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朱自清
1980年夏，有次去看望朱光潜先生，他兴奋地告我，一最近在清理旧稿信件时，发现保存下来的朱自清在抗战时期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说佩弦（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信不少，但几经波折能幸运留存下来一封真不容易。他希望《文艺报》能发表一下。当场他将信给我看了。他说，佩弦的这封信有实际内容，不是一般的应酬信，因为他最近手头事多，如发表，最好请一位了解该信内容的人写篇导读的短文。
我向主持《文艺报》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唐因汇报了此事，他说很好，《文艺报》需要这方面的稿子，叫我物色一位合适的人来写。我考虑了一下，建议请叶至善写。唐因认为合适，叫我尽快去办一下。
不久，叶至善约我一起去看望朱先生。恰巧约定的那天我有会，我告诉他去时一定要看看朱自清先生给朱光潜先生的一封信，如他愿意，请他写篇阅读这封信的说明，他说看了信后再定。
朱自清给朱光潜的这封信，信末只注了“廿六日”。我在1980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叶圣陶先生明确地说该信是“1941年10月26日”写的，“孟实那时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任教”。
1981年第1期《文艺报》刊登了朱自清给朱光潜的这封信和叶至善写的“跋”。至善在给我稿子时说，在写“跋”过程中，为了弄清一些事实，他多次询问过他父亲叶圣陶。
朱自清的信
孟实兄：
在乐山承兄带着游乌尤大佛，又看了蛮洞龙泓寺。乌尤大佛固然久在梦想，但还不如蛮洞龙泓寺的意味厚。那晚又诸多打扰。旅行中得着这么一个好东道主人，真是不容易，感谢之至！
我们十六日过干柏树，据说是匪窠，幸而平安过去。十九日到宜宾，街市繁华不亚于春熙路。十八日早过干碓窝，滩势很险。听了船夫的号子颇担心，幸而十几分钟也就过去了。当日到纳溪县。第二天“赶黄鱼”上叙永。天下雨，车没到站因油尽打住。摸黑进城，走了十多里泥泞的石子路，相当狼狈。一住就是一礼拜，车子还没消息。亏得主人好，不觉得在作客。
兄批评《新理学》的文字，弟在船上已细看。除“势”那一个观念当时也有些怀疑是多余的以外，别的都是未曾见到的。读了兄的文字，真有豁然开朗之乐，佩服佩服。芝生兄回答似乎很费力（若我是他的话），但我渴想看看他的答文。无论如何，他给我的信说兄指出的地方只是他措辞欠斟酌，似乎说得太轻易了。到这儿遇见李广田兄了，他也早想着兄这篇文字，我就给他看了。
叙永是个边城。永宁河曲折从城中流过，蜿蜒多姿态。河上有下上两桥。站在桥上看，似乎颇旷远；而山高水深，更有一种幽味。东城长街十多里，都用石板铺就，很宽阔，有气象，西城是马路，却石子像刀尖似的，一下雨，到处泥浆，两城都不好走。
我的主人很好客，住的地方也不错。第一晚到这儿，因为船上蜷曲久了，伸直了睡，舒服得很。那几天吃得过饱，一夜尽作些梦。梦境记不清楚，但可以当得“娱目畅怀”一语。第二天写成一诗，抄奉一粲。夫人和小姐已到否？并念。祝好！
石荪人根二兄请致意。
好梦再叠何字韵
山阴道上一宵过，菜圃羊蹄乱睡魔。弱岁情怀偕日丽，承平风物滞人多。鱼龙曼衍欢无极，觉梦悬殊事有科。但恨此宵难再得，劳生敢计醒如何。
叶至善在“跋”中说： 十月十一日，我去燕南园看望朱光潜先生。朱先生给我看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一封信，说是无意中保存下来的。信纸已经发黄，是四川夹江产的竹帘纸，字是娟秀的行书。署名下面只写日期，是二十六日，这是一九四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
抗战时期，朱自清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从一九四○年夏天起，他有一年的休假期，就带着家眷到成都，把家安顿在望江楼对岸的宋公桥。一九四一年暑假后，他休假期满，十月八日搭木船顺岷江而下，十七日（原信作“十九日”，疑误）过宜宾，折入长江，次日到纳溪，再走公路到叙永。在叙永耽搁了十天，才搭上去昆明的汽车。他给朱光潜先生的这封信，就是在叙永写的。
看了这封信，才知道朱自清先生在过乐山的时候耽搁了一天，探望了几位在武汉大学教书的老朋友，朱光潜先生、叶石荪先生和杨人椴先生。朱光潜先生还陪他游了乌尤寺、大佛寺（就是凌云寺），还有蛮洞和龙泓寺。所谓“蛮洞”，据说是汉代人凿在石壁上的墓穴，乐山附近的山上都有，有的刻些图案和人物，不知道他们那天游的是哪个蛮洞。龙泓寺是一个石窟寺，规模很小。记得只有一排洞子，大多一人高，每个洞子里坐着一尊菩萨，只有一个洞子比较大，人可以进去。当时湮没在野草灌木之间，不知道现在整理了没有。
朱自清先生这次走水路一定有许多打算，一路上可以欣赏风景，过乐山可以看望老朋友；旅费可节省许多，在那个年头，大学教授也都学会了打算；还有个原因，就是乘长途汽车太麻烦，太辛苦。公路局的汽车少，车票还有人垄断；买不到票只好出高价跟司机商量。司机私下让搭的乘客有个外号，叫“黄鱼”。信上说的“赶黄鱼”，就是这么回事。西南联大在叙永有个分校。朱先生说的那位好客的主人是李铁夫，有赠给李铁夫的几首诗。
当时，冯友兰（就是信上的“芝生兄”）的所谓“贞元三书”之一的《新理学》已经问世。朱光潜先生写了一篇批评《新理学》的文章，刊登在《思想与时代》上，信的第三段说的就是这回事。
至于《好梦》那首诗，朱自清先生后来写过一则小序：“九月日夕，自成都抵叙永，甫得就榻酣眠。迩日饱饫肥甘，积食致梦，达旦不绝。梦境不能悉忆，只觉游目骋怀耳。”这里的“九月”可能是阴历。
朱自清先生的信，我看到的只有这一封。文笔清新，自不消说，读来感到亲切。凡是收信人朱光潜先生想要知道的事情，他只用了不到八百字，一件一件都说清楚了。为收信人着想，体会收信人的心思，是写好一封信的关键，朱自清先生的这封信是个好例子。
一九八○年十月
朱光潜和朱自清是友谊至深的老友。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在北平病逝，朱光潜当月连续写了两篇怀念老友的文章。朱光潜先生在我替他编选《艺文杂谈》时，主动提出他的《记朱佩弦先生》和《敬悼朱佩弦先生》两篇中，可选《敬悼朱佩弦先生》这篇。他在文中说：
在文艺界的朋友中，我认识最早而且得益也最多的要算佩弦先生。那还是民国十三年夏季，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因江浙战事停顿，我在上海闲着，夏丐尊先生邀我到上虞春晖中学去教英文。当时佩弦先生正在那里教国文。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丐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这一条路。这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抱着这一条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绩，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 佩弦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光潜抓紧在自己任主编的《文学杂志》组织了“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请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的一些教授、学者撰写文章，他们多是佩弦先生的同事或学生，写得很积极，“特辑”中朱自清先生的遗像、遗墨和信札，除家属提供的，不少是佩弦先生的朋友主动提供的。翻阅《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目录，有浦江清的《朱自清先生传略》、朱光潜的《敬悼朱佩弦先生》、冯友兰的《回忆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俞平伯的《忆白马湖宁波旧游》、川岛的《不应该死的又死了一个》、余冠英的《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李广田的《哀念朱佩弦先生》、马君玠的《挽歌辞》、杨振声的《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林庚的《朱自清先生的诗》、王瑶的《邂逅斋说诗缀忆》；朱自清先生遗作有《犹贤博弈斋诗钞选录》、散文《关于<月夜蝉声>、<沉默>、<松堂游记>》，信札有《寄俞平伯》、《寄杨晦》。在1948年9月出版的《文学杂志》第3卷第4期上，编者将这个“纪念特辑”的目录作了醒目的预告。
朱光潜在主编《文学杂志》同时，1948年1月起又主编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文艺”系周刊，周一版，半个版面。
P13-17
《我认识的朱光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初版，北京三联书店在虎年伊始之际即将付梓这本书的修订本，我很高兴。修订本文字上没有异动，图片略有增加，安置上有某些调整。我在初版书的“写在书后”中曾说：
朱光潜先生走了二十一年，今年适逢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希冀这本小书能表达一个读者，一个普通受业弟子对崇敬的老师一丝怀念之情。
朱光潜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和认真求实、勤学奋进的治学育人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学术向前发展的珍宝，不仅属于20世纪，也不仅属于中国。
新世纪以来，我计划写作的“亲历大家”系列正在逐步进行。这部拙稿是继2003年出版的《我亲历的巴金往事》和2005年出版的《我认识的钱锺书》之后的又一部。我想坚持写下去。朱光潜先生八十始，才着手翻译被称为“天书”的维柯《新科学》，日复一日，咬住不放，终于在他离世前完成了。前贤先哲们那股生命不息、老而有为的精神深深触动我，激励我。
感谢袁鹰和石一宁、韩樱给予的帮助，感谢朱光潜先生亲属宛小平、姚昕在图片采用上的支持。
吴泰昌
2010年元月于北京
听朱光潜老师闲谈（代序）
朱光潜（孟实）先生八十四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读过这位名教授数百万言著作和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喜爱和朋友、学生随意交谈。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可惜的是，这些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更别说交谈、谈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由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课余休息急忙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朱先生的美学课安排在大礼堂，从教室楼跑去，快也要十分钟。常常是当我气喘吁吁地坐定，朱先生已开始讲了。他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说话缓慢，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先生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近又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是主观，还是客观？……朱先生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朱先生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的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
60年代初，他从西方语言文学系到哲学系，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史。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这些讲义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间也变小了；或许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长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得上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用眼神向我们发问。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去他家进行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3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那时他住在燕东园，怕迟到，我们总是提前去，有时走到未名湖发现才2点，只好放慢脚步观赏一番湖光塔影，消磨时间，一会儿又急匆匆地赶去，星散在花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静谧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悄声地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已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摊开了大大小小的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了积木似的外文辞典。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他的亲切，只顾低着头，迅速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记。我们提多少问题，他答多少，有的答得详细，有的巧妙绕开。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都没有。他说得有条不紊，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每次走回校园，晚饭都快收摊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内心也感到充实。晚上就着微弱昏暗的灯光再细读朱先生的谈话记录。他谈的问题，往往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朱先生的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十年内乱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译著，如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挨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意志完成的。如果说，中国几亿人，在这场十年浩劫中，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弥补的损失，那对于我来说，一个难说很大但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我研究生期间记录杨晦导师、朱光潜老师辅导谈话的一册厚厚的笔记本被北大专案组作为“罪证”拿走，丢失了。好在我的大脑活动正常，我常常在心里亲切地回想起朱先生当年所说的一切。
1980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这种接触比听他的课、听他的辅导，比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透彻。作为一位老师，他的说话语气再随和，在课堂上，在辅导时，总还带有某种严肃性。二十年前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两三个小时的谈话，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现在，当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他就会微笑着问我：“喝点酒消消疲劳吧？中国白酒，外国白兰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点！”我们的谈话就常常这样开始，就这样进行，就这样结束。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形影不离。他常开玩笑说：“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一天也离不开它。”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时间医生禁止他抽烟、喝酒。我问他想不想酒，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摇摇头。有年冬天我见他又含上烟斗了，我问他想不想喝酒，他睁大眼睛说：“春天吧，不是和叶圣老早约好了吗？”
我记得我1980年再一次见到朱先生，并不是在他的客厅里，朱师母说朱先生刚去校园散步了。我按照他惯走的路线在临湖轩那条竹丛摇曳的小路上赶上了他。朱先生几十年来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清晨和下午，一天两次，风雨无阻，先是散步，后来增加打太极拳。我叫他：“朱老师！”他从遥远的回忆中回转头来，定了定神，高兴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夕阳将周围涂上了一片金黄。他说：“安徽人民出版社要我出一本书，家乡出版社不好推却，但我现在手头上正在翻译《新科学》，一时又写不出什么，只好炒冷饭，答应编一本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短文章选本。这类文章我写过不少，有些收过集子，有些还散见在报刊上。也许这本书青年人会爱读的。前几天出版社来人谈妥此事，我想请你帮忙，替我编选一下。”我说：“您别分神，这事我能干，就怕做不好。”他说：“相信你能做好，有些具体想法再和你细谈。走，回家去。”在路上，他仔细问我的生活起居，当听说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药，他批评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千万别养成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写作很伤神！他说写作重要的是能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字，就很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他说起北大好几位教授不注意身体，五十一过就写不了东西，开不了课。这很可惜。他说，写作最怕养成一种惰性，有些人开笔展露了才华，后来懒了，笔头疏了，眼高手低，越来越写不出。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笔头也是越写越灵，这是他几十年的一点体会。五十多年前他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很顺手，一气呵成，自己也满意。最近写《谈美书简》，问题思考得可能要成熟些，但文章的气势远不如以前了。这二三十年他很少写这种轻松活泼的文章。他开玩笑地说，写轻松活泼的文章，作者自己的心情也要轻松愉快呵！在希腊、罗马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和学术空气自由，所以才涌现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文风也锋利，自如活泼。朱先生的这番谈话使我想起，1978年《文艺报》复刊时，我曾请他对复刊的《文艺报》提点希望，他在两三百字的稿子中，主要谈了评论、理论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以理服人，平等讨论，不要轻率做结论。他说：“学术繁荣必须要有这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
我谛听朱先生的多次谈话，强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见是在极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来的。他把刚写的一份《自传》的原稿给我看。这是一本作家小传的编者请他写的。我一边看，他顺手点起了烟斗。他备了好几个烟斗，楼上书房，楼下客厅里随处放着，他想抽烟就能顺手摸到。朱先生平日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而多备烟斗这个细节，却反映了他洒脱马虎之中也有精细之处。他想抽烟，就能摸到烟斗，比他随身带烟斗，或上下楼去取烟斗要节省时间。
我看完《自传》没有说话，他先说了：“这篇如你觉得可以就收进《艺文杂谈》里，让读者了解我。”这是一篇真实的自传，我觉得原稿中有些自我批评的谦辞过了，便建议有几处要加以删改。他想了一会，勉强同意，“不过，”他说，“我这人一生值得批判的地方太多，学术上的观点也常引起争论和批评，有些批评确实给了我帮助。一个人的缺点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说，生前别人客气，死后还是要被人说的。自传就要如实地写。”时下人们写回忆录、写悼念文章、写自传成风，我阅读到的溢美的多，像朱先生这样恳切地暴露自己弱点的实在鲜见。我钦佩他正直的为人，难怪冰心听到他逝世消息时脱口说出他是位真正的学者。最近作家出版社约我编《十年（1976—1986）散文选》，我特意选了朱先生这篇《自传》。读着他这篇优美的散文，我看到了，也愿意更多的朋友看到他瘦小身躯里鼓荡着的宽阔的胸怀。
在我的记忆里，朱先生的闲谈从来是温和的、缓慢的、有停顿的。但有一次，说到争鸣的态度时，他先平静地说到批评需要有平等的态度，不是人为的语气上的所谓平等，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在需要争论的地方开展正常的讨论。说着说着，他突然有点激动地谈起自己一篇文章被争鸣的例子。他有篇文章发表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论述的一些理解。他说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研究，他期待有认真的不同意他观点的文章发表。他说后来读到一篇批评文章很使他失望。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清多少他的意见为什么不对、应该如何理解，主要的论据是说关于这个问题某个某个权威早就这样那样说过了。朱先生说，这样方式的论争，别人就很难再说话了。过去许多本来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用这种方式批评，结果变成了政治问题。朱先生希望中青年理论家要敏锐地发现问题，敢于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有次朱先生提出要我替他找一本浙江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他说从广告上见到出版了这本书。恰巧不久我去杭州和郁达夫的家乡富阳，回来送他一本。他很高兴，说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过去读过一些，想多读点。过后不久，有次我去，他主动告诉我这本书他已全读了，证实了他长久以来的一种印象：中国现代作家中，旧体诗词写得最好的是郁达夫。他说他有空想写一篇文章。我说给《文艺报》吧，他笑着说：肯定又要引火烧身。不是已有定论，某某、某某某的旧体诗词是典范吗？他说郁达夫可能没有别人伟大，但其旧体诗词确实比有的伟大作家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这有什么奇怪？他强调对人对作品的评价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千万不要因人的地位而定。顺此他又谈到民初杰出的教育家李叔同，他认为李叔同在我国近代普及美育教育方面贡献很大，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他说李叔同后来成了弘一法师，当了和尚，但并不妨碍他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他说现在有些文学史评价某某人时总爱用“第一次”的字眼，有些真正称得上第一次，有些则因为编者无知而被误认为是第一次的。他说很需要有人多做些历史真实面貌的调查研究。我在《文汇月刊》发表了一篇《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朱先生看后建议我为北大出版社的“美学丛书”写一本小册子，专门介绍李叔同在美学上的贡献。我答应试试。我还为此请教过叶圣老，他亦鼓励我完成这本书。朱先生这几年多次问起这件事。他说：“历史不该忘记任何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人。”
朱先生虽然长期执教于高等学府，但他主张读书、研究不要脱离活泼生动的实际。他很欣赏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多次吟诵起这首诗。1981年我请朱先生为我写几句勉励的话，他录写的就是这首诗。他在递给我时说这首诗的末句写得好，意味无穷。有次他谈起读书的问题，他强调要活读书。他说现在出的书太多，连同过去出的，浩如烟海，一个人一生不干别的，光读书这一辈子也读不完。这里有个如何读和见效益的问题。他认为认真读书不等于死读书。要从自己的兴趣和研究范围出发，一般的书就一般浏览，重点的书或特别有价值的书就仔细读，解剖几本，基础就打牢了，二十多年前他曾建议我们至少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读三遍。他举例说，黑格尔的《美学》是搞美学、文艺理论、评论的人必须钻研的一部名著。但三卷四册的读法也可以有区别，重头书里面还要抓重点，他说《美学》第3卷谈文学的部分就比其他部分更要下功夫读。搞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对文学中某一样式有深入的了解和欣赏。他个人认为诗是最能体现文学特性的一种样式。他喜欢诗。他最早写的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文字，多举诗词为例。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中国青年》杂志写过一组赏析介绍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40年代他在北大讲授《诗论》，先印讲义后出书，影响很大，1984年三联书店又增订出版，他在“后记”中说：“我在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他说我们研究文学可以以诗为突破口、为重点，也可以以小说、戏剧为重点。总之，必须对文学某一样式有较全面、历史的把握。否则，写文艺理论、文艺评论文章容易流于空泛。
这几年，每次看望朱先生，他都要谈起翻译维柯《新科学》的事。这是他晚年从事的一项浩繁的工程。他似乎认定，这部书非译不可，非由他来译不可。他毫无怨言地付出了晚年本来就不旺盛的精力。他是扑在《新科学》的封面上辞世的。他对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美学代表人物维柯评价甚高，早在《西方美学史》中就辟有专章介绍。他在八十三岁高龄时，动手翻译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巨著。起先每天译一两千字，后因病情不断，每天只能译几百字，前后共三年。他考虑这部书涉及的知识既广又深，怕一般读者阅读困难，决定编写一份注释，待再版时附在书末。家人和朋友都劝他，这件事先放一放，或者委托给年轻得力的助手去做，他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休息，精力好了，抓紧写些最需要他写的文章。他考虑过这个意见，最后还是坚持亲自编写。他说，换人接手，困难更多，不如累我一个人。有次在病中，他说希望尽快从《新科学》中解脱出来。他想去家乡有条件疗养休息的中等城市埋名隐姓，安静地住一段。但是，对事业的挚爱已系住了他的魂魄。在他最需要静静休息的时刻，他又在不安静地工作。他逝世前三天，趁人不备，艰难地顺楼梯向二楼书房爬去，家人发现后急忙赶去搀扶，他喃喃着说：“要赶在见上帝前把《新科学》注释编写完。”他在和生命抢时间。他在1981年9月10日写给我的信中说：“现在仍续译维柯的《自传》，大约两三万字，不久即可付钞。接着想就将《新科学》的第一个草稿仔细校改一遍，设法解决原来搁下的一些疑难处，年老事多，工作效率极低，如明年能定稿，那就算是好事了。”花了整整三年，终于定稿了，是件叫人高兴的大事。我见过该书的原稿，满眼晃动的是密密麻麻、歪歪斜斜的字迹。
朱先生做事的认真，在一些本来可以不惊动他的杂事上也表现出来。这几年，他在悉心翻译《新科学》的同时，又为《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审稿。我在替他编选《艺文杂谈》时遇到的一些问题，他都一一及时口头或作书面答复。入集的文章，不管是旧作还是新作，他都重新看过，大到标题的另拟，小到印刷误排的改正，他都一丝不苟地去做。他1948年写过《游仙诗》一文，刊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第3卷第4期上。他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见解，叫我有时间可以一读，同时又说写得较匆忙，材料引用有不确之处，他趁这次入集的机会，修改了一番。标题改为《楚辞和游仙诗》，删去了开头的一大段。他怕引诗有误，嘱我用新版本再核对一次。我在北大图书馆旧期刊里发现了一些连他本人也一时想不起来的文章，他每篇都看，有几篇他觉得意思浅，不同意再收入集子。他说，有些文章发表了，不一定有价值再扩大流传，纸张紧，还是多印些好文章。朱先生很讨厌盲目吹捧，包括别人对他的盲目吹捧。他希望读到有分析哪怕有尖锐批评的文章。香港《新晚报》曾发表曾澍基先生的《新美学掠影》一文，我看到了将剪报寄给朱先生看，不久他回信说该文“有见地，不是一味捧场，我觉得写得好”。他常谈到美学界出现的新人，说他们的文章有思想，有锋芒，有文采，他现在是写不出的。他感叹岁月无情，人老了，思维也渐渐迟钝了，文笔也渐渐滞板了，他说不承认这个事实是不行的。
朱先生的记忆力在去世前一两年明显有衰退。有几件小事弄得他自己啼笑皆非。有次他送书给画家黄苗子和郁风。分别给每人签名送一本。郁风开玩笑叫我捎信去：一本签两人名就行了。朱先生说原来晓得他们是一对，后来有点记不准，怕弄错了，不如每人送一本。过了一阵，他又出了一本书，还是给黄苗子、郁风每人一本，我又提醒他，他笑着说：“我忘了郁风是和黄苗子还是和黄永玉……拿不准，所以干脆一人一本。”小事上他闹出的笑话不止这一桩。但奇怪的是，谈起学问来，他的记忆力却不坏。许多事，只要稍稍提醒，就会想起，回答清楚。1983年秋天，他在楼前散步，躲地震时临时搭起的那间小木屋还没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这间小屋，突然问我：最近忙不忙？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思，没有回答。他说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合作搞一个长篇对话。你提一百个问题，我有空就回答，对着录音机讲，你整理出来我抽空再改定。我说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问题如何提？他说，可以从他过去的文章里发掘出一批题目，再考虑一些有关美学、文艺欣赏、诗歌、文体等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所谈可长可短，平均两千字一篇。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写的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他说，从园林艺术研究美学是一个角度。外国有两部美学辞典，关于“美”的条目就列举了中国圆明园艺术的例子。他答应空些时翻译出来给我看。那天，我还问起朱先生为什么写文艺评论，为什么随笔喜欢用对话体和书信体。他说你这不就提了两个问题，你再提九十八个题目便成了。他又说，你还问过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对后来的文艺发展究竟哪个的影响大？这又是一个题目。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红楼梦》是散文名篇，有人认为“散文名篇”应改为“著名小说”，他不同意，为什么？这里涉及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问题。他笑着说：题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联系实际，想些新鲜活泼有趣的题目。我们约好冬天开始，我一周去一次。后来由于他翻译维柯《新科学》没有间歇，我又忙于本职编辑工作，出一趟城也不容易，就这样一拖再拖，终于告吹。朱师母说，朱先生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约春天去看望老友叶圣陶、沈从文。我想，这个闲谈记录未能实现，也该是朱先生又一桩未了的心愿吧！
1980年代，在长久逆境下煎熬的朱光潜先生，通过《诗论》、《艺文杂谈》、《谈美书简》、《新科学》等论著，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作者吴泰昌正是在那时，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朱光潜有了密切的来往。作者根据交往中的感性材料，和书信、题赠、签名书籍、合影等实物资料，写成此书。书中既对朱光潜参与创办《文学杂志》以来的一系列著述活动进行了梳理，具有相当强的学术史价值；又向世人展示了朱光潜与朱自清、沈从文、叶圣陶的深笃友谊，让读者感受大师们的生活情态和人格魅力。作者写作此书，是“亲历大家”系列的一个部分，更希冀表达“一个读者，一个普通受业弟子对崇敬的老师一丝怀念之情”。
本书为“亲历大家系列”丛书之一，作者根据交往中的感性材料，和书信、题赠、签名书籍、合影等实物资料，从两个角度展示了他所“认识的朱光潜”。
作者作为北大学子，当年曾听过朱光潜先生的课，还在朱先生家中享受面辅导的“礼遇”。80年代，又因工作上的关系，得以和朱先生密切往来。作为编辑和当学生聆听朱先生谈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透彻，加之为先生编选文集，所以，梳理了朱光潜先生当年参与创办《文学杂志》活动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朱先生《诗论》新版出版的经过，记录了朱先生《文艺杂谈》编选的琐事，朱先生编著《西方美学史》前因后果……以及朱光潜先生与朱自清、沈从文、叶圣陶等先生深笃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