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到来的时候，没有迹象表明，这将是这个铁血帝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是从隆裕皇太后万寿圣节(正月初十)的歌舞升平开始的，而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却颁布了一纸退位诏书，中国的封建政权就此曲终人散……《辛亥年》(作者祝勇)是一部有温度的史书，洞察历史当事人面对“决定性瞬间”的权衡与决断，撕裂与挣扎。

农历辛亥年到来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这将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年份。在这一年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会被大历史决定。《辛亥年》(作者祝勇)是一部有温度的史书，洞察历史当事人面对“决定性瞬间”的权衡与决断，撕裂与挣扎。《辛亥年》以珍稀史料和图片，还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珍贵瞬间。

自序

第一章 末世

第二章 冬眠

第三章 春雪

第四章 标靶

第五章 车站

第六章 风向

第七章 船票

第八章 血海

第九章 背影

第十章 广场

参考文献

当郭维先的姐夫单太和在腊月的寒风中叩开北京外城棉花胡同八条的院门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是死亡的消息。三个小时后，他就在他妻弟的这座宅院里断了气。他死时狰狞的表情令郭维先永生难忘。一郭维先拉开他的衣领，发现他的脖子下面遍布大块大块的黑斑，像无数只黑色的蝙蝠，栖落在他的胸膛。

辛亥年春节到来之前的一个星期，北京城内一连串的离奇死亡事件，令这座城市陷入极大的恐慌中，单太和死去不久，安定门内一名文姓先生十九岁的儿媳突然死去，他的母亲和十一岁的女儿也很快停止了呼吸，没过多久，文先生也断了气，一个平静的家庭，就这样突如其来地灭了门。同样死因不明的遗体从雍和富、报房胡同、南柳巷，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向官医院汇集。医官对接二连三的死者进行了验尸。医官摘下口罩，一个可怕的词汇脱口而出：鼠疫。

郭维先的姐姐因为伤心过度，当天晚上十点就死了。郭维先的全家被外城总厅派来的巡警转移到城外的隔离室，他的姐姐和姐夫被巡警们抬到城外深埋。他的宅院也消失在一片火光中，他的房屋、器皿，以及死者曾经穿过的衣服，都在火中化为青烟。

徐允卿在三星客栈的窗子里看见这个客栈被巡警包围时，他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像客栈里的其他住客一样，他并不认识郭维先的姐姐和姐夫，不知道他们曾在这里落脚，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这两个陌生人改写。徐允卿和其他住客被移送到城外的隔离室，在那里，他或许会见到郭维先，但他们不会知道彼此在整个事件中的联系。客栈的一些房间被拆除了，连同一些被褥、器物，都被投入火焰。

一块又一块的黑斑，仿佛邪恶的花纹，在城市的躯体上，悄无声息地浮现出来，渐渐地汇集，连成一片。它所带来的恐怖气氛，比病毒更有杀伤力。

这场鼠疫，缘起于哈尔滨，由东北三省向北京进逼。辛亥年春节刚过，大清帝国的皇太后隆裕就垂询东三省鼠疫蔓延到京的情况，摄政王载沣回答：“业已拨款，饬民政部及各衙门暨直东各督抚竭力防范，早为扑灭，想不致传染来京。”

从那一天起，京城的警察开始挨家挨户地劝说，凡有秽臭腐烂等物，切不可抛弃在街道上。各区专门派出卫生警官，一律佩戴红十字袖章，监控疫情。同时，北京街头出现了许多洒水车，沿街喷洒石灰水消毒……

即将对大清帝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皇储在印度得知北京鼠疫的消息后，取消了访问计划，踏上了回国的行程。

辛亥年正月初六(1911年2月4日)，因春节放假而暂时停刊的北京《顺天时报》重新出报。报纸上除了披露了关于京城鼠疫的消息之外，在主要篇幅上刊登了一幅旭日朝阳的图画——层层卷曲的海浪上，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天空中，象征吉祥的蝙蝠正在成群结队地上下翻飞，散布着帝国的福音。

正月初十，是隆裕皇太后的万寿圣节，深红的宫墙隔绝了帝国土地上所有的哭喊，此时的紫禁城，正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中，内廷行走之王公大臣行礼如仪，他们进奉的各种奇珍异宝，隆裕已命储秀宫太监赏收，隆裕还对大臣们进行了赏赐。

在京城一片波澜起伏的青砖灰瓦中，金色的宫殿更像一座华丽的孤岛。即使在灾难中，宫殿主人仍然顽固地坚持着他们的奢华秉性。由于先后签订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两份高额赔款条约，帝国财政已经破产。清政府于是开始了丧心病狂的敛财计划，1903年，清政府的岁入已由八千万两猛增到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赤字三千万两。1910年，清政府在试编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时，竟然要求岁入达29696万两，岁出33865万两，预计赤字竞高达四千万两。后世研究者指出：“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竞剧增四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对立，已至空前。”帝国的财政危机对于太后隆裕的个人生活没有丝毫影响，她每月食肉“定例”为1860斤，鸡鸭各三十只，每年衣料“定例”缎料二十九匹，绸料四十匹，绫八匹，各种布料六十匹，貂皮九十张，金线二十绺……隆裕甚至要在紫禁城内修建宫苑，摄政王载津不敢反对，一项浩大的工程于是在紫禁城的内部开始，最终因为经费不足半途而废。

每逢万寿圣节时，内务府都进纳食物“九龙盒”。有万字饼、寿字酥、福字饼、禄字酥、吉祥饼、如意酥、福寿饼、鹤年酥、长春饼、百花酥、三桃饼、松仁酥、七星饼、花桃酥、松寿饼、苹果、百合、鸭梨、广橙、蜜饯桃脯、蜜饯杏脯、蜜饯果脯、蜜饯杂脯、熏猪、熏鸡、熏鸭、熏肉，计二十七种，每种三盒，共八十一盒。这不过是普通的生日家宴而已，而辛亥年的万寿圣节，刚好是隆裕太后的四十三岁大寿，帝国的盛宴，更加气势恢弘，藐视着天下所有的苦难与灾变。大年初一，太和殿像往年一样，刚刚举行一场盛大国宴，招待各少数民族王公及外国使节。太和殿大宴共设宴桌二百一十席，每次都要耗用羊百只、酒百瓶。紫禁城西华门外南长街“咬春园”栽培的各种名贵花卉，陈列筵前，使宫殿犹如一场罕见的绚丽之梦。

山呼万岁的声音如潮水般自宫殿里漫起，没有人能够听到遥远的惊涛的震动。辛亥年，帝国狭窄的政治河床，已经将泥沙俱下的污浊河水抬到高位。在固若金汤的千里长堤上，它以一种强大的势能，等待着那个致命蚁穴的出现——它此时安静得令人恐怖。1月30日，就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湖北革命党人、湖北新军的几个年轻的下层军官——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邹毓琳、章裕昆、孙长福等在武昌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为了掩人耳目，起了一个风雅的名字——文学社。早在20世纪之初，武汉的革命党人就开始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先后成立了日知会、共进会、军队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在经历了几度灭生与轮回之后，那个名叫文学社的革命组织，就这样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在黄鹤楼风渡楼的茶香缭绕之间悄然诞生了，成为帝国长堤上为数众多的蚁穴之一。几个月后，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蚁穴，使帝国的长堤彻底崩溃。

隆裕太后的万寿圣节，帝国的意志渗透到北京的大街小巷，京城的家家户户都要挂起龙旗，官民商铺要悬旗结彩三日，以表达他们对这个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敬爱。在飘扬的旗帜下，那些担架上的尸体仿佛梦魇，从胡同里一闪而过。

七年前，另一个太后的万寿大典在紫禁城里举行，那一年，刚好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诞。那一年正逢科举之年。7月4日清晨，迷离的晨雾还没有散去，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二百七十三名贡士，就鱼贯进入保和殿，一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之后，庄重的殿试正式开始。二十四岁的谭延□在会试中考中第一名，殿试时，由于他本人的谭姓与参加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同，主考官们怕慈禧太后怪罪，在给太后的十张考卷中，没有把他列进去，谭延□就这样，因为姓氏与状元无缘。辛亥革命后，谭延□成为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都督。P1-5

辛亥年到来的时候，没有迹象表明，这将是这个铁血帝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是从隆裕皇太后万寿圣节(正月初十)的歌舞升平开始的，而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却颁布了一纸退位诏书，中国的封建政权就此曲终人散。历史的急转直下，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包括革命领袖)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一年，如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开篇中所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对于帝国来说，最危急的时刻(庚子事变)已经过去。至辛亥年，政治体制改革已向深水区挺进，在朝廷的号召下，各地议会(咨议局)已纷纷成立，尽管朝廷制订了立宪期限，但国会(资政院)的建立已经不可逆转，只是时间问题，以梁启超、杨度、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已经沉浸在成功之前的兴奋中；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建设已卓有成效，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尚未颁布)等纷纷制订完成；铁路、煤矿、公司、股市、律师、国有企业、合资公司……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事业在封建主义的皮囊内部高歌猛进；军事方面，一支参照世界先进水准打造的新建陆军已经形成战斗力……所以，虽然这一年灾异不断——如本书开篇所讲，却符合黄仁宇所说：“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纵然起义不断(如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大多是昙花一现，规模影响远不及当年的太平天国，因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从积极的方面看，帝国已经从死亡的边缘缓过一口气，进入复苏和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

但是这个自信的帝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猝死的。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十余次起义未能撼动它的根基，来自武昌的一次“计划外”起义就将它送进了坟墓。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辛亥年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仍然像是一个传说，这是历史本身的张力，后世作家不需要太花心力，只需如实描画出它的大致形象，戏剧性就自然显现了。有人说，革命不是产生于最黑暗的年代，而是压迫稍微放松的年代，是对于黑暗的一种滞后反应。无论这是否能够成为一条定律，至少在辛亥年，它是适用的。

帝国的悲剧，正是埋伏在它的自信里，埋伏在它的自我标榜与自我迷恋里，埋伏在它万世不朽的期许与谎言里。大清帝国不是没有危机，否则它的猝死就变得不可解，而天下的一切命运，都是可以解释的。

从消极的方面看，即使在万寿圣节的歌舞升平中，帝国的警报也没有撤除，只是当权者充耳不闻而已——当权者只能听见他们想听的话，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物，所以在他们眼中，永远都是天下太平。所以，辛亥年在统治者、立宪派和革命党眼中，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他们拥挤在一个相同的时空里，但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政治派别，又都有自己的辛亥年。也就是说，在一个辛亥年中，包含着无数个辛亥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转折性的一年，辛亥年也不应是一个单纯的纪年，在它的内部，包含了晚清数十年的光阴。所以这一年，不是一个闭合的时段，而是一个开放的时段。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晚清研究，也应当包括辛亥革命研究。如同一位朋友在读了我的长篇小说《血朝廷》以后给我的信中所写：“革命只是爆炸前的火光一闪，而黑屋子早就蓄势待发了半个世纪了，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是时势的风云际会选择了革命的人和事。必然有一人要去引爆这巨大的帝国的毁灭，这样的人、事便是历史的精魂所在。有必然，有偶然，在这样的意义上纪念辛亥革命，庶几贴近历史本意。”尽管黄仁宇说，“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但在此时的帝国形势，却是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酿成大灾。帝国累积的种种矛盾，及其被这些矛盾所左右的命运，正是本书所要表达的内容。

辛亥年线索之庞杂，矛盾之纷繁，无疑使写作具有难度。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出哪一年像这个年份那样，有着超大的历史容量，纠集了那么多的转折、浮沉、悲喜、恩怨、可能和不可能，在这三百多个日夜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演到极限，形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我们在一百年后讲述它时，依旧不得要领。本书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自然是采取了一种讨巧的办法。这种写法，如果算是黄仁宇的发明，那我们应该向他致谢，因为他在杂花生树的历史丛林中，为我们找到了一条进入的捷径。我们是头脑简单的闯入者，不分青红皂白，不问前因后果，不惜惊扰了百多年前的智者先贤，不顾及那错综时空中的各种凶险，像一个执著的问路人，单刀直入地切入了历史的隐秘地带。这种写法，是一种不讲理的写法，但它使本书在时间的限定性与超越这种限定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张力。这样便有了这本书的结构：从辛亥年的春节开始，一路写到这一年的除夕。

这本书就是在上述前提下展开的。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本书不仅关注历史大逻辑，更关注人的命运。有人参与的历史，才是有温度的历史、令人纠结和叹息的历史。这是我从事历史题材写作一贯季承的原则。我从来不愿把历史写作变成对历史年表的文学翻译。在大历史中，人的命运似乎比鸿毛还轻；但对个人来说，人的命运却是比泰山还重。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由人来承担的，历史的决绝背后，往往是个人犹疑而痛苦的选择。辛亥革命前后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每一个历史当事人都面临“决定性瞬间”：“那些平时依序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一个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对个人、国家、民族来说，这种时刻的选择，关乎一生一世，存亡兴替。这种选择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痛苦。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加宽容的目光，看待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留给历史的各种缺憾，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中也将面临同样的抉择与挣扎，对他们的轻视、苛求乃至嘲笑，等同于对自己的轻视、苛求和嘲笑。

这部书的成稿，缘自北京电视台拍摄关于辛亥革命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有此前并肩战斗的光辉历史，总导演袁子勇、吴群和我又在这个重要年份里历史性地站在了一起。正赶上我一部关于清朝灭亡的长篇小说《血朝廷》刚刚脱稿，余勇可贾，就不顾才疏学浅，欣然承命。好在我们特别拉来了一批学术顾问为自己壮胆，他们是：雷颐、张鸣、汪晖、孙郁、黄兴涛、杨念群等，更有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副院长李文儒、王亚民，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詹福瑞等诸位领导先生为我撑腰。从此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也开始了将近两年暗无天日的生活——除了奔波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每天起床就坐在电脑前写字，直至夜里两三点，每日连续工作十六小时以上，除吃饭(准确说是充饥)和上厕所，整日纹丝不动——只有十指在键盘上不停地奔走。与此前写作的小说《血朝廷》比起来，这是一次更加艰难的跋涉。如今拿来出版的，是最先写的文学本，前后写了九稿，这九稿中，不仅包含了我的艰辛，也囊括了剧组成员，特别是袁子勇和吴群两位总导演的大量心血。我们一起为文学本的整体思路、各集(章)间的起承转合绞尽脑汁，多少次害得酒馆到了深夜都无法打烊。吴群对文学本的重视，在电视界无出其右，对总撰稿的虐待，也令人发指，罄竹难书，世所罕见，必须控诉。但我知道，所有的努力，都会指向一个更加完美的结局，即：我们一定会找到一种自己的方式来认识和言说历史，言说在此时此刻已被过度言说的辛亥革命。原来的文学本、如今的书稿，就是在我们的反复切磋中完成的。这是一个让我们兴奋的文本，我们是准备以此稿为蓝本拍摄的。后来情况有变，从第10稿起，纪录片的容量大增，内容已扩展到民国的民主理想受挫、孙中山逝世这一悲剧性结局——脱胎换骨的结果，就是9月荧屏上那部名为《辛亥》的纪录片，而此前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的文学本，却因它更极致化、风格化，也更像是一个文人的个性化表达而让我不舍，交付出版，或许是最适合它的结局。不是废物利用，而是敝帚自珍，它是一部独立的非虚构作品——一部我想要的作品，这便是这部《辛亥年》的由来。

我感谢纪录片剧组的每一名成员，包括总导演袁子勇、吴群，制片人姚大禹，导演王宇、陈岳、王劫、成强、郭景波、柴继东，制片周建波、马涛，以及李淼、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李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赵妍洁等助手。他们分担了许多查找资料的工作，包括原始档案、报纸和影像资料，因为重构历史，尤其是重构人物的心灵世界，离不开准确的细节，而作为非虚构作品，所有的细节，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这本是属于我的工作，好在这些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志们，平时不大计较你的我的。我不准备把这篇唠唠叨叨的序言写成一篇表扬信，但他们所有不动声色的帮助，我都了然于心，只不过同样不动声色罢了。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清史编纂委员会、紫禁城出版社、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都会博物馆、法国阿尔贝·肯恩博物馆等还为纪录片和本书提供了大量珍稀图片，特致谢意。其中不少图片为首次公开，为本书增色不少。

祝勇

2011年7月17日夜写于北京当代MOMA

19日凌晨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