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80后作家、学者，同样被人称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的表达是戏谑式的，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而羽戈却不同，他的风格是严谨的、内敛的，甚至带着苦难般的苦涩。他不是旁观者，而是见证者；他的文字不是防空洞，而是舞台和战场。《酒罢问君三语》的随笔，直接而清晰地映照出他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为公共领域而作的文字背后的困惑、探索和希望。与前两本书《从黄昏起飞》和《穿越午夜之门》相比，《酒罢问君三语》似乎显得更加随性和私密，却更清楚地展露了羽戈“起飞”和“穿越”中的那些怕和爱。

　　《酒罢问君三语》是青年学者、作家羽戈近十年来的精神历程之记录。羽戈年少成名，二十文章惊海内，如今三十而立的他，已经在评论、历史、政法等领域卓有建树。他从不承认自己是天才，而自道“生性愚钝”、“资质平平”，那么，在青春的暗夜，哪些学者与思想家的作品曾赐予他光亮，引导他前行？从诗歌到评论，从政法到历史，从文本到现实，是什么促成了他的突围与转型？他如何在一个惶惑的时代战胜惶惑，在一个虚无的国度克服虚无？以及，他如何处理与爱情、政治的关系？于是便有了这本问题之书。《酒罢问君三语》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这是一份思想病历，一份饱含青春与时代之温度的精神标本。

序：“偶像破坏者”的教育与自我教育（王恒）

三城记

 父亲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在大学

 同学少年

 图书馆

 离歌

 伤心岂独西政人

 我的2004年：被禁锢的虚无

 于是人生有度

 酒罢问君三语

 退步青年

偶像的黄昏

 谭嗣同

 史铁生

 李敖

 刘小枫

 苏力

 高阳

 唐德刚

 丹诺

 甘地

 索尔仁尼琴

 师承

宪政的林中路

 政治与法律

 容忍与自由

 民主与独裁

 平庸的恶

 精英与大众

 签名，还是不签名？

 正义之前

 权力

 民国

 历史与宪政

跋：三十功名尘与土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我不知道“沦陷”一词能否充分描述我的家乡如今所深陷的苦难之状。安徽阜阳，也许从来就不曾崛起，在2000年以后更是迎来了摇摇欲坠的多事之秋。肖作新市长与王怀忠副省长所引发的政治事故，使这座城市繁忙的公仆们难以享受短至一天的安宁。可怜而可悲的黎民百姓，面容已经麻木到不会因某些高级贪官的落马而欢颜，他们比昕谓的思想先知还要清楚十倍，这样的世道，无论领袖的面目怎样变幻，明年的日子亦不过是今年车辙的重复，属于他们的贫瘠上地永远长不出繁华的花枝，他们只担心荒芜的再生。然而荒芜已经再生了——某一届公仆为了装点门面所处心积虑建造的飞机场早因废弃而杂草萋萋，像毒蛇一般疯狂缠绕这块病态的热土。反腐败的风潮沉寂不到半晌，2004年的毒奶粉事件让这个城市在一夜之间再度“风光”无限。我在千里之外的山城重庆，看到照片之上那些被白布覆盖的婴儿与悲痛欲绝的家人，转过身，与那个告知我消息的、同是来自阜阳的朋友面面相觑，我们的眼神不再是惊慌，或者愤怒，而是一种绝望到底的空洞和漠然。那一刻，我将手边的一本书狠狠摔到地上，此书名曰《中国农民调查》，叙事对象依然是我的家乡。数月后，听说这本书由畅销而被法院临时禁止发行，以及作者吃了官司等，原告是书中重点书写的某个县领导，称此书内容不尽属实，诋毁了他的光辉名誉。这亦在料想之内。我的家乡近年来的历史，不管是喜剧抑或悲剧，最终都以闹剧收场。

我生活了18年的颍上县，居于阜阳市东部。据说是全国最穷的县之一，同时却是全国畜牧水产十强县、粮食生产百强县、生态示范区、旅游名县等——这种吊诡的两面性，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颍上之于阜阳，正如阜阳之于安徽，乃至安徽之于中国，是以贫穷、民风的无赖与强悍、政府的腐败与善于作伪而声名卓著。18岁读大学以前，我走出县城的机会极少，印象当中似未踏出阜阳市的地界，故能安分于眼界的狭隘，因为没有与其他城市对比，便不知自己家乡的贫寒与黑暗是如此深不可测。

穷山恶水，多出刁民，这似乎是外界对安徽人尤其是皖北人最一致的评价。对此贬斥，安徽人却很少白责与反省，至少我与乡人们谈起这些，他们的表现，不是满不在乎，就是坦然受之，甚至有些洋洋自得。“刁”是他们挣扎于残酷的世道所信仰的排行第一位的生存法则。“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这则在我幼时广为流传的民谣所具有的启蒙意义，远远超过了教科书上义正词严的宣讲与宗族社会道貌岸然的遗训。我的少年时代，见惯不惊的不是风和日丽的行走与生活，而是肆虐于街头巷尾的欺诈、争吵、群架与仇杀。县人们依然在身体力行渐渐为文明的都市人所遗忘的江湖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我曾亲见一场血腥争斗，一个壮汉的左手臂膀被砍下了一小半，他却顾不得疼痛，右手仍奋力挥舞锋利的铁锹砸向对手。这种鲜血淋漓的武斗场面充斥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颍上县城。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灵撼动是，一部分人牢记这些生存经验并忠诚实践，终生不渝，另一部分则祈望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武斗的态势在执政者的强力整顿之下终于得以遏止，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来自民间的分析是：喜好打斗的人们认为暴力不能填充他们难平的欲壑，荣誉与危险共生，不若金钱实在，于是纷纷将野蛮的力气施展于南方大城市的建筑工地。打工潮的汹涌澎湃，在我离开家乡那一年(2000年)前后，蔓延到了令人惊悚的高度：到一个村庄，所能见到的多是老弱病残；甚至在日后，人迹罕寻，鸡犬之声难闻，一把铁锁锁住了一家人后半生的命运。有的农田干涸，有的草深过人，当然还有一些长势喜人的庄稼，田主人的脸色却无比生涩，让人退避三舍。他们眷恋土地的结局，就是一年的收成抵不上生产资料价格的高涨与各种苛捐杂税的丛生。此时，出走已经沦为迫不得已的选项。

到重庆读大学后，我每年至多回家两次。每次回去，即使赶上了传统的春节，总被告知一些邻居已经扎根他乡，经年不归，还有些因为意外或犯罪而永难魂回故里。见到儿时的伙伴，操一口装腔作势的普通话，套一具与伛偻的身材极不相称的西装，油头粉面令人不敢相认。我说不上为此悲恸，却抵挡不住那种物是人非的淡淡感伤。地理意义上的颍上依然存在，像一块突兀的石头耸立在细密的地图中央；人文意义上的颍上正在沦陷，在乡人们的四散逃离与奔波之中，本土的精气神消磨殆尽：好与坏，纯净与肮脏，善良与丑恶，终将失去棱角，失去苦难的特性。

不管出于何种缘由，他们的出走或者说逃亡，正构成了对权力的潜在反抗。但这种对抗的无奈与不彻底，导致了他们最终的败局。在其灵魂底处。一直迷恋一种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生存方式，谋求更高级的金钱和权力，来报复一度或永远压制他们的富人和权力者。因此，在终极层面，这块土地怎么可能逃脱苦难的笼罩而成为钢铁时代的伊甸园呢？命运之神更不会怜悯它的多灾多难而赐予温情的眷顾。沦陷于天然资源的贫瘠，沦陷于世代相传的恶劣习性，沦陷于高科技时代僵硬而冷酷的车轮碾压，沦陷于专权者与腐败者的吮血剧牙，我的乡人们并不愚蠢、懒惰，他们却可能因为看不到希望的曙光而沦陷于自暴自弃的放纵。这种最深刻的沦陷，隐藏在勤劳与奋发的表象之下，终结于无家可归的苦痛之中。P9-11

古人言“三十而立”，羽戈在而立之年迎来了第四本著作的出版，让人深感钦佩。在这几本书中，《百年孤影》或许最能反映羽戈的学识和思想深度，也是他最用心力写作的文字。但是，与他关于宪政史的文字相比，我却更喜欢他的那些随笔，既不乏学识和幽默，又读来让人感动。在历史研究中，羽戈的心灵像一束折射的光，只有从复杂的叙事、分析和评论中才能曲折地窥视；而在随笔中，则像一束反射的光，更直接而清晰地映照出他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为公共领域而作的文字背后的困惑、探索和希望。与《从黄昏起飞》和《穿越午夜之门》相比，《酒罢问君三语》似乎显得更加随性和私密，更清楚地展露了羽戈“起飞”和“穿越”中的那些怕和爱，可谓我们认识和了解羽戈的最佳门径。

“三城记”记述了对羽戈具有生命意义的三个城市的些许剪影：阜阳、重庆和宁波。故乡、母校原本是让人感到温暖的语汇，然而，在羽戈的回忆中，却弥漫和浸透着沉重和苦涩。“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沉沦”、“伤心岂独西政人”，固然略有夸张，却映射着社会的现实。这种社会现实所导致的最为紧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教育的失败，以至于每个有自我意识的学生都不得不在这种失败中学会自我教育。

羽戈曾在一首诗中问道：在一个沦陷的城邦，你愿为谁的鬼魂守夜？他的回答是：正义和命运。自我教育的动力就来源于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对社会苦难的同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正是这种信念让他能够从本雅明的那段著名的话中获得行动的力量：“不管我们所托付的东西的未来是多么不确定，今天我们成功地出版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从黑暗力量的手中扳过来的一个胜利。”

一个教育失败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偶像的黄昏”时刻。在这一时刻，扑面而来的是虚无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将精神和社会变得荒诞化和喜剧化。在对偶像的分析和批判中，羽戈逐渐走出了偶像们的巨大阴影，从而完成了自我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偶像破坏者”。在虚无主义的时代，成为一个“偶像破坏者”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与那些冷漠、伤感、悲观和沮丧的虚无主义者不同，羽戈拒绝成为一个静寂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恰恰相反，羽戈选择了以一种坚韧的精神力量去面对和拥抱这一艰辛而冰冷的现实，这是对理智和命运最深沉的爱。

在对抗虚无的过程中，羽戈逐渐回到了历史研究，并成为了一个“宪政主义者”。当然，“偶像破坏者”不是历史的囚徒。因为这种历史不是宏大的、法则式和命令式的历史，而是微观的、碎片化的和叙述性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卑微的、边缘化的和受苦的人也获得了存在的尊严和权利．而宪政主义可谓这种尊严和权利的守护者，由此可以明白羽戈为何以“历史与宪政”作结全书。

乍看之下，羽戈对宪政主义的理解似乎缺乏理论深度。既没有详尽地去理解宪政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也没有深入地探究宪政主义得以可能的元理论前提和条件。相反，那些宪政主义传播中“南橘北枳”的苦果，得到了他更多的关注。羽戈认为宪政主义的精神内核是“法治为骨骼，自由为细胞，民主为血液，分权为肌肉”，但也没有充分地分析这些观念之间内在的张力。然而，正是在这种“肤浅”中恰恰蕴涵了对宪政主义的深刻理解。用羽戈的话说，就是“回归常识，回归形而下”。毕竟，宪政主义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理论，它的折中和自我矛盾源于这个世界自身也是自我矛盾的。对这个混乱的世界的任何一种系统化的、“审美式”的解释无不是对这一世界的曲解。更可怕的是试图将这种曲解转化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强加于这个世界，从而成为僭政的开端。宪政主义正是对这种权力意志温柔而坚定的拒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宪政主义是政治世界中的“偶像破坏者”，其任务是摧毁各种“政治剧场偶像”。回到常识和形而下，就是破除偶像崇拜。

然而，不太确定的是，如果宪政主义本身也成了偶像，羽戈又将怎样挥动批判的铁锤呢？当然，在宪政主义还没有成为现实，更没有被偶像化之前，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显得多余。但或许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宪政主义者，并明白宪政主义不是一种教条，而是“驯化权力”和破除权力崇拜的一种行动的精神。

羽戈嘱托我给这本书写篇序言，让我感到高兴而又颇为惶恐。自2002年夏天结识以来，尽管在跋涉的路上，我们曾多次擦肩而过，但正如羽戈告诉我的那段爱默生的话那样：“我们相逢之时，仿佛我们素昧平生；我们分别之时，好像我们从未分别。”这篇小文字，是对羽戈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见证。

王恒

我的生命，在18岁那一年，被迫一刀两断。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出门远行，从颍上到重庆，比蜗牛还慢的火车，爬了两夜，才望见山城高傲的曲线。进大学届，我读到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个少年遍体鳞伤的行旅是一个荒诞而严酷的梦。与其相反，此前我一直生活在被严密禁锢的梦中。当我成为一个远行者，梦反而醒了，现实如铁，白昼如夜，在血色的微光之下，我看清了脚下此起彼伏的沙砾与荆棘，我看清了救赎的彼岸，比远方的秋天还要遥远。

18岁前我是一个皖北土著，从未出过市界，以为阜阳就是中国——于今来看，这一想法倒也有理，阜阳无疑代表了中国最恶劣的那一面。18岁后我长年漂泊在外，在颍上的时光屈指可数，我日渐忘却了故乡的平原与麦穗的形状，忘却了冬日的寒光与冰雪，忘却了用番薯喂养的瘦骨伶仃的童年，我僵硬的方言，随故乡一同沦陷。

18岁前我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中原少年，18岁后我膘肥体壮，却成了一个南蛮。作为南蛮的最大悲哀，端在于一年只能看一场吝啬的雪，运气不好的话，就像我的重庆同学，这三十年来，只见一次雪飞，那雪的厚度，还厚不过重庆美女脸上的粉底。如今，每年冬天，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我默坐江南，遥想皖北，渐渐沉入一场雨雪纷飞的梦里，那个读高中的少年上罢晚自习，孑然一身，在湮没了脚踝的雪中穿行，每一步都扬起青春的寒气。一觉醒来，其酒犹温。

那年我18岁，满眼韶华，却不敢筹划未来。如今我30岁，而立之年，一事无成，身心俱疲，我常常沉湎于对未来的狂想之中，不愿抬头，束缚我脖子的现实的馕，冷硬而无以下口。

而我曾经是多么喜欢仰望星空，头仰断了，都不低下来。

以时光为经，18岁是我的王国的分界线。以地理为纬，这三十年，我的生命被割裂为三座城。

颍上是血缘之城。十八年，那么长，那么远；记忆深处，却短若一瞬，如花开，如爆裂的炭火坠地。自觉醒以来，我无时无刻不想逃离它的枷锁；奔出后，却不时回首，遗落在中原的故乡是一座被夜色围困的古城，我的眼中只余下一片苍茫的暮光。我看不清自己的过去，正如看不清颍上的未来。

像颍上这样的传统县城，也许从来就没有崛起，故谈不上什么沦陷；“沦陷”这样的词语，似乎更适用于重庆。今日之重庆乃是一座迷失之城，连同我的记忆，在穿云裂石的歌吟声中被迫沉入日渐昏黄的嘉陵江底。我在重庆生活了四年，这一生最美好的四年，漫长却如四十年、四百年，我是多么希望，这四年就是永恒，我的生命，可以永远停滞在这四年当中的任何一个午后，我整装待发，目标是歌乐山巅。而今，我只能在梦中回归重庆的往昔，在梦中与同学少年挥霍廉价的豪情和时光，在梦中丈量青春的长度与深度，在梦中闻到歌乐山上青草和露水的气味。我从梦中惊醒，远道而来的露水打湿了午夜冷漠的眼角。

我曾对K说，没有你，宁波毫无意义；假如没有你，我愿舍弃在宁波的十年，换取在重庆的一年。我对宁波所有的爱都建立在对一个人的爱之上。她就是这座城市，她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们脚下的土地，便是我们心安的所在。由此而言，“宁波”之名，确乎隐喻了一个漂泊者的归宿：海定则波宁。

试问明州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东坡的词，我改了两个字。其实我更爱吟诵他的《澄迈驿通潮阁》之二：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中原的山，早已不再是青山，而被污染为黑山，被盘剥为空山。我与传说的青山的距离，在死亡动车的极速冲击之下，虽不如一发之近，却不足一天之远。然而，纵使我伫立于中原的雪中，脚下被掩蔽的裂土，犹如我和故乡的爱恨，永远不可弥合。我的血缘背叛了我的国，我的乡愁背叛了我的心。

草木皆兵的张皇世道，有多少爱，可以重写；有多少旧，可以乱怀。我却在三十岁生日这一天，误入泥沙俱下的怀旧之河。这种悲伤逆流成河的文字，我已经多年不曾书写。我深信情深不寿，所以我的写作常常冷酷而虚伪；正如我深信强极则辱，这是何其壮观的理由，包裹了我的虚弱和犬儒。

三十岁的人，都喜欢慨叹“三十功名尘与土”。但我至今不知功名为何物，我依然在漫天飞扬的尘土之中追逐乱世的功名，像饿狗追逐奔跑的骨头。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走过的路，八万里都有了，不过我是一个亡命的逃兵，无暇观赏浮在天际的云月。

18岁那年，我还在追逐理想的骨头，我的背上，是鲁迅的名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去掉那“少有”，便是我狂奔的方向。而今，我空余一身骨头，却被时光的狗紧紧追逐。我在逃亡的间隙默念佛语：独步天下，吾心自洁，无欲无求，如林中之象。

我当然知道我做不到。明修无欲的栈道，暗度犬儒的陈仓。三十岁后，我将在罪恶的林中匍匐潜行，恍如前世的月光慈悲如水，照亮了我爬满蟑螂的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