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李向前，历时十数年倾注心智的力作。是第一本献策中共诞辰90周年而全面总结分析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垮台教训的书。主要介绍了域外视野的中国共产党。

全书言有尽而意无穷，发人深思玩味其中。散文式、随笔式、杂文式、漫谈式的著述风格，党史写作，首开先河。

该书是作者域外访史，寻踪社会主义，积十数年之功，厚积薄发的一部散文式的扛鼎力作。作者在寻踪社会主义的历程中，拜访了欧美数十位政治家、上百位专家学者、查阅了所访国家的数十个图书馆、档案馆。探讨了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不同名称的无产阶级政党先后取得执政地位，为什么执政多年后，突然改变了颜色；分析了古巴保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源泉；总结了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披露了邓小平1974年与基辛格的五次会谈内幕，揭秘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的前前后后；记述了蒙哥马利将军与毛泽东关于继承人的谈话点滴；讲述了在哈佛听“文革”课的体会。书中有与政治家面对面的访谈录，也有亲手从国外图书馆、档案馆里淘来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弥足珍贵。特别是作者通过对这些“他山之石”总结提炼出来的宝贵财富，无疑将使执政近90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中如何执政为民，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序

克伦茨总书记访问记

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

访谈捷克政治家兰斯多尔夫

对话波兰前总理米莱尔先生

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

艾廷格尔博士访问记

彼德斯教授一夕谈

与迪克曼教授谈党史

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苦难，是谁加给我们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有感

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并作出反应——苏共垮台经验教训思考之一

关于处理理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两项思考——苏共垮台经验教训思考之二

一个对现实主义理念和真正利益关系的考验——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的改革与中美关系

邓小平1974年与基辛格的五次会谈

近期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杂谈三则

2006年：西方研究中共历史的若干情况

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

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

访罗见闻

访问古巴散记

“费正清中心”的“赛米那”

在哈佛听“文革”课

我在美国查档案

走进“总统图书馆”

看美国学者的读和写

胡佛研究所访史记

一位美国友人的真知与灼见——访原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先生

一位美国友人眼中的中国抗战——原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彼德金上校访问记

跋

几乎从访学德国一开始，我就期待见到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简称SED)总书记克伦茨。因为，他当年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年轻的党的一把手；他也是在党的总书记任上亲身经历那场历史变局的仍然健在的见证人之一。由于这两个原因，我希望能同他交谈，发现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某些内情和深刻原因。

等待是焦虑的。但等待也使我有了机会，在访问原SED其他党的干部和阅读材料时，了解克伦茨总书记的身世、经历和后来的际遇。

克伦茨总书记的全名是艾冈·克伦茨(Egon Krenz)，1937年3月19日出生在德国东部的考尔伯格(Kolberg)。考尔伯格是波罗的海南岸的一座小城。说起来很有意思，这座养育了德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小城，现在竞不属德国领土，而是波兰共和国西波梅兰西亚省科罗伯里加格县的县治。自九世纪建城以来，考尔伯格历经变乱，先后为丹麦、神圣罗马帝国、瑞典王国、普鲁士王国、沙俄、拿破仑法国和德国等所占或所有。1945年的3月4日至18日，小城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的一次惨烈战斗。苏联红军和波兰军队最终打败了德军，解放了考尔伯格，但小城也基本为战火所毁。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考尔伯格再次被改变了命运。在波茨坦会议上，战胜国决定将奥德一尼斯河以东的全部德国领土归属波兰。小城考尔伯格也因此而成波兰城市。但近年西方出版的一本百科全书在考尔波格城名人介绍里，除记下诗人卡尔·赖姆勒(Karl wilhelm Ramler)、物理学家马格奴斯·斯尔希奇菲德(Magnus Hirschfeld)、教育家保尔·奥依斯特雷奇(Paul Oestreich)等三人外，并没有忘记写到：艾冈·克伦茨，德国政治家。

关于小城考尔伯格悠长的历史以及它被纳粹统治又最终被红军解放的血与火的历程，对克伦茨总书记一生的政治选择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很难在简略的传记材料中窥出根底。但一般人还是可以想象，克伦茨总书记在走出小城之后，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肯定同他早年的生活印记有关。

克伦茨总书记诞生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裁缝。他于1953年进人民主德国的一个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几乎在同时，他已是巴塞尔地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简称FDJ)的书记。1955年，克伦茨总书记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1959年至1960年，他成为巴尔根地区FDJ书记处的成员。1961年至1964年，他被选为FDJ中央理事会书记。这时，他搬到了柏林。在这之后的三年里，克伦茨总书记被派到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从1967年起，他连续两届当选为FDJ的第一书记。显然，他这时已在党的组织中逐渐成熟起来。1971年，他被选为SED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后，他是SED的中央委员。1976年至1983年，他当选为SED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年后，他是SED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从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年份算起，他刚年届46岁。毫无疑问，他是SED党内的一颗政治新星。

1989年10月18日，SED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免去昂纳克总书记职务，选举克伦茨为党的总书记。这是自194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德国共产党(KPD)合并组成SED后党选出的第三任总书记(或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前面两位总书记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任职时间一个超过了22年，一个超过了18年。他们属于战前就参加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者。后来，政治形势和党的制度又给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长期担任党的一把手。从历史角度看，这种一个人长期担任党的第一负责人的现象，既有不可避免性又弊端严重。他们的年迈离去，给新的接班人留下了很不轻松的担子。的确，在SED选出自己新的总书记时，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面临危殆，形势一天坏于一天。年仅52岁的总书记克伦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不断恶化的政治局面，将怎样展开自己的工作，将如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可能是所有关心上世纪末社会主义命运的人所急切知悉的。自然，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但我也深知，此时，历史留给年轻总书记的机会，的确已经不多了。  等待终于有了结果。令我尤为兴奋的是，同克伦茨总书记见面的时间，刚好是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由于时差原因，此时国内大会已经在倒计时了。显然，克伦茨总书记知道这个时间对中共党员的意义。所以，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马上就到了你们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现在可能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在期盼着这个事情。

身在国外，我为听到这样的话而感动。原本在我和这位前德国党总书记之间的某种陌生感，一下就被驱散了。我面前的克伦茨总书记，精神矍铄，身体强健。虽然已满七十岁，但动作敏捷，声音洪亮。在他身上，我似乎又看到了隐隐犹存的当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的活力。

P1-3

本书作者李向前送来书稿，要我写序。我当即表示，对国际问题是外行，实在写不了。但他不干，一定要我写，只好答应。新年期间，我把书稿通读了一遍。这一读，不仅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开阔了眼界，而且引起极大兴趣。

全书由37篇文章组成，正如向前所说：“有游记、有散记、有论述、有访谈”，“从地域上看，北美、东欧、西欧、南美，都涉及到了”。它“保存了史料，记述了轶事，谈论了见闻，表达了感慨”。书中谈论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治学之道、学科建设、档案制度、建筑风格、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等方面，或多或少都涉及到。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对读者了解许多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国外政治家、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大有帮助，是有用的好书，值得一读。

在采访东欧一些政治家、学者的篇章中，向前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那么多年，突然改变了颜色呢？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政治家、学者各自谈了看法，说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诸如经济体制问题、民主问题、民族问题、改革不成功问题、外部压力问题、内部敌人捣乱问题、缺乏理论指导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最关键的是执政党自己毁了自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它实质上反映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一个被历史选择的政党必须随时接受历史的考验。所谓历史的选择是人们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按照客观的发展规律，实现推进社会前进的途径。历史的选择与自然界的选择有所不同，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因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人们总是抱有一定的主观愿望和意志。但是，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创造历史，历史发展规律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要受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所支配。人们只有在认识和掌握历史必然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历史，才能选择历史道路。恩格斯在约·布洛赫信中说得好：“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每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这就是说，历史只能按照无数具有不同意志个人的相互交错、相互冲突的力量的“总平均数”、“总的合力”构成的一般规律行进。所以，历史的选择是历史必然性和人们有目的行为的统一，也正因为这样，历史的选择是一种无误的选择。但是，被无误的历史选择认同的任何事物，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并向好的方面发展被选择时的条件，才可能被继续选择。否则，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改变了条件，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当年，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不同名称的无产阶级政党先后取得执政地位，无疑问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执政以后，他们对各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在原来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提高，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他们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缺乏理论上的创新；没有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固守已有的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求改革，从而使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党内外民主没有得到改进，加之民族问题长期处理不当，于是执政党的社会公信力日益下降。在内外压力处于不得已的情况下，执政党被迫实施改革，不幸又走错了路，敌对势力乘机捣乱，人民群众大为不满，不再予以支持。这样，早年被历史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经不住历史的考验，不能在新的历史环境保持并向好的方向发展被选择时的条件，终于被历史所抛弃，是必然的结果。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事。当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种历史的选择，本身是无误的。国民党执政以后，虽然做过许多错事，但也做过不少应该做的事，所以直到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以后，沦陷区老百姓还是盼望着国民党把日本侵略者打败。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确实表现很不错，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最糟糕的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官员们养尊处优、醉生梦死、贪污受贿、腐败透顶，并在抗战胜利后利用接收机会巧取豪夺，变“接收”为“劫收”。当时，老百姓都说，盼回来的国民党变了样。他们无心再治理国家，使社会经济日益接近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的社会公信力急剧下降，老百姓的骂声不断，谁也不再支持它。国民党是自己毁了自己的典型，当然要被历史所抛弃。同样，中国共产党被历史选择之后也不断经受着历史的考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改变落后面貌的起点。中国共产党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出现“左”的错误，引导社会主义走上不健康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十年之久。幸好，林彪、“四人帮”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邓小平复出，总结历史教训，立志改革开放，指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此后的三十余年，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们重新看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纠正了错误，扭转了危机局面，走上了正确道路之后，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国际联络部的艾廷格尔博士说得好：“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有希望”。

其实，坚持社会主义的不仅是中国，还有别的国家。本书中有访问古巴的散记，内容很感人。古巴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实在不容易。至今，古巴仍在实行基本生活品的定量供应，大米、鸡蛋、猪肉、牛肉和鸡肉还十分紧缺：住房也比较紧张；人均月工资收入十分低下，只有245比索，合人民币96元。向前对此发生感慨：“这个弱小民族在压力面前，反而增强了斗争勇气。他们那种不畏强权，坚决维护主权独立和民族自尊的精神被更大地释放出来”。由于古巴共产党是一个得到人民信赖和具有领导能力的执政党，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古巴人民没有抛弃它。向前在这篇访问古巴的散记中说：“一个执政党，有国内外少数敌人反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关键时刻人民不支持它。”这话说得太对了。

在本书中，向前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写共产党的历史。对这个问题，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在谈话中都或多或少的接触到。向前在记述他们的谈话中，特别是在他自己写的《关于处理理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两个思考》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高级党校负责国际合作的迪克曼说到写党史不要只写党的决议、文件，而要写总的发展情况，把党的决议同实际联系起来的看法，说到“要写别人爱看的东西”的意见，都很好。向前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政党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写共产党的历史要把犯错误的真实情况告诉群众，并深刻分析其原因，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信服和支持。相反，人民群众最为反感。向前认为，要把历史真相说清楚，除了要解放思想，不为尊者讳之外，还要下大功夫研究第一手材料，把历史的基本过程搞清楚，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向前的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是他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多年来参加修史的体验。

看了这方面的内容之后，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想法。我认为，无论是国外的共产党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只是记载精英活动的历史。就说中共历史，“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能够写上名字的只有毛泽东，个别地方有孙中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其他能够见到名字的多是党内外的反面人物。“文化大革命”以后，逐渐有很大改观。比如，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写到新文化运动时，现在就除李大钊之外，还加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沈尹默；写到中共一大时，13个代表的名字都在上边。人名确实比过去多很多，该书中的国内外正反面人物共计1083个。但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仍均属于精英。当然，书中并不是没有说到群众，不过都是形成运动才写，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我不是说，写共产党的历史不要写精英。精英一定要写，特别是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活动，一定要突出写，但在写精英的同时也必须写共产党员群体和老百姓中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精英人物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会一事无成，所以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也说明，无论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的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一切决策，都是靠共产党员群体和老百姓中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贯彻执行，才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比如，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引进新思潮，先提出“民主”与“科学”，随后又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写文章、在大学里讲课，当然对后代人接受新思想有作用。但先进分子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不可能太大，而要使更多人接受新思想，至少要考虑到当时大中小学教师群体中赞成新思想的人在课堂上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正是这种群体发挥的作用，才使他们的学生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的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做出贡献。无论何种情况，都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再如，当前甲流传染病横行，中央决策进行防治，靠谁来贯彻执行呢？当然要靠各级政府去办，发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但真正落实起直接作用的，一个是大中小学学生群体，因为这种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是青少年。由于大量大中小学学生提高了认识，积极注射甲流疫苗，就立起了一个屏障，使甲流传播率下降。一个是医务工作者群体，他(她)们奋斗在第一线，努力防止传染源的扩散，努力医治已感染病人，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特别是中医群体使用中药，治疗更佳。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举不胜举，都说明党员群体和社会群体的作用。总之，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方面都讲全，就会更符合历史实际，也就会更有看头。以往对群体的研究很不足，应该分别深入研究，为纳入通史打基础。但是，群体的研究与精英人物的研究不同。后者要突出每个历史人物的独特贡献，前者则应注意其合力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在群体的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好了，不说了。其实书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改良和革命问题等，但说得太多容易烦人，就此打住。下面说几句关于本书作者的话。我和向前很早就认识，他还曾经想跟我读博士，可惜未能实现。但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学生，算是忘年之交。向前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多年，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他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都很扎实，文笔也很好，并精通外文，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勤奋好学，喜钻研，研究成果甚多，如与梁怡一起主编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就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参考书。近两年，他又服从分配到中共党史出版社当总编辑，这使他会有更多的机会增长各方面的知识。作为老师，我非常乐意支持他的一切学术活动，希望看到他有更多研究成果面世。

前面我说这是一部有用的好书，只是个人的看法，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还是在出版之后由广大读者说了算。由看书稿而引发出一些想法，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是为序。

“历史穿行”，这书名读起来有点生硬，也似乎有语义上的毛病。到底是人“穿行历史”，还是历史延绵自作“穿行”？连我也说不清了。

朋友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时空游走》，也是历史散文性质，飘逸非凡，且有灵性。隐隐约约地我意识到了，起名“历史穿行”，是受了他的影响。

如果真要解读的话，可以把“历史穿行”理解为人在历史中行过。从广义上说，人的活动构成历史。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群的活动。因此，一切社会人，都在历史中“穿行”。人们创造历史，流连历史，并在历史中留下各式各样的痕迹。正是人与历史的这种联系，构成了人的“历史穿行”。

而从狭义说，以历史研究为业的人，爬梳史料，复原史貌，整天泡在故纸堆中，也是一种“历史穿行”。因为读史访史写史问史，就是在历史中“游走”，在历史中“穿行”。如果这种“游走”和“穿行”，目的明确，思路清晰，能为读者提供发现规律的线索，那这“穿行”便有了意义。

原来给集子起的名，叫“流沙坠简集”，是形容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字，发表过的，已成“流沙”，湮没在林海般的文字丛里。没发表过的，则类似“坠简”，散落在书房各处。开始时，觉得“流沙坠简集”这个书名很雅。但后来同事们诟病说，你这“雅”得离了谱，像存心不让读者看明白。于是改书名。现在的名字虽还是费解，但毕竟离“谱”不远了。

没想到，把“流沙”和“坠简”集起来，竟然十分不易。集结流沙，为的是这样一个目的：集子里一些文字初发表时，曾得到编者读者厚爱，被转载于各种“文摘”和网文中。可如今，再要读到他们，却相当困难，因为时过境迁，有的已经找不到了。再则，两年前工作调动改了行，似乎短期内无暇再续写新的历史小品了，于是决心翻检这些“流沙”和“坠简”。敝帚自珍，人之常情。一个历史学习者的乐趣，很大程度体现在这些修修补补、披沙拾旧之中。自然，传世不敢想，说流沙坠简，倒是估价得当。

算起来，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已近三十年。这许多年来，虽没什么建树，虚掷了时光，但人庠为学，终究攒出一些体会。我的两个比较集中的心得，一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再一是“实史传之，则需美文”。

“他山之石”，一般指的是借鉴外国的材料观点，为我所用。中共党史研究，本来是纯粹的国内学问，材料和思想，都在国内，为什么要取他山之石呢？记得八十年代初，中共党史研究因思想的解放和大量材料的披露，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高潮。那时，国外、域外的一些历史材料和观点，大量进入国内研究视野，引起同行们的极大关注。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先生，就非常注重国外的研究动态和新材料。他指示党史研究室专门成立编译机构，译介国外信息。毋庸说，来自国外、域外的研究动向，使国内党史研究得到很多启示，因而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后来，我本人也曾在这个编译机构工作过。

来自国外的材料，以外交档案居多，其中中美关系方面的档案，数量既大，又富价值。近年来，随着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日记、信件的公开，域外材料的搜寻热，更被推进一步。在研究的认识方面，国外、域外的观点，琳琅满目，难以瑕接。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它们从历史材料出发，考证论列，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虽因意识形态差别，国外、域外的研究成果，不一定都能为我们接受，但如研究是诚实、持正的，人们总能从中得到启发。另一类，则很难说是研究，即那些态度敌视、类似谩骂的东西。对它们，只能另当别论了。

过往，我因工作关系，出国访学的机会多一些，因此对那边的“石”比较留意。1997年，我到美国访学，历一年有余，主要是搜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材料。以后又有几次访美，或参加学术会议，或专门到档案馆查阅材料。本世纪初，我又“半路出家”，做起国外政党研究来。2007年，我在柏林的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访学半年，专门研究德国统一社会党(即共产党)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败亡原因。半年中，不但读了很多书，还访问了不少原统一社会党的老共产党人。此外，为政党研究，我还先后到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和古巴。所到之处，皆紧张问学，四下奔忙。凡所读所想所问，都随手记下来，最终串联成文章。十多年下来，竟积攒了十数篇。从地域上看，北美、东欧、西欧、南美，都涉及到了；从内容上分，有游记、有散记、有论述、有访谈。它们或多或少地保存了史料，记述了轶事，谈论了见闻，表达了感慨。虽浅陋粗鄙，但实事实言。其中有些访谈，是我和同事们一起进行的，里面也保留了他们的智慧；而访问美国胡佛研究所的一篇，则为黄一兵先生和我的合作。如果这些残片断简还有参考价值，或者还能给人一些知识，那把它们集结成册的功夫，也就不枉费了。

至于“美文”，则是我一贯追求的。写历史，能不能用美文？党史学者，能不能写出美文？这显然是个问题。有人说，《史记》其实就是报告文学，我极赞成之。它用现场的、描述的、细节的文字记录历史，魅力流传千古。今人写史，也有很多彰显美文的上乘之作。龚育之先生《大书小识》等作品，不但史实精确，发人未发，且文字老道，细致入微，极富感染力，为我们党史后学，树立了楷模。有时读大师优美的史学文字，再比照自己的遣文造句，不禁大汗淋漓。大师就是大师，学生就是学生。我们的笔底造诣，真是差得远！写出的东西干干瘪瘪，既无文采，又无韵味。如果我们不努力，便真成了朽木。难道我们这些干党史的，非要逼迫读者去读味同嚼蜡的中共历史吗？

为了长进，我试着在自己的文里加一些色彩。其实所谓色彩，不过是多一些场面的描述，加一些细节性的考证。我们并非文学家，自然不能以故事代替逻辑和论证。但要把文章结构调整得活泼一些，把文字用得生动一些，还是可以办到的。此外，更重要的是锻炼思想。往往那些思想火花、睿智思考，是使文字活跃起来的助燃剂。干瘪的思想，必然生育干瘪的文章。

美文难写，史学的才与识更难求。古人有云，不积硅步，难以至千里。在党史研究领域“穿行”了这么多年，总要有所理想，有所前进。如果“历史穿行”里这些文字，能被看成有一丝价值的习作，那作者还要努力下去。

承蒙张静如师为我作序。他在序中对我的工作加以肯定和褒扬，让我受之有愧。作为老一代党史学家，张老师对后学的关照、爱护甚至批评，都是应当珍惜的。他们那一代历尽坎坷，仍数十年风风雨雨治史不辍，着实令我感动。特别是，张老师们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踏实而不近利的学风，给我树立了榜样。我辈当努力为之、学之。

献上“穿行”，切望同好鞭策之。

作者谨识

农历己丑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