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最受尊崇也最受误解，一生中几次彷徨更几次呐喊。

中国，七个鲁迅：迷惘的青年，激愤的斗士，孤傲的文人，冷酷的批评家，幽默的旁观者，改造汉语的翻译匠，自我流放的精神导师

不读鲁迅，无以知中国；不读“忧思录”，无以知鲁迅。

《鲁迅忧思录》从鲁迅的忧思，到忧思鲁迅，百年中国凝结于一个人的命运，孙郁以刻刀般的力度和精准，为鲁迅绘下木刻画的精神塑像。

读书人只会在顿悟里怡怡，却不能在忧思里戚戚，则和真实相隔，与爱意亦远，恰是鲁迅以为荒谬的地方。我们还在这样的历史里，久而不察其意，乃一种大的悲凉。读鲁迅，才知道我们自己的奴性有多深。人类在息想上不都是进化，大约是确实的。

《鲁迅忧思录》从鲁迅的忧思，到忧思鲁迅，百年中国凝结于一个人的命运，孙郁以刻刀般的力度和精准，为鲁迅绘下木刻画的精神塑像。

不读鲁迅，无以知中国；不读《鲁迅忧思录》，无以知鲁迅。

《民报》之风

日本经验

浙东脾气

过客与看客

凝视生存隐秘

“新民间”的歧途

奴性国度

译介之魂

发现俄国

话语的维度

鲁迅眼里的美

走向十字街头

后记

章太炎自己没有料到，他所主编的杂志散发的思想很快内化到青年的血液里。我读到1907年鲁迅写下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人之历史》，都嗅出了章太炎之音。一些句法似乎也带有章氏的痕迹。1908年周作人在东京写下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就感到了他对章太炎的模仿。或者说，章氏的文字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周作人的文气很盛，亦有古奥、豪爽不已的一面，他后来回国，不复有那样“大风灭烛”之势了。有趣的是，文章通篇是批判的词语，对士大夫柔媚之文嗤之以鼻。他影射康有为的文字，和章太炎没有什么区别，从审美上讲，六朝的笔意和日本的和风飘然于一体了。

《民报》及其影响下的几个报刊，对遗老文化与保皇派的思想的攻击，真的大快人心。但有时意气用事，也不免简单化。在阅读《民报》的时候，常常遇到被该杂志谩骂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觉得把他们完全漫画化了。那里的许多文章都是针对立宪派而发的，立论直逼问题的核心。不过我们读康有为、梁启超那时候的文章，心境也非革命派所说的那么阴险，其改良社会的冲动，也不亚于《民报》诸人的。读人论事要公正，也不容易。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爆得大名。后来流亡海外，潜心治学，也奔走于各派势力之间，梦想救中国于水火。作为流亡者，他在晚清的文人中举足轻重。那些在海外写的文章，有拳拳之忠。学问属于儒家的今文学派，思想近于大同意识，政治理念则是虚位共和。他在变法失败后感受到，中国的事情，仅以暴力为之不妥，需由渐进改革为之。这些看法，在革命派看来不过梦想，乃落伍的保皇意识，不仅不符合国情，甚至有害于国人。这大概基于一种历史经验的考虑，动荡的变革，百姓太苦，于文化亦有害处。康氏的看法令革命派所不满。章太炎就写信给康氏，讥其有害于国人，乃倒退之举。东京时期，《民报》品评康有为之声甚巨，其名声遭污，亦为其所恨。学术之争进入到了政治之争，且你死我活，说起来是让人颇为感慨的吧。

康有为流亡国外多年，去的国家多于章太炎诸人。先去加拿大，后至日本，辗转新加坡、美国、德国等地，视野自然不同于章太炎这些人。去的国家越多，就越发感到中国的问题不可简单为之。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形成，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以暴力的手段解决问题，则天下大乱矣。

我曾到过广州南海县的康有为故居，见过其少年的旧迹，读到他的文章，觉得浑厚而驳杂，并非后人所说的佞人的样子。他的文章是儒雅劲健的，书法自成一体，与章太炎比，更有气韵，隐含着苍俊之美。他的诗词显得平平，但有抱负，不是迂腐之人的低语，总是有旷世的忧思的。那些关于孔子托古改制的文章，历史的眼光如同烛照，闪着诸多智慧。但也因过于实用的目的，显得随心所欲，不及章太炎那么切实是显见的。

抨击康有为的人，在《民报》上高举的是法国、俄国的革命旗帜，以为那些经验对中国也颇为适应。而康有为则是皇家里的亲戚式的人物。我在汪荣祖《康有为论》中，读到孙宝碹的日记的一段话，记载了章太炎对康有为等人的评价，不知确否，但值得一思，那日记道：

枚叔(章)辈戏以《石头》人物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在田(载湉)，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荣禄、张之洞，王凤姐；钱恂，平儿；樊增祥、梁鼎芬，袭人；汪穰卿(康年)，刘姥姥；张百熙，史湘云；赵舒翘，赵姨娘；刘坤一，贾政；黄公度，贾赦；文廷式，贾瑞；杨崇伊，妙玉；大阿哥，薛蟠；瞿鸿玑，薛宝钗；蒋国亮，李纨；沈鹏、金梁、章炳麟，焦大。

章太炎说康有为是贾府的林黛玉，只是一种大致的印象的描述，或是玩笑，不可当真。但细细一想，也不能不说有其妙处。我读过他描述生命之苦的文章，才发现其不仅有政治的气度，在本质上，还是个诗人。那篇《人世界观众苦》，哀思漫漫，泪光涟涟。文章很长，写到不同阶层人的痛苦，生之不如意者皆是，有的也只是肉体与精神不尽的烦恼。文章明显染有叔本华的意象，佛家的悲悯也是有的。有趣的是作者没有单一的诗人的调子，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因素都有，康氏的多愁善感，不都是个体的自怜自哀，也常能推己及人，对天底下的众生有悲悯之思。联想他的大同世界的梦想，其旷远的爱，也非没有价值的。

康有为的林黛玉式之情，不免多愁善感，内心也带着宗教的冲动吧。他晚年主张建立孔教，以此补国人道德之不足，也不过一厢情愿。章太炎以为孔子乃无神论者，把其比作教主殊为可笑。将一种传统用到当下，以为可以有灵丹妙药之用，不过是一种幻想。文化建设乃慢慢演进之事，内中有诸多复杂的因素。章太炎看到了康氏的乌托邦之意，这乌托邦背后的保皇意识，是奴才的思想。他在致康有为的信里，痛斥奴才精神，就在根本点上与儒家的保守意识隔绝了。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一个靠皇权的力量推进孔子思想的传播，一个主张“学在民间”，将文化的进化的希望寄托在草根里。这种分化，是现代文人分化的开始，到了鲁迅那一代，文人们是沿着这样的分化继续滑动的。

汪荣祖先生在《康有为论》里，多处言及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冲突，所言甚深，不过他在书中批评了《民报》的革命派的理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失之简单。他欣赏康有为济世之情，有拯救世界的冲动，本乎国情，不希望社会的动荡与杀戮的存在。不过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晚清如果没有革命的到来，旧物也真的难以荡涤，看看那些复辟者当年对革命党的迫害，当可见革命的不能不来。这些血的教训，在后来多次出现，康有为在那样的时代被人攻击，也不是没有道理。P10-14

从2006年开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鲁迅研究的课程。那时候还在鲁迅博物馆工作，到大学授课有点新鲜的感觉，也成了每周最快乐的事。离开高校近二十年，完全不了解其间的模式的变化。我的课，也不过一种谈天，借着博物馆的资料说一点感受，按照学术的规范来讲，那自然是不合格的。

三年后真的到了大学，成了文学院的一员，我的课也渐向许多领域扩展，然而讲得最多的还是鲁迅。这一本小书，就是近几年上课的底稿，现在整理出来付印，仿佛是对过去生活的交代，对我来说，也并不满意，一出版，难免还是带有自恋的成分。

这门课涉猎的内容远不止这些，因为有些讲稿，陆续收到别的书里，怕重复发表，不便再收。好在鲁迅的世界，没有体系，讲解他的书，自然也远离体系为好。对鲁迅的描述，也就变得星星点点，字数也就显得有限。至于观点，似乎也老生常谈者多，一些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鲁迅的世界博矣深矣，我的所思所想，还仅止于己身的兴趣的层面。和那些坚实的著作比，分量是不够的。

大学的课该怎么讲，似乎没有定规。我使用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一种体会和鉴赏，理论的发现和个性的发现都很有限。鲁迅世界有别人所没有的精神元素，把它一点点打捞出来，可能会进入深的领域。但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在复杂的现象里，我们有时候看到的也仅是冰山的一角。

现在的高校，已不像八十年代那么简单。学生们从早到晚上课，自由阅读的时间不多。老师被考核和项目纠缠着，精神被什么罩住了。我是这里的一员，自然要在规则里。但我所在的学科，内涵里大概是精神角斗较多的，厌倦规则的自我解放的文本恰是所研究的对象，这似乎是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理念是一个讽刺。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式去解释丰富的历史时，情况可能就有些尴尬。可怜的是，这样的尴尬还继续着。

庆幸的是，还可以抽暇去写一点规则之外的杂感录。我们的文学院，教师的风格各异，左右都可相处，南北亦会沟通，大家在各自的路上。能否走到希望的地方，还很难说，我自己就觉得跋涉的艰难。下笔的时候，常常力不从心，无论知识的基础还是思想的积累，都成问题，本书的缺陷，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的。

我的鲁迅研究，是与自己的困惑有关，或者说，研究这位作家，是想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而为了自己去研究所关心的对象，有时可能过于褊狭，或因自我的情调而使格局变小。但学术总是有针对性的，当我们知道那些存在属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真的不能不小心翼翼的，否则，与良心有违，至于思想的攀缘则更谈不上了。

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正在西北大学参加一个会议，这里的老师介绍起鲁迅当年在此讲中国小说史的情形，遂念及其对中国旧的遗存的态度。如今，他的思想也成了厚重的遗产，有些生命的细节也渐渐模糊了。当年的西北之行，鲁迅收获颇丰，还支持了易俗社的秦腔改革。今夜的西安十分迷人，恰好晚上在大雁塔下，又听到了熟悉的秦腔，觉得古老的三秦旋律，那么撩动人心。古今的不朽之人，均有不朽之文和形迹，而得其真意者寥寥。鲁迅是深解古人的，故不是回到过去，而是知道怎样像不凡的古人那样去选择，或者说逆向地前行。学问与人生，实在是有不可言说的隐秘在。知古而明今的人，常常是新思想的创造者。西安的古道，也记叙了这些。

二十七年前，我曾在西安住过一些日子，那时候的大雁塔周围颇为荒凉。我和爱人几乎天天从塔下路过，极目望去，萧索的冷意里还有神秘的色彩在，思古之情袭来的时候，便觉得四周弥漫着唐人的气息。如今塔下金碧辉煌，建筑亦有崭新的贵族气，假古董破坏了我们的想象。站在这里，脑子却是空空的，古人的面影却不能召唤出来。此时的心情，亦不及彼时的心情。思想呢，却日趋贫乏起来。想起这些，便有一点悲哀。怀念的是苍冷孤寂的年月的与古人无伪的对话。而我们带着装饰的表达，或许把神异的东西丢掉了。

今天的学术，大概也是外饰的衣服过多，华贵气渐渐升起，要迈四方步，应带学者腔，文字也不得不繁复深奥。就我而言，未尝没有这些积习。鲁迅那代人，确是没有这些。越是细读鲁迅，常常不是觉得相隔很近，而是越来越远了。先生当年忧社会，忧自己。而我们忧却不及，早已麻木于自己的职业了。职业里的思考，有时可抵达精神的幽深之所，有时则不免浮华，满足于概念。比如对社会的情怀，常常缺乏现实与历史的观照，则进入虚幻的理念中，对国人有误导也是可能的。我个人想，学院的研究可改变的空间，真的多而又多。我们只是走在一条小径上，如果以为我们真理在手，而别人都是错的，这样的学问，大为可疑。有鲁迅遗产在，因为他的丰富，我们庶几不会简单地面对世界。对过去和现在，我们还所知不多。读书人只会在顿悟里怡怡，却不能在忧思里戚戚，则和真实相隔，与爱意亦远，恰是鲁迅以为荒谬的地方。我们还在这样的历史里，久而不察其意，乃一种大的悲凉。读鲁迅，才知道我们自己的奴性有多深。人类在思想上不都是进化，大约是确实的。

2012年4月21日于西安丈八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