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官场中,李鸿章是以为人圆通著称的:在与清朝权贵的关系中,他以办事干练、老成持重而深受倚重;在与前辈师长的关系中,他以谦卑自律、知书达理而深得好评;在与平辈同僚的关系中,他以推诚相见、善解人意而颇得信任;在与下级僚属的关系中,他以礼贤下士、敢于承担而深受爱戴;在与洋人的关系中,他也常常以手段灵活、气概凝重而颇获好感。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良好的处事环境,使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本书钩沉索隐,以《李鸿章全集》为依据,结合有关李鸿章生平事迹的诸多论述,将李鸿章“圆”的处世手段娓娓道来。其中的成败利钝、是非曲直,读者看完此书后,自会有明断。
李鸿章作为清末最著名的汉人重臣之一,其处世原则一字以概之,便是“圆”。“圆而神”,意为能运转无碍。李鸿章因性格持重、为人圆融、办事干练,在晚清官场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从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军起义、洋务运动,再到弱国外交,无不体现了他作为一代儒臣卓越的智慧与才能。晚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卖国贼”、“千古罪人”的骂名也由此而生,“秋风宝剑孤臣泪”,面对身后的众说纷纭,已逝者也许只能报之宽容的一笑吧!
本书以《李鸿章全集》为根据,结合李鸿章的生平事迹及诸多论述,将李鸿章“圆”的性格娓娓道来,让人读后眼前浮现出真实、生动的李鸿章形象。
在李鸿章的官场生涯中,尤其是在与他人关系的处理中,不把事情做绝,亦是他为官圆通的一个重要表现。如在与曾国藩关系的处理上,虽然因为在弹劾李元度的问题上他与曾国藩发生了冲突,并负气离开了曾国藩,但并未因此与曾国藩断交,而是时时等着曾国藩向他“招手”;如在与洋枪队队长戈登的关系上,虽然因为杀戮郜永宽等太平军将士而几乎反目,但李鸿章又以金钱为手段,让戈登最终“回心转意”。类似的例子在李鸿章身上是很多的,所以李鸿章说“凡事必留有余,后来乃可措手”,当是他对自己的实际官场经验和处世经验的总结。
另一方面,李鸿章虽主张“凡事必留有余”,但在人生的路途中,由于碰到的事情的特点,尤其是个人性格的因素,常常会做出不留余地的事情来。在李鸿章的一生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
李鸿章一辈子宦途顺畅,也就养成了他自傲自大的脾性。但是,他的这一脾性实属人性的真实流露,而非奸诈之人的有意做作。在此我们将讲述一些李鸿章在与人交往时争强好胜而又不带心机的故事,以利我们进一步认识李鸿章之为人。
张之洞是官场中的后起之秀,因与李鸿章政见不同,两人常有争执。但李鸿章比张大14岁,所以总是在他面前倚老卖老。张之洞对此感到不满,曾讥讽李鸿章说:“少荃议和二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
此事传到李鸿章耳中,他随口反唇相讥:“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
后来有一次,李鸿章想要将一位姓陈的把总撤职,知县裴景福极力劝说,称陈把总缉捕很得力。李鸿章不高兴了,说:“总督将不能撤一把总乎?”
裴知县说:“果得赏罚之平,诛之可也,岂但能撤之?”他说这话时动了气,说完就往外走。
李鸿章居然追出门外,用手杖招呼说:“好商量,何必动气。”
那位裴知县这才回到屋里来,向李鸿章谢过,李鸿章也不再坚持撤陈把总的职了。
李鸿章去世后,裴景福感慨地说:“当代所谓贤宰相,能像李文忠公那样大度的人能有几个呀!”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李鸿章任粤督时,一个县官去见他,行了跪拜礼。他却仰天拈着胡须,好像没看见一样,让那位县官十分气愤。坐定以后,李鸿章问:“何事进见?”
县官说:“听说中堂政躬欠豫,特来省矣。”意思是听说您身体不太好,特来看望。
李鸿章说:“没的事,或系外间误传。”
县官说:“否,否,卑县知中堂实患目疾。”
“是哪里的话?”
“卑职向中堂请安,中堂未见,恐目疾深,中堂反不自觉。”
这下李鸿章明白他是对自己方才的态度不满,忙起身谢过。
李鸿章为官讲究排场,不满清流派对他的弹劾。但有时候,他又随和得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有一个御史曾经弹劾过李鸿章,后来外放为地方官,李鸿章竞为他向该地的上级官吏说好话。有人说李鸿章不应该这样以德报怨,李鸿章却很豁达地说:-“彼少年欲立名,既为言官,必择一二有权力者见诸弹章,其能舍我乎?此势所必尔,何可挫其锐气。”
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奉命勘察黄河时,州县官对他的生活供应有时不及时,连饭都吃不上,他完全可以责怪这是地方官的失职,但他只是让从人去买几个鸡蛋吃,而且让随从不要大呼小叫的,以免惊扰地方。 有一次,他与长子李经方闲谈。他问经方:“你知父亲为什么能当大官,办大事不?”经方摇头,听他讲。他莞尔一笑,说道:“这完全是运气!”此话虽显得过于谦虚,但亦属实话。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连左宗棠亦说过“命世英雄亦半凭运气”的话。一个人若生不逢时,即使才智超人,亦只能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
李鸿章为人,矛盾处颇多。对他的这个毛病,他的老师曾国藩屡有指正。因此,李鸿章也决计要改掉自己的毛病。但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李鸿章要改掉自身的毛病实为不易。如他爱银钱,他知道这是一大缺点,在刚组建淮军时即告诫自己要“不怕死,不爱钱”,结果,不怕死似乎是做到了,不爱钱则至死都未改。又如他在官场中争强好胜,他也知道这样不好,便给自己写了一段警语:“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但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个故事,便可看出李鸿章是一点气都不能受的。
同治皇帝奉安大典时,李鸿章照例协办皇差。主办者是满人大学士灵桂。他们两人同样都是中堂,但在清代,满中堂地位就比汉中堂高。而李鸿章的轿夫只知道自己家的中堂有势力,为争停放大轿的位置,李家和灵桂家的轿夫竞争吵起来。灵桂家的轿夫说,我家中堂在你家中堂之上。李家桥夫说:“要不是我家中堂,你家中堂会有今儿个呀?”李鸿章听这边吵嘴,叫一名巡捕官去传话。那人说:“中堂大人吩咐下来的,让让他,让让他,要是惹动癞狗咬人,不是好玩的哟!”
灵桂知道后,大为气恼,但也无可奈何。
李鸿章到了晚年更加不能居人之下,即使对自己的哥哥也不例外。他出国去议和时,路经上海,官场照例设宴。可是这时他的哥哥也在上海,不得不请。但如请到场,座次是个问题。按常理本该序年齿,先兄后弟,但以李鸿章的气势,不堪居于第二位。大家商量此事,都感觉为难。最后决定先不定下来,临席时再设法安排。到了宴会时,李鸿章自己就坐在首席上了,而且堂而皇之地说:“今日诸君特为我设宴,不敢不坐此。”P3-5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李鸿章在晚清官场中是影响和地位仅次于曾国藩的汉人官员。他经历并参与处理了19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自太平天国至义和团运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晚年虽被国人骂为“卖国贼”,但谈到中国近代史,谁也无法避开李鸿章。
在晚清官场中,李鸿章是以为人圆通著称的:在与清朝权贵的关系中,他以办事干练、老成持重而深受倚重;在与前辈师长的关系中,他以谦卑自律、知书达理而深得好评;在与平辈同僚的关系中,他以推诚相见、善解人意而颇得信任;在与下级僚属的关系中,他以礼贤下士、敢于承担而深受爱戴;在与洋人的关系中,他也常常以手段灵活、气概凝重而颇获好感。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良好的处事环境,使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他自己亦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为荣。然而,与曾国藩相比,他少了几分死板、诚实,多了几分圆滑、世故。许多曾国藩难以解开的死结,他可以轻松自在地予以化解;许多曾国藩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沉溺其中。他对外宣称不爱钱、不怕死,实际上却过着奢华的生活;他口头上宣扬为人要诚实,但当只有不诚实才能把事情办成时,他就可以不诚实。总之,李鸿章的为官、处世原则是:一切以需要为转移,需要第一,原则第二。这一为官、处世原则可以一字以蔽之日“圆”,意为圆通、圆熟,甚至圆滑。
李鸿章的这一为官、处世原则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他由曾国藩的幕僚而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成为清政府的中流砥柱。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李鸿章的这种圆通手腕既让他能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也为他日后的身败名裂埋下了种子。晚年李鸿章背负“卖国贼”的骂名从官场黯然淡出,当与他这种缺乏原则性的处世手段有很大的关系。
本书钩沉索隐,以《李鸿章全集》为依据,结合有关李鸿章生平事迹的诸多论述,将李鸿章“圆”的处世手段娓娓道来。其中的成败利钝、是非曲直,读者看完此书后,自会有明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