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这部最新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可以说是顺沿了前此的写作套路。有意味的是，他有意识地对这一写作套路从文体上进行了崭新的试验：过去的经历以“日记”的形式被记录下来，而今天的写作又是对日记的陈述，于是劳改记忆以跨越时空的形式作了两度书写。从文体角度讲，张贤亮这篇小说就显示出让人羡慕的自由的写作状态。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再突破了作者当初所约定的原则“力图将此书还原成纯粹私人的记录”，这一突破使小说超越了个人经历的含义，那就是对自我言说的私语发展为对时代发言的独白；对历史真实的“显示”发展为对历史本质的“讲述”。

短短的“日记”原文加上长长的“注释”，构成了张贤亮的这部20余万字的《我的菩提树》。

《我的菩提树》更多地写到了饥饿。碰巧的是，就那个时代而言，它的灵魂的全部几乎就可以用这样两个字概括干净。劳改之初，饥饿的张贤亮日思夜想的是人可以不穿衣服，那就可以把裤衩也拿去换吃的；劳改之中，张贤亮真就用一条棉裤，换了一餐西瓜宴……这些残酷的细节揭示一种残酷的真实：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饥饿”，都是人类无法彻底摆脱的一个窘境：那饥饿也许是肌体的，也许是精神的，也许是哲学的，也许是文化的……又正是这种种的为了摆脱这些窘境的努力，促成了人类的成长——从这个角度上说，《我的菩提树》在几乎最不象是一部小说的同时，或取了一种预言的性质。毫无疑问，人类仍将面临千奇百怪的“饥饿”。为了战胜它，人类必须不断努力并由此或取希望——这对于作者张贤亮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这天开始记日记。这一天，在“改造”我的农场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从我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投入这个劳改农场以来，到今天已经过了七百多天。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好像我一生下来从小到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似的。锋利的刀已将我拦腰斩断，又把我有意识的这一部分抛到荒郊野外。我不知道我的另一部分在哪里和我是不是曾经完整过。当狠狠地砸在地上时，唯独疼痛的感觉是真实的，但疼痛了七百多天后人就麻木了，我不再感到疼痛而只感到饥饿。

如果没有这本薄薄的日记本，我就会怀疑那一段生活是否真实。人，其实是健忘的。不管是快乐或者痛苦，人总是面对此时此刻。但世界和人的现在是过去的结果，未来的世界和人又是现在的结果；历史和人的生命都不会白白地、毫无痕迹地消失。

然而，现在有许多人仍然不仅不敢面对现实，而且不敢面对过去，我就觉得应该将这本真实的日记公之于世，并且要详加注释了。

且说这天晚上我翻开刚刚从小卖部买来的日记本，想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不过是我手中的这支钢笔。为什么要记日记，也许就是因为我还拥有这支钢笔。钢笔这类东西，在劳改农场是换不出去的。即使是一小撮旱烟、一小块饼子，也没有人愿意拿出来换它。在劳改农场，一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完全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生存，与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便毫无价值。除了钢笔，其余多少有利于生存的东西，我已经换了食物吃掉了。这时对我来说，能够保存一具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活”的躯体，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不怕冷，像猴子一样光着身子也能“活”，我会把裤衩都脱下来换了吃掉。

这是支外国名牌钢笔，在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中闪闪发光。我握着它，它仿佛本身就有着温度。这温度暖人心肺。它提醒我，我还曾经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有时，那个世界也会在我脑海中出现，但是显得极为虚无缥缈，并且徒然引起我莫名的忧郁。而钢笔却指点我还能利用在那个世界中获得的一种技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在一切求生的办法都用尽了之后，它就对我发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引诱。

这支闪亮的钢笔与周围的现实是那么不协调，但它却是我与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物质联系。它闪亮的光也许是我的一线希望？

这本日记是我利用钢笔作为一种求生的手段的空隙中间记的。而记日记的时候我首先想的并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和我今天有什么想法值得记下来，却是我在日记本上千万不能记下哪些事和哪些想法。我们当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人有个人隐私。任何人的任何隐私都要向党“交代”出来，包括个人的日记在内。领导根据人们交代出来的隐私的隐秘程度，来测定每个人对党忠诚的程度。领导认为只有那些把最不可告人的隐私都交代出来的人才是最忠诚的。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极端忠诚、绝对忠诚，甚至虚构出许多自己原来并没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而恰恰是这样一些人最终受到处罚，被投入劳动改造。在众多的“思想犯”中，因为主动交出的日记上有某些字句被领导发现问题的人，占很大比例。

于是，经验使人们学会了虚伪。随着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卷入更多的人，这种经验便普遍化了，以致虚伪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共同习惯。这种习惯不仅贯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而且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整个中国的道德文化和文学艺术。

书写出的文字既然会使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当然也能用来粉饰自己。经验又教会了人们怎样利用各种各样的书面文字向领导或他人婉转地传递某种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这是虚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日记，则可成为不是为自己而写却是为向别人宣传自己而写的宣传品。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烈士们和活着的英雄们的日记，这些日记中充满着他们的“崇高精神”和“先进思想”，而被领导指定为人们必读的学习材料。从表面上看，写日记的人似乎是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心灵坦率地记录个人的心迹，实际上却是早就准备着向读者娓娓而谈。

我并不想成为烈士或英雄，但也不想因为日记而受到更大的磨难。我只是为了写而写。既然要写，则既要处处防备这本日记将会落入他人之手，又要预先想到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后自己怎样解释，如何为它“负责”。这样，这本日记当然只能记得像一本流水账。后来，果不出我所料，这本日记在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就被我就业的农场的领导人所没收。他们仔细地检查后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本日记并没有成为当时处罚我的又一个证据，才使我和我的日记一起留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这本像流水账一样的日记的确增加了我注释的难度。北魏时代的郦道元注《水经》，花了多年时间跋山涉水，探微究疑，考异辨难，最后才写成了著名的《水经注》。但在记忆中扒掘并不比考证大量的典籍容易。那一段生活又如梦、如雾一般地模糊。我要忠实地再现当时的现实，不但需要心灵和此时此刻的现实分离，以便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往事里，而且要再一次地受到往事的折磨。在注释一份历史文件时居然在心、身两方面都会受到摧残，是任何注释家不会遇到的。然而我仍然庆幸我那时没有把日记记得更为详细些。因为，如果我在这本日记里再多吐露一个字，我现在便不会安然地在这里注释它，这本日记也就归入了死刑犯的档案而被销毁了。

事实上，一九七。年这本日记被没收后，检查者已经在上面画下了质疑的记号，只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质问我。画记号的地方，我也如实标出。不过仅有两处，可见得我这本日记写得多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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