。

随着越写越多，写作带来的满足感，变得越来越小。近几年，我的兴趣从文学扩大至社会层面，大学四年，我几乎完全停滞了小说的写作，而转向写杂文。必须面对的是，“文章救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抒写社会现实，只会让人愈发无力，同时还要面对读者的挑剔：“写这些我们已知的社会阴暗面有什么用？你应该多传播一些正能量。”

可是，抛开那些刻意寻来的心灵鸡汤，生活本来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啊。

不久前，一个乡亲给我打来电话。他是我家乡的一个文化商人，在我读中学时请我吃过几次饭，电话的一半时间用来夸张溢美我是家乡几十年出一个的才女，另一半时间用来讲述自己如何为家乡献计献策。

时隔几年，他再给我打电话，却始终语焉不详，支支吾吾，只不停邀请我回老家看看。我不太耐烦，几次暗示自己没有时间长谈。

他这才叹了口气，说起他的遭遇。他翻遍地方志，刨根挖底地发觉某位国家领导人的祖辈曾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生活过，他向政府提议修建一座祠堂，以便这位国家领导人以后来此地祭祖。

可以想象，这是他作为师爷一生最得意的作品：终于成功地和权力最高层有了挂钩和联系。他顺势向政府提出了自己酝酿多年的策划——本市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政府点头赞许，画了一张大大的规划蓝图，这里一个标地，那里一个园区。看图，他傻眼了，自己一千两百平方米的大房子被画进规划范围，要遭遇强拆，每平方米给八百块钱的补偿。

电话里，他苦笑，说：“拍马屁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我听得难过，并不幸灾乐祸。严格意义上，他甚至不是一个为虎作伥的人，只是一个一心想与权力产生某种联系的普通人。

人们总是爱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因为诗家们可以激昂地对于大恶大善、大是大非指点江山，可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苦涩故事，无常无望、无解无告。他们才是时代的组成部分。

至于如何去写，所谓公共写作，必然逃不开批判者的角色，我也写过战斗檄文式的文章，满纸愤怒，试图做到“力透纸背”的效果。几篇之后，我就放弃了，并不是出于胆怯，而是不习惯文章中自己那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信奉福楼拜的话：“我相信文学的艺术不会涉及个人的感情，我不想要爱，也不想要恨、怜悯或者愤怒，叙述的公众无私，将因此等同于法律的庄严。”

本书收录的，是我近几年摸索着写出的散文。完成即告别。出版的一刻，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抛弃它。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对于写作的厌倦的我，经常拿“识其时，行其运，知其命，守其位”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珍惜尚能自由写作的“时”，守着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作家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