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鱼洲位于江西鄱阳湖畔，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一血吸虫病疫区成为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为北大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时干校生活的回忆诗文结集。全书分三辑：第一辑收录林焘和陈贻焮两位已经故去的老先生的诗文，并配以师友回忆；第二辑15篇文章出自当年在鲤鱼洲的“五七战士”之手；第三辑5篇文章，其作者包括前往探亲的妻子、当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以及北大教师子女。

江西鲤鱼洲，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五七干校”。《鲤鱼洲纪事》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时鲤鱼洲干校生活的回忆散文的结集。这些长长短短的散文随笔，是当事人的“片断记忆”，而非“历史结论”。《鲤鱼洲纪事》有由陈平原主编。

《鲤鱼洲纪事》

回首烟波浩渺处——《鲤鱼洲纪事》前言

浮生散忆(摘录)

补记

《梅棣盒诗词集》(摘录)

补记

从鱼子山到鲤鱼洲

鲤鱼洲纪事

扁担和小竹椅——鲤鱼洲杂忆

鲤鱼洲琐记

北大教育革命的一个怪胎——鲤鱼洲草棚大学

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关于鲤鱼洲诗的信(附《扁担谣》)

鲤鱼洲杂俎

鲤鱼洲点滴

草棚大学第一课

鲤鱼洲生活点滴

草棚大学纪事

“五七道路”纪事三则

回望鲤鱼洲

.回想”五七”路

“大象”

我在鲤鱼洲上大学

回忆父亲和我在鲤鱼洲的日子

鲤鱼洲”五七干校”

鲤鱼洲无鱼

附录：

江西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年表

参考文献

浮生散忆（摘录）

林焘

在“牛棚”劳动了两个多月后，学校被“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接管，“牛棚”不久也被解散，被关押的人分别回到各单位继续监改，仍是白天学习，晚上学习，住在学生宿舍，条件比“牛棚”好多了。那时全校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断揪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开了几次全校对敌斗争宽严大会，每次都宣布几个认罪态度好的从宽处理，也必然要揪出一两个态度顽固的当场铐走。我们这些已被监改的人反而比较轻松，不久把我们分配到学生各班去和革命师生一起参加运动，也就放我们回家去住了。我正在庆幸重获自由，不想有一天工宣队突然找我单独谈话，说是有重大历史问题没交代，并且明确告诉我不是红卫兵闹派性时捏造的那些事。从那天起，组成专案组日夜轮番对我进行“攻心战”。我自知并无历史问题，因此不管如何“攻心”，认定一条，决不胡说。几天后，专案组终于向我交了底，说我在燕大读书时曾接受国民党特务指令在校园张贴反动标语并准备炸毁燕大的水塔。万没想到交的底竟然如此荒唐可笑，我据理驳斥其荒谬，和工宣队僵持了好几天。这时又召开了全校宽严大会，把章廷谦先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当场铐走，此事对我震动极大。章是鲁迅弟子，不久前还对我谈被逼供的苦恼，并且说没有的事决不能承认。可是他现在被从严铐走，我如果再坚持，很可能会和他一样下场。一旦被从严，自己受几天罪是次要的，已经上山下乡的两个孩子就将成为从严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被人歧视，他们在农村的处境将很困难，前途也将更加黯淡。这时我已对现实彻底失望，为了保护孩子，面对荒唐的现实只好用荒唐办法来对付，就按照专案组向我交的底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果然立即得到从宽处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竟然没有人追问一句炸水塔的目的何在、受谁指使、从哪里弄来炸药等等关键问题。“文革”后才知道这是我在燕大读书时的同屋好友在上海被逼招供罚站十二小时体力不支时胡说的，他以为只要看到燕大水塔那样高大坚固，就不会有人相信他的招供。谁知这份材料转到北大，就在那水塔旁边居然会上演一场如此荒诞的闹剧。

两个多月以后，北京市以战备的名义大疏散，北大和清华教职工除七十岁以上和极少数有其他任务的以外，一律下放到江西鲤鱼洲，我自难幸免。鲤鱼洲本是农民在鄱阳湖边围堤造田形成的，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居民很少，把北大清华的教师下放到那种地方劳动，真不知是何居心。我已经有过住“牛棚”的经验，很快就能适应这种半劳改式的农场生活了，中文系的人都分配在七连。劳动之余，也经常相互开个玩笑，编个小节目，学段样板戏，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点生趣，也弥补了思想上的空虚。我刚去时打瓦、修堤、插秧、挠秧、双抢都干过，半年多以后，分配我去放牛，这可是个好差事，每天天蒙蒙亮就把七连的四头水牛领到草地吃草，看着广阔田野东方太阳冉冉升起，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低吟昆曲《惨睹》中“眼见得普天受枉，眼见得忠良尽丧，弥天怨气冲千丈，张毒焰古来无两”，久被压抑的心情得到暂时的舒缓。遇到雨天，穿戴着蓑衣蓑帽，在瓢泼大雨中看着牛快乐地吃被雨水洗净的绿草，就像是雨水已经洗净了世上的一切污泥浊水似的。1971年8月，北大在鲤鱼洲招收了工农兵学员，大约因为我在农场表现不错，居然被调去做教师，一个多月以后，随着工农兵学员一起调回校本部，结束了一年半的下放劳动生活。

从鲤鱼洲回到北京后直到“文革”结束，我一直和工农兵学员在一起，他们基本上都是些纯朴的青年，有不少是北京上山下乡的知青，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最低的只有初小水平，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我刚刚从鲤鱼洲回来两个月，就又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到《石家庄日报》社采访实习，到过井陉，参观过大寨，一去就是五个多月。七三年春天又一起去平谷参加当地“批林整风”运动，从农村回来后大约因劳累过度，又重犯了咯血病，可能是肺切除的后遗症，住院疗养了一个月。七四年初到北京齿轮厂和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一起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接着是开门办学，“评法批儒”，给工人讲法家著作，经常往返于北大和北京齿轮厂之间。从北大到东南郊的北京齿轮厂要换好几次车，公共汽车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每次上下车简直就是一场战斗。齿轮厂伙食极差，我和王力先生有时就乘公共汽车到城里一些大饭庄去解解馋，也算是“苦中取乐”吧。1975年初，开始和工农兵学员一起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齿轮厂工人也参加，名为“三结合”。5月完成初稿后，部分师生和工人转到王府井商务印书馆修订，食宿条件比工厂好多了。年底修订稿完成时，我竟然又得了黄疸性肝炎，大约在城里饮食不慎传染上的，住校医院疗养了一个月才恢复。

（林焘：《浮生散忆》，载《燕园远去的笛声——林焘先生纪念文集》466—5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以上摘录,见《燕园远去的笛声》499—501页）

P19-21

回首烟波浩渺处

——《鲤鱼洲纪事》前言

陈平原

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乃目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面对此古称彭蠡、彭泽、彭湖的大湖，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唐代诗人王勃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滕王阁序》)，也不是宋代诗人苏轼的“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而是让四千北大、清华教职工“梦牵魂绕”的鲤鱼洲。

据北京大学《教育革命通讯))第3期报道：“我校近两千名教职员工家属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准备打仗’和‘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沿着‘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于·(1969年)十月底奔赴教育革命第一线——江西北大试验农场。”从1969年7月10日先遣队23人赴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筹建农场，到1971年8月16日“从江西分校返回的教职工357人于14日和16日分批到京”，大约两年时间里，鲤鱼洲成了北大教职员的主要栖居地。

因系汇集赣江、修水、鄱江、信江、抚河等水系经湖口注入长江，鄱阳湖水位升降幅度很犬，“夏秋一水连天，冬春荒滩无边”，这就给特定年代迷信“人定胜天”的人们提供了舞台。于是，“五七战士”奉命在此荒滩上战天斗地，围湖造田。当年所造的“万亩良田”，如今为了恢复自然生态环境，大都成为碧波荡漾的鄱阳湖区的一部分；这就好像历史，“主角”早已沉人“湖底”，你只能远远地眺望、沉思、驰想，再也无法重睹旧颜容了。

一、北大的“五七干校”

北京大学的官修“正史”，目前只有前半部；至于后半部，只能参阅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此书上下两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发行内部版，2008年推出修订本。涉及“鲤鱼洲”故事时，或称“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或称“北京大学江西分校”。编者是查过档案的，可即便如何，我还是认定，与其这么遮遮掩掩，还不如直截了当地承认：这就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因为，只有将此举放置在当初的“干校”潮中，才能理解众多蹊跷之处。实际上，当初下放鲤鱼洲的北大教师，平日里自称“五七战士”，而“农场”为解决子女入学而创办的学校，也叫“五七中学”、“五七小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70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一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开篇就是：“去年，两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在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满怀革命豪情，到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奋勇前进！”可见，离开了“文革”中“五七干校”的兴衰起伏，无法谈清楚北大、清华的鲤鱼洲。

故事的肇端，虽有1966年“五七指示”的伏笔，但真正得以展开，却是在1968年下半年。各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于是希望通过知青下乡与干部下放，逐步恢复秩序，稳定局面，实现自己的政治改革理念。具体说来，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称：“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等响应号召，纷纷在农村创建“五七干校”。如中宣部的“五七干校”在宁夏贺兰县，中共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在河南西华县，全国政协机关的“五七干校”在湖北沙洋，外交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南茶陵，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明港，北京师范大学的“五七干校”在山西临汾，中国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在江西余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在河南信阳罗山，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咸宁向阳湖畔……最后两个干校特别有名，这与杨绛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广受赞誉，以及臧克家的诗集《忆向阳》引起争议大有关系。

若没有当事人的追怀以及后人的记载，这些散布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早就被世人遗忘了。以北大为例，后人很难想象，被送到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的，竟然有66岁的心理学家周先庚(1903—1996)和语言学家岑麒祥(1903—1989)，62岁的史学家邓广铭(1907—1998)和史学家商鸿逵(1907—1983)，61岁的法学家芮沐(1908—2011)，60岁的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59岁的逻辑学家王宪钧(1910—1993)，58岁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1911— )等。事过多年，这些曾经的“五七战士”，或撰文，或口述，或借由友人的描写，呈现出鲤鱼洲的日常生活。

先看张岱年《曲折的道路》：

名单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装随着队伍乘火车前往江西。到鲤鱼洲之后，哲学系与历史系共组成第八连。住大草棚。初到鲤鱼洲，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等劳动。因年过六十，遂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同组还有王宪钧、周先庚、桑灿南、吴天敏、李长林等。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如铜，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跤，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闲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仰望天空，星云皎然。

接下来是侯仁之的口述：

特别艰苦啊！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压在身上。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都是罚我。我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照常干。

至于两位历史系教授，没有留下直接资料，好在有学生或子女的描述。请看张广达笔下的邓广铭：

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北大数千教职工受命建立干校，走“五七道路”。干校实行军事编制，由军、工宣队领导。邓师和我被编入八连的后勤排，邓师放鸭子，我在蔬菜班种菜，师生情谊走向更深厚的一步。那时邓师已年过花甲，头戴草帽，脚穿胶鞋，挽着裤脚，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竹竿，在暑气蒸人的田野上放鸭子，条件极其艰苦。像他这样的老教授在全干校也没有几个，可是邓师秉持素有的开朗乐观，能吃能睡，不改本色。

商传、商全在《学者之路》中，是这样谈论父亲商鸿逵的：

1969年，父亲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北京大学的“五七”干校。史学家成了放牛翁。每当水牛吃草嬉戏时，父亲便坐下来，望着眼前茫茫的水乡田舍，有时写下几首记景抒情的古诗。这里虽然脱离了校园中那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但也离开了书屋，离开了讲台，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在这田野间消溶、耗逝。

因需要充当大批判的“活靶子”，侥幸留在京城的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第十八章“半解放”中，也有一段谈及鲤鱼洲：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准备发配到鄱阳湖去。

这段话除了提醒我们，当初之所以选择环境特别恶劣的鲤鱼洲，是有意对知识分子进行“热处理”；还有就是，1969年的北大师生，其实有好几种去向。

查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69年10月20日的大会上，宣传队及校革委会宣布：“师生员工分赴江西、陕西汉中和北京远郊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大道，做‘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新教育制度的探索者，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劳动者’。”具体如何分配，见当年《战备、教育革命情况》第八期的记载：去江西鲤鱼洲的2037人，全部是教职工及家属；去陕西汉中的1247人，其中教职员工440人，学生807人；去北京远郊区农村的3493人；留校人员1569人中，老弱病残416人、后勤及办事人员997人，在校筹建工厂76人，其他80人。包含中文系在内的文科教员，大都去了鲤鱼洲，但也有因老弱病残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新北大”的基本力量而留下来的。

二、为何告别鲤鱼洲

既然是思想改造的“重镇”，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生活条件大都窘困。但是，像北大、清华鲤鱼洲农场那么艰苦的，确实不多。比如，全国政协机关的“五七干校”虽然原先是劳改农场，但为了办干校，当局将劳改犯合并他处，腾出一块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的好地方；中共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是离黄泛区农场场部不远的大跃进时办起来的“红专大学”旧校舍，有砖木结构的瓦顶房，还有礼堂、篮球场等；山西临汾原本就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分校，建在这里的“五七干校”自然是有房有田有菜园。中宣部的“五七干校”设在宁夏贺兰县立岗镇外，原本也是劳改农场，条件却比鲤鱼洲好多了——龚育之在《干校探亲琐记》中提及妻子孙小礼被分到了鲤鱼洲：“在江西鲤鱼洲办干校，可比我们在宁夏办干校艰苦多了。地点是鄱阳湖边的荒洲，住房要自己盖，几十人住一间草棚、两条长铺，十天才有半天休整，劳动强度大，双抢(抢种抢收)时尤甚。”到底是偶然因素，还是有关部门对北大、清华教师格外关照，给予特殊待遇？作为过来人，严绍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农场，有关同志看过之后认为，农场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农场，半山腰，整天日雾气腾腾，交通不便。有关同志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

如此“刻意虐待知识分子”，只是口耳相传，未见诸专门文件或档案，但从日后北大、清华的匆促撤离看，此说并非无稽之谈。因为，除了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此地更是出名的血吸虫病高发区。这不是事后才知道的，之所以被农民遗弃，就因为不适合于居住乃至耕作——围湖造田而成的滩涂，钉螺丛生，血吸虫横行。明知此中危险，奈何“军令如山”，只好就此安营扎寨。众多博学多识的“臭老九”，虽然也做了若干自我防护，值基本上无济于事。不到两年时间，危机全面爆发，最终促成了北大、清华的迅速撤离。

全国范围的“五七干校”，在九一三林彪事件(1971年)发生后，陆续有所调整乃至关停。但极左思潮并没有得到真正抑制，“五七道路”依旧光芒万丈。1976年5月7日，在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十周年之际，邮电部还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第一枚“认真读书”，第二枚“生产劳动”，第三枚“插队锻炼”。一直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五七干校”才真正进入历史。相对来说，北大、清华的撤退是最早的。1971年8月6日，也就是说在林彪出逃之前，北大已开始布置撤离鲤鱼洲了。此后就是请示江西省委，要求运回自己生产的粮食25万斤，木材500立方，钢材80吨，以及与江西省国营南昌市鲤鱼洲第二农场签署《基建资产移交清单汇总书》等。所有移交工作完成，已经是第二年5月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办场共34个月也没错。只是对于绝大部分北大教师来说，鲤鱼洲生活只有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