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所著的《曙光示真》与他的其他许多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写的自传体小说，因此读来倍感亲切。它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了作者于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偕第四任妻子玛丽·威尔什第二次去非洲游猎的经历，反映了海明威对当地质朴的土著居民纯真友好的感情。此外，书中还谈到海明威在当地的一名女友，两人关系十分密切，但做妻子的玛丽对丈夫十分宽容，甚至称他的女友是“丈夫的未婚妻”，显示出夫妇间一种可贵而纯厚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情操和精神。全书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气氛，欣赏这部作品，就像品尝一杯香浓的咖啡，使人有一种明净、爽朗之感。

1953年-1954年海明威携妻子玛丽第二次去非洲游猎，之后留下了这部长达二十万字的文稿，在海明威诞辰百年之际由其子编辑定名为《曙光示真》。

海明威夫妇与跟随他们一起作为他们助手的几个当地人追猎一头作恶多端的凶悍狮子，途中还射猎一些瞪羚、豹子、沙鸡等动物。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所著的《曙光示真》描写了玛丽学习射击、锻炼勇气的积极态度，以及他们幸福生活的欢乐气氛。反映了作家对憨厚、忠诚的非洲土著居民的纯真友好的感情。

1998年7月16日

说起这次游猎还真有些复杂，因为东非已今非昔比。多年以来，我把一个白人猎手当做亲密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我比尊重我父亲还要尊重他。而他对我的信任也远不是我配得到的，是应该好好珍惜的。他总是放手让我自己去打猎，一旦我犯错误，他会帮我纠正，给我解释，教我应该怎么做。我若不再犯同样的错，他就会多指点我一点儿。不过他最终还是离我们而去，因为他是游牧人。为了照看他的农场他不得不离去，到肯尼亚一个两万英亩之广的地方，那里被我们称为饲牛场。他个性复杂，在他身上既看得到非凡的勇气，又看得到人类具有的所有的良性弱点。他有深厚细致的理解能力，又富有批判精神，是个不同寻常的人。对于家庭和亲人，他极为忠实，但也很喜欢离家外宿。家、妻子和孩子都是他所爱的。

“你有什么问题吗？”

“在大家面前时我不想显得很傻。”

“你能学会的。”

“还有其他什么吗？”

“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比你懂得多，但决定不由别人来做，而且要让他们按你决定的去做。营地上的事都交给凯第去办吧。你做好你的事就行了。”

这个世界上有人喜欢指挥权，因为急于得到它，对这种要经过一套繁文缛节才能从别人手里得到的情况，常常会很不耐烦。我也喜欢这种权力，因为它最理想地结合了两种状态：自由和奴役。如果你手中有权，你可以随意享受自由，但这种自由有时会很危险，那时你就必须肩负起责任。几年来我对这种权力早已厌倦，我只对自己有指挥权。主要在于，我过于了解自己，不管是优点还是缺陷。指挥权让我感到责任不少，自由不多。近来我读到过各种各样写我的书，都很让我反感：作者甚至对我的目标、动机和内心生活都完全了解。尽管作者当时都不在场，但是读这些书，就像是读一本描述你亲历的战斗一般的著作。况且，有些人在战斗发生时并没有出生。而所有描写我内心和外在的人，无一例外地相信我从未感受过这种生活。

我真希望那天早晨，我的良师益友菲利浦·帕尔齐法尔没有用我们之间那种独特的、简短而节制的固定语言跟我说话。我希望他能告诉我一些我不方便问的问题，尤其是我希望能够得到像英国飞行员那样确切而充分的指导。但我清楚我们之间有种不成文的规定，严格得就像坎巴族的习惯。我只能通过自学来减少无知，我很久以前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我也明白，自那以后起，没人帮我纠正错误了。因此尽管掌握着指挥权是幸福的，但那天早上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寂寞。

长久以来我们都叫对方为老爹。我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称他为老爹的。只要不在公开场合我就这么叫他，他也默许了这个不太合乎礼节的称呼。他愉快地开始叫我老爹时，我已五十岁。此时我已名副其实是一位长者，一名Mzee。虽然这样的叫法并不经心。但对听者来说，这却是一种恭维，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无法想象一旦失去会是什么样子，也压根儿不愿私下里叫他帕尔齐法尔先生。同样不愿让他称呼我的全名。

总之那天早晨我有很多想知道的事情，有许多想问的问题。但由于我们约定俗成的东西，我完全没提这些事。他其实明白的，我内心很是落寞。

“你有问题才会有乐趣，”老爹说，“眼下那些所谓的白人猎手基本上只能算是技术工而已，他们会说点本地话，别人怎么走他们就怎么走。你可不同，你本地话会得不多，但过去你和你那些穿着较随性的同伴一直在走没人走过的路。这次开辟出一些新路也是有可能的。万一你想不出要怎么用你新学的坎巴语表达某个字的时候，说西班牙语就行。这里每个人都喜欢西班牙语。再不然就让女主人帮你说，她表达得比你清楚些。”P1-3

对我而言，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那么意味深长，至今如此。我在东非度过了自己成年时期的前半段时光，那时，我广泛阅读了两代半都生活在那里的并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英、德人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因此，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必须在开头的五章稍作说明，也就是1953—1954年冬季在北半球国家肯尼亚发生的事。

据当时的英国殖民当局称，乔莫·肯雅塔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周游过各地的非洲吉库尤族黑人。他在旅居英国期间与一名当地女子结婚。当他回到其出生地肯尼亚后，随即掀起了一场针对欧洲移民农场主的黑人雇工起义，史称茅茅运动。究其原因，在于吉库尤人认为，欧洲移民农场主窃取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就像《暴风雨》中卡利班愤愤不平地抱怨的那样：

你从我这儿抢去的岛，

是我老母西考拉克斯传给我的！

你刚来这里时，

抚摩我，尊重我，给我放有浆果的水喝，

你还教我怎样称呼

白天耀眼的大光和夜晚柔和的小光，

因此我爱上了你，

告诉了你这岛上所有的资源，

清泉、盐井、荒地和沃土。

通常来讲，这场茅茅起义，只是吉库尤部落人文历史上的一个特有现象而已，与四十年后在整个撒哈拉以南大陆兴起的那场使非洲黑人获得多数统治权的泛非独立运动有所不同。所谓茅茅战士，指的就是一个吉库尤人，为了打击欧洲移民农场主，立下渎神之誓。不再过正常生活，甘愿变成神风突击队式的肉弹。肯尼亚最常用的农具是种厚重的单刃刀，斯瓦希里语中称之为panga，它通常用钢板冲压打磨而成，这些钢板通常产自英格兰中部地区。单刃刀能用来劈柴、挖洞，在适当条件下还被用来杀人。农场雇工们几乎是人手一柄。我不是人类学家，以上描述或许全然不实，但这恰恰是欧洲移民农场主整个家庭对茅茅运动的看法。极为可悲的是，应用人类学史上的这段小插曲中，被大肆杀戮或残害的最终却是那些不愿宣誓效忠而和英国殖民当局协作的吉库尤族人，而不是茅茅运动所针对的欧洲移民农耕家庭。

本故事发生时，为欧洲农业殖民特意划出的一块专用地，海拔比坎巴族世袭土地更高、灌溉条件更好，称为白人高地。那正是吉库尤族人认为被抢走的土地。坎巴族人以农业为生，说一种与吉库尤语极为相似的班图语，但他们的耕地收成不大稳定，需要经常狩猎并多加采集予以补充。因此，坎巴族人对土地的依恋程度远差于他们的邻居吉库尤族。如果把同存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间的差异来作比较的话，就可明了，这两族人间的文化差异非常之微妙。相信大多数人对西葡两国都有足够的了解，理解为什么对一国而言可行的事在另一国就无人问津，而茅茅运动也是如此。对于大多数坎巴人而言，这项运动没有可行性，正因为这样，对海明威夫妇，以及欧内斯特和玛丽来说，倒是非常幸运的。否则，在睡梦中被自己信任且自认为了解的土著仆人们活生生砍死，也是极有可能的。

第六章开头处，来自于一群越狱逃跑，并誓死效忠的坎巴茅茅分子的威胁，已如晨雾般消散在温暖的阳光中。他们妄图袭击海明威的游猎营地。若是当代读者再往下读就不会觉得晦涩难懂了。

我很幸运排行老二，因此与父亲一起度过了我童年晚期和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父亲曾先后与玛莎·盖尔霍恩以及玛丽·威尔什结婚。记得那年夏天，我十三岁，无意中走进了父亲的卧室，那是玛蒂为她和父亲在古巴特意寻觅到的房子。当时我发现他们正在全身心投入地做爱，就像那些书册里所推荐的那样，以一种全身律动的方式诠释着完美婚姻。我立刻退了出来，我相信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但当我编辑这个眼下要出版的故事时，我读到了父亲把玛蒂描述成一名模仿大师的文字。那一幕便立刻呈现在我的脑海中，栩栩如生。尽管它已被我遗忘了长达五十六年之久。她的确是个卓越的模仿大师啊。

显然，海明威这部长约二十万字的无题手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记。您现在所读到的是一部虚构小说，字数过半。我希望玛丽不要因此而不满，因为黛芭在文中如此突出，相对于玛丽这样真正有品位的妻子来说，黛芭不过是一个黑皮肤女人。而她也结束了由杜松子酒引起而非檀香点燃的慢性殉夫自焚，这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这本回忆录的核心，交织着虚构与真相的对位复调，错综复杂。作者在多段文字中，频繁使用了这种复调，毫无疑问，这样会吸引喜欢这种音乐的读者。我认识基马那游猎营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红种人，因为我曾在那里住过一阵子。而且有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这段经历让我回想起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的那些事。那时我和弟弟格雷戈里还小，我们在比拉尔号捕鱼艇上过了一个月。同船的优秀船员们，临时服役当起了海军后备军。这就像在维克斯堡时的弗雷德那样，十三岁的他是格兰特将军的儿子，作为职业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员，艇上的发报员曾在中国驻扎过一段时日。在那个夏天，他每天只需工作极少时间来搜索潜艇，一天时间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大都处于待命状态。因此，他平生第一次阅读了《战争与和平》，因为这本小说恰好是船上的藏书之一。这本书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我还记得他对大家谈起过，他在上海驻扎时，结识了那里的所有白俄罗斯人。

海明威写这部手稿时被利兰·海沃德所打断，本故事中他娶的那位女士每天要跟长途电话打交道，这是海明威的第一稿但也是唯一一稿。而且，他也不得不帮忙在秘鲁寻找一条大马林鱼，以便用于电影《老人与海》的拍摄。父亲没有完成这部著作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苏伊士危机爆发后，运河随即关闭，再去东非的计划就此搁浅。阅读本故事就可以发现，海明威相当怀念“当年”的巴黎，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写巴黎比写东非更加顺手，因而才辍笔。因为尽管东非有激动人心的美景，但他毕竟只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而且遭受重创。在东非，他先是患上了阿米巴痢疾，后来又遇上了坠机事件。

我会请拉尔夫·埃利森来写这段介绍文字，当然如果他还健在的话。因为在《影子与行动》中，他曾写道：“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对我来说赖特②不如海明威重要吗？不在于他是白人，也不在于他更为读者所‘推崇’，原因在于这个世界上他所欣赏的正是我所喜爱的。而赖特心理上无法放松，或是生活过于窘迫，又或是太无经验，因此无法理解像天气、枪支、猎犬、马匹、爱恨情仇这样的东西。还有那些貌似完全不能逆转的处境，却能在勇敢而有奉献精神的人手里变成收益和成功。他甚至能把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技巧和操作步骤描写得分毫不差，以至于在一九三七年大萧条时期，我和我的兄弟仅按他的射击描绘就能打下飞鸟来过活。他明白政治与艺术间的差异，对于一名作家而言，他清楚这两者间真正的联系是什么。

至关重要的是——他所有作品——都浸透了一种精神，那是我在国内无法感受到的，超越了悲剧精神。这种感觉十分接近于蓝调，也许这正是美国悲剧精神的表达之极限。

我确信海明威读过《隐形人》这本书，正是这本书帮助他在两次坠机事件后重振起来。坠机事件险些使他和玛丽丧命，在促使他再创作的非洲之行过去一年后，50年代中期他才重作了这部关于非洲的手稿。当他写到作家间互相剽窃时，也许脑中浮想到的是埃利森。因为他在小说中描写那帮疯子从疯人院出来的那段情节，与《有钱人和没钱人》中所提到的那些老兵②在基韦斯特岛酒吧中的情节极为相似。

60年代初期，埃利森写了这篇文章。但他显然没看过那部未完成的关于非洲的手稿，因为这离海明威的去世时间1961年夏天并不久。现在我把它“舔”成了这个样子，取名为《曙光示真》，希望不会太糟糕。我不过是把父亲“清晨”之作按苏埃托尼乌斯式的加工去做罢了，就像他在《名人传》中所描述的那样：

“据说维吉尔在写《农事诗》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每天口述在清晨创作的大量诗章，然后叫人记下来，再利用当天闲余时间把这些诗精简。风趣一点来说，他是模仿母熊的方式来精练诗。诗，是逐渐‘舔’成形的。”

除了海明威本人，没人能把这部未完之作“舔”成一本Ur-sus horribilis。我在《曙光示真》中展示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只孩子的玩具熊罢了。从今往后，我每天睡时都会带上它。躺下后我会向上帝祷告，请把我的灵魂保留。可是，万一我睡不醒，我会祈祷上帝把我的灵魂带走。愿上帝保佑您，爸爸。

帕特里克·海明威

蒙大拿州，波泽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