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作品集(共4册)(精)》由叶兆方著：写作是一桩很寂寞的买卖，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那不过古代诗人的想像和狂妄。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够把想写的文章写出来，还能有几个读者愿意读，知之，好之，乐之，就已经是很幸运了。

《叶兆言作品集(共4册)(精)》由叶兆方著：文人之间闹着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文人不争就不是文人，但是一定要辨别是非，区分正邪，争出胜负，希望“伟丈夫”出来解决问题，结果就可能是坏事。有理不在声高，有话好好说，文人玩政治，玩到临了，被玩弄的恰恰是自己，魔瓶的木塞往往由文人亲手打开。

《叶兆言作品集(共4册)(精)》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群莺乱飞

午后的岁月

陈旧人物(增订本)

杂花生树

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

读朱自清先生日记，有几处小记录让人会心一笑。譬如喝醉了酒，一向拘谨的朱先生会慷慨陈词，对熟悉的朋友大说英语，这是地道的酒后“胡说”和出“洋相”。事后听别人说起，朱先生非常震惊，也非常羞愧。我们都知道朱先生是个认真严肃的人，酒后失态本不足为奇，发生在他身上却多少有些意外，仿佛做鬼脸，如果是学童倒也罢了，没想到私塾先生也变得调皮捣蛋起来。三十年代初，朱先生以清华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去欧洲做访问学者，为此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传唱一时。不过我更喜欢他的日记，因为这类文字不为发表而作，可以读到更真实的东西。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的日记上有这么一段：

一大早有人示我“文侯之命”，问文侯是指重耳否，余竟不知所对，惶恐之至。

即使最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惶恐之至”充分说明朱先生做人的态度。在英国期间，因为英文程度不够，朱先生屡屡遭人自眼。不由地想起闻一多和郁达夫国外留学时的情景，都说中国人出了国都爱国，但是留学的年龄阶段不同，思想情绪也不同。闻和郁在国外做学生时岁数还小，受人歧视，难免孩子气，因此也难免口号标语似的愤怒。朱自清已经是清华的大教授系主任，他所产生的情绪就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学外国语言产生的自卑。年龄越小，学习语言能力越强，反过来，年龄越大，能力越弱。但是年龄大了，理解能力更强，于是弱和强的悬差，让做事认真的朱先生无所适从。出国三个月以后，朱先生第一次做了这样的梦，他梦见自己“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常识不够”。这个梦很值得让人玩味，一个月后，他又一次做了类似的梦，“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有趣的是这种噩梦还在延续，过了四年，早已回国的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我想说的是，做学问的人老是自卑和自责，绝对不是什么坏事，盲目自大才是可笑的。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把出国留学镀金比喻成为种防止天花的牛痘，胳膊上有了那么一个疤，做学问的便算功德圆满。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比喻虽然尖刻，毕竟涉及到了要害。朱先生在日记中曾这样勉励自己，说现在大学里的好位置，差不多已都被归国留学生占满了，像他这种没出国留学过的教授已是硕果仅存，必须自重，珍惜自己的机会，要加倍努力。这绝对是当时的实情，留学犹如科举时代的功名，有没有进士出身的身份至关重要。朱先生日记中，屡屡能看到俞平伯先生闹加薪，这让朱先生很为难，作为好友，深知俞平伯的学问，可是作为系主任，不能不考虑到资历，只能让俞一再失望。俞先生出身北京大学，和傅斯年一样，同为黄侃先生的高足，又同是五四新青年，可是傅在国外留学多年，其地位和待遇不知高出多少。一九二。年俞先生和傅斯年曾乘同一艘轮船去欧洲闯荡，到英国以后，傅先生留了下来，俞先生却因为留学费用不足，玩了一圈潇洒回国，结果没有洋学历便成终生的遗憾。

朱先生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非常用功，像海绵一样充分吮吸着西方的养料，文学，哲学，艺术，交际舞以及各种客套礼节，无不一一虚心学习。值得指出的是，朱先生此时虽已和陈竹隐女士订婚，并没有完婚，是地道的黄金王老五。在朱先生身上，见不到今日成功人士的那种自以为是，他到了西方，没有潇洒地赶快享乐人生，而是老老实实做学问，丝毫不敢怠慢。庞大的西方像座高山一样蛮横地挡在他前面，他努力了，用功了，甚至可以说奋斗了，但是结果却是，越想更多地了解，越发现根本不了解，越是崇敬，越是自卑。因此，在他的梦境中，没有学问被解聘也就不奇怪，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恐惧仿佛漏网的鱼逃了出来。

自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学人对于西方总是崇敬与疑虑并存。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陈先生的意思，是说无论生搬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硬套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国，都成不了大气候。这道理大家多少也有些明白，陈先生在国外待过许多年，通许多国语言，由他来指出这件皇帝的新衣最有说服力。问题在于，事物总是有另一面，成不成大气候是一回事，管用不管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国的东西确实对中国起着决定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同时也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吴宓先生在晚年的日记中曾说：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身就是一种时俗。趋时从俗有时候免不了，只有程度的不同，就好像同样喜欢外国的好东西，有人关注先进的文化思想，有人留恋流行的实用小家电。不同的人，对西学为用的“用”，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不由想起学术界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讨论，古文大师章太炎的《种姓篇》就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源于古巴比伦人，另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也持差不多的观点。时至今日，这种胡乱认人做父的学术观点听上去怪怪的，但是在一个世纪前，这其实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思考，学术界不仅怀疑中国人源于古巴比伦，而且还可能是古埃及古印度的后裔。

P001-005(《群莺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