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云被夏志清喻为“又一张爱玲”，连续三次获得联合报文学奖！王安忆作序，倾力推荐！

我们终于等到曾源流于同一片黄土地，因改朝换代而离家离乡离国的人，之后的故事。

张爱玲写的是二三十年代的都市女人，王安忆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后留在上海的女人，而蒋晓云写的则是流亡在外的这群女人的故事。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台湾旅美作家蒋晓云近年的复出之作，讲述了出生民国的女人及她们的后人们流亡在外时曲折的人生故事。

蒋晓云编著的《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是民国素人志系列的第一本《百年好合》。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中包含了十二个独立的故事，写了两代人，十四个女人,但是这些主人公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母女，亲友，或一面之缘。这些人中有上层官太，也有下层舞女，有私奔台湾的清真面馆老板娘，有远嫁美国独自创业的上海滩舞女，也有享尽繁华的军官小姐。她们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中，经历了最为动荡的时代，命运的捉弄，乱世飘零的她们，一人有一个传奇。

序

百年好合

女儿心

北国有佳人

风求凰

珍珠衫

昨宵绮帐

红柳娃

朝圣之路

人生若只如初见

独梦

落花时节

蝶恋花

百年好合

许多客人都找不到酒店的入口，几队人马从大厦这个门口转进去，从那个门口转出来，电梯换乘了几部就是到不了请柬上标明坐落于酒店大堂的自助餐厅。几张生面孔都反复遇见看熟了眼，大家却只当对方是空气，一次次冷漠地从身边穿过去。等到终于找对了电梯又发现同揿三十八楼，心里知道彼此之间就算不沾亲可能也带故。最起码确定了挤在这部大电梯里的哪怕不讲本地话也不会是没有来历的“外地人”以后，众人这才卸下了本市称冠全中国的严重心防。一位自觉的客人怕让其他宾客误解自己这几个是“阿乡”，就抢先对同伴自嘲地调笑道：“陆家里今朝吃老酒派头大来兮！欸，侬天天轧南京路，否晓得一只电梯藏在个搭啊？”

电梯带上来一批批客人也带来嘈杂，就有坐在正对电梯咖啡座上的三个洋人商务客要求换到远离电梯的僻静位子。来客中也有几个态度从容的，好整以暇地打量一下富丽的大堂，以及坐落在城市天际线上大窗户望出去的繁华夜景；绕场参观的时候走过刚换到远座的洋客身旁还歉意地微微一笑，预告自己这几个人懂文明不会发出噪音，果然就低声赞叹那窗外如黑丝绒的天空衬托着七彩宝石般的闪烁霓虹。一个青少年模样的来客用英语跟身旁像妹妹的女孩子说“看起来就像香港”，父母模样的中年人闻言，就相互用广东话表赞成，道：“嗨呀，詹姆士讲的安，真跟那间同名酒店没莫不同嗟。”

几位客人观察人微，虽然半空中的景观窗看出去美景如画，却全仰仗这城市本身的丽质，这个全球连锁的大酒店其实有点“偷吃步”，它只是跟随着做房东的香港建商就近把本家建筑物搬了过来的机会在市中心占了个好位置，连装潢的风格都因为和香港的酒店类似而有偷懒的嫌疑呢。幸而大堂够大，天际线的夜景也确实美得夺人心神，分散了所有来客的注意力。其他吵吵嚷嚷的客人让酒店咨客带领前往电梯后方数十步之遥的自助餐厅时，行经半途走到大三角钢琴旁已经主动地降低了音量，楼层这半边琤琤的琴声便渐渐取代了入口处的一味喧哗。

“哪能还赖个搭白相啊？快点进去叫人！”两位年长如祖父母模样的客人走近为城市光影美景流连未去的双语家庭，催儿孙们先进去和主人打招呼，却说的是宁波腔沪语。

五湖四海各种口音都先到主桌去“叫人”。操宁波腔的都是金家这边的客人，年纪大的叫金兰熹“笃娘娘”，叫陆永棠“笃爹爹”或“笃姑爷”。长得高高壮壮讲葡文或英语的几堆人有白有黄有棕更有肤色含糊的都是陆家这边的，老少都叫寿星和寿星公洋名，过来亲吻面颊行礼。

“兰熹，你今天真漂亮！那张照片完全像个电影明星！”一个说英语的老太太亲热地搂着兰熹，指向餐厅门口的大照片。女主人兰熹随着客人的指尖瞄了一眼，优雅地微笑着用英语称谢：“你是太仁慈了。”怎么说也一百岁的人了，哪怕戴着高倍数加光眼镜，也是远的近的都看不真切了。不过她拿放大镜在强光下自己挑的照片，看不清楚也知道拍得好。影中人最多上看七十，穿着浅粉红色的香奈儿套装，被金黄色的百合簇拥着，大照片上方横幅写着“金兰熹女士九十五岁华诞生日会”。

客人急道：“真的，我就是讲真话！”

兰熹的微笑加深了一点，懒洋洋仿佛不太在意地说：“谢谢了。”活到她这个年纪，世界上还有什么需要较真的呢？人人羡慕她命好，不知道诀窍就是心淡。“心淡”说起来容易，可是人生要不经过些事先把心练狠，哪儿就能淡得了？

“什么像？”坐在一旁的男主人陆永棠忽然对算自己侄女的老太怒喝一声。又瞬间换了张嬉皮笑脸，大声而夸张地说：“她就是明星嘛！”一桌人都为高龄九十六的老牌花花公子的做作和幽默而哄笑了。只有兰熹不为丈夫的老把戏所动，依旧只懒懒地微笑着。

远点一桌的客人没听见主桌这边的洋笑话，可是一样笑声连连。

“什么？不会吧！”一个客人诧笑道，“一百岁还瞒年龄？”

“嘘！嘘！”讲的人撅嘴蹙眉又带笑地要大家噤声，“这是大秘密！”又忍不住要多说两句：“她本来比她老公大四岁，结婚的时候少报五岁，变成比男方小一岁。哈哈！”

有人衷心赞叹道：“那真看不出来一百岁！老是老，漂亮还是邪气漂亮！”

“做过，做过的呀！”知情的客人两只手把眉眼吊上去比划着。旁边一淘的竖起一根食指在嘴上示警：“嘘！嘘！秘密！都是秘密！”可是听见有人笑骂胡说八道，就郑重地透露消息来源：“否瞎讲！这种事体哪能瞎讲？金家笃娘娘自家妹妹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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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对感觉不可能发生的事，会跟朋友赌气一样地说：“那你就等个一百年吧！”

我的父亲是一九一三年的春天出生的，比中华民国只小一岁。可是他的身份证年龄却在由香港到台湾时被代填入境资料的友人误填成民国前一年，那又比中华民国大了一岁。因为需要填写表格时记的父亲生日跟他实际在家庆生时的生年月日不符，所以很大了我都搞不清楚他的年纪。我三十岁以后，他常常跟我说一句俗谚：“人人有个三十六，喜的喜来忧的忧。”我一直以为他是勉励我在而立之后要时时戒慎恐惧，努力不懈。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我常常因为思念，把记得的父女互动在心中一遍遍回忆分析，才觉悟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中国内地政权的时候，他的实际年龄正好是三十六岁。那一年发生的事情让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中国人，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父亲在湖南老家是一个地方型的政治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国共内战，他被迫离开家乡，失去了政治舞台。因为不能忘情，在我出生后，他还曾逼迫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的我母亲去竞选“台湾省议员”。因为他评估有妇女保障名额，要求票数有限，在当时算高学历又风度极佳的母亲会有机会当选。没有想到为此加入国民党，却因为拉不下脸到处求人赐票的母亲，差一票饮恨，那也断了父亲想在台湾继续家族“政治生命”的梦想。

可是这个挫败却没有影响父亲对“管理众人之事”热衷的脾性，我小时候家里一直人来人往地很热闹，事后回想，简直是常常有人在我家“全民开讲”。我喜欢自己看书，对大人讲话从不旁听，这个良好的品行总是被客人盛赞，这就更让我远离客厅里的清谈。现在想起来，我大概错过了旁听一整部民国的稗官野史。然而即使这样自外于客厅里的“座谈会”，不小心飘进耳朵的一些事情和人名却在我此后的一生于完全想不到的时空和书页之中重逢或证实。事后追忆，这个奇妙的童年环境是让我变成一个在台湾戒严氛围中长大，却对威权或权威一无所觉的主因。

一九七九年我以文艺界青年代表的身份应邀去台湾“总统府”，十个样板人物轮流跟蒋经国握手，个个沉默不语，行礼如仪，我身旁的大明星林凤娇（成龙的妻子，房祖名的妈妈）还紧握我的手，微微发抖，我想一个女明星什么场面没有见过，跟两个老头（另一位是“副总统”谢东闵）握握手，何以激动至此？轮到我的时候，我特意示好，说：“总统”你好，我也姓蒋。蒋经国听说不过一愣，旁边的侍卫大概觉得于体制不符，就有点粗鲁地用手臂把我隔开了。回家后我不大高兴，父母就安慰我说：你愿意跟他握手还搭讲，真是看得起他，小蒋怎么这么不懂礼貌！

和眷村里“效忠领袖”与“官大一级”的鲜明阶级意识不同，我成长过程中遇见的从大陆流亡到台湾的难民好像对台湾当局都是牢骚满腹，谈到当时的“民族救星”更是意见比敬意多。既是难民，可能应该也有生计之忧，可是他们碰在一起却很少聊油钱米价，反而喜欢读他们不大相信的报纸，交换小道消息，和分析时势；仿佛身在乡野，却觉得庙堂之事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自己可以置喙。等我长大后反刍才想通，原来这群人是经济社会中的“士大夫”或“中产阶级”。同是难民，虽然不是富贵的“上流社会”，他们却或有文凭，或有技能，即使在难中，基本的饱暖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就有余力继续“生活”。

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追求事业、爱情、婚姻，喜欢和朋友分享对人生的期望和想法；他们也关心大世界里的经济、政治，和时局，很长的时间他们都在担忧“老美”随时会放弃弹丸之地的台湾，好像他们相信第七舰队还胜于保卫“复兴基地”的国军。他们讲起领袖并不比今天在电视上骂马英九像骂儿子一样的名嘴更仁慈，对军人和他们的眷属也都没有什么崇敬之意，反而会指名道姓地怨怪哪位将军不会带兵要为打败仗负责任。生活中娱乐显然对这些“难民”很重要，他们上馆子、听戏和看电影；友谊也很重要，他们老是聚在一起怨天尤人或者八卦配对。除了时空不一样，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和如今的中产阶级没什么不同。这些人遭逢乱世，其中有些际遇比我写的小说还离奇。

从中产阶级社交圈衍生出去的，有依附他们为生的服务业，和他们为之提供知识和技术的达官贵人阶层。

服务业阶层的难民可能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求职的通路受限；聪明或有技能的就卖手艺或做小生意，老实或没有文凭却有力气的可能当仆役或卖苦力。他们的时间更多花在为衣食谋，没有时间和书本知识搞些风花雪月，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也更火辣直接。我还记得我到了快三十岁才发现文盲跟非文盲的世界有多么不同。我开始回想生命中曾经擦身而过的几位不识字的长辈，遐想他们跟着一九四九年的难民潮来到台湾的无奈和际遇。他们也曾在我童年的某时某处短暂出现，他们不是我父母亲侈谈天下事的座上客，我应该对他们的了解很有限，可是我的记忆和想象却忍不住要去捕捉他们的身影。

等我到了海外求学并且定居，发现原来很多和我父母一样的“民国素人”在天下大乱时没有去台湾，他们直接去到了世界各地，他们在民国的社会阶级更往上层，，很多昔日王谢流落异乡，后代也就成了你我身边的寻常百姓。我的思想也跟随他们的足迹四处流浪与寻访。然而我直接认识的其实有限，我瞎编胡写，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很难说清《民国素人志》里的人物究竟有多真实？讲的是“素人”的事，写的时候实非“素描”。故事虽属拼凑和虚构，我创作时，人物的一生却历历在目，他们的英灵也与我同游天地。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我不能具体地指出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或者在我童年时曾经闪过的身影，都出现在哪一个故事里。可是那一双无邪小女孩的眼睛却跟着我的上一辈走了一遍他们的民国。然后，我花了大半生反刍、追寻，和思考，等到浮生百年才开始诉说。

她的人物族谱与张爱玲的某一阶段上相合，但要追踪得远一程，拖尾再长一截，好比是张爱玲人物的前生今世。张爱玲攫取其中一段，正是走下坡路且回不去的一段，凄凉苍茫；蒋晓云却是不甘心，要博一博，看能不能博出一个新天地。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