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她，都以各自的努力和牺牲，再次证实，爱情，是奉献事业的一束绚丽的花朵。
范景明西行完婚，跋涉了3个多月。行程千里。有艰辛、有险遇，更多的则是爱的真谛……
1944年初春，范景明学完了白求恩医科学校的所有正式课程，该是完婚的时候了，王宗槐却到千里之外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中央七大去了。
党的七大准备时间是很长的。拿晋察冀来说，1940年1月选出了代表，1943年8月，代表们启程赴延安，10月进入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经过一年半的集中学习，才于1945年4月23日正式开会。
就在王宗槐集中学习期间，中央军委决定调晋察冀教导二旅西进。王平则让范景明一同西行。因为，从阜平到延安，途经好几个县的沦陷区，还要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一个年轻姑娘，是很难单独前往的。
偏巧，中央军委调晋察冀教导二旅(简称教二旅)西进延安。王平则将小姨子委托于教二旅旅长黄永胜，请他将范景明带到延安。
范景明骑着一匹骡子，两只小包裹搭在乘骑背上，跟着教二旅旅部，顺利经过了五台、崞县、代县，进入宁武一带的小河岸边。对岸就是同蒲铁路，铁道上常有鬼子的巡逻队和游动的装甲车，但只要在天黑之后悄然穿行，就可以平安通过这道封锁线。晋察冀赴延安的代表和护送部队以及抗战中一直没有间断的地下交通都是夜间从这里瞅机而过的。而教二旅旅长黄永胜却十分轻敌。他对大家说：“我大部队过铁路，他小鬼子奈何于我？我就要白天过去，大摇大摆地过去！”
这天上午八点钟，黄永胜站在小河岸边指着对岸对大伙说：
“看见没有，对面的山头上有我们的大炮，两门最好的炮，只要鬼子的铁甲车一出动，我大炮一响，就砸他个稀巴烂！’，他又指着不远处的山坡说，“那儿是我们的十几挺机枪，步兵来了由他们收拾。”
就在他向部队训话的时候，对面山上响起了枪声，机枪、大炮并未到位即与敌人遭遇了，而黄永胜并未引起警觉，仍下令大部队继续过河。当部队进入河谷时，敌人的两辆装甲车开来了，停在临河的铁道上向涉河部队拼命射击。
这时，范景明刚走进河谷的泥沼地段，一粒子弹打飞了那顶肥大的棉帽子。她摸了摸脑袋，那顶罩发用的小衬帽还在头上，没有血，于是自言自语道：“还行，脑袋保住了。”
她抬头看看四周，身边好几个战士牺牲了，鲜血流在河滩上。黄永胜的那匹马也被打伤了，像其他受伤的马匹那样，挣扎着、嘶叫着，毫无目标地奔突着。黄永胜在泥沼中叫喊着：“快打炮，大炮呢？”
他哪里知道，那两门大炮已落入敌人手中。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好命令部队“卧倒”。
凭着多次反扫荡的经验，范景明清楚地意识到，结着薄冰的小河虽然很浅，但在敌人火力下卧下去，不被打死也会冻死。因此，她在人喊马叫的混乱中招呼护送她的警卫战士牵马跟她一块向右前方的小桥下奔跑。上了岸，她跟着见机还击的突围分队过了铁路，正遇敌人的步兵追来，队伍全打散了。偏偏遇到了高坡，敌人在身后开枪。她死死拽着山坡上的小树，越过山岗，拼命向右前方跑去。
不知跑了多少时辰，来到荒山坡上，听不到枪声，看不见人影，她以为掉队了，继续朝前走，还是不见部队行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再也不敢乱跑了，这时也确实跑不动了。
夜幕就要来临，荒无人烟的山坳坳，鬼子当然不可能来，但宁武一带的狼很多，万一遇上了咋办？她害怕了，这一夜怎么过？
她从荒地上搜罗来一堆干草败叶，铺在高坡下的背风处，又找来一堆石块，燕子筑巢似的选择天然地形码了个窝儿，雏燕般地踡缩在那堆干草中。面前的那堆石块既是挡风墙，也给她壮了胆，提供了对付野兽的精神力量。高度的劳累使她不时沉睡，眼前的现实又常常使她从沉睡中惊醒。寒冷、饥饿、干渴、惊恐，不时地折磨着她。在这难熬的长夜里，除了对麻痹轻敌的怨恨，便是对远方亲人的爱恋。她想到过死，被鬼子打死，被野狼吃掉，或者被荒山困死，要是那样，她觉得，那也无憾，到那时，她会对天长叹：“对得起他了！”
幸好，一夜无事。
翌日凌晨，朝霞踏着霜花向她展示了美丽的画卷。她惊喜地发现山坡下有条小河，对岸散落着三五户人家，炊烟袅袅。她悄悄地摸进村子，遇见一位老汉，一打听，才知道八路军已从这儿进山了。
中国的平民百姓，实在忠厚达理呀。看到姑娘这一脸土、满身泥，听到那外地人的口音，联想到昨天的枪声，便知其中之情，立即让她骑着牲口，催促说：“这个村子也常来鬼子，咱们快走吧，路上要碰上人盘问，你装哑巴……”
老汉陪送了一天，黄昏时分，追上了正在山沟里埋锅做饭的后尾分队，又朝前走了一段山路，终于在岢岚东部找到了教二旅旅部的同志们。
到了绥德，范景明就住在抗大女生队，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劳动，同时打听王宗槐的下落。
一个月后，晋察冀十分区参谋长萧新怀途经绥德去延安，带着她一同到了贺龙领导的延安司令部，很快在中央党校里找到了王宗槐同志，举行了窑洞婚礼。
屈指算来，范景明西行完婚足足跋涉了3个多月，行程千里，这里有艰辛、有险遇，更多的则是爱的真谛……
在同一个窑洞里，靠着战友的铺位。没有蚊帐，毫无遮拦，新婚夫妇将就了一宿。羞得新娘子一大早就钻出窑洞……
3天的新婚假他俩一天也没休，就奔赴各自的工作和学习岗位。
范景明先在延安中央医院里实习，然后分配到中央卫生处门诊部当医生。只有星期六才能夫妻团聚。当时，因为没有房子，不少师级以上干部都是成家而无家的“游击健儿”。一到星期六，双方都在为归宿发愁，是到男方单位去，还是到女方单位来？王宗槐夫妇婚后的第一次团聚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那天吃了晚饭，她来了，他的同舍战友王克就让出了方便，到附近的窑洞里去寻找过夜的铺位。一直找到吹响熄灯号，铺位还没着落，只得回到原处，对已经入睡的新婚夫妇说：
“对不起呀，左边的，三对；右边的两对，比较起来，就这儿空！”
“没事没事。”王宗槐连忙回答。
就这样，在同一个窑洞里，靠着战友的铺位，没有蚊帐，毫无遮拦，新婚夫妇将就了一宿。羞得新娘子一大早就钻出窑洞，捂着脸钻进了姐妹堆里，哭笑不得地叙述了感慨，发誓再也不来这里过周末了。
老姐儿咯咯地笑了：
“傻妹子，羞什么？哪位不都这样！苦日子穷对付呗，莫说咱们这代人不见笑，将来呀，若把这些写进书里，儿孙们见了照样会理解的！”
延安的住房紧张，伙食更差，食品尤为奇缺。但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常使他们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1945年夏，范景明怀孕了，大伙房里常吃刺刺菜，都是大家上山挖来的。正常人见了都发愁，何况孕妇呢！
她很想吃点青杏子，没钱买。常赶马车下乡的老战士张秋芳见路旁有落果，征得老乡同意，常给拣些回来。有位同志见她营养不良，怕影响后代健康，还特意为她从老远的地方买来一只母鸡给下蛋，补养。大家都那么苦，她养鸡下蛋，不怕显眼？这要感谢朱总司令的独到见地了。其实，这里有个先例：参加过平江暴动的吴自力很会安排生活，菜也种得好，养有几只鸡，窑洞里有时还挂块腊肉呢，可有人却认为建设小家庭会消磨斗志，建议总司令去管一管。朱老总坦然一笑说：
“他一没偷，二没贪，好嘛！他把生活搞好了，我们共产党员里不就少一个受苦了吗？”朱老总的这番话，解除了同志们的顾虑，很快掀起了生产自救的热潮。
在延安，到了周末也办舞会，就办在王家坪或杨家岭的小树林里。一人多高的树枝上吊着花灯，五颜六色，或拉成线，或围成圈，高高低低，不拘一格。中央首长跟大家一块跳交际舞。周恩来和陈毅二位首长的舞姿非常优美，唯有朱总司令总是踩不到节拍上，不管音乐速度的快慢，他总像信步漫游似的一个固定节奏，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范景明在医院工作，文工团员出身，长得也漂亮，是舞会上的佼佼者，级别有限。王宗槐不能出席舞会，但他并不忌妒。每到星期六，他总会对她说：
“去吧。不要中途溜号，要到散场再回来。这儿的舞会不是逗乐耍玩，这里头有政治，让全国人民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
范景明赴延安途中遭鬼子袭击而丢失了所带衣物，婚后又无钱添置，连换洗都倒不过来。不久，中央医院在杨家岭搞了个卫生展览，范景明当解说员。毛泽东、任弼时，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等同志一块参观了展览。毛泽东看得真，问得细。他指着那瓶污水问：
“这是什么？”
“水沟里的污水，随便舀来的，里边有10多种寄生虫呢！”范景明回答说。
毛泽东从显微镜里看了看，然后指示说：“你要让所有参观者都看看，要好好向群众宣传防病知识。”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起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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