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世纪同龄人”的夏衍和茅盾一样是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大作家。夏公的生命档案里装着半部中国现代史、半部当代史，历经磨难，久经考验，堪称阅尽人间沧桑。这部《懒寻旧梦录（增补本）》是在他八十五虚岁的迟暮之年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用十个字概括“赤心写赤史，青松挺且直。”这就是夏公一生的写照。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诸多文化、政治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参与者，夏公的一生既是一个文化人的不平凡的一生，又是一个老共产党人传奇式的一生。

被称为“世纪同龄人”的夏衍，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作为20世纪中国诸多文化、政治事件的亲身参与者，夏衍在八十四岁高龄开始撰写的《懒寻旧梦录（增补本）》这部自传体回忆录，为世人提示了半个世纪间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丰赡的史料，其中关于“左联十年”的记述，尤为文坛所关注。名场历尽的老人，心史纵横，懒寻旧梦，刻意反思，显得劲节清操，老而弥坚，令人悠然神往。

《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写的都是三十年代左联时期文艺界及在上海的一些零碎事情。

自序

一 家世·童年

二 从“辛亥”到“五四”

三 心随东棹忆华年

四 左翼十年（上）

 1.“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2.革命文学论战

 3.筹备组织“左联”

 4.“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5.五烈士事件

 6.《文艺新闻》及其他

 7.歌特的文章

五 左翼十年（下）

 1.“一二八”之后

 2.进入电影界

 3.阵线的扩大

 4.“左联”的后期

 5.三次大破坏

 6.“怪西人”事件

 7.重建“文委”

 8.萧三的来信

 9.两个口号的论争

 10.在大的悲哀里

 11.西安事变

 12.从“七七”到“八一三”

 13.郭沫若回国

六 记者生涯

 1.上海《救亡日报》

 2.广州十月

 3.广州最后之日

 4.从广州到桂林

 5.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

 6.《新华日报》及其他

 7.《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8.香港《华商报》、《群众》

七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附录 新的跋涉

 《武训传》事件始末

二 从“辛亥”到“五四”

也许是通了火车，乡下人的消息灵通些了；也许是我长了年岁，懂事了，这时我才知道了杭州这个地方也还有日本人、英国人。当时有不少日本人住在拱宸桥，开丝厂、卖西药，“仁丹”、“中将汤”的广告，一直贴到了严家衡。我不知道当时的拱宸桥是不是租界，反正乡下人把它看作一个又奇怪又可怕的地方。就在火车开通那一年，拱宸桥发生过一次日本人和丝厂工人的哄斗事件，严家衡的小伙子们也摩拳擦掌地说要去打“东洋人”。至于杭州还有英国人，那是有一次我生了伤寒病，李家二姑母来看我，说大方伯有个英国医生，叫梅滕根，会说中国话，不妨去看看。但是我害怕，母亲也说伤寒这种病只要小心养养就会好，不宜多吃药，这样，尽管没有看到，我才知道了杭州有个英国医院。我生伤寒是在夏天，母亲主张的“好好的养”，主要是只准我吃素菜，特别是禁吃鱼虾（在乡下，乡下人难得吃到肉，但是小鱼和虾，是可以很便宜地从乡下孩子手里买到的）。病后正值秋天，于是每天吃茄子、葫芦、冬瓜，连续吃了几个月，我就对瓜类发生了反感（也许医学上叫过敏吧），一吃瓜就呕吐、腹泻。这样，从幼年到六十几岁，我一直不吃瓜，包括宴席上的冬瓜盅，在朋友问传为笑谈。直到“文化大革命”，“监护”中天天给吃窝头和西葫芦，不吃也得吃，勉强一下，居然也不再“过敏”了。

1911年（辛亥），我十一岁，不上学，一直在家里读“闲书”，看《天雨花》、《再生缘》之类，母亲也不反对。这一年夏天，表兄李幼甫送给我几本油光纸印的《三国演义》，一下子入了迷，连每年夏天我最欢喜干的事：捉知了，捉纺织娘，养金铃子之类也忘记了。可是一到秋天，忽然间连严家衡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也紧张起来了。这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赶走了总督瑞潋，武汉“光复”了！因为这正在中秋节之后，所以很快就传出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反满口号。我记得那时流传得最广的一本书是《推背图》，老百姓说，那是“明朝的诸葛亮”刘伯温写的。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但是我每次走过邬家店门前，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议论《推背图》上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这两句话。他们说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去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军挂的是白旗。大概在旧历九月初，母亲接到我舅父的急信，意思是说杭州是省会，革命党可能会“起义”，有危险，要我们到德清去避一避。这样，母亲带着四姊和我坐“脚划船”去德清，住在我舅父家里。舅父徐士骏是一个曹禺的《北京人》里的曾老太爷式的人物，表面上治家极严，我的表兄嫂们见了他，真像老鼠见猫一样；可是在这一个大家庭中，各房之间勾心斗角，乃至偷鸡摸狗之事，在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眼中也看得出来。只是尽管有这种矛盾，舅父对我们一家却非常宽厚。我们到德清之后不久，旧历九月十四日，杭州新军起义，逮捕了巡抚增韫，推举了本省“耆绅”汤寿潜为都督。过了一天，江苏也挂起了白旗，宣布独立。这样，地处江浙之间的德清这个小县城里也热闹起来了，绅商头面人物在“明伦堂”开会，胆小的有钱人则把细软转移到乡下，谣言很多，青年人就跟着起哄，这时候，就发生了我的剪辫子事件。有一天，我表兄徐景韩逗我，说：“杭州开始剪辫子了，你敢不敢？”我负气地说：“敢。”于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我的辫子。可是当我高兴地拿了尺把长的辫子给母亲看的时候，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她的暴怒。当时杭州虽已独立，但是连当了都督的汤寿潜也没有剪辫，因此抢先剪掉辫子，分明是很危险的事了。她拉着我向我舅父“告状”，舅父是“场面上人”，家里出了这种事，对他当然是不利的，于是，除了将景韩痛骂一顿，罚他下跪向我母亲请罪之外，还命令我从今以后不准出门；后来又找出一顶瓜皮帽来，把剪下来的辫子缝在帽子里面，逼我戴上，装作没有剪掉的样子。这一场风波一直到旧历十月底，清朝政府批准资政院请求，发布了“准许官民自由剪发”的命令之后，才算告一段落。我记得我们一家是旧历过年之前，也就是“宣统皇帝”下诏退位（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后，回到杭州的。临行之前，舅父和我母亲谈好，过了新年，让我到德清来读书，这里有一所县立高小，舅父是校董之一，和校长曹绪康很熟，可以不必考试。

这一年春节我过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严家衡惟一剪了辫子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习惯势力、旧事物、旧观念，实在太顽固了，读过或者看过《桃花扇》的人都知道，在明末清初，蓄辫意味着向“异族”投降，而现在经过了三百年之后，要剪掉辫子，反而成了一场不小的思想斗争，老百姓是不敢——或者说是不愿剪辫子的。大概是民国元年（1912）的元宵节，听说城里在剪辫子，我就跑到庆春门去看热闹，果然，有四五个臂上挂着白布条的警察，有两个手里拿着大剪刀，堵在城门口（当时杭州还有很厚的城墙），农民出城，就被强迫剪掉辫子，那情景十分动人，路旁的一只大竹筐里，已放着十来条剪下的辫子。我赶到城墙边的时候，一个老年农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个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个警察很快地剪下了他花白的辫子，老农放声大哭，而一群小孩子则围在警察身边起哄。这次剪辫风潮闹了十来天，后来农民索性不进城了，市场上买不到蔬菜，于是强迫剪辫的办法才告停止。其实，这是庸人自扰，因为在这之前，“皇帝”已经下命令，准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过了年，母亲就送我到德清去读书，我进了德清县立高等小学，走读，住在舅父家里。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学校，有学生五六十人，校址是在孩儿桥北，明伦堂左侧。明伦堂是祭孔的地方，房子相当大，凡是本县出身的人考中了状元、探花、榜眼，这里都有一块匾，写着“状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某年中式之类的字样。有清一代，德清出过几个状元，老师告诉我，最后一个状元是俞樾（曲园），——就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我在这里念了三年半书，到民国三年（1914）夏季毕业。在学校里，我谨言慎行，算是一个好学生，毕业考试名列第二。还记得考第一名的叫邱志高，是我的对手也是好友，第三名是蔡经铭，是我嫂嫂的弟弟。德清离杭州不远，坐航船只要七八个小时，所以我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大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参加了“革命党”，在陈其美部下当了一名“庶务”。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他就被遣散回乡，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境就更困难了，打算卖“坟头树”，和母亲吵架。就在这个时候，大哥经过了这次“革命”的冲洗，显得也关心时局了，他偶尔也从城里带回一份《申报》，告诉我一些时事，什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以及奥国皇太子被刺引起了世界大战等等，都是从他口中知道的。

我高小毕业，回到杭州，正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尽管那时还小，可是在乡下，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和同学讲过日本明治维新和光绪变法的故事，记得我还从表兄徐景韩那里看到过一本叫《亡国恨》的唱本，讲的是印度、朝鲜亡国的故事。其中说，当了亡国奴之后，三人不得同行，三家合用一把菜刀之类，文字通俗，颇有煽动性。加上欧战开始之后，日本借口向德国宣战，很快就在山东登陆，占领了青岛。这样，连我也觉得亡国之痛就在目前了。也就是在这一年，东阳县农民为了反对耶稣教会的洋人占用民田，引起了官逼民反，“暴民”烧毁县署的事件。我实在憋不住了，趁一个进城的机会，到后市街李家找表兄李幼甫去打听消息。见面谈了几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许是他消息灵通，坏消息听多了，不以为意，也许是笑我这个毛孩子大惊小怪，他笑着说：“那么你说，怎么办？”我说：“你看会亡国吗？”他还是一本正经：“谁也说不定，康有为不行，孙中山又不行，老百姓有什么办法？”我有点火，顶了几句，他却邀我去游西湖，我拒绝了，他说“不去也好，我怕你学陈天华！陈天华你知道吗？他主张革命，可是，他后来感到失望，一气之下，跳海死了。你不会跳西湖吧！”说罢大声笑了。

这次谈话毫无所得，也许可以说，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惘。这次进城假如说有收获的话，那是从幼甫书房里借了几本一直想看的书，一本是《古文观止》，另一本是《鲁滨逊飘流记》，他还送给我一部《文选》，可惜我那时还读不懂它的好处。

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连母亲的几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备用的丝棉被也当掉了。可愁的事，当然更多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而袁世凯则一心想做皇帝，连外国客卿也向他递了劝进表。至于我自己，小学一起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进了中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飘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饮泣的声音。我赶快吹灭了灯，偷偷地睡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这样下去怎么办？想了又想，什么主意也没有，想翻身，想哭，怕惊醒了母亲……。这是冬天，夜特别长，朦胧了一阵，天亮了，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十五岁，是可以做工的年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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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年纪，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六十岁以前，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除了1939年写过一篇《旧家的火葬》之外，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

我认真地回忆过去，是在1966年冬被“监护”之后，我记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讨，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过三四次，后来才懂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这是一种恶作剧，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午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当时写“交代”，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晤会株连亲友。全国解放后，我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斗争经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不暴露真实的思想。

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那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从1973年3月到1975年7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么，我就利用这一“安静”的时期，对我前半生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回顾。这像是一团乱麻，要把它解开和理顺，是不容易的，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难了。任何人都有主观，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1966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从“交通干校”转移到“秦城监狱”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恩典，准许看书了，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时我的右艰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可以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历史唯物主义、瓣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而这时候读，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才觉得“渐入佳境”，别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1975年7月12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怛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令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在当时，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审查还没有结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从宽处理”的“敌人”。监护是解除了，但“监视”则一直没有解除，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40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小报告”。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寥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笺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春天来得很迟，严冬过去之后叉碰上了春寒，1976年1月，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芦大哭了一场。这叉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下过1957、1959、1964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静下心来读书，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务件比以前好多了，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有中国人写的，有外国人写的，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不敢看的书，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我没有浪费时间，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到1976年秋，我一直闭户读书，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我20年代就读过，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可是现在再读，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里所说的对立物，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者，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30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挑评吗？就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

1977年秋，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这样，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也真巧，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一件是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另一件是1935年至抗战前夕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对前一个问题，我的立场是站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一边的，但当时我还不是“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帮”遗毒还没有肃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左翼十年”的文章还在流传，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那么，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30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左翼十年”，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起至1937年抗战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现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潘汉年、钱杏屯-j、茅盾、冯乃超、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幸存者已屈指可数，因此，在1980年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前后，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19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1900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比辗转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日、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这本书是从1982年暮春开始动笔的，断断续续地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对此，唐搜、丁景唐、方行、常君实、李子云、黄会林等同志帮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的力，有一些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的事，还承内山嘉吉、阿部幸夫两位日本朋友给我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这一章写完之后，曾请几位“左联”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就在这个“讳”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说也罢，说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说：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隐讳，也就是失真。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中，这一类事是不少的，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1936年9月，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穆木天自己也在1946年出版的《诗的旅途》中写过，因此，我认为讳言这一类事，对含冤去世的故人是不公道的。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内情”完全记下来了呢？那也不是，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的。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也正是写完了“左翼十年”这一章的时候，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我非常喜欢，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  1984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