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并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本书共分2册，一册为中文版本，一册为英文版本。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陛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本书于1946年正式出版，1948年出版日文版，在美国、日本都引起强烈反响。金克木先生特别推荐此书，肯定了这位女学者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应的反应与本书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谓是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指导书。这本书也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第一章 任务：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之恩的人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最难承受的人情债

第八章 维护名誉

第九章 人类情感的世界

第十章 美德的两难处境

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

第十二章 孩子的教育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作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我们最不了解的对手。从来没有一场战争中曾有过这么一个主要对手，由于它的行为和思考习惯与我们完全迥异，以至于需要我们对它认真加以考虑。我们就像1905年的沙皇俄国一样，在和一个全副武装并经过严格训练的民族作战，但它并不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员。被西方国家视为人类天性的战争惯例，很明显在日本人那里并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在太平洋的战争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海岸登陆作战，也远比那些后勤上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更加严重。这些困难使得了解敌人天性成为一个主要难题，为了解决它，我们不得不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在75年前，自从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对日本的描述总是出现在一系列最匪夷所思的作品中，那些作品总是运用“但又”这一固定句型，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没有过的。当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述日本之外的民族时，他可能会说， “他们是前所未有的礼貌民族”，他不太可能会再加一句“但是他们又傲慢专横”；当他描述一些民族在行为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顽固时，他不会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非常容易适应极端的革新”；当他描述一个民族性情驯服时，他通常不会解释说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驯服于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且有雅量时，他不会宣称“但是他们又背信弃义、满腹怨恨”；当他说他们天生神勇时，他不会详细叙述他们如何怯懦；当他说这一民族的人完全是按照别人的观点来行事时，他不会接下去说他们怀有一颗真诚得令人吃惊的良心；当他描述说他们的军人都被训练得像机器人时，他不会继续描述那些军队中的士兵如何不服管训，甚至犯上作乱；当他描述说一个民族将自己所有热情都奉献给学习西方时，他不会再详细描述该民族极端热忱的守旧性格；当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来讲述一个普遍崇尚美感的民族，说他们极端尊敬演员、艺术家，以及丰富的菊花养殖艺术时，他通常不会被迫再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这个民族如何崇敬刀剑，以及武士如何具有无上威望。

但是，所有这些矛盾表现，却正是有关日本的论著中的经纬；而且这些都千真万确。刀与菊都是这幅画的组成部分。从最大程度上来说，日本人天生好斗，但又非常温和；穷兵黩武，但又珍视美感；孤介傲慢，但又彬彬有礼；顽固强硬，但又柔顺善变；驯服谦恭，但又不听摆布；非常忠诚，但又易于叛变；天生神勇，但又胆小怯懦；固执守旧，但又顺应潮流。他们极端重视别人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同时，在发觉别人没有发现他们的过失时，他们为战胜自己的羞耻心而窃喜。他们的士兵被严格训练成武器，但是这些人又富有反抗精神。

当美国了解日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时，我们不能将这些矛盾表现和其他一些同样喧嚣的矛盾表现都弃之一旁。严重事态接二连三出现在我们面前。下一步日本人会怎么办？如果没有攻入其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吗？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什么？在针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怎么表达，才能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且削弱日本人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信念？这些问题在很多非常了解日本的人中间也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当和平来临，是不是只有靠永久的军事管制才能保证他们遵守秩序？我们的战士是否要被迫在日本的每一个山口要塞与拼死决战的日本兵战斗到底？在世界和平成为现实之前，日本是否也得来一场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或者俄罗斯革命？谁来领导这场革命？除了根除日本人，还有没有别的替代方式？这些问题也让美国人感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被指派研究日本。我接手的任务是，要使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所有技能，来拼出日本人到底像什么。那年夏初，我们针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已经开始展现其真正的威力。美国人仍然在说对日本的战争将要维持3年的时间，也许10年，也许更长；而日本人则认为它会持续一个世纪。他们说尽管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土还有数千英里之遥，他们的官方公报几乎不承认他们在海上的失败。日本人仍然视自己为胜利者。

但是，6月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最高统帅部在两年半时间里一直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结束针对德国的战争已经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我们的军队已经在塞班岛登陆，这一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彻底的失败。从此以后我们的战士离日本兵越来越近，就要与其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瓜达康纳尔岛、缅甸、阿图、塔拉瓦岛和比耶克岛的战役，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已经给了可怕的敌人重重一击。

于是，在1944年6月，回答上述一系列关于日本的问题已经变得很迫切。这些问题当中，不管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被抛撒在日本前线的传单中所提出的问题，对每一个问题给予深入解答已经很重要。在对日本的战斗中，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目的和动议，也不仅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了解的是，日本政府能指望人民做什么？我们不得不尝试去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在他们的行为和观点背后的制约力量。我们不得不将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抛在一边，尽可能不轻率地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给定的条件下，我们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P2-4

十多年前我在大学时代第一次读到了《菊与刀》。现在我要郑重感谢中国城市出版社的徐昌强先生，给我重新翻译的机会，让我在翻译中再一次领略当初读《菊与刀》时的惊诧莫名、哑然失笑、恍然大悟、震惊万分。但是，这两次阅读时的情绪又不完全一样。第一次读《菊与刀》时的激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熟悉而陌生的民族在自己面前忽然变得如此立体；在此次翻译中，在领略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英文表达之时，再次感受到一种冲击——这种感受是在多了十多年人生历程之后才可能产生的。

由于中日之间特殊而复杂的关系，每个中国人在提到日本民族时，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别扭之感。在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赵敏询问张无忌对自己和周芷若的观感，张的回答是，对赵敏“又爱又恨”，对周芷若“又敬又怕”。当时赵敏哈哈一笑说，她所希望的是张无忌对她又爱又怕。而“恨”和“敬”这两种情绪，赵敏留给了所有关注日本民族的中国人。

敬也者，正如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所强调，日本因拥有独特的民族性格，从而能够在明治维新之后很快崛起。恨也者，为其大言不惭，死不悔改。中国人不仅仅为日本妄图将东亚纳人其统治范围之内而愤慨，更为日本人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恶而愤慨。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不仅仅是对中国人长期侵略、压榨和欺凌，他们还犯了“反人类罪”，但他们却在侵略性质的认定上不情不愿、遮遮掩掩。

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恰恰因为双方观点、行为和思维方式各方面都相差太远，才更加需要了解对方到底“像什么”。我们有些人在看待日本人的时候，更多地出于历史的恩怨，而这些恩怨阻挡了我们了解彼岸那个国家的人的观点和行为的脚步。深入了解，有可能会让“恨”更加清晰可辨，也有可能会让“敬”摇身一变为“推崇”，也有可能产生新的情绪。但那时是站在一个崭新的高度之上，那时会感到原来日本人的“怪癖”也有因可循。

如果想了解日本人的观念和行为，《菊与刀》无疑是最合适的入门之作。没有人能够否认本尼迪克特的这本书在“日本学”中的地位。它一出世就引起了轰动，无数次重印，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所阅读。固然，当前的日本人与20世纪40年代——也即《菊与刀》成书年代的日本人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从影视和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变化。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正如本书的标题全文《菊与刀——日本文化的模式》所强调的，它所描述的“日本文化的模式”没有发生大的迁移。

虽然大多数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此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耻感文化”，但作者在此书中的贡献并不仅仅限于此。为了让读者对本书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观，有必要在这里概括一下其章节和主要观点。

第一章中，作者对于自己的写作目的和所运用的资料、方法进行了概括。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在没有踏人日本本土之时写出的此部作品，却能具有如此强烈的针对性，不能不让我们佩服。在这里不得不谈谈此次写作的缘由。1944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已经比较明朗时，本尼迪克特和其他一些研究者接受了美国政府的一项任务——研究日本到底像什么，探讨日本政府会不会宣布投降，美国应该如何处置战败后的日本。本尼迪克特在其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要保存日本原有的行政机构，尤其是要保留天皇。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其报告重新整理，增加了一些篇幅，成为此书。

第二章开始切人正题。作者在第二章回答的是一个美国人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不要保留日本天皇。作者的回答是：要保留。她的论据是“战争中的日本人”——战争中的日本人的各种表现显示出：只要天皇发话，日本就会放下武器。  第三章开始，作者开始解释为何日本人能听从于天皇，是因为日本需要等级制，需要一个等级制的顶点位置；如果最高等级没有着落，其他等级也就丧失了方向感。等级制是让日本人感到安全的基石。等级制充满了日本的每个细胞，家庭中如此安排，社会也如此安排。各阶级综合成一个大的三角形等级制，各阶级中又在其内部树立自己的等级制。等级制无所不在。．因为日本人认为等级制是他们感到安全的基石，所以他们也要向世界出口他们的等级制。当然，他们所构想的世界等级制中，日本要居于顶点。但日本人怎么会有这么足的底气？作者在接下来的一章论述了明治维新，论述了日本人之所以敢大言不惭的底气。

明治维新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段历史，但在作者笔下，它除了国力的强盛之外，更重要的意义是，它将日本人的效忠对象发生了变更。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属于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格局”，效忠对象更多地被认为是幕府将军。正是明治维新中的那些“阁下”们成功地让日本人只为天皇效忠。这种效忠对象的变更在作者看来意义非凡。因为天皇依然深居宫中，是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幻觉来想象的人物，这样就把效忠的意义神圣化，同时也将等级制更加神圣化了。

日本人虽然在等级制中寻找到了安全感，但他们生活得并不轻松。从第五章到第八章，作者论述了日本人的压力之源：各种债务缠身。这些债务分为不同的种类。第五章和第六章论述的因“恩”而产生的债务，其中对父母之恩和天皇之恩的回报，在日本人看来是无限度的，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回报的。这种恩情是日本人心甘情愿偿还的债务。还有一种债务——“人情债”，则是日本人很不情愿偿还，却又不得不偿还的。作者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论述了人情债的接受之难、偿还之难。其中第七章主要针对“欠世界的人情债”，第八章则主要描述日本如何处置“欠名声的人情债”。

日本人虽然各种“债务”缠身，但他们并不是一味如苦行僧般将自己束缚在债务之内，、他们不像莫泊桑小说《项链》中的玛蒂尔德，一头扎在还债任务上。日本人依靠他们的“人类情感”的世界来缓和他们的紧张。第九章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日本人的“人类情感”世界中，他们可以选择放纵和沉溺，而不需要承担罪恶感，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情感”是列于严肃生活之外的事项，他们不认为这些是邪恶的、应该批判的。

第十章，作者综述了日本人之所以感到人生之难的根源：在各种债务中优先偿还哪一项？他们在“忠与孝”、“人情债与义务”“人情债与人类情感”之间应如何抉择？在日本人所幻想的“黄金年代”中，他们不会有“不情愿的”人情债，那时“义”之所在，所向披靡。明治维新之后，“忠”成为最高道德，尽管如此，“人情债”却没有消除，说一个人不懂“人情债”仍然是很重的谴责。日本人不得不为免予“羞耻感”的侵袭而“自重又自重”。

或许是因为“物极必反”，日本人却在一种类似宗教的训练中获得了解脱。这种训练方式在第十一章中给予了详细论述。这一章虽然看似乏味，但我在翻译中却兴味甚浓，因为这一章通过一个侧面突出了日本人的心灵负担之重。他们的心灵负担来自于“观我”，即一个从旁边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别人的要求的“自我”。力求“圆融”的自我训练是为了消除这个“观我”，这样一个人可以免予羞耻感的侵袭。

但自我训练并没有改变绝大多数日本人性格中的二元性。他们一方面严格自律，处处“自重”，另一方面又能纵情声色，而且丝毫不感到罪恶。作者在第十二章中通过对日本人成长过程的描述，来尝试解释这种二元性的根源所在。虽然其结论在我看来不无牵强之嫌，但其视角仍然值得重视。每一代人的幼年经历是由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习惯所决定的，从这样的经历中成长起来的人又影响着、促进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对于教育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家庭和社会不可不常怀警觉之心。  最后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很容易看得出是在出版前新补缀的一章。作者铺陈了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式的成功，并解释了其原因：日本人虽然最容易为“羞耻感”所折磨，但他们并不认为战败是耻辱，它只是证明“侵略”和“武力”这条道路目前行不通；他们会自觉选择另一条道路，重新开始国家的事业，目的只为争取世界的尊重。

虽然中国人为日本人不肯承认侵略而愤慨，但本尼迪克特在这一章中从侧面解释了日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在二战中的表现是不正义的。作者引用乔治·桑塞姆的话说：日本人缺乏认识“恶”的能力。虽然“性本善”和“禅宗”都产自中国，但是将其贯彻最彻底的应该是在日本。日本人正是在“性本善”的基础上坚持声称：世界上并不存在善恶之争；日本人每个人都有“文雅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之下，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灵魂，但它们都是合适的，所以不存在“恶”。禅宗的“世人皆可成佛”观点更让日本人获得了一个理论的支持；“人人皆有佛性”让日本人感到自己不会为“恶”。

这一点很让我惊奇，同时也感觉这一点或许可以成为日本人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的一个注脚。作者也曾经提到，日本人在发现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的抵抗后，感到很愤慨，他们感觉不到中国人和菲律宾人比他们还要愤慨。

尤其是，文章提到，日本人坚持认为每个人只需遵循其本能发展，那么每个人都是“善”的。并由此来证明说，中国人之所以那么强调“仁”，是因为中国人缺乏这种道德，从而推导出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可能每个中国人读到这一点都会感觉愤慨，会忍不住质问：按照这种“缺什么补什么”的理论，日本人如此强调“忠与孝”，是不是正说明日本人不忠不孝呢？

但愤慨之余，作为中国人，或许也应该注意到这本书所揭示的日本人的优点。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军官佩里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战舰打开了日本封闭的大门，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当时佩里的态度就像中国近代史中常用的一个词“列强”那样强硬。作者在书中曾提到这件历史事件，但作者没有引述与之相关的另一段轶事。在佩里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爬上他的船，用手比画着告诉他，他们想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究竟为什么强大。在当时的日本，擅自出国是要被处死的。尽管两个青年最终被送下船，但他们的举动却令佩里惊讶异常。在日记中，佩里这样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

现在日本人的确已经凭借这种顺应世界潮流的特性，以其精良的产品质量和发达的经济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不得不再次感慨于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日本人的优点所在：不仅能够毫无思想障碍地吸纳崭新而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而且还具有极其强烈的担当精神。对自己的每一行动要负起所有的责任，对自己负责任、对国家负责任，这是日本人值得我们效仿的精神。我愿与所有的读者以此共勉。

另外，在翻译中另一番很强烈的体验是，当年第一次读《菊与刀》的震惊已经有些淡化，倒是似曾相识之感越来越浓。因为我的爱人宋泽林先生和尼迪克特所描述的日本人的性格非常相似：勤勉而自律，也特别强调别人不得浪费片刻光阴。我要感谢他，虽然翻译是我兴趣之所在，但是如果没有他的督促，本译稿就无法尽快完成并付梓。另外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宋枢衡，她让我的生活充满愉快，也让我的翻译过程充满愉快。

此次翻译过程中，我加上了一些注释。作者原来的注释主要为解释引文出处，以“原注”二字来加以标识。珠玉在前，不免惴惴。对于译文中的不当之处，还请读者不吝赐教。

秦海霞

2009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