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武编著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全书四卷，共150多万字，可以说是第一部如此系统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的历史巨著。这在地方史研究领域也是不多见的。而且该书的作者阵容强大，由李良明教授领衔，可以说集中了湖北的一流学者，写出了这具有历史厚重感的精品之作，该书具有结构合理，逻辑性强；新资料的运用，内容更加丰富；具有创新性等特色。

本书为该套书之抗日战争时期卷。

刘宗武编著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分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和解放战争时期卷四卷，跨越了1919年—1949年三十年的历史。该书的编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坚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历史。在以叙述湖北新民主革命发展历史过程为主的同时，对涉及的有关人与事的已有研究成果，本书将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审视，凡认为是正确的，将给予充分肯定；凡认为值得商榷的，则发表自己的见解。

《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为其中的抗日战争时期卷。

总序

第一章　湖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准备与发动

　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湖北政局

　二　共产党在湖北的恢复和发展

　三　以武汉为中心的全省抗日救亡运动

　四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抗战准备

　五　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

第二章　波澜壮阔的武汉保卫战

　一　国民政府保卫武汉的方针及其实施

　二　共产党动员一切民众力量保卫武汉

　三　武汉保卫战的全面展开

　四　武汉保卫战的结束

第三章　共产党在湖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　武汉沦陷后的形势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部署

　二　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当局的统一战线工作

　三　湖北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四　湖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建立

　五　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活动

第四章　湖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本形成

　一　鄂中、鄂东等地党和军队的统

　二　基本区的巩固和游击区的扩大

　三　统一战线和瓦解伪军工作的开展

　四　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

　五　湖北敌后抗日政权的初步建立

　六　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与群众工作

第五章　相持阶段国民党军在湖北的持续作战

　一　随枣会战

　二　枣宜会战

　三　反攻宜昌战役

　四　鄂西会战

　五　敌后游击区的对日作战

第六章　鄂西后方国统区的建设及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　鄂西后方的奠定与政权建设

　二　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各项经济建设

　三　文化教育事业的调整与发展

　四　赈灾优抚与禁烟禁毒工作的开展

　五　国民党在鄂西后方的反共活动

第七章　湖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一　迎击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新四军第五师成立

　二　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与军事建设

　三　在粉碎敌伪顽军夹击中坚持与发展根据地

　四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群众运动

　五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

　六　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

第八章　湖北军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一　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　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拓展

　三　根据地军民积极准备战略反攻

　四　国民党军进行老河口战役

　五　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参考文献

后记

(二)国共两党军事对抗局面结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大苏区的大部所在地，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的诞生地。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湘鄂西的红军几乎全部转移，湘鄂赣边区留有少量分散的红军和游击队，留在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尚有1500余人。此外，鄂豫边桐柏山区还有红军和游击队数十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在暗中却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即同意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而对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则加紧“清剿”。由于武汉是华中地区国民党的“剿共”指挥中心，加上国民党一些地方军政当局囿于阶级和集团的私利，挟十年反共之成见，因此，国民党内战政策的转变和军事行动的停止在湖北上述地区自然是比较困难和迟缓的。

1937年7月13日，战斗在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高敬亭，在看到派往外线了解情况的姜术堂从西安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带回的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有关文件，得知中央领导人对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与当地国民党应如何进行停战谈判的口头指示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7月15日，高敬亭致函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倡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提出尽快举行停战谈判。卫立煌鉴于“清剿”久战无功，势成骑虎，加之国内抗日形势的急剧发展，于当日回复表示愿与红军进行停战谈判。但卫立煌仍妄图借谈判之机消灭红军游击队，实现其“清剿”的目的。他命令国民党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师集结大量兵力，将高敬亭、何耀榜所率部队包围，并散布“若归顺国军，官晋升一级，给优厚薪俸”，诱骗红军官兵下山“投降”。在高敬亭、何耀榜等人的一致要求下，卫立煌被迫下令第三十二师后撤10公里，谈判得以举行。7月22日，高敬亭派何耀榜作为红二十八军代表同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安徽省政府的全权代表刘纲夫，在岳西县青田畈上青小学举行正式谈判。经过6天的谈判，双方就停战条件、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地点和改编原则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商定，鄂豫皖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停止内战，红军游击队向鄂东北黄安地区集中，暂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高敬亭任司令。此后，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的地方武装及便衣队共1800余人，陆续向黄安七里坪一带集结。但是，到达七里坪的高敬亭，由于其山头思想和居功自傲情绪的膨胀，竟然接受了蒋介石签发的委任状。

鄂豫边区的红军游击队是在直接听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1937年3月，鄂豫边省委派周骏鸣到延安，汇报桐柏山区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接受中央指示，以便进一步开展斗争。5月，周骏鸣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他，听取了他关于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的情况汇报。毛泽东、朱德指示鄂豫边省委要按照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保存并扩大自己的武装，“要同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统战关系，争取合法存在，以便在中原地区建立一个抗日的重要据点”。周骏鸣等返回桐柏山区后，即根据中央指示，以刘子厚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8月，谈判获得成功，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向豫南确山一带集中，改编成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治委员。

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是通过报纸和其他渠道了解到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接触和谈判的。在抗战前夕的反“清剿”斗争中，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被分割在黄金洞、九宫山和冷水坪等数块小游击区内，处境十分艰难。七七事变爆发后，湘鄂赣边省委负责人傅秋涛、涂正坤等在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的情况下，通过报纸和其他渠道了解到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反复研究，决定一面派人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接触和谈判。7月中下旬至8月下旬，湘鄂赣边省委的代表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和当地驻军的代表先后在湖南嘉义、浏阳和湖北武汉举行了三次谈判，达成了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协议，红军游击队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军游击支队，傅秋涛任司令。此时，在鄂东南领导游击战争的江渭清等人，根据湘鄂赣边省委的指示精神，也在通城等地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的代表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然而，在谈判过程中，由于部分红军领导人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没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错误地同意武汉行营派参谋罗世宗到游击支队中任副司令、叛徒李楚平任参谋长，还答应国民党派人到红军中担任副官主任、军需主任等要职，致使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面临着被国民党限制、削弱乃至消灭的危险。这一地区的国共双方军队仍不时发生磨擦，红军游击队处境艰难。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南方各红军和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红军游击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就近与国民党驻军或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取得合法地位。9月上旬，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结束国共双方军队在鄂豫皖边区、湘鄂赣边区对抗的局面，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从延安来到武汉，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指示，一面函告江渭清在鄂东南要“独立自主靠山扎”，率部进驻有险可守、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严防国民党军的偷袭与破坏；一面派李涛到傅秋涛处传达中央要湘鄂赣边区“否认原定条件，重定办法”的指示，责成湘鄂赣边省委用各种方法驱逐国民党武汉行营派到边区的人员，以消除原谈判所造成的不利后果。此后不久，董必武又向前来武汉汇报工作的傅秋涛、江渭清等人详细说明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研究如何纠正错误，重新提出谈判条件等问题。此时，从延安出发的郑位三、肖望东一行相继到达鄂豫皖边区。郑位三在七里坪也向高敬亭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红二十八军在改编中要坚持独立性，“不许国民党插入一个人”，“一切大问题听候两党中央谈判解决”，“时时警戒，不要上国民党的当”等指示，并根据鄂豫皖边区的情况，提出在和谈中须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高敬亭表示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退掉了蒋介石给他颁发的委任状，挫败了国民党企图吞并红二十八军的阴谋。

10月，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刘纲夫、程汝怀等在七里坪再次举行谈判，双方就国民党军全部撤出红军游击队集结地区、红军游击队停止打土豪、部队给养暂由国民党方面负责、释放被俘人员、妥善安置“跑反”返乡群众等问题达成协议，并随即派何耀榜到武汉向董必武做了汇报。此后，董必武以中共代表的名义在武汉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多次交涉，鄂豫皖、湘鄂赣两边区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也在独立自主原则指导下，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重新谈判，挫败了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企图利用谈判之机消灭这两支红军游击队的阴谋，在完整地保存红军游击队实力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从而结束了湖北及其周边乃至整个华中地区国共双方军事对抗的局面。

P4-7

为什么要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这是我们首先要向广大读者说明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在全国新民主革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湖北这块热土上工作过、战斗过，给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五四时期，以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为代表的湖北先进青年，认真学习、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共湖北早期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湖北籍的就有5名。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将国共首次合作推向顶峰，使武汉成为红色的首都。毛泽东在武昌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刘少奇在汉口主办工人运动讲习所，使湖北的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蓬勃发展。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为挽救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后，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最大的三块根据地中，湖北就有两块，诞生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政要、各界领袖云集江城，武汉再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影响全国，引起了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关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陈少敏、李先念等开创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始发湖北，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突围，气壮山河，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1947年夏，’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点，为夺取全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上可见，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北地区的革命斗争30年间从未间断，革命红旗始终不倒。据不完全统计，为了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此期间湖北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达70多万，收入《湖北英烈传》1—6集县级以上的著名烈士就有299人，其中包括28位中共正副省委书记。与此同时，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从湖北走出了久经考验的235名人民解放军将领和两位人民共和国主席。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在中共湖北省委的指导下，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小组，深入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调查研究，编写出了《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初稿。然而，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这一工作被中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共党史教学研究领域成为重灾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和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具体指导下，湖北省广大中共党史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从编写大事记、研究中共党史专题和党史人物入手，对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和全面深入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艰苦工作，全省及各市(州)、县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大事记、专题资料、组织史资料及人物资料的征编工作基本完成，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主要有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湖北省民政厅编，何定华主编的《湖北英烈传》(1—6集)及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共湖北地方简史丛书》等。尤其是在199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湖北解放50周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同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田子渝、黄华文著的《湖北通史》(民国卷)。这两部全面反映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著作，是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史》(1919—1949)等。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理由有三：

第一，从研究的全面性看。湖北新民主革命波澜壮阔，气势恢弘，内容全面而丰富，要将这一革命历史过程客观全面地展现出来，绝非是一两部专著所能容纳得了的。已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湖北通史》(民国卷)等著作，提纲挈领，尽管写得也很不错，但限于篇幅，许多重要内容反映不够全面，特别是关于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转型等方面的问题，有的蜻蜓点水，几笔带过；有的缺漏，根本未写。因此，这些书，作为一般读者了解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可以的，但对于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及爱好中国近现代史，想更多了解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就显得不足。因此，出版一套多卷本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从研究的史料看。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学术研究也日趋繁荣，各种史料不断被开放、引进和发掘。例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各省市档案馆陆续开放了相关档案资料，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省市也出版了本地的历史文件汇编。俄罗斯从1993年起，解密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史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全部引进并译出，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馆藏的三十年前的档案也被全部解密。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将上述档案资料中涉及武汉国民政府的部分编辑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田子渝主编)出版。我们在查阅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报纸杂志时，也发现了不少湖北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史料。这些新出版和新发现的史料，为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源。

囿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湖北通史》(民国卷)在史料的征引方面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资料，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用上。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依据。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史料，要想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这些新的史料，为我们宏观把握和审视湖北新民主革命史，重新编写一套新的多卷本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提供了可靠的便利条件。

第三，我们几位同仁对湖北这块热土怀有深厚的感情，长期从事湖北地方史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各自都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爱好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并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抓住我国发展的大好机遇，把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写出来，就愧对党对我们的培养，愧对湖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我们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时不我待，更有一种紧迫感。所以尽管市场经济的潮流有着迷人的诱惑，学术急躁以及各种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环境还客观存在，但我们义无反顾，选定了这个课题，决心认真做下去，真正为湖北做点扎实的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我们决定深入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我们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科学的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坚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历史。(1)各卷所述内容，都必须尽量以第一手历史资料为依据，依据不充分的不录。(2)研究历史，超越历史，对研究所涉及的人与事，秉笔直书，客观评价，“不虚美，不隐恶”。

第二，坚持湖北特色的原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中国新民主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全国各地具有很多的共性，这当然是应该注重的。但中国是个大国，各省省情不同，作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主要是依据湖北省情展现湖北新民主革命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尽力发掘和体现湖北新民主革命的特色。  第三，坚持研究的原则。本书在以叙述湖北新民主革命发展历史过程为主的同时，对涉及的有关人与事的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将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审视，凡认为是正确的，将给予充分肯定；凡认为值得商榷的，则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有关新的问题，也将直抒己见，旨在加强本书的科学性、学术性。

本书分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和解放战争时期卷四卷，跨越了1919年一1949年三十年的历史。为反映本书的完整性和学术性，我们在总的体例和框架结构基本统一的情况下，又给予各卷作者相当的自由度，让各位作者充分展现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创新能力，因此有的内容写得比较充实，有的内容写得比较简明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提倡和鼓励作者坚持“双百”方针，努力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必须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因为求实是史学研究之本，惟有求实，才能创新。否则，所谓的创新，只能是流于大话、空话，甚至假话。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曾指出，史学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史学创新主要表现在史料发掘和学术观点创新两个方面。通过发掘新史料，运用新史料，得出新结论。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在新史料的引用方面的确随处可见，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至于学术观点创新，我们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不人云亦云，论著中要有前人没说过的话，是新话；二是对前人讲过的话进行分析，或进一步补充、完善前人所言，或扬弃前人所言，在此基础上得出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应该说本书各卷的作者在这方面都尽力了。

历史研究是无止境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指出：“历史是已经打上句号的过去，但史学则是永无尽期的远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从来不会自满的，因为他们的航行永远没有尽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将更加广泛，更多的新史料必然会出现，史学工作者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也将随之不断地更新和完善。因此，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不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它今后必将会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所期盼的。

在本书付梓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要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的湖北省政府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出版社的朋友以及自己的亲人表示感谢！

以上所述，聊以为序。

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

2007年3月10日

于武昌桂子山

2004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向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关于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请示》。省政府几位主要领导人都高度重视这个报告并及时作出批复。同年10月，该课题被列入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博士点李良明教授主持，并由李良明教授、曾成贵研究员、刘宗武教授、田子渝教授分别负责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解放战争时期卷的撰写工作。2006年，经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审批，该项目被列入“十一五”湖北省重点出版规划选题。

在撰写本卷前，我们商定要在内容上有所突破，力求与以往传统革命史的写法不同，不仅要突出抗日战争时期湖北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政治斗争的历史，也要突出湖北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历史，更要突出湖北人民抗战的军事斗争历史；不仅要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等人民军队在湖北境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也要突出国民党领导的第五、九、六战区军队在湖北境内正面战场抗战的历史，还要写清楚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边大别山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不仅要反映共产党在湖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历史，也要反映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在鄂西后方国统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历史。总之，要写出一本富有湖北地方特色，能够全面地、客观地、多角度地展示抗日战争时期湖北人民进行新民主革命的历史。根据上述要求，我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否达到了上述要求，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

在撰写本卷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图书馆和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工作人员的协助，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吸收了历年来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参阅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史料；李良明教授、田子渝教授提供了不少台湾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硕士研究生操家齐撰写了第五章部分内容的初稿，周鹤敏帮助收集了部分资料。书稿完成后，李良明教授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为提高本书的学术水平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人的学识及条件有限，掌握的资料不够全面，本卷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刘宗武

2007年10月于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