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拔弩张的盟友》作者齐锡生认为，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在政策层次上，“利益交换”概念模糊不清，领袖们经常异想天开，不肯务实求知甚至自作聪明，还自以为是。再加上种族优越感作祟，吝于作合理的投资。在执行层次上，它用人失当，导致作风粗糙，无端树敌，反而责怪他人不顺从。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制度化”，很多偶然的因素，非制度化的运作，时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一些当事人的个性，如史迪威的个人性格，也在这个时期的中美军事同盟关系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及中美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不但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和西方强国形成实质性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而且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四年中，帮助中国从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半殖民地国家跃升为世界四强之一。

这个变化如何产生？其过程有怎样的特色？中美两国处理同盟关系的基本态度有哪些不同？二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对于同盟关系的效率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作者试图解答的问题。

在已有的历史著作中，美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军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或囿于史料，或处于偏见，他们的历史重建以维护量美国利益为主，与历史真实是较大的距离。中国的作品，限于史料，很多问题的阐释语焉不详。

《剑拔弩张的盟友》作者齐锡生有关这一问题的中文、英文基本史料及相关史料进行了充分的搜集、对比、辨析，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做了细腻的梳理，在很多问题做出了与传统史学（尤其是美国学者的观点）不同的叙述，《剑拔弩张的盟友》为我们重建了全新的战时中美军事合作关系的“历史现场”。

作者的话

写作凡例

前言 珍珠港事变前中国之缩影

壹 中国外交处境

贰 国内情况

叁 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的真相与幻象

第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及中国的反应

 壹 日本攻击珍珠港消息传到中国时

一 蒋介石个人的反应

二 中国在宣战前的考虑

三 中国无法说服苏联参战

 贰 蒋介石早期对于建立同盟关系的乐观和努力

 叁 同盟关系的第一株毒草：对中国的排斥

一 中国对盟邦歧视的不满

二 中国担心被边缘化

三 一个粉饰工作的失败：熊式辉代表团的尴尬

四 中国对于遭受排挤反感的原因

 肆 中英摩擦不断升级

一 对英国强盗行径的愤怒

二 缅甸与东南亚

三 中国对英国动机的疑惧

 伍 中国决心亲美

一 美国军援

二 马格鲁德将军的角色

三 美国财政援助

 陆 小结

第二章 派一位美国将军到中国战场

 壹 蒋介石邀请美国派军官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

一 蒋介石提出邀请的动机

二 对人选品质的要求

三 对职务的界定

 贰 美国最初的反应：庄穆将军的遴选过程

一 庄穆将军之入选

二 庄穆的对华方针

三 庄穆提名程序的突然终止

 叁 中美对派华军官职称内涵的谈判

一 美国把职务范围逐渐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过程

二 中美两国所强调的重点大相径庭

 肆 史迪威获得新任命

一 史迪威的入选

二 史迪威的专业素养

 伍 史迪威对中国的态度

一 史迪威对其使命最初的观感

二 中国人对史迪威任命的乐观反应

 陆 史迪威赴华履新

 柒 小结

第三章 第一次缅甸战争：1942年1~4月——同盟国军事合作的困难

 壹 第一次缅甸战争在中美同盟关系中的重要性

 贰 珍珠港事变前有关缅甸防务的计划

一 中国的计划

二 英国的计划

 叁 珍珠港事变后盟军在缅甸的合作

一 中国主动采取的行动

二 英国的反应

三 开战初期中国对空中运输路线的探索和美国的反应

四 中国加紧准备在缅甸作战

 肆 战争的初期：1942年1~2月

 伍 战争全面展开：1942年3月

一 蒋介石视察缅甸前线

二 史迪威开始工作

三 英国的防务安排

四 仰光沦陷及其影响

五 史迪威拿到指挥权

六 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开始分歧

七 英国因素再度抬头

 陆 1942年4月：战局大变

一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摩擦与妥协

二 战局日益险峻

第四章 第一次缅甸战争：1942年5~6月——惨败及其影响

 壹 同盟国战线总崩溃：1942年5月

一 史迪威抛弃中国军队脱离战场

二 美国人指控罗卓英临阵潜逃

三 史迪威跋涉赴印度的神话

 贰 中美双方对缅甸战争最初评估的差异

一 美国人的观点

二 战争进行中的主要分歧

三 中国观点的逐渐形成

 叁 中国愤怒的升级

一 史迪威的第一份报告

二 蒋介石最初的反应

三 蒋介石心情的大起大落

四 6月15日的重要会谈

五 蒋介石企图改变与史迪威关系的失败——6月24日的会谈

 肆 中美两国对于缅甸战争不同的期望

一 史迪威的期望

二 中国人的期望

三 文化和个性的冲突

 伍 缅甸战役对中国的影响

一 史迪威对中国实况的认知

二 缅甸战败对蒋介石的当下和长远影响

三 蒋介石面临的政治风险

第五章 中美关系危机迭起：1942年6~7月

 壹 中国不断高涨的怨愤

 贰 中国对美国军火和飞机供应指望的落空

一 蒋介石和史迪威6月15日的会谈

二 中国长期以来对美国军火的期望

三 中国在1942年中期对军火要求的新动机

 叁 美国飞机的移防

 肆 “三项要求”：一个经过加工处理的“危机”

一 6月29日的会谈

二 蒋介石“三项要求”的意图

三 史迪威对“三项要求”的看法

 伍 一个新危机：史迪威名目繁多的职权

一 对于危机起因互相矛盾的记载

二 史迪威不请自来的声明

三 中国人的反应

四 原始安排的漏洞和事后的补救

第六章 居里的和解之旅：1942年7~8月

 壹 居里访华的背景

一 缘起

二 宋子文反对居里使命

三 蒋介石的态度

 贰 会谈初期的攻防战

一 双方集中火力相互攻击

二 居里意图改善中英关系心愿的落空

 叁 中美关系冲突的重点

一飞机移防和“三项要求”

二 史迪威的多重职务

 肆 一个节外生枝的干扰：宋子文涉嫌扣留罗斯福电报

一 居里提出指控

二 宋子文的回应

三 史迪威的反应

四 电报事件对居里态度的影响

 伍 居里改变策略

一 居里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二 蒋介石的回应

三 一个过渡性的安排

 陆 居里使史迪威职权问题变得复杂化

 柒 居里访问的结束

一 居里的成就

二 居里访华时的所见所闻

三 居里向蒋介石透露的讯息

 捌 蒋介石对居里的观感

一 最初的反应

二 西方人就是不同

三 父子关系的比喻

四 蒋介石的综合印象

第七章 计划第二次缅甸战争：1942年6月~1943年6月

 壹 早期作战计划

 贰 最初构想：英美承诺和中国立场

一 蒋介石开始行动

二 盟邦好整以暇的反应

三 史迪威的反应和努力

四 英美同意在1943年3月开战以及蒋介石的反应

 叁 同盟国开始从承诺中退缩

一 英国兴趣降低的先兆

二 美国轻声细气的劝告和英国暴跳如雷的响应

三1942年底——史迪威心情与态度开始剧烈改变

 肆 同盟国在缅甸利益的对比

 伍1943年初——原始作战计划开始缩水

一 美国开始压迫中国接受缩水的作战计划

二 玄机初显——缅甸战争与太平洋地区战争紧密关系的开端

三 同盟国订出新的开战时间表：1943年11月

四 蒋介石的反应和期望

 陆 1943年5月——一个不寻常的月份

一 陈纳德—史迪威在华盛顿的辩论

二 罗斯福找蒋夫人进行秘密交易

三 三叉戟会议经过和成果

 柒 小结

第八章 虚幻的乐观和实质的冲突：1943年6月~1944年6月

 壹 缅甸作战计划重现曙光

一1943年7~8月：接踵而来的好消息

二1943年8月底的魁北克会议

三 作战计划推进的迹象

 贰 宋子文的失势

一 宋子文试图撤换史迪威的努力

二 第一回合：宋子文加紧在华盛顿的努力

三 第二回合：宋子文在印度的活动

四 第三回合：宋子文在重庆发动攻势

五 宋氏姐妹神秘的角色

六 宋子文付出代价：被打入冷宫

七 美国的备用方案

八 1943年10月事件的正面影响

 叁 在开罗讨价还价

一 中国在开罗会议前的准备工作

二 缅甸是蒋介石的主要目标

 肆 德黑兰会议导致计划改变

一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最初反对德黑兰决定

二 史迪威和罗斯福在开罗会谈

 伍美国对缅甸战争的新态度

一 史迪威建议缩小缅甸战争范围

二 罗斯福开始变调

三 蒋介石的困境

四 蒋介石的动机和盘算

 陆 美国开始翻脸

一 第一波攻击

二 后续的攻击行为

三 事关美国自身的利益

目 录（下册）

第九章 第二次缅甸战争(1943年冬~1944年秋)及其影响

 壹 战争终于展开

一 同盟国的作战目标

二 日本的作战计划

三 盟邦要求中国伸出援手

四 史迪威对缅甸战争的个人动机

五 美国的官方说词

六 美国压力升级和中国入缅作战

七 缅甸战争和中国本土作战之间的紧密关联

 贰 缅甸战争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一 向中国运送补给品

二 战争时机的考虑

 叁 缅甸战争事关美国切身利益

一 太平洋战场的日趋重要

二 太平洋战略的明朗化

三 缅甸和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挺进的关联

 肆对缅甸战争的另外一种评估

一 中国承诺的内容

二 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的贡献

三 第一次缅甸战争的后遗症

四 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相辅和相悖之处

第十章 美国争取对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壹 念头的起源

一 罗斯福的官方理由

二 华莱士的报告

三 史迪威和英国人关系的日益恶化

四 史迪威令马歇尔陷于困境

五 史迪威的窘境

六 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漠视

 贰 史迪威对中国战区重新燃起的兴致和出奇制胜的手法

一 史迪威转败为胜的奇谋

二 马歇尔的催化功效

三 马歇尔替总统拟就的电文稿

四 罗斯福的要求

 叁 蒋介石的响应和提出的条件

一 蒋介石的感情反应

二 蒋介石提出的条件

三 赫尔利作为斡旋人

 肆 美国加紧施压要蒋介石交出军权

一 史迪威休假期间的闲情逸致

二 华盛顿加紧压力

 伍 蒋介石“辞职”的念头

 陆 中国转移指挥权的步骤

一 蒋介石幕僚的建议

二 蒋介石扮演的角色

 柒 8月到9月中旬的谈判

一 蒋介石接见赫尔利与史迪威

二几项初步共识

 捌 谈判遇上波折

一 租借法案物资的控制权

二9月15日的交锋

三 史迪威加大赌注

 玖 摊牌前夕的状况

第十一章 蒋介石和史迪威最后的摊牌

 壹 史迪威撤职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贰 罗斯福9月19日信件的来历

 叁 罗斯福9月19日信件的内容和送达方式

 肆 蒋介石的反应

 伍 赫尔利逐渐撤回对史迪威的支持

一 蒋介石和赫尔利在9月24日的会谈

二 蒋介石9月25日的备忘录

三 孔祥熙9月28日的报告

四 霍普金斯的介入

五 中国其他领袖的介入

 陆 史迪威的感受和对策——发动攻势

一 史迪威对中国的直接惩罚

二 史迪威利用中国共产党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

三 史迪威向马歇尔求助

 柒 史迪威9月29日以后的局部让步

 捌 罗斯福再度介入

一 白宫的补救措施

二 马歇尔挽救史迪威的最后努力

三 罗斯福在10月5日提出妥协方案

 玖 最后的挣扎

一 蒋介石断然拒绝

二 史迪威最后的努力

三 赫尔利介入危机的过程和深度

四 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支持逐渐消失

五 罗斯福最后的决定

 拾 史迪威在美国所受的冷落

第十二章 魏德迈的新途径——并非太少，确实太迟

 壹 魏德迈为人处事与史迪威不同之处

一 魏德迈的背景

二 魏德迈在东南亚战区的工作经历

三 建立在华美军的有效机制

 贰 魏德迈如何处理他与蒋介石及马歇尔的关系

一 中国人眼中的魏德迈

二 魏德迈与马歇尔的新关系

三 居间改善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

 叁 魏德迈改革的内容

一 改造中国军事体制

二 中国军队应该有多少？哪些部队应该接受整改？

 肆 魏德迈的成绩单

一 指挥权及相关事务

二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

三 一个新而务实的互惠关系

 伍 日本投降前夕的中国战区

第十三章 结论

第一部 赢得战争

 壹 同盟国的凝聚力

 贰 中美同盟的特性

一 同盟关系对于两个国家不同的意义

二 两国之间不同的心态与运作方式

三 同盟关系的成果

第二部 处理同盟关系

 壹 政策目标

一 美国的目标

二 中国的目标

 贰 观感与假设

一 美国军部的基本方针——小幅投资，大幅收成

二 寻找一个合理策略的理论基础：史迪威的利益交换原则(quid pro quo)

参 史迪威对于中国政府及蒋介石的认知与假设

一 中国是否无意继续抗日？

二 蒋介石个人品质是中国军事改革最大的阻力？

三 中国政府与外国专家间的合作态度问题

四 造成中美冲突的其他原因

 肆 中国的政治军事现实与蒋介石军事改革的限度

一 中国的政治军事环境

二 兰伽训练基地的优异成果

三 云南省远征军的改革努力

四 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军事改革工作

第三部 中美战时军事合作关系的总结

 壹 美国政策理论上的困难

 贰 政策运作的困难

 叁 个人因素的重要性

 肆 中国的失败与成就

参考书目

人名事件地名对照表

蒋介石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的态度如何？

在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本无太多历史意义。但由于西方著作多年来流传着一种说法，因此本章仍须对此问题略加着墨。半世纪以来，不少西方人士认为，珍珠港事件发生必然使蒋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发之前，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袖早已丧失战斗意志，因此美日开战一直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事件。当它终于到来时，蒋介石自是难以抑制其内心的喜悦。这个说法的含义非常明确：珍珠港事件爆发给美国带来灾难，但它却让蒋介石的军队从此以后无需认真作战，可以静待盟国把胜利果实双手奉上。一旦某些美国政府官员也接受了这个看法，他们便能更容易地把此后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作出言之成理的解释，也同时在心理上建立了一种对中国政府反感和怀疑的先人为主印象。

美同人关心其他国家和人民如何对待他们的灾难，这本是极为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反应中分辨出敌人和朋友。在美国新结交的盟邦之中，苏联领袖斯大林个人当时的态度不甚清楚。倒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坦然承认，珍珠港事件让他舒了一口气，甚至感到欣慰①。

有趣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似乎并不在意斯大林或丘吉尔的反应，反而对中国的态度异常关注。早在日本尚未发动攻击之前，他已经主动地向胡适大使提出警告，万一美日战争爆发时，他希望中国领袖及人民群众能够自我克制，避免公然庆祝②。

但是本书作者在仔细阅读过中国公私各方面资料之后，并不能找到任何迹象足以支持罗斯福的担忧。这些资料显示的是，中国领袖们似乎完全没有想到美日之间会突然爆发战争。相反地，他们真正不断期盼的足苏联和日本之问能够发生三大战。事实上，中国领袖们并不曾仔细推想过，美日战争对中国前途到底会有何种影响。因此，罗斯幅的这种顾虑，与其说是基于对中国的了解，不如说是对中国的偏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蒋介石其实已经逐渐理解到，美国法律和政治局势时罗斯福的外交政策限制重重，因此他并没有想说服罗斯福对日作战的念头。相反地，他甚至建议罗斯福应该尽量避免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即使在珍珠港事变前不久，当美日关系已经紧绷时，蒋介石在1941年10月31日依然告诉马格鲁德将军（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说：“予之抗战政策，希望英美运用政治、经济压力以制裁日本，并无英美对日作战之愿望。余迄今仍坚持此项主张，并得民众之拥护。实际言之，中美在战时之合作，含有临时性质。其比较重要者，则为两国在战后二、三十年之长期合作。余愿美国助我发展中国海、空两军并建筑海军根据地。盖两国在防御上之合作，足以保证太平洋之安全。”①

换言之，在蒋介石心目中，他此时之所谓“战胜”日本的定义，并不是妄想在军事上“击溃”日本，而是使日本在华侵略行动因无法进展而被迫终止。事实上，“击溃”日本此时尚未成为蒋介石的作战目标。因此，中国当时最务实的愿望是：在中日战争结束后，能够获得美国对战后中国重建工作的支持。

12月1日，当蒋介石得知日本预备和美国重启谈判时，他的判断是日本根本没有胆量向美国开启战端。既然如此，他认为美国在重要谈判中大可以采取坚定态度。一直到12月7日，蒋介石仍旧以为美日之间至少在当前可以避免一战②。P11-12

壹 中国外交处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时，中国已经单独对日作战四年五个月了。此期间，尽管中国曾经不断要求西方列强给予外交、经济及武器上的援助，但西方列强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绝。英国和法国因为担心日本对它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甚至多次要求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条件。到了1940年夏季，它们更进一步切断中尉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

美国的态度也只是稍微好一点而已。虽然美国人民对日军在华暴行不时发出抱怨，但是美国商人继续把战略物资卖给日本赚取暴利，间接支持了日本的对华侵略。美国政府也保持其一贯的暖昧态度。一方面，它不时发表一些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无意为中国而与日本直接作战；另一方面，它提供中国少量的贷款和军援，但数量却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国的作战能力。1941年美日关系明显恶化，其原因与其说是为lr替中国打抱不平，不如说是因为世界局势恶化，而日本对东南亚的威胁日益增加。总的来说，从1937年到1941年，即便中国一再把自己形容成西方反侵略战线中的一分子，美国却始终没有对中国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援助。

讽刺的是，当时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反而是世界上两大极权国家：德国和苏联①。在数量七，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军事或经济援助都远远超过西方民主国家的总和。然而它们对中国的态度不久即因欧战爆发而改变。德国逐渐亲近日本，并最终成立轴心国同盟，不论中国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终于完全停止它对中国的军事供应。而苏联不愿意陷入两面作战的最坏局面，也必须小心处理它与德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更何况它与中共还维持秘密的党组织关系。因此，苏联虽然仍不断向国民政府提供武器，但其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中方要求，而其在蒙古和新疆的活动有时也影响到军援补给线的顺畅。

简而言之，在这段长时间里，中国遭受西方主要列强的漠视，相当孤立，对日抗战只能靠自己努力。

贰 国内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情况也在急剧恶化之中。政治方面：。1937年以前，国民政府号称是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它的政令虽然还不能贯彻到每一个角落，至少可以有效地控制长江下游五到六个富裕的省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或湖南），并且有希望逐渐扩展版图。在这几个省份中，国民政府可以任免官员，试行新县制，征兵征粮，并从事大规模建军工作。

但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变发生时，中央政府早已被日军赶出其原有根据地。即使表面上控制的领土也不及原来版图的一半，而且多半是最贫穷落后的省份。国家统一名存实亡，因为剩下的土地被割裂为许多个半独立的地方系统，各自有其根深柢固的权力结构、领袖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在这些地方系统之下，还有更多的小系统，对大系统而言也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

在华北，阎锡山实际控制山西，境内几乎没有中央政府派驻的官员，但是阎锡山的主要干部却在名义上全部加入了国民党。阎锡山不但是山西王，也周旋于重庆国民政府、汪伪南京政府和日本占领军之间。再往西走，越过蒋中正嫡系胡宗南控制的陕西中部和南部，则是广大的西北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及陕西和绥远之一部，它们被一大群回族领袖、汉族军人和共产党控制，相互之间连年征战，它们有的倾向重庆，有的与日本秘密往来，不少地区甚至不挂中华民国国旗而只挂自己的旗帜。更往西行，新疆的盛世才早已是苏联的附庸。同样的，西藏与英国的关系远比与重庆更亲密。事实上，中央政府官员若要进入这两个地区，都必须事先经过特别安排，甚至低声下气地请求批准。

在华南，广西一直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控制之下，而其势力也进入了湖北、安徽两省。西南的云南和中央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龙云不但控制省政府，也拥有自己的军队。龙云和汪精卫的关系一直令蒋中正惴惴不安。事实上，汪精卫是在他的协助之下才能从汉口顺利逃到河内，再转赴南京成为日本傀儡；同时龙云也始终反对中央军为防止日本自越南进攻中国后方而进驻云南。至于离四川更远的广东，其未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则在粤籍军人掌控之下，他们表面上遵奉国民政府之命，实际上各行其是。

最后是战时陪都所在地的四川省，它仍然是许多地方军人的竞技场。1937年以前，四川即以省内内战频繁为全国之冠而恶名昭彰，不少地方军人为了支应战费和中饱私囊，提前征税已经征到1950年代了，所谓的“天府之国”早已元气大伤。国民政府因为抗战而进入四川，但也无法改变其地方（县）权力的结构。事实上，国民政府刚刚进入四川之际，它的权威就遭到省籍军人挑战。虽然当时省长王瓒绪也是四川人，而且他的任命本身已经是中央为了羁縻地方势力而作出的让步；但由于他接受了中央的任命，仍然引起其他本省军人的不满。蒋介石被迫派另一高官（贺国光）前往成都安抚，才暂时平息反对声浪。四川的政争也波及邻省西康，当时割据西康的四川军人刘文辉，坚决反对中央势力进入其辖区。

因此到了1941年，q，央政府对任何一个省份的控制，都无法像1937年以前对长江下游那样有效了。此时的中央政府经常无权任免省主席，即便偶尔在极少数省份可以任免省主席，广大的城乡仍然在地方势力掌控之中。

换言之，这些地方的政府功能，如征兵征税、公安法制，仍然依照中央政府未来到之前的形形色色本地陋规办事。在这些地方，中央和省政府政令的推行不是依靠制度的权威，而是依赖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淡判、要挟、恐吓乃至利益分赃来处理。尽管重庆的领袖们大声疾呼推行政策，但中央政令一旦出了重庆市区，便难发生作用。难怪到了1940年底，蒋介石已经感叹内政问题对国家，生存的威胁远超过外敌日本。他特别提到的三个困难是——征兵、征粮纳税和共产党。它们都已经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

在经济上，沿海省份的沦陷，意味着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辛苦建设起来的一些单薄工业化成果，全部化为泡影。日本迅速占领沿海各省，破坏或掠夺中国的现代工业设施，只有极少部分落后设备被匆促撤往后方，它们经由水路、陆路，甚至以人力兽力拖负的方式搬运，其过程虽可歌可泣，却混乱不堪，成绩有限。再经过日本空军和陆军四年处心积虑的摧残，中国又后继无援，到珍珠港事变爆发时，中国的生产力恐怕已经退步到1890年代的水平，甚或更为落后。简言之，中国只能从传统的农业经济中，拼命挤榨出一些剩余物资，来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敌人作战。最鲜明的对比是，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制造一部军用机动车辆，而日本不但可以制造大量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甚至可以制造八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其科技力量与世界任何强国比较都不相上下。

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农业经济，和政治情况一样地支离破碎。在国民政府匆忙撤离沿海各省时，它把大批的中下层行政干部留在沦陷区，其结果是，后方各省的各级政府仍然由本地的权势分子所掌控。明显的例子是，尽管法币应该是全国通行的货币，但事实上，伪政府币、日本精心印刷的假法币、民国以前的各种地方钱币，在许多地方通行无阻。市场既然如此割裂，难怪囤积居奇、走私、与敌伪通商、贩卖鸦片或其他违禁品，都能在地方军人的保护伞之下公然从事。也正是这样一个落后的经济，居然能够支撑中国的抗战到珍珠港事变之日。

军事方面，问题同样严重。从1927年到1928年，南方的北伐军（蒋介石嫡系队伍及部分两广部队）运用民族主义高潮，强势压倒其他地区的军阀，逼其输诚以保全他们在各自原有地盘的统治权。因此，1928年中国达成的所谓“统一”局面，其实是经由讨价还价而获得的。在此后十年的“南京时代”中，蒋介石大大增强了他的军事实力。他建立了一个小而精的现代化军队，进口了大批西方新式武器、兵工厂设备、工业器材，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他还在世界市场上物色到一批西方军事专家，重金礼聘来华。到了1937年，这支中央军不论在训练、装备或是纪律方面，都已经成为中国百年来最优秀的劲旅。虽然这支军队在数量上并不能与地方军队的总数相比，但它比任何个别的地方军队都要强大和善战。也就是这支军队，使得蒋介石在中国的内政外交上赢得主导权，并使他敢在七七事变时决定对日作战。他的抗日决定在当时只赢得少数地方军人诚心的支持，大多数地方军人都宁可持骑墙观望态度。

然而在战争开始后仅仅六到八个月之内，中央军与地方军队的实力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蒋介石决定同时在华北、华东地区（特别是淞沪地区）正面迎敌的结果，是让他的王牌军队遭受严重创伤，致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比率又回到1928年以前的情况，国民政府的军队不再拥有数量的优势。有些地方军由于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所以武器装备可能比中央军更精良。但蒋介石既无实权命令这些部队参战，也无实权把它们精良的武器转发给战斗力强的部队。在不少地区（如山西、内蒙和西北），地方政权阳奉阴违，如果重庆政府坚决要求它们抗日，它们不但不会奉令作战，反而可能倒向日本或伪政权。正因如此，在全国进行对日抗战的同时，也有不少地区正在进行小型内战。设若不是蒋介石坚决把抗战进行到底，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权会和日本达成局部和平共存的协议，乃至明目张胆地成立地区性傀儡政权。

毫无疑问，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时，中国军队的实质和七七事变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同。它在编制上已膨胀到四五百万兵员之众，一方面，尽忠职守的军官找不到足够的壮丁入伍，而另一方面贪污腐化的军官却大量吃空缺，致使军队的实际人数远低于编制规定。尽管国民政府有全国性的征兵法规，但实施则因地而异。地方负责执行的官员，其行为常常被其他因素所左右，比如缺乏户口调查数据，向权贵家庭示惠或收贿，或者是延续本地历来的陋规而置法令于不顾。其后果是全国各地的征兵制度充满腐败不公。

一般言之，壮丁在征集之后，他们悲惨的命运才真正开始。在漫长的路途上徒步跋涉，又经常以绳索捆绑，必须忍受鞭打、饥饿和其他种种非人待遇。难怪到达营地时只有少数壮丁仍然健康良好，相当一部分半途逃亡，或是死于异乡。由于大多数省份控制在地方军人手中，地方军人首先要照顾自身的需要，不可能一次达成指标。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一年两征甚至三征，或是向地方官员谈条件做交易以取得壮丁。而这样做更是增加了地方官员贪污枉法的机会和人民痛苦的程度。

与此同时，国军的战斗力也大幅衰退。军队普遍急需整编训练、补充员额和更新装备。连绵不断的作战和接踵而至的挫败，使政府无暇进行有次序的整军。因此，蒋介石在1937～1941年间几度试图施行整军计划，最后都不了了之。再加上蒋介石所最器重的德国和苏联军事专家又相继撤离，更使得士兵和下级军官的训练及参谋作业受到重大打击。

武器的补给当然更为困难。在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曾经两次试图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第一次是1938～1939年，中国要求苏联装备20个陆军师，第二次是1940年宋子文专程赴美，试图说服英国继续维持缅甸交通，以保证西方武器可以经过仰光进入中国。但是两次努力成果都有限。其结果是，1941年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已经比1937年大为减遐，不但缺乏先进武器如飞机、大炮、战车等，甚至缺乏步枪、机枪和弹药。

相对于地方军队，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渐趋劣势。多次战败不但大幅削弱其士兵的战斗力，而且严重打击将领的心理状态和行事作风。在南京时代，中央军的将领完全是专业军人，以全副精力投注于训练和作战，少有行政职务的羁绊，也无需操心壮丁、武器或补给等后勤事务，因为这些需求完全由南京政府负责安排。

但是他们一旦撤退到内陆省份后，情形立即改观。他们必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寻求生存。有时需要圈地求生，或从地方官员手中夺取粮食和税金。无形之中，他们的心态逐渐由野战部队变成占领部队，生存成为最迫切目的。事实上，他们变成外来统治者。更有进者，由于1939—1940年国外武器来源逐渐切断，一旦在作战中丧失武器便无法补充。于是他们的心态便变得愈来愈保守，保存实力成为首要考虑。

中央军队在和地方政府、地方市场以及广大群众发生直接接触以后，将领们也愈来愈无法抵抗民间社会生活的引诱，也难以抗拒贪污腐化和贪生怕死的作风。除了一小部分将领仍能保持战前的纪律和高昂斗志，或是因为作战需要而经常调动防地之外（如第五、六、十军），在一般情形下，只要一支部队长期在一个固定地点驻扎，就会出现风纪败坏情况，而且时间愈久，腐化和颓废的程度愈高（如汤恩伯在河南省）。这一个腐蚀过程最后感染了蒋介石大部分的军队。

叁 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的真相与幻象

基于以上所述，蒋介石号称是中国最高领袖，而其领导的政府号称是中国唯一的政府，都是建立在相当脆弱的事实基础上的。当时世界各国（除日本以外）之所以无视于这个事实，而宁愿和蒋介石的政府打交道，其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他的抗日决心表现得最坚强。第二，在国民政府旗帜下五花八门的军队之中，蒋介石嫡系军队的凝聚力最坚固。不论是珍珠港事变之前或之后，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之中，几乎无一人倒向日本。相比之下，许多地方军人选择依附国民政府，但他们的忠诚度和抗日决心却有所不同，有些人甚至认为倒向日本或伪政权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虽然只是全中国军队的十分之一左右，却已经足够支持他自称是全国领袖的说法，也能说服列强接受他为中国的合法代表来和中国打交道。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和美国一夜之间突然发现彼此已经成为同盟国。犹记得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曾大胆预言中国的抵抗不出三个月必将瓦解。当时大多数的西方观察家也不指望中国能够持久抗战。作为中国的敌人，日本历来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了解中国在各方面的弱点。但是它的错误是见树不见林，过分低估中国能够不惜一切牺牲抵抗外侮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相反地，当太平洋战争危机日益增高时，中国未来的西方盟友却又只见林而不见树，过分高估了中国的作战能力，对中国众多弱点不够了解，甚或误解，以致对中国产生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蒋介石一生事业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恐怕是，他过于成功地扮演了中国最高领袖的角色，使许多当代的外国人误以为真，因而忽略了他权力基础的薄弱性。所以当他无法兑现他的各种承诺时，外国人便当然认为他是缺乏兑现的意愿。换言之，许多外国人不了解蒋介石是没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去实现诺言，因而把责任归诸他的人格缺点，比如缺乏智慧、诚意、远见、爱国心，甚至普通常识。外国人不免会问，若非如此，蒋介石何以能对明明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建议置之不顾？以此观之，蒋介石成功地掩饰了自己权力不足的真相，再加上外国人又喜欢先人为主地用西方政治制度化观念来分析中国事务，两者结合，引致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沦，而这种结合不但无谓地增加了中美盟友问的摩擦，也导致了不少后世学者的误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经由以上的观点，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体会，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军事合作关系变得如此错综复杂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