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我故乡，从刚刚启蒙的黄口小儿，到大字不识的耄耋老妪，都知道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叫伍子胥的人。因为一个故事。
不是那个“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的故事；尽管京剧中的一出《文昭关》把这个故事演绎得惊心动魄，以至于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是伍子胥过了昭关已逃出楚国进入吴境后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除了我故乡人，别处的人知道的或许并不多：
伍子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溧水岸上，此时他事实上已完全摆脱了楚兵的追踪，吴都姑苏越来越近，几乎就在眼前了，但饥渴让他再无力挪动那两只沉重的脚，他觉得自己快要倒下了，且一旦倒下或许便再也起不来了。
溧水是连接石臼湖与太湖间的一条河流。
伍子胥看到溧水边有一女子正在浆洗衣裳，便走了过去用乞求的口气说：“我是过路人，能给我一口吃的吗？”
浣衣女看了看眼前这个向自己乞讨的男子：虽然满头白发，却是一张年轻的脸；脸上虽写满了疲倦，但掩不住刚毅；一双深邃的眼睛中，虽充满了忧郁，但又闪烁着智慧的灵光，于是恻隐之心顿生。“我这儿哪有什么吃的啊，你看，只有这浆，如不嫌弃，喝下几口倒也能抵上一阵。”她不无无奈地说。
所谓“浆”，是用来浆衣物而使其挺括的一种浆水，是用开水稀释面粉而成。
伍子胥一听此言，说了声谢过，就抱起盛满浆水的盆子，一口气便将所有浆水喝了下去。
浣衣女看到他这样不禁莞尔，伍子胥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便一再致谢，最后说：“救命之恩，定当回报；只是今日我沿此水向下游走后，如有人随后来问，你千万不能这样相告，你要说我向上游去了！”
浣衣女答应了，但此时她觉得这人不但长得奇怪，言行也很奇怪，不禁久久地望着这个男人远去的背影。
就在她的凝望中，伍子胥又转身走了回来，再次对她强调说：“我刚才与你说的话你可一定要记好啊，千万不能说我是向溧水下游去的啊！”
浣衣女虽很奇怪，但她并没多问，只是又满口答应了。
伍子胥又走了，但走出去一会儿竟然又折了回来，第三次跟浣纱女说：“我与你说的话请你千万要记好啊……”这时浣纱女忍无可忍了，她对伍子胥说：“我既然答应了你，一定会记得的。你如此不相信人，看来我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相信我不会出说你的行踪了！”话音未落，竟一纵身跳进了身边的溧水中。伍子胥还没反应过来，便见河面上没了浣衣女的影子……
今天的溧水，不仅是一条已更了名的古老河流的名称，也是一个古老的县邑的名字，此县位于江苏省西南部，隶属于省会南京市，与安徽省当涂县接壤，古之所谓“吴头楚尾”即指这一带。
作为溧水人的我，很小的时候便从老人的“讲古”中听得了这个“史贞义女”的故事，但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说实话，我一直很怀疑，因为我既不能相信我邻家那些现实生活中稍不如意就抱怨自己“瞎了眼”嫁错了老公，或一不高兴便大骂公婆“老不死”的小姑大嫂们的前辈会如此之“义”，也不能相信她们会如此“犯傻”；但是，后来我从《吴越春秋》、《越绝书》中也看到了这个故事；再后来我又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亲笔撰写的《史贞义女碑记》；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故乡百姓疏浚古溧水河道，竟然疏出了许多大小如豆的“金豆子”——故乡人都说，那就是伍子胥后来为祭奠溧水女而撒在溧水中的——这一切似乎总在努力向我证明着这一故事的真实性。
虽然这一切仍并不能让我完全相信这一故事是真的，不过我却常常因此而忍不住想：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当伍子胥真的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消失在河水中时，他呆立在岸上究竟会怎么想呢？
如果这个故事并不是真人实事，而只是人们附会出的，那么人们附会出这么一个故事，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意呢？
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毕竟是历史文化的化石！
贰
我们先权当上面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吧！
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消失在溧水中，我想伍子胥一定会呆立河岸，心头滴着血对自己说：这都是我的罪过啊，我又连累了一条活生生的性命！此仇不报，我不要说对不起包括父、兄在内的一家三十多口人的在天之灵，就是这些被我所连累的人的在天之灵我也对不起啊！
的确，伍子胥一路走来的这条逃亡之路，实际上是许多人用生命为他铺就的。
当初，伍子胥知道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被楚平王招人宫中一定是凶多吉少，于是他先安排并掩护妻儿悄悄逃走，最后点着庄园，准备逃往宋国。
袁越、武成黑率兵拦住了他的去路，伍子胥想杀出血路、突出重围，但终因寡不敌众，难以逃脱。危急时刻，是好友张弓的率兵挺身相助，伍子胥才得以脱身。
望着伍子胥已经逃脱，张弓对袁越与成武黑说：“如果二位将军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这就随二位将军前去面君，并谢放跑伍子胥之罪；如果不答应，本将军将率本部人马拼死一战，最终胜负或未可知！”
而张弓的这个条件就是要其保证不加罪于他的士卒。
当袁越、成武黑答应了张弓的条件后，张弓拔剑自刎，而士卒也有多人自毙其身。
这一切，当然此时伍子胥是没有看到，但是我想他并非是完全不能想象得到吧！
当伍子胥到达昭关下望关兴叹时，看到自己的巨幅画像就贴在关卡的城墙上，守关的正是老冤家袁越，他对要过关的每一个行人，先仔细比对画像确认无误后才放行。然而，昭关是由楚入吴的必经之路，是与他素昧平生的东皋公给了伍子胥以帮助，他才过得此关：东皋公先将他引进家中藏了起来，然而找来自己的好友皇甫纳，让长相与伍子胥有几分相像的他穿上伍子胥的衣服，故意在关前让袁越当他就是伍子胥被抓住，同时让伍子胥暗度陈仓趁机过关。
尽管京剧《文昭关》中的结局是皆大欢喜：伍子胥过了关，皇甫纳最终也在东皋公的帮助下被验明正身释放了，而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我没作过考证，但是我可以想象——那种皆大欢喜很可能只会是舞台上演出的戏吧？
过了昭关，天堑长江又横在伍子胥面前，是一个无名的渔翁冒着惊涛骇浪葬身鱼腹的危险，也冒着被楚军追杀的危险，将他送过了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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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几乎是一口气写下来的，主要篇目的写作总共只用了两个多月，且只是业余时间，其间几乎没有停顿。我从前的写作习惯是，每写成一件作品，总会将它选一家报刊投过去先求发表，可这一次我没有这样，而是一篇写成后，便立即进入下一篇的写作。我生怕任何一点点小事都会因此而打断我的这“一口气”。或许有读者以为我这两个多月里一定写得很苦，其实恰恰相反，这两个多月里，我在历史中穿行，与我心中和笔下的人物对话、交流，写作真可谓心手双畅！此种境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并不多得的，实在是一种享受！
我之所以能如此快速而顺利地完成自。己设定的这么一个阶段性的写作任务，是因为我对这一选题事实上已“蓄谋已久”了。
我喜欢历史，追溯至三十多年前考大学时，我报考的就是历史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却进了中文系。好在中国历来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所以在中文系中并不妨碍我对历史的爱好，更何况我是“历史科代表”——这是我大学时代唯一做过的一堂“官”。因此我敢说，在学中文出身的同龄人中，我读过的有关历史的杂书是相对较多的。但我之于历史又毕竟只是一名爱好者，终写不出史学科班出身的人笔下的那种考据严谨、论述严密、体式严整的文字；但是以烹文煮字为业的我，又总不能忘怀于自己的历史爱好，特别是总不能忘怀于那一个个永远鲜活在历史上的人物，笔下的文字总不能绕开他们——这样的文字也便注定了只能是所谓的“历史文化散文”。当我“一不小心”地得到一顶“历史文化散文作家”的帽子的同时，也常常遭到一些朋友的嘲笑——他们常嘲笑我有“历史癖”——我当然知道他们的这种嘲笑并无多少恶意，但是却反映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多为文学界人士的他们，对于历史是缺乏兴趣与热情的。这既是一个事实，也构成了一种现象；既是现象我便禁不住常常思索其背后的成因。
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是主张“文史不分家”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史学家历来多为文学家；反之亦然，文学家历来又常常多为史学家。前者如司马迁、司马光等，后者如班固、欧阳修等。然而，近代以来，历史作为一个学科，被纳入了“科学”的范畴，此后，便以大量引进西方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为其最明显的特征，这使得如今的史学与文学似乎完全分道扬镳了。而这其实正是对中国史学传统，乃至文化传统的一种割裂，其造成的最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历史学著作越来越理性化、学术化，其文字也越来越冰冷、生涩；二是读者与历史著作的距离越来越远。
然而，历史毕竟不等于事实、事件的罗列，不等于逻辑的推理、理性的论述，总之不等于就是所谓的史学研究。那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人物，他们毕竟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因此，他们的情感、心理和性格等等，也应该是历史的构成，甚至有时就是历史本身。大概正是因为古人深谙其中的道理，所以中国的正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直到《清史稿》，都采用“纪传体”的方式，因此，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一座巨大的中国历史人物画廊。
当然，历史也不等于文学，但是文学终究是不该放弃历史的。我一直以为，20世纪80—90年代间“历史文化散文”的兴起，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而也是一个史学事件，甚至是一个文化事件。虽然那些被称作“历史文化散文”的文字，是以文学为本位的，但是因为它们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历史，且关照更多是从文化的角度所作出的，所以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化价值我以为要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
在当代文学几乎被小说一统天下的今天，一位历史文化散文作家的一本散文集竟然能创下天文数字的发行量，这无论如何都是个奇迹。这一奇迹的创造，当然离不开该散文家的才华和能力，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这里面也有一种文化机遇，这种机遇便是他笔下的文本正好切合了人们一种文化阅读的胃口。
那么人们的文化胃口究竟是什么呢？
在历史文化散文出现以前，虚构性文本和抒情性文本人们已读过太多，如小说、诗歌和一些所谓的抒情散文等；虚构性文本和抒情性文本读得多了，人们对事实性文本的阅读产生渴望便成为了一种自然；而历史叙写正是一种事实性的文本，但由于上面我已说过的原因，我们近代以来的历史著作多因失去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而多冰冷、生涩，这令一般读者多敬而远之；而从八十年代开始，又出现了一股“戏说”历史的潮流，大量对历史“戏说”的影视剧作品和文学作品，让读者初看虽会觉得新鲜一时，但多了便胃口大倒。恰恰在这一时候，历史文化散文出现了——这种有文有史，有事有议，有理有情的文本，虽然它本位是文学，但许多时候人们是很愿意将之当作历史来读的——事实上这也未尝不可，这如同人们读《史记》、《汉书》许多时候都是当作文学来读一样——这无疑使得人们吊了许多年的胃口得到了一时的满足。这或许就是历史文化散文盛极一时的深层原因所在吧！
说到这儿读者千万不要误会，别以为我将当今一些历史文化散文与《史记》、《汉书》相类比，是觉得前者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与后者相提并论的水平；我将二者并举只是就它们对于读者阅读所得到的味道的相似性而言。其实，人们对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喜爱，反让我常常想起我老家的一句俗话：“没有鱼，虾也是好的；没有豆腐，渣也是好的。”此话的意思是，人在没有鱼和豆腐可吃的情况下，毕竟从虾和豆渣中多少也能吃出一点点鱼和豆腐的味道来，因此对虾和豆渣似乎也表现出了一种喜欢。或许当今的历史文化散文，正是那能让读者读出一点“鱼”和“豆腐”味道的“虾”和“豆渣”罢了。
我这样说，可能又会让许多历史文化散文作家感到愤怒，但是没办法，我真是这么想的。如果我自己写出的这些也被称作“历史文化散文”的文字，真能让读者从中读出一点点“鱼”和“豆腐”的味道，我也就万分满足了。我唯恐自己从历史长河中打捞出的这些“小虾”和制造出的这些“豆渣”坏了读者的胃口，因为我觉得自己写的已不少——这是我的第三部历史文化散文作品集了，第一部《风生白下》是写一座城市(南京)，第二部《风景旧曾谙》是写一个文化区域(江南)，这一部是写一群特殊的历史人物一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和作家们相比当然这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作为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业余作者，或许再写下去就不会有太多让读者感兴趣的东西了，因此写完这本书后，我想我在这一文体上的写作或许应该就此告一段落了；更何况，作为一个写作者，终究还是更应该将自己关注的目光多投给现实生活的，而我自感自己的目光已在历史中停留得有点久了。
2010年2月9日记于南京玄武湖畔
孙绍振
作者不是史家，但本书创作资源都来自历史文献；本书并非为历史人物立传，升华人物传记倒是本书最大的全部精彩。也许，文化修养较高的读者，对书中的某些故事曾经有所涉猎，甚至不无见解，但是，只要静心翻阅，不难从熟悉中发现陌生，从已知进入未知，从史实中感受到精神的滋润，甚至震撼。这种震撼来自作者出奇制胜的思路，对当今文化散文，这种震撼，很值得珍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散文界告别了抒情散文历史停滞期，掀起了一波蔚为壮观的文化散文新潮：文化历史的视野代替了个人的怀旧，冷峻的智慧驾驭着单纯的抒情，从美学上，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审智超越了审美。文化成为散文最鲜艳的旗号。旗号下聚集着中国散文界最有朝气的探索者。从余秋雨到南帆，从林贤治到龙应台，从刘亮程到周晓枫，莫不以特有的文化关怀进入散文的前沿序列。但是，大潮之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有追随而才力不足的，批量炮制文化赝品，借文化之名而作主流意识形态之图解的而陷于廉价歌颂者，满足于罗列文化历史景观而湮没自我者，一时滔滔皆是。这一切如果归咎于作者的修养之缺失，固然也不无道理，但是，作为一种潮流，文化散文本身的局限，也难辞其咎。从根本上讲，散文以文化为旗号之时，只是一种感性的聚合，并无严格流派的自觉，当然也未能对文化作具体分析。在举国兴奋之际，只看到文化与艺术之间的统一，忽略了文化与艺术的矛盾，可能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在蓬勃发展之时，应该以自觉代替自发。
文化所指为一种心理的普遍性的、群体的特征，或为地域，或为民族，文化的普遍性甚至达到超越历史的程度。以文化为旗号，从普遍性这一点上，与艺术的个性化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性甚至比之艺术与阶级性的矛盾更甚。对于这一点，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很不清醒。因而，以文化价值代替文学价值的现象比比皆是，连小说界也未能免俗，以文化价值掩盖低劣艺术的叫嚣此起彼落。文化大散文、大文化散文这样的旗号的轻率树立，使散文更加混乱。如许多人都知道的那位初写“杨朔式”散文后又改写文化散文的著名散文家，则常常用普遍的政治的民族的观念去同化辛弃疾和李清照等，抹杀了李清照那样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女性情结，竟然得到廉价的鼓吹。
对文化的执著变成了对个性的遮蔽，在当代散文中成为一种顽症。
当然，物极必反，走向反面，可能是历史规律，但，历史的发展又是曲折的，甚至是板块式的，非进化的。从这种思绪笼罩下，打开这本文化气息扑面的散文集的时候，既为作者捏一把汗，也对作者有所期待。但是，阅读之后，忧虑很快就为欣慰代替了。
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一个个历史人物，并不是某种文化价值的符号，而一个个特殊的人，作者不是从整个人生上看他的主人翁，而是从特别的角度，揭示其在严峻历史关头的特殊选择。全书聚焦于历史人物的“尴尬”，这个视角，这个观念，是有些刁钻的，刁钻得有点出格。但这刁钻中恰恰显示了诸氏多年的苦心中进发出来的智慧。
和文化观念的套路相反，作者笔下的历史人物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文化景观。不是历史(时势)造英雄，更不是英雄造时势，屡屡出现的倒是历史一味和英雄作对，历史刁难英雄，而刁难的方式，又是层出不穷的。看来作者对自己的这一洞察，颇为得意，因而，反反复复地把人物放到尴尬的境地。妙在每个人的尴尬，又是不可重复的。
不管民间传说对伍子胥有延续千年的同情，但是，诸氏提出，他整个生命就是一个“悖论”。他越是睿智，吴国就越强大；而吴国越强大，越是把他推向身首异处的结局。如果说，这样的悖论，在伍子胥，还是某种宏观的因果，而商鞅的“作法自毙”，其因果则更为直接。作者这样点题：“根据商鞅当初制定的法令，任何人不经国君同意便擅自发兵，便以‘私斗’和‘谋反’论处，而‘私斗’和‘谋反’一律处以极刑。”但是，商鞅在走投无路之时，发兵反抗，就成了“罪行”。“至此，商鞅终于再也逃不脱他自己制定的法令的惩罚。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于公元前339年在秦都咸阳闹市被处以‘车裂’，即俗称之‘五马分尸’，这实在不能不说这是商鞅人生最大的尴尬。”
这样的尴尬虽然严酷，但是，其史料，毕竟尽人皆知。比这更为惊心动魄的是张自忠的命运。读者已知的是张自忠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而作者所展示的史料，张自忠一度恰恰是万人唾弃的“卖国贼”“身上长有千万张嘴也说不清的”“汉奸”，是个背着汉奸恶名的英雄。作者刻惠强调的是，这个英雄竟然被后来因逃跑而被蒋介石枪毙的韩复榘“解往南京”。有了这样的铺垫，对张自忠最后的壮烈殉国的大加渲染就顺理成章了。此时，就无需冷峻，而是诉诸大笔浓墨，用了近年散文中很少见的高亢的抒情，且又正面表现殉国的场面——为了这个场面，又作了多方面的铺垫，先是交代张自忠，每战必留遗嘱，再写他下跪和冯玉祥的告别。最后的壮烈牺牲，其用笔之浓，用情之烈，颇具震撼力：
5月15日，张自忠所领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着，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6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继续发起猛攻，一昼夜竞发动9次，但都被张自忠等打退，可伤亡也非常惨重。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百名士兵，他毅然将他们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下午3时多，张自忠再次受伤倒地，此时他让身边的人快走，留下最后遗言：“我这样死得好，求仁得仁，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4时许，大群日军冲上阵地，张自忠提起一支冲锋枪冲向敌群……
将军生命的最后情形无人知道，因为当时留在阵地上的英雄都全部牺牲了。后来从日军公开的战史资料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第四分队的藤冈元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竞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这样雄辩，这样淋漓的话语在近年的文化散文中实在是久违了！文化决定论，使得散文家们小心翼翼地对抒情保持着绅士式的距离，一切悲剧，都是文化的必然的，个人只是文化谱系中的一个音符，散文家们，不知不觉之间变得淡定了，甚至不敢激动，一激动，就可能被目为滥情。诸氏这样的激昂，对某些对于一些故作前卫，对抒情保持过度偏见的评论家可能是一种提醒。
读者不会忘记，这种在尴尬中的壮烈，是张自忠的自我选择，他本可以不这样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他既然选择了“代长官受过”，就只能选择牺牲，不但殉国，而且是殉名。
诸氏笔下的人物常常有这样的尴尬，不过尴尬的性质有所不同。
梁武帝曾经叱咤风云，开疆拓土，但又是刚愎自用，沉迷佛学，导致饿死台城。赵孟頫，作为宋室皇裔，选择投降异族，含羞忍辱，却留下了不朽的书画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人，都是不是自食其恶果，就是作茧自缚。但是，这些毕竟是古代人物，与现代人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具备超越历史语境的自觉理念，因而，他们的选择，只能是被动的。一旦他笔下的人物，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而且是现代的思想先驱，情况如何呢？诸氏的回答是，尴尬仍然不变。他笔下的胡适，可以作为雄辩的证明。虽然是新文化的前驱，主张婚姻自主，但是，他却接受了包办婚姻。虽然，他也有过不止一次的真正的爱情，也提出过离婚。但是，遭到悲惨的失败以后，就和包办婚姻相安无事，和一个文盲安度一生。诸氏如此揭示出胡适独特的尴尬：
有时候他会大谈婚姻自由，高歌妇女解放，宣扬个性独立；但有时候却又在真正汹涌而来的婚姻自由浪潮面前叶公好龙，道貌岸然地摆出了一副卫道的架势，发出类似于“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的奇谈怪论。有时候看到友人们纷纷抛弃元配，另觅新欢，如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任叔永、陈独秀以及接踵而至的鲁迅等，一个个都奋起“革命”时，也蠢蠢欲动，也想做一把陈世美；有时候却又“死要面子，活受罪”地宣称：“我把心收拾起来，定把门关了，叫爱情生生地饿死，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其心理深层的原因何在呢？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这好像有点和鲁迅同调，但是，鲁迅在母亲在世时，就和~y-sF同居了，而胡适的母亲不久就去世了。诸氏这样分析胡适的心态：
若将母亲当年的这个“礼物”扔了，她在另一个世界也不会知道了，自然也不会生气和伤心了。此时不扔，更待何时！
于是他终于与江冬秀明确说出了要离婚的话。
然而，胡适又想错了！
当江冬秀手拿菜刀要将两个儿子当着他的面杀掉并自杀时，他的母亲其实又复活了，复活在眼前的这个叫做江冬秀的名义上是他妻子的女人身上……此时作为妻子的江冬秀便成了他又一个母亲，再加上她还有一个他母亲没有的能耐，这就是撒泼。
堂堂一个文化革命的前驱，居然为这个粗野的文盲的野蛮威胁所制伏，胡适为什么不选择报警呢，为什么不选择像鲁迅那样干脆远走高飞呢？可是在鲁迅、徐志摩看来了断尴尬的事，可能在胡适看来，却更尴尬了。文章写到这种地方，就显出诸氏刁钻中的深邃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笔调，和写张自忠有很大的不同，不是悲剧性的慷慨，而是喜剧性的调侃。可以说，把尴尬的属性，分化得如此悬殊，正是诸氏的才气到了充分的发挥的证明。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一个个历史人物，并不是某种文化价值的符号，而一个个特殊的人.作者不是从整个人生上看他的主人翁，而是从特别的角度，揭示其在严峻历史关头的特殊选择。《生怕情多》聚焦于历史人物的“尴尬”，这个视角，这个观念，是有些刁钻的，刁钻得有点出格。但这刁钻中恰恰显示了诸氏多年的苦心中进发出来的智慧。《生怕情多》由诸荣会所著。
诸荣会所著的《生怕情多》选择了中国历史上二十多个有意味的人物，以大散文的形式写成二十多篇（每人一篇，计二十万字左右），组成一册，再配以一定的插图，使读者阅读全书时如走进一段历史人物画廊，可充分享受阅读的快乐。全书思想深刻而又不失斐然文采，史实丰富而又激情洋溢，极富有艺术感染力和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