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丝毫不懂得我的病情，我确实不知道我有病。我不去治病，也从未去治过病，虽说我是尊重医学和医生的。再说，我还极其迷信；当然，我还没有迷信到不尊重医学的地步。(我受过足够的教育，能让我不迷信，可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赌气而不愿去治病的。你们也许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却是明白的。自然，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这是在和谁赌气；我也一清二楚，我不去医生们那里决不会使得他们“难堪”；我比谁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害自己，而不会殃及他人。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去治病，这毕竟是在赌气。肝脏在痛，那么，就让它痛得更厉害些吧！
我早就这样生活，已有二十来年了。如今我四十岁。我从前任过公职，如今却不再任职了。我曾是个凶狠的小官吏。我曾粗暴无礼，并因此感到愉快。要知道，我是不收受贿赂的，也许，单凭这一点，我就该奖励自己。(一句蹩脚的俏皮话；可我却不打算将它抹去。我把这句话写了出来，认为它一定会是非常好笑的；而此刻，我自己也已看出来了，我不过是在卑鄙地炫耀自己，——可我偏不将它抹去！)每当有人走近我的办公桌请我开证明时，我就会对他们龇牙咧嘴，而当发现有人因此感到难受时，我便会获得一阵难以抑制的快感。我几乎每次都能获得这样的快感。大部分来人都是胆怯的：明摆着嘛，他们都是来求人的。但是，在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中，有一位军官特别使我讨厌。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屈服，还极其凶恶地把军刀弄得铿锵作响。就为了把这军刀，我和他斗了一年半。最终，我赢了。他不再弄出铿锵之声了。不过，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的青年时代。但是，先生们，你们知道我的恶毒之处主要是什么吗？全部都在于，最为可恶的一点就在于，我经常地、甚至是在最为愤怒的时刻，也会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恶毒，甚至还是一个凶不起来的人，我不过是在吓唬吓唬麻雀并以此自慰罢了。我满口白沫，但只要给我一个什么洋娃娃，或是给我一杯糖水，我也许就会安静下来。我甚至会心软下来，虽说此后，我也许会对自己龇牙咧嘴，还会羞愧得好几个月都睡不着觉。这就是我的脾气。
我说我曾是个凶狠的小官吏，我这是在说谎。我因赌气而说谎。我只是在和那些请求者、和那位军官闹着玩，事实上，我一直无法凶狠起来。我时刻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许多与凶狠截然对立的成分。我能感到，这些对立的成分正在我的体内蠢动。我知道，这些成分终生在我的体内蠢动，企图冲出我的身体，可是我不放它们出去，不放它们，故意不放它们出去。它们那么可耻地折磨我，弄得我浑身痉挛，它们简直让我厌恶，厌恶透顶！先生们，你们是否觉得，我马上就会在你们的面前忏悔什么、就会求你们原谅什么了？……我相信你们觉得是这样的……但请你们相信，即便你们觉得是这样，我反正无所谓……
我不仅不能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能成为任何一种人：无论是凶狠的人还是善良的人，无论是无赖坏蛋还是正人君子，无论是英雄还是昆虫。如今，我在自己的角落里过日子，我用来自我解嘲的，是这样一个恶毒的、毫无用处的安慰：一个聪明人是无法真的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而能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的只有傻瓜。是啊，十九世纪的聪明人大多数应该是、而且就道德意义而言也必须是个无个性的人；而有个性的人、活动家，——则大多是才智有限的人。这是我四十年来的信念。我如今四十岁，要知道，四十岁，这就是整整一辈子啊，要知道，这就是垂暮之年了。过了四十岁，再活下去，就是不体面、庸俗和不道德的了！请你们老老实实回答：有谁活过了四十岁？我来告诉你们，只有傻瓜和恶棍才会活过四十岁。我就要这样说，冲着所有的老头儿、冲着所有这些可敬的老头儿，所有这些银发苍苍、散发着香味的老头儿这样说！我要冲着整个世界这样说！我有权这样说，因为我将活到六十岁。我要活到七十岁！我要一直活到八十岁！……等一等！让我喘口气…… 先生们，也许，你们以为我是想逗你们发笑吧？你们又错了。我绝对不像你们认为或者你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但是，如果你们已经被这些废话所激怒(而我已经感觉到，你们被激怒了)，想要问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就会回答你们：我是个八等文官。我曾供职，为的是有碗饭吃(仅仅为了这一目的)，去年，当我的一位远房亲戚立下遗嘱留给我六千卢布时，我便立即退职，在自己的角落里定居了。我以前也住在这个角落，但如今是在这儿定居。我的房间又破又脏，位于城市的边缘。我的女仆是个乡下女人，年纪很大，又蠢又凶，身上还总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有人对我说，彼得堡的气候对我越来越有害了，还说我手头钱少，在彼得堡生活费用太昂贵了。这一切我都清楚，胜似那些经验丰富、聪明绝顶的点头示意、出谋划策的人。但是我要留在彼得堡，我不会离开彼得堡！我之所以不会离开……唉，反正我离不离开，都完全无所谓。
然而，一位正派人谈什么事最最愉快呢？
答案是：谈自己的时候。
好吧，我也来谈谈自己。P2-4
盛宁
十年前，我们曾选编过一套《世界经典短篇小说》，我在那套书的序言里说到，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加之各种新兴科技手段和媒体形式的介入，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包括我们对所处世界的整个认识方式，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一些曾有过辉煌显赫历史的艺术形式无可挽回地式微衰落了，尽管我们费尽心力去抢救，它们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飞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视野，沦为仅供少数人观赏把玩的“藏品”。于是“文学已经衰亡”，“纸介印刷物必将被数字出版物取代”一类的哀歌，彼落此起地响彻文坛。
这些说法所引发的悲观情绪很快蔓延到了学界。记得那年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曾来华讲演，他很坦诚地诉说了自己五味杂陈的内心感受，那篇讲稿后来在美国著名学刊《辨析》上发表，他又将讲话稿的标题改为“废墟上的文学研究”，其悲悼之情溢于言表。
转眼十年过去。情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千千万万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移动通讯手段的革命性更新拔得头筹。手机的普及，特别是集通讯、浏览、搜索等功能为一体的iPhone的问世，将2010年推入所谓的“微博”年。据最新统计，中国网民规模现已达到4.85亿，“微博”用户的数量则爆发增长到近2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微博”突如其来的出现，且规模如此之大，它立刻给大众阅读习惯带来了谁也不曾料到的冲击。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这种带有“娱乐化”、“碎片化”特点的资讯消费形式，变成了时下最流行的大众阅读方式。所谓“娱乐化”，就是阅读活动除实现资讯传递的目的外，还带有一种搞笑逗乐的“狂欢”色彩；而所谓的“碎片化”，则是指人们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利用各种活动的间隙或空当来完成阅读，使阅读一改过去那种连续、专注的特点，而变成一种时断时续、见缝插针式的消遣。
这样的一种阅读形式，对需要长时间静坐默读的长篇小说来说，显然是要排斥的。而从这个角度想下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似乎很快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糟到这般田地。说来也颇值得玩味，据美国全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历年的调查报告，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美国青年和成人中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比例接连二十多年持续下滑，17岁年龄段中完全不读文学书的人数，2004年比1984年足足翻了一番，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然而，2009年的调查报告称，由于各级教育机构的努力，18～24岁年龄段阅读文学书籍的人数竞在2008年出现了拐点，首次大幅度回升，增加了三百多万人。而中国的情况非但不像文学消亡论者所描述的那么悲观，甚至比上述美国报道更令人鼓舞。仅就最近十年的情况统计看，纸介印刷读物并未显出“退市”的意思，非但没有，这些年的全国图书出版总量还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年增率，其中文学读物年增率也达到了9％。仅以2009年为例，文学类图书出版总数达25万种(其中初版新书为18万种)，总码洋8.3亿元，居然还高于经济类的图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文学书竞占了文学出版总量的四分之一，而据从事文学图书出版的人士说，再版书基本属于文学经典名著一类的“长销书”，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名著仍占据四分之一左右的文学类图书市场。
这一串数据有点枯燥，但至少可说明两点：其一，“文学”没有消亡。所谓“消亡”一说，实在是个伪命题。因为“文学”本是个后设的、集合性概念，它是对某一类你认为应该命名为“文学”的文字的界定，既然它的内涵是人为的，流变的，它能不断吐故纳新，所以也就谈不上消亡。而最终会消亡的，只是某个具体的文学形式(体裁、文类)，这种文学形式由于存在条件的变化或丧失，则可能发生嬗变或消亡，但没准什么时候它又会重新萌生，中外文学史上可找到许多这样的实例。其二，以往被笼统看待的大众读者群，现已按接受教育的层次、专业兴趣和审美品味等进一步分化为一个个“小众”读者群。这也就是说，尽管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投靠新兴媒体，转而采取了网上浏览、微博短信一类新的阅读方式，但这个世界上仍还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网民读者)保持着通过纸介读物来获取知讯的传统阅读习惯，更何况网上读库中也搜罗了大量的纸介读物的电子版。对于这些电子版读物的读者来说，读物载体发生了变化，读物的内容却未变。由此看来，我们说文学类读物至今仍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也没有什么不对。而每年有一大批文学经典或名著的再版，则说明新生代年轻人中仍有大批喜爱文学的读者，而新生代读者群的逐年更新则为文学经典的传承提供了保证。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文学经典仍有不小的市场，新生代读者对文学经典仍有相当大的需求，我们也就满怀信心地选编了这套“外国经典中篇小说”丛书。有读者或许会问，你们将选本称之为“经典”，那你们心目中的“经典”应该是怎样一个标准呢？坦率地说，有关“经典”的定义确实是众说纷纭，要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界定还真有点困难。在我所看到的有关“经典”的各种界说中，我最欣赏的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所作十几条定义中的两条：“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前一条定义强调了经典常读常新的特点——经典必须经得起重读，因为它涵义隽永，因此总能新意迭出，让读者获得新的发现；而后一条定义则强调，经典提供的经验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它所讲述的道理，你也许在别处也曾听说过，但是你读后会发现，你原先所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是由这部经典文本首先说出，而且它比任何后来者都表述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不过严格说来，卡尔维诺的定义或许更是一种对思想理论经典的概括，文学经典恐怕还另有一些自己的特性：它无意直接提出具有永恒意义的理论命题，它更擅长的是在想象的层面，通过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刻画来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经验。因此，衡量和判断一部作品能否跻身于文学经典，最基本的一条必须要讲一个好故事，再就是要看作品是否塑造了扣人魂魄、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文学还有另一个与其他类别不同的特点：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文”，既是“人文”的“文”，又是“语文”的“文”。古语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学语言不仅是反映生活的语言，更应该是高于生活、能为生活效仿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经典还必须在语言上具有示范的作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本不是小说原作，而是译作。因此对译文的讲究、推敲，它是否忠于原作，能否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也就成了我们挑选作品时很重要、很实际的关注。
写到这里，读者或许会觉得我对眼下文学的处境并无太大的忧虑，甚至还隐隐流露出一点激动或亢奋。其实，恰恰相反。尽管从出版数字看文学似乎还有不小的市场，然而我深知，文学在当今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文学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与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我指的是，与广播、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特别是现在的互联网这些媒体相比，今天的“文学”在影响人的精神面貌、价值观方面，在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想象这个世界的各种参照方面，已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一种主导性的作用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已被彻底地边缘化了，这已是毋庸争辩的一个事实。这与文学是否还占有一定的市场实际上毫无关系，因为两者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意思。
文学之所以会边缘化，其原因也不难找。主要就是因为“文学”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再也不能快速地带来直接的财富，因而遭到了冷落，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无用”。这些年，不止一次有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跟我说，他们为申请出国留学基金而去面试时，有些从事自然科学的专家评审官，往往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搞文学的，出去有什么用？”毫无疑问，“文学”在他们眼里，就像人身上的阑尾一样，一无所用！然而，他们怎不想想，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四肢五官以外，更主要是因为人具有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具有的复杂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人的气质、禀赋、情怀、修养，人对于真、善、关的洞察力、鉴别力、感悟力，以及人所特有的复杂的语言表达力，等等，所有这些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素质和能力，都不是从娘胎里带来，而是需要通过后天的陶冶和训练才能习得。而就在人习得上述素质和能力的过程中，“文学”不仅在发挥作用，而且发挥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学究竞有用无用，有什么用？不妨再听一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怎么说的。早在1933年，T.S.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很显然，在艾略特看来，“文学”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标识，而一个不再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民族，停止了文学生产，就会变得野蛮，变得粗鄙，而当下严酷的社会现实已一再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似乎对今日的现状则早就有预见，他在授奖仪式上致答辞时指出，“尽管我们能够谴责对文学的践踏和压制——对于作家的迫害，文字审查，焚书等，然而，当不读书这种最糟的事情真的来临时，我们则毫无办法了。如若这不读书的罪过是由某个人犯下，那他将终生受到惩罚；如这个罪过是由一个民族犯下，这个民族将为此受到历史的惩罚。”布罗茨基认为，文学总是在不断地创造一种审美的现实，因此它往往是超前的——赶在“进步”之前，赶在“历史”之前。因此他认为，人们在选择自己的领袖时，最好应该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学阅读经验，对那些执掌我们未来命运的人，我们应首先问一问他们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么态度，而不是他们的施政纲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的痛苦就会减少许多。
布罗茨基这番话，或许有点让人觉得过于书生气。但我想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让文学家去从政，充任各国的领导人。他其实只是在用他诗人的方式，来解释文学对于铸造一个人的心灵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任何其他文学大师也好，他们并不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即使退一万步说他们提出了某种方案，生活在特定现实中的我们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如法炮制。那么，文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真正能够称得起是“文学”的，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它会提问——提出各种对我们具有挑战性、能迫使我们进行思考的问题。所以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看来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它的提问是否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作用就是搭建起一个思想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对人性、对道德、对历史、对公民社会、对各种智识性的问题展开论辩，而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论辩还包括了对我们自身的反省。通过这样的论辩，我们从中找到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答案。
关于我们这套丛书所选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还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意义，在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上又如何出类拔萃等等，这里就没有必要再一一介绍了，我们还是请读者自己来品尝一下“开卷有益”的乐趣吧。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你翻开这套丛书中的任何一本，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你都会从中发现一个与你的生活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一定会唤起你强烈的求知欲望，而当你阅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如果你对所读作品的作者及相关背景还有遏制不住的兴趣，那你完全可以从任何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或名著导读中，毫不费力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而现在，作为读者的你，只需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打开丛书，开始阅读吧。
2011年8月2日识于蓝旗营
《俄国经典中篇小说》由盛宁主编，冯季庆选编，关于这本书所选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意义，在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上又如何出类拔萃等等，这里就没有必要一一介绍了，我们还是请读者自己来品尝一下“开卷有益”的乐趣吧。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你翻开这本《俄国经典中篇小说》，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你都会从中发现一个与你的生活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一定会唤起你强烈的求知欲望，而当你阅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如果你对所读作品的作者及相关背景还有遏制不住的兴趣，那你完全可以从任何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或名著导读中，毫不费力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而现在，作为读者的你，只需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打开本书，开始阅读吧。
《俄国经典中篇小说》由盛宁主编，冯季庆选编，为“世界经典中篇小说”系列丛书之一。全书收入了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和《谢尔盖神父》，契诃夫的《六号病房》，米·阿·布尔加科夫的《孽卵》共五篇俄国经典中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