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旅途快接近终点时，回头寻觅生命的起始，检查一路走来的生命轨迹，决意以手中的一支笔出《我写我心》表达作者晓帆对父亲的愧歉，对儿子的遗憾，对孙儿的责任，对朋友的希望，以及自己一生的期盼和坎坷。只要活着，虽日薄西山，但晚霞绚烂，作者要将美好的回忆装饰风烛残年。

晓帆的《我写我心》正式出版，《我写我心》将数篇散文、诗歌结集，这既是她长期的夙愿，更是她的亲朋好友和学生们的期盼。

因为她的书不仅仅是写她的家族、她的经历和她的家人，而是从头至尾流淌着一个大写的字：爱。

爱的书写(代序)(任光明)

品读《我写我心》(苦金)

没到点，你不能躺下

我写我心，梦想花开

父亲

我和老丁的姻缘

一颗牛皮菜

病中光阴也甜美幸福

再见月宫桥

留在心底的钓鱼影像

我的几个美国朋友

乖乖鞋

感谢李涵芳

自嘲

藏头诗四首

爱心之花

小电筒

我已拥有

附录

与陈老师的点滴往事(朱建华)

老师恩情颂·诗八首(王义山)

难忘那课问一刻钟(张绍琪)

有人读了《我写我心》中的文章，不由得发出感慨：“难动一字，品位高雅。”

这评价勾起了我阅读的欲望。读之，果然。那么，《我写我心》的作者是谁呢？翻开集子，我们看到作者叫陈显秀，是一位80岁高龄的大学退休教授。她几十年来和汉字打交道，常在讲台上教导学生认识汉字的表象之美，内涵的博大精深，鼓励学生创作文学作品，继承和发展大美的汉语言文学。可是她过去从没有将汉字付诸文学作品的想法。直到80岁高龄，陈教授突然提起笔来，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些精彩的文章。

夕阳近山巅，依旧会灿烂。她说突然想用文字来说说话，说说她几十年储备在心底的话。由于这些文字多是活在她心中的影像，且于人生黄昏时节写出来，于是赋名为《我写我心》。

对文学作品，我们读它的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读法，但终不离它的语言、形象、细节、技巧、意境、内涵什么的。

陈教授的作品中，无不蕴涵艺术的品位和人格的力量。

“朦朦胧胧中，我听见一个轻柔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呼唤我，我感觉自己像在半空中随着飘动的云雾摇晃着、摇晃着。一会儿，又有人接连叫我几声，似乎在追逐着我，那声音越来越近，就在我耳边。”(《病中光阴也甜美幸福》)

很温和、很柔美的文字，形象而有张力，一下子就把我们带进一个环境，一种意境。一个什么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是怎么样昏过去了还是在做梦？急急忙忙读下去，我们才知道是一个病人，一个近80岁的病人做完心脏搭桥手术而后慢慢苏醒过来。

这篇散文写母亲对儿子的爱，也是儿子对母亲的爱或者说叫孝顺。然而我们没有看见母亲用什么行动去爱儿子，反而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母亲爱的无条件和博大精深。她病入膏肓，心脏冠脉病灶的严重，做支架都不行，只能做搭桥手术了。那样的年龄做搭桥手术危险吗？不但危险，而且很危险。可是当儿子丁朗安慰母亲，给母亲讲解医疗知识，以动员母亲同意和平静心态。母亲呢？“我点着头，心里说：朗儿，你不用给我讲解，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我一看见你，心就平静了。你是妈妈贴心的肝，妈妈相信你，依赖你，无论安全还是危险，妈妈都听你的。”(《病中光阴也甜美幸福》)这是一个母亲以另外一种方式，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儿子无条件的爱。这平凡而独特的爱，深沉而明朗，沉重而温婉，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

现在社会上借用了文学创作的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确实，在文学作品里，细节对于形象的塑造、思想的深化特别重要。

陈教授的儿子工作很忙。他可以用钱去表达对母亲的爱。可是他对母亲的那份爱，平凡不过却透彻骨髓。他千里迢迢从大洋彼岸飞到重庆，一见到母亲就说：“妈妈，是心灵感应，心脏，是心脏，你必须做心脏手术。”母亲在北京的医院做了手术，儿子“除了出外吃饭购物，他一刻也不离开我。朗儿伺候我比护工殷勤周到，当我要解便时，他先一步用便盆接着，然后倒去。术后咳嗽，朗儿也为我费尽心力。白天咳嗽稍轻，晚上不能平躺。我又无力咳痰，两手臂因咳嗽生痛产生痉挛。朗儿只要听见我咳，就扶起我，用手掌从背心至后脖子向上推着轻轻地拍，以利于把痰液吐干净，他还教护工也用这方法，也教我仰头、深呼吸，用劲咳，把胸膛中手术后的积液吐出来。每次听到我吐出痰的声音，就高兴地说：‘对了，对了，就要这样。”’

儿子日夜照顾母亲那是很累的，究竟累成什么样呢？“一天午睡后，我在回廊上散步，看见朗儿在家属的座区里斜坐在一张椅上，头靠着墙，歪着脑袋，微张着嘴睡着了，一小股梦口水从嘴角流出来，斜斜地挂在下巴上，经过阳光的照射，不时地闪动着亮晶晶的光泽。我想叫醒他去临时床位休息，却踌躇着没有开口。”(《病中光阴也甜美幸福》)

另一篇文章《乖乖鞋》是这样写的：

“自从她来到重庆这个家，衣服乱扔，看的书、用的笔、写过的纸和耍过的玩具等都是乱扔一气。沙发上、地上、床上真是乱七八糟。要求她把每样东西放在该放的地方时，她都撅着嘴说：‘我还要用嘛！’说她多遍了，她就大哭、大闹，喊着：‘不要骂我！’她爸爸抱着、哄着，说：‘没有骂呀！’她一定要爸爸承认：‘就是骂了，就是骂了！’然后爸爸又哄她：‘好好好，不骂，不骂！’

在家里闹闹也就算了，有时去茶楼、餐馆，她像在操场上一样蹿来蹦去，一刻也不安静。坐在椅子上，也摇摇晃晃，摸东扯西。我招呼她注意礼貌，说有别的客人，不应该干扰别人。她反而仰起头大声嚷嚷：‘我喜欢这样！’甚至认为我的劝说也是在骂她，因而不依不饶、旁若无人的哭闹着。有次，我告诉她：‘别人已经说了，就像掉下的树叶是不能再生上树的。’她却偏要：‘掉下的树叶也要把它捆上去，粘上去！’她就是这样任性、耍横。凡见过她的人都说：‘像这样撒泼的孩子真不多！’‘她好像没人管教！’”(《乖乖鞋》)

P8-10

显秀老师的《我写我心》正式出版，将数篇散文、诗歌结集，这既是她长期的夙愿，更是她的亲朋好友和学生们的期盼。

作为该书的业余编辑，从翻检原稿到插图排版，读了许多遍，我都始终被感动着。因为她的书不仅仅是写她的家族、她的经历和她的家人，而是从头至尾流淌着一个大写的字：爱。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对人间普遍命运的悲怜，是他人生的三大动力。现实生活中，无数人追求知识、渴望爱情，这十分自然和平常。而唯有对人间普遍命运的悲怜，却被不少人忽略。

因为，要做到对人问普遍命运的悲怜，必须学会并用言行恒久地书写“爱”字。

显秀老师以现有80年的历程证明着，用她的《我写我心》阐释着。

她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苦难。幼年时父母失和，青年时父母早逝，中年时丈夫去世，老年时儿孙们远渡重洋……其中，这80年里还见识了战乱、杀戮、运动、灾荒。如此纷繁而沉重的经历，常人早就被压垮了，但显秀老师却没有，而是更加挺直脊梁做人，追求知识，将爱洒在九溪十八峒的三尺讲台，毫不倦怠地培育莘莘学子。这是大写的爱。

对曾伤害过自己的人，显秀老师也依然宽容绝不记恨。比如“文革”初期率先贴她大字报的几个同事，显秀老师在后来的岁月中没有因袭冤冤相报，而是宽容地视为运动中的“白保”。即使反右时给她戴上“中右”帽子的同学，她仍然不计前嫌，这是包容之爱。

对自己的父母、丈夫、儿子、孙女，显秀老师在生活和文章中更是浸润着深深的刻骨铭心的亲情之爱。在《留在心底的钓鱼影像》一篇中，显秀老师为40多年前错怪儿子的一件小事而忏悔，没有深切的爱能长久记得这件小事吗？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父母斥责甚至打骂儿女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旅美的异国他乡，在与杰夫、汉生、凯琳等异国朋友的日常交往，许许多多平凡而又简单的小事，她仍强烈地感受并回馈着深沉的人间博爱。她用她的经历和文章向我们证明：爱没有国界，不分种族，也不分贵贱。

我于1978年考入酉阳县师范学校文科班读书，显秀老师也正从龙潭中学调入教我们现代文选。之后几十年，我们既是师生，又是忘年之交。我始终为有这样的老师和长辈而高兴、自豪。  2004年时，我结集出版纪实散文集《真实与记忆》，其中有一段描述显秀老师的文字，不妨摘录如下：

今天已是农历甲申年二月初一，我楼顶小花园里的紫藤悄悄绽出米粒大的新芽，两盆罗汉竹早窜出半柞长的新笋。一场冰雹突然降临，我的心绪不禁飞往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多伦多，那里更寒冷，也不知是风雪交加还是阳光朗照。在那座闻名的城市里，此时此刻正住着我十分敬爱的陈显秀老师。我为她默祈：春天已经来临，日子正在暖和，您该永远康健才是。我对她的思念，就像对自己的母亲。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梦，她的梦更具有戏剧色彩。

解放那年，她十七岁，参加了海军。过了一年，青岛的大海不再蔚蓝，浪花不再雪白，沙滩不再柔软。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她那当过国民党少将又不肯去台湾的父亲离开人世，在美国和台湾地区还有许多三亲六戚，她便成了审查对象。自幼离家在重庆求学，一年中连父亲的面也见不上两次，哪里交代得出父亲和亲戚们“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折腾一年多，解除审查的条件在现在看来十分可笑，而那时却十分正经：和老干部结合，全身心地融入革命队伍，才能得到彻彻底底的脱胎换骨。

心高气傲的她当然不会就范，进而还向组织要求：不再当文工团员，告别心爱的钢琴和歌唱，当一名部队学校教员，可以避开许多不怀好意的目光。

转业后，她如愿以偿考进西南师范学院，以为一生只与书本和单纯的学生打交道，心不会太苦太累。

反右来了。对政治悸怕冷漠的她实在想不出党的什么缺点错误。但是不行，每人必须提一条。想来想去憋出一句话：部队没有恋爱自由。于是她便成了不对社会公开戴帽，仅供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发配到荒远落后的酉阳县，从重庆坐车行船足足走了四天，在龙潭中学一呆就是二十多年，用全部的爱投入教育和教学。以她复杂的家庭背景，居然在“文革”中没受冲击，虽然在战战兢兢中过着忧郁的日子，但没被学生贴一张大字报，自然是对她人品和才华的认可。三中全会后通知她落实政策，她才知道自己几十年还悄悄戴着隐形黑帽。一九八五年我读西南师范大学时，她专程来看望，我曾亲眼见证她已经担任学院中层干部的老同学为反右的事向她赔礼道歉。她手一挥：“还提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做什么？不是说团结一致向前看吗？”

刚烈与柔美，尤如交响曲中的大小和弦奇妙地揉进她的性格。我们入学时由于种种原因学校图书室没开放，课外读物为零，大家怨声载道，我靠逐条逐句阅读《现代汉语词典》消磨漫长时光。陈老师知道后急得不得了，亲自和校方谈判，把所有风险担在自己肩上：书目由她审定，出了政治问题或丢失概由她负责。于是我们教室的讲台装上两扇门，充作图书保管柜，班长执掌钥匙，负责借阅登记。

一件如果按正常程序办理十分复杂麻烦的事，她办得如此潇洒利落。从此，什么莎士比亚、普希金、拜伦、雪莱，什么李白、杜甫、苏东坡，都十分委屈地光临我们那上了锁的三尺讲台，与我们作不懈的交谈。书来之不易，而且这些我们从没见识过的好书向我们展开了五彩缤纷的神奇世界。大家如饥似渴地捧读，教室里只有翻书的沙沙声，有如在沙漠中跋涉，饥渴难耐时突然寻到一泓清泉，吮吸有声，其情景平添几分悲壮。

在我有限的学生生涯里，我以为她是最出色的老师。教的现代文学，却没有味同嚼蜡的折磨。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一腔声情并茂的普通话，朗读和讲解都展示着抑扬顿挫的节奏，恰到好处的眼神和手势，让你恍若置身剧场正在观看一场精彩的演出。对字词句的理解，好像细致认真的钟表师不放过任何一个零部件，对篇章结构的解剖，则像庖丁解牛一样得心应手。学校和县文教局时常安排许多老师来观摩她的课，包括她丈夫丁正积先生，碰上这种时候，我们也增添几分自豪。

我那时喜欢在日记本上涂抹浅薄的见解，她把日记本借去用红笔画上许多问号和批语，以矫正我的感觉。比如我当时以为林黛玉的葬花词积淀了许多孤芳自赏、无病呻吟的情绪，陈老师批道：“再读十遍！一个弱女子寄人篱下，爱情渺茫，景情交织，才有那么多咏叹。典型环境造就典型语言。”针对我不安心师范学习的浮躁，她批道：“人之患好为人师。但如果没有大变动，教书育人会成为你终生职业。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先沉心静气读书，打牢基础，切记！”虽然我都快五十岁了，这些红色的眉批还始终晃动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前年秋天，就在我工作和生活都一片混乱的时候，十分意外地收到她从美国旧金山的来信，落款“陈妈妈老师”，详细地询问我这些年的一切情况。我忐忑不安地像当年交作文一样，给她寄去涂鸦的一篇文章，很快收到回信，给我极大的鼓励：“你的作品美好，我不能妄加评论。我向神祈祷，你将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发挥盐的作用，可以调味，又可消毒防腐。你若用平凡的盐，将人生的目的和幸福见证出来，使人恍然醒悟，以善行抵挡罪恶，其作用巨大，将历久不衰。你会的！我盼望能实现！”随信还有一张她侍弄圣诞树的照片。才五六年没见面，怎么就发丝如雪？让我万分高兴的是，她仍是气度非凡，精神强健。

去年八月，她回国游览，我特地接她来黔江住了十多天。她即将前往大儿子丁朗所在的多伦多定居前夕，我陪她专门到涪陵与她过去在酉阳的老同事、学生相聚，她亮开歌喉，清唱了一曲江泽民访问美国时曾唱过的歌曲《叫我如何不想她》。七十多岁的人哪，五十多年没唱歌，仍然那么柔美、婉转、深情。到了重庆，她执意要给我买一副老花镜，动情地说：“老师老了，这一去加拿大，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我一直思考给你留一点纪念，希望你今后读书写字戴上眼镜就能想起我。”她亲自给我选定了一副黑镜架白镜框的眼镜。晚上取货，我问陪同的儿子：你明白婆婆给爸爸配这副眼镜的意思吗？儿子说我懂。我不再阐释什么，只觉得眼睛发涩，鼻头酸楚。这是老师长久的希望，永久远离蒙昧，走向文明。同时一阵忧伤袭过心底，一转眼，我竞到了戴老光眼镜的年纪，开始步入人生的秋天。

敬爱的陈妈妈老师，不管我的秋天是欢乐还是失望，我都永远感念您这位春天辛勤的耕耘者！

时光真的有点“匆匆”，转瞬离写录上述文字已经八年，显秀老师仍然精神矍铄。读完她的文章，我不禁想起我经常调侃的那个“爱”字，在文字改革前有“心”，之后没有了，“爱”其实应该用“心”才是，在言和行上绝对不该简化。用心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家人，才能最终充实和完善自己。

三十多年前，显秀老师曾教过我们一篇文章，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文章末尾有这么一句：“人们啊，我爱你们！”

当时显秀老师站在窄窄的讲台，神情庄重，用低沉的语调，但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进出，铿锵深沉，涨红了脸庞，近乎发自心底的庄严呐喊，令我们感动不已。

今天，我再一遍捧读《我写我心》，不禁又重现那难忘的场景。80岁的人哪，给我们这个“爱”字的教育深刻之至，让人终生受益。

我真诚地期待着显秀老师更新更美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