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4年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结识了同宿舍的匪哥、阿刚和宁寒。

叶倾文编著的《研究生》通过对四个人读研期间爱情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当代研究生感情生活的现状；同时也折射出了高房价、研究生扩招、学术黑暗、权色交易等社会问题对当代研究生的影响。

每个人都拥有两种青春：

一种是亲历的，那个在现实中懵懂虚掷，呼啸而过的青春；

一种是在我们的回味与回忆中，在我们内心无数次辗转发酵的青春。

每个人，都应该历经一回彪悍的青春。

叶倾文编著的《研究生》，以其文字的真实直接，大胆率性，幽默生猛，绝无虚饰，带你尽情感受重口味与小清新，领略青春的美与真，酷与烈。

如果你打算读研，你一定要看《研究生》，这里火爆的青春，重口味的校园，还有那个笑傲江湖飞扬跋扈，无限放大的自我，正与你想要的研究生生活相暗合；

如果你读过研，你一定要看《研究生》，这些研究生生猛彪悍的内心风景，会让你时而爆笑时而泪奔，内心翻膀，重逢昨日的自己；

如果你不曾读研，你更要看《研究生》，这里的爱恨歌哭，浪漫与率真，激越与颓废，都是那么来势汹汹，理直气壮，青春的万千滋味与斑驳色彩，尽在其中！

一 和大学相比，研究生的课少得让人惊悚

二 夜空如此宽阔，却盛不下我心里的幸福

三 追女生比追小偷要难得多

四 我不要你这么没出息

五 人的一生原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长

六 开始一种诡异的生活

人才是什么？当所有人都认定你是一个废材的时候，你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件事，证明和你相比他们才是废材。这样的人就是人才。

——《匪哥语录》

研究生的开学典礼当天，学校的篮球馆里乌压压坐满了新人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主席台后的投影幕上打出了几个红色的大字：上海××大学研究生新生入学典礼。

我看看四周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群，不是研究生就是博士生，感觉自己放在这里，也就是马蜂窝中的一只新马蜂罢了。

研究生处的王处长有力地举着右手培养新马蜂的骄傲感：“我们学校上一届博士生的就业率是百分之百，研究生的就业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三。为什么研究生的就业率没到百分之百呢？”

众马蜂翘首等待，王处长为了进一步吸引群众的注意力特别停顿了一下：“难道是找不到工作？那些中学抢着要他们！但是他们宁可不找工作，也不愿意进中学！”

众马蜂一片欣然的笑声。我暗自琢磨：看这架势，我以后总能进一个大专当老师吧？

正面教育结束后，几个大牌领导退场了，研究处的副处长留了下来接着给新生做思想工作：“有些事情呢，刚刚领导在，不太好讲，这里呢，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很多同学呢，都是外地来的，有的已经结婚了，到了这里之后呢，要开始新生活了——但是呢，开始新生活并不表示要抛弃原来的生活。”

这话就有意思了，底下的新生也开始活跃起来。副处长配合现场气氛，也笑了笑：“这个事情呢，我们每年开学典礼的时候都会强调，但是基本上一过寒假，就会有女同志从外地赶过来，哭哭啼啼地找到我，告她老公的状。”

话一讲开，底下的新生也不顾忌了，哗啦啦笑了起来。副处长接着说：“每年讲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但是你们看，就在你们之中，就会有人出这样的问题。”

坐在我旁边的匪哥捅了我一下，嘿嘿笑着说：“看好吧，哥哥就会是这种人才！”

他的坦荡无忌让我心里一乐。那一瞬间，我跑神了，把自己既往的人生飞快地检点了一下，想看看自己算是哪种人才。

我出生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当时我的父亲远在边疆，握着钢枪为祖国放哨。外婆发电报把我出生的噩耗告诉了他，父亲喜极而泣之余不忘本职工作。他想到祖国的边疆虽然有他保卫了，但是祖国的海域面积宽广，他无法分身保卫，于是给我起名“海帆”，期望我长大以后能接过他手里的枪，护卫起祖国的大海。

六岁那年母亲带我去打防疫针，我对针头惧怕万分。母亲鼓励我说，你长大不是要当海军吗？海军怎么会怕打针呢？

打完针以后，虽然我还叫郑海帆，但是我对从父亲手里接过那杆枪不再有丝毫的兴趣。我那时唯一感兴趣的是在晚上把屋里的小凳子搬到院子里排成一排，然后独自躺在上面看星星。由于经常面对浩瀚的星空沉思，导致我的思维从小就天马行空。我曾经在放学后偷偷把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带回家，用砖头把里面的粉笔砸成碎末，然后掺上水，成功做成了一根长达一米的粉笔。第二天老师焦急万分地寻找粉笔时，我一脸兴奋地把那支巨型粉笔送给她，结果被她痛骂了一顿。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以《我的理想》为题写一篇作文。同学们洋洋洒洒，立志于科学家、司令员、清洁工、董存瑞等等。评讲作文时，老师把我叫到讲台上，让我当着全班同学读一读自己的作文。我那篇作文的中心思想就一句话：我长大以后要当一个可以每天睡懒觉的人。我一边读底下的同学一边笑，我感到无比羞愧。当我看到我暗恋的那个女孩子也掩着嘴笑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老师循循善诱说，你怎么能把睡懒觉当成自己的理想呢？我说为什么不行？老师严肃地说，肯定是不好的，这是一种思想堕落的表现！从那以后，我只能把我的理想深埋于心中，我和周围的人失去了共同语言。

读高中的时候，我们住宿生每天早上六点钟都要爬起来跑步，这导致我的睡眠严重不足，经常上课打瞌睡。有天早上我终于忍不住问宿管老师，为什么一大早要跑步？宿管老师说，因为你们锻炼好身体才能好好学习。我说，我因为每天早起经常上课打瞌睡，没法好好学习，再说我经常打篮球，用不着跑步锻炼。宿管老师说，打篮球归打篮球锻炼，跑步归跑步锻炼，不一样。我说，我能不能多打打篮球，不起来跑步？宿管老师说，不行，这是学校的规定。我说，但是学校的这个规定不适合我。只有小学文化的宿管老师笑了，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话：“那也没办法，谁让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大学生活的操蛋性与自由性让我逐步活泼起来，我感到自己压抑已久的天性得到了释放，这直接导致我几乎每学期都要挂科。四年后我带着一塌糊涂的专业成绩回家乡进了一家公司工作。在工作中我越来越发现，我和周围人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二十三岁那年我终于发现，这个社会就是按照周围那些人的思维方式在运转，这让我感到万分沮丧。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让我愈发怀念校园生活，我开始像老鼠一样一边工作一边偷偷考研。压抑感让我学习的热情再次被激发出来，我当年就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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