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是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之一。李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北京法源寺》以大人物为主题，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人我、群己、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都在论述之列。强烈的表达思想，内容丰富更是罕见。

《北京法源寺》以大人物为主题，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人我、群己、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都在论述之列。强烈的表达思想，内容丰富更是罕见。

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人物为横剖，男性的豪侠、忠义、决绝与悲壮，女性的哀怨与死别……

尽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

楔子——神秘的棺材

第一章·悯忠寺

第二章·寂寞余花

第三章·“休怀粉身念”

第四章·西太后

第五章·康进士

第六章·皇帝

第七章·回向

第八章·大刀王五

第九章·戊戌政变

第十章·抢救

第十一章·舍生

第十二章·从监牢到法场

第十三章·他们都死了

第十四章·“明月几时有”

第十五章·古刹重逢

尾声——掘坟

我写《北京法源寺》

天河像一条带子，正南正北地悬在天上。北京的人说：“牛郎在河东，织女在河西，今年七月见一面，再等来年七月七。”

七月七过去了，正南正北的天河改了方向。北京的人又说：“天河掉角了！天河掉角，棉裤棉袄。”这就是说，天快凉了。

接着是七月十五，是鬼节，家家都要“供包袱”。“供包袱”是到纸店买金银箔，叠成小元宝，搭配上一团一团的“烧纸”，装在方纸袋里。纸袋是特制的，上面用木刻版印上花样，由活人写上死人的名字，放在家门口，就烧起来了。烧的时候，要额外留出两张“烧纸”单独烧，作为邮费。就这样的，活人就把钞票火汇给死人了。

七月十五伺候过了鬼，八月十五就伺候人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要蒸“团圆饼”。饼有五分厚，有六七层，用的材料包括葡萄、桂圆、瓜子、玫瑰、木樨、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桃仁、杏仁、面粉，一个蒸笼只蒸一个。过了中秋夜，第二天就切开了，家里有多少人，就切多少块，表示团圆。所以，“团圆饼”人人有份，不吃就表示不团圆。

每一年的中秋，就在北京这样轮回着。时间年复一年地在前进，风俗周而复始地在重演。团圆、团圆、大团圆，多少中国人民在风霜里、在烽火下、在骨肉离散中，为这一梦想揉进了辛酸与涕泪。直到团圆化成多少块，像“团圆饼”化成多少块，一切修短随化，终期于尽，除了辛酸、除了涕泪，一切都归于乌有，只除了一具棺材。

把棺材上漆，是北京人的一件大事，愈好的棺材愈要上漆，甚至年年上漆，没漆的棺材是穷人的。中国人讲究养生送死，送死比养生更考究，北京城的送死比其他城更考究。北京城的送死特色是“杠房”，杠是不同粗细的圆木，交叠起来，由“杠夫”抬起，上面放着棺材。杠的数目有“四十八杠”，有“六十四杠”，愈多愈神气、愈多愈稳。稳得上面可放上满满的一碗水，不论怎么抬杠，保证水不洒出来。不洒的原因是杠夫走路不用膝盖，腿永远是直挺挺的，像僵尸一般。指挥他们的人叫“打香尺的”。“打香尺的”像赶一堆僵尸，不说一句话，只凭敲打一根一尺长、两寸宽的红木尺来发号施令，不论上下快慢、转弯抹角、换人换肩，都以敲打为记。北京城送死的另一特色是“一撮毛”。“一撮毛”是职业性撒纸钱的，他在腰间扎了条白带子，陪同丧家穿孝，以示敬重。出殡时候，每经十字路口或机关庙宇，就由“一撮毛”出面，把几十张碗口大小中有方孔的白色冥钞往天空撒去，撒上天的时候，一定要一条白练式地上去，高达九、十丈，然后像一群白鸽般地飘下来，使路人侧目，然后鼓掌叫好。

这些特色，都表示了北京的人对送死的郑重。活人对死人的事，是含糊不得的。

那是八月十六，中秋过后第一天的子夜，一个健壮的黑衣人谨慎地走向北京西四甘石桥，走近下牌楼的草地，向一根木柱子跑去。他一边跑着，一边自背上解下大麻袋，在月光下，把木柱下的一具死尸装进袋里。他匆匆在四周草地上检查了一下，又随手捡起许多零星东西，一并装进，然后扎紧袋口，背起来跑了。

他跑过了一条街，回头看着，见到四边无人，就匆匆转入小巷，在小巷里穿梭前进着。清早三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逃)脱出北京的内城。

北京的内城有九个门，俗称“里九”，外城套在内城南边，有七个门，俗称“外七”。内城外城之间的三个门是中央的正阳门(丽正门)、东边的崇文门(文明门)和西边的宣武门(顺承门)。黑衣人背着麻袋，付了贿赂，(逃)脱出了宣武门，就朝左边的胡同里走去。他一转再转，转入一条死胡同。死胡同中有一间空屋，屋前有个小院子，有两个人等着他，地下一口棺材，棺材盖是打开的。两人看他来了，帮他接过了麻袋，解开麻袋，把死尸装进棺材。黑衣人把麻袋中的零星东西仔细清出来，一并装进棺材里。他掏出腰间的毛巾，为死尸的脸清理着。  那张脸已被刀割得血肉模糊，但是轮廓还在，那是一张威武而庄严的脸，在月光下，神情凄楚地呈现(在)黑衣人面前。死尸全身是赤裸的，全身都被刀割得没有完肤，四肢也全断了——他是被“凌迟”处死的。

“凌迟”是中国辽、宋以后死刑的一种，是尽量使人犯临死前痛苦的一种文化，是专门用来对付大逆不道的人犯的。“凌迟”俗称“剐”，是把人犯绑在木柱上，由刽子手以剐刀细细切割，叫“鱼鳞碎剐”。剐刀长八寸，有木柄，柄上刻一鬼头，刀刃锋利无比。中国骂人话说“千刀万剐”，就是描写这种情况的。

黑衣人清理了死尸的脸，凑合了四肢，用一张薄被，盖了上去，棺材上了盖，打下了木钉。黑衣人点上了一炷香，插在上头，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扑到棺材上，大哭起来：“老爷啊！你死得好惨！好惨！”他喃喃喊着。多少个小时的紧张与麻木，都随着泪水化解开来。

其他的两个人，忙着在棺材前后穿绳子，穿出两个绳圈，用一根木杠，贯穿过去。这棺材没有“四十八杠”，也没有“六十四杠”，只是两人抬着吊起的单杠。棺材没有上漆，是最廉价的那一种，木质是轻飘飘的。

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棺材抬起来。黑衣人擦了眼泪，拿着香，走在前面。清早四更的天气，北京已经很寒了。

他们快步走着，来到一大片红墙边。红墙上面铺着灰瓦，下面敷着灰泥。他们沿着红墙走着，红墙尽头，便是三座大门。中门最大，两边各有一座石狮。一位和尚站在中间，招呼他们进去。进去右首有一间房，房中摆好两个长板凳，棺材就放在板凳上。

“都准备好(了)？”黑衣人问。

“都准备好了，”和尚答，“我们立刻开始做佛事。”

“愈快愈好。今天晚上我们来启灵。”

“埋在哪里？”

“埋在广渠门卧佛寺街东边。那边不招眼，不太有人注意。”

“很好，很好。”和尚合十说，“佘先生真是义士！佘先生肯在这样犯忌的时候收尸，真是人间大仁大勇，我们佩服得很。”

“哪里的话，”黑衣人说，“法师们肯秘密做这一次佛事，超度亡魂，才是真正令人佩服的。”黑衣人作了揖，然后说：“现在佛事就全委托给法师了，我要出去办点事，准备今晚的启灵。”

“佘先生请便。这边一切，请放心就是。”

黑衣人再作了揖，和另外两人走出了庙门。迈出了门口，两人中的一个问黑衣人：“这庙叫什么啊？”

黑衣人回身一指，正门上头有三个大字——“悯忠寺”。P1-4

李敖

1986年，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那次采访，有很坦白的对话，中间涉及了海峡两岸的优劣比较。邓小平说：

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邓小平的预言，早已成真，他口中的“整体力量”的国力，已化为“综合国力”驰骋世界。而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伪政权足以夸口的诸多单项“发展程度”，相形之下，也就“缩小”了，乃至瞠乎其后了。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单项发展，值得特别讨论。

远在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起，这个伪政权，就大力打压言论自由——伪宪法中白纸黑字保障的言论自由。在漫漫长夜中，先后有两道星火，更是伪政权大力扑灭的对象：一个是胡适发端的《自由中国》杂志，一个是李敖殿后的《文星》杂志。

四十五年前，在国民党大力扑灭《文星》杂志的时候，我曾说：“《文星》是一道主流，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但反对之道，还有规格可循，还可聚合各路细流，成为高明的导向；《文星》一旦没了，主流就会变成乱流，国民党早晚会更惨，还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时候，他们将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国》而不可得！他们那时候才会发现——迟来的发现——《文星》《自由中国》式的反对他们，是太客气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马歇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他的看法，真是一针见血了！”

如今，四十五年过去了，五十五年过去了，六十年也过去了，国民党伪政权尸居余气，早已无力打压“主流”言论了。但是，如我早就预言了的，四面八方的“乱流”淹没了它，也淹没了中国的台湾岛。这个岛，已经坐失了“高明的导向”，一切都太迟了。

一个插曲不可不提。当年国民党伪政权大力扑灭言论自由，并不止于查禁杂志。杂志是一时的，半个月一个月就完成了“阶段性使命”，真正源远流长的，不是杂志而是丛书。这也是《文星》杂志远胜于《自由中国》杂志的地方。《文星》有书店跟着，《文星》封门了、李敖下狱了，李敖的地下丛书还在流窜。更精彩的是，李敖出狱后又重操旧业，又增加了几十倍的反动书刊，光是李敖写的、被查禁有案的，就高达九十六本，造成了古今中外写禁书最多的世界纪录。最耐人寻味的，是大力扑灭几十年后，主持查禁的国民党许历农上将，公开向我口头道歉，并写信向我表示，他垂老寻思：当年若从宽处理查禁事件，对促进自由民主，或有正面作用。我拿到他的信，不无戏谑性地到处张扬说：“看吧，不查禁李敖的书，原来也不会亡党亡国呢！”

虽然一切都太迟了，但我仍然佩服这位白发苍苍的将军，他老骥伏枥，充满了服善之勇！

李敖这句“不查禁李敖的书，原来也不会亡党亡国呢！”的名言，其实是一句双面论。对当年的国民党而言，这是一种轻怨薄怒；但对今后的共产党而言，却是一种醍醐灌顶。对李敖的言论自由开放又再开放，不代表示弱，而代表有自信、代表我们共产党有自信受得了你。“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不正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话吗？多么有自信心啊！

在中国台湾，在海峡这边，经过几十年的殊死战，我的丛书已经完全不加查禁了。但是，我并不乐见这一单项发展只在中国台湾、只在海峡这边。“综合国力”涵盖的单项很多。邓小平说：“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这话说得有道理。除了“国民平均收入”以外，有些单项，大可不必落后的，也不必甘落人后啊。单项不止于“国民平均收入”啊。

陈云林第一次来台湾，刘长乐安排我和这位祖国大员有一次秘密见面。在夜幕低垂之时，在圆山饭店密室，我带了我的新作《虚拟的十七岁》送给他，并向他“抗议”，为了这本书不能在祖国出版。陈云林笑着收下了我的赠书和“抗议”，对我神秘一笑，我也神秘一笑。我想起邓小平的话：“差距是暂时的。”“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

……这次新版，“在1999年版的基础上恢复增加篇目近百篇，文字一百四十余万字，几近台湾版《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的全貌”。几近台湾版的全貌，说明了邓小平“距离正在缩小”的前景，并非虚言，“大陆的潜力”正在发挥了。问题是我现在行年七十六岁，我计划八十岁时，再加出一倍台湾版的《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就是由目前的四十册变成八十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综合国力”，更百尺竿头。到时候，出版社恐怕更得新版又新版，更得赶了。不过，也不必忧虑。第一，我未必活得到八十岁，未满八十身先死，自不发生出书问题。第二，到时候全世界已不出纸本书了，都网络电子起来了，没人给我出纸本书了，也不发生出书问题了。

2015年4月25日，我八十冥寿，身为促狭之鬼，也许我会向前来对我遗像致意的祖国大员开玩笑：“云林老弟啊，共产党的运气真好！共产党的运气可真好！”

2010年3月8日，在中国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