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岁末，离除夕只有个把星期了。

位于四季青桥西侧的欧尚超市，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各路商家使尽浑身解数，在做一年里的最后促销。

一楼西北侧的健身器材部，一个小伙子高声招呼着：“198，‘按摩小姐’请回家！”“198，‘按摩小姐’请回家！”

小伙子身穿红色工作服，后背上印着五个黑字：养生足浴盆。

三位东北顾客被他的招呼声吸引住了。小伙子连忙热情介绍：“花上一百九十八元，‘按摩小姐’请回家！不吃您不喝您，随时提供服务，爹妈喜欢，老婆还不吵架。”

一位顾客经不住小伙子的宣传，脱了鞋，把脚放进足浴盆里。小伙子按了一下开关，片刻，顾客笑了：“嘿，还真不错，跟去洗脚房按摩差不多！”

小伙子趁热打铁：“这叫泡在脚上，暖在心头。我们这款高科技足浴盆，有病治病没病养生，21世纪中国最缺的是什么？不是人才，是舒坦。”

顾客被说乐了：“小老弟，你可真能忽悠，一百九十八元就能治病，还要医院干什么？”

小伙子忙解释：“没错没错，足浴盆治不了百病。不过您说，这人身上的病怎么来的？首先是因为自身免疫力下降。怎么下降的？首先是失眠呗。您睡前洗个足浴，眠也不失了，免疫力‘杠杠’的，不等于防病治病吗？”

顾客显然动了心：“最近家里那位，老叫唤睡不着，要不买一台给她试试？”

小伙子一摆手：“我建议大哥您买两台，一台您和嫂子用，一台送亲友。要过年了，走亲戚提溜两瓶酒，起码得三百多块，没这个显档次，还省钱！”

我一直在一旁观察着这个精明、幽默、满口京片子的小伙子。三个东北顾客每人提着两台足浴盆走了，小伙子又转向我：“先生，对不起，刚才没顾上接待您，您也来一台吧，自己用还是送人？”

我说：“我不买，我特佩服你这张嘴！北京人吧？”

小伙子笑了：“北京人？实话告诉您吧，我是北京‘远郊区’——湖北省红安县的。”

红安？我心里猛地一动。“你是红安县的？”

“是的。您去过红安？”

“去过！不过，我是二十年前去的。”

“我们那个地方穷啊，您去的时候肯定更穷！”

二十年前，为创作反映希望工程的报告文学，我有过一次大别山之行，到过红安。那是块神圣而又令人崇敬的土地——新中国的两位国家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就诞生在那里。1955年军队授衔时，红安籍将军达两百多，其中两人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人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十人担任过中央正副部长、十二人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或政委，还有一百八十多位担任过省部级领导或军队重要领导职务。

红安又是一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巨大代价和做出重大贡献的土地——战火曾经把那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前后持续的二十几年战争中，全县死难群众达十万，登记在册的烈士二千二百余人。红军长征时，每四个英烈中就有一名是从红安的红土地走出来的。

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李先念副总理来到湖北代表团，问起家乡的情况。有代表告诉他，红安的大部分乡亲缺吃少穿，生活在贫困线下。李先念激动了，他说：“家乡穷，老苏区穷，这是个普遍问题。井冈．山穷，延安穷，太行山穷，洪湖也穷。我们对老区人民是欠了债的……”三年困难时期，张学体省长从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李先念的电话：“李副总理，您就是砍我的脑壳，也要给我拨两亿斤粮食，家乡父老乡亲实在是活得太艰难了。”李先念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现在就是砍我的脑壳，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啊，现在活得艰难的何止是一个红安县、一个湖北省！”红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他们做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外省重灾区。三百多位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一致投了庄严的赞同票。而当时，四十二万红安儿女却正挣扎在饥饿中……

记得在国防部长秦基伟的故乡，村支书告诉我，1988年初夏，秦基伟将军回过家乡一次，当时，有人让将军开开口，请中央、省里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将军面露难色，他说：“我们在外面当领导的，如果光知道照顾自己的家乡，那会让人说闲话的。家乡要想富裕起来，还得靠乡亲们自力更生。”将军如此为难，乡亲们还能说什么。

老区人民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不是用“伟大”两个字就可以包含的。我问这位来自红安的小伙子：“这些年红安的发展应该不错了吧？”

“和您当年去的时候相比，自然要好多了，起码温饱问题解决了。但和富裕的地方比，又有差距，我们那里没有什么工业，农民手中没钱，只好出来打工。”小伙子回答。

下班后，我把这位名叫张小强的推销员请到了隔壁的一家麦当劳，我说：“小强，我是个军人，专门写书的作家，想采访采访你。”

张小强吓了一跳：“我有什么可采访的？”

我告诉他：“我手头正在写一部反映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报告文学，就是专门写80后、90后打工青年的。”

张小强笑了：“我是1990年生的，该算是新生代农民工吧？可叔叔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爸，也都在北京打工呢，我是第三代。”

“哦，你们一家三代都在北京打工？”我问了句。

小强告诉我：他爷爷张玉河，1940年出生，今年七十一岁了，当过兵，1982年四十二岁的时候，成为我国最早一批农民工，在北京当过清洁工，看过仓库。他父亲张德贵，也快五十了，应该算是第二代农民工，在北京做过家具，现在还在干装修。

张小强这一家，几乎可以说我国农民工三十年历史的缩影。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富矿”，我暗自兴奋。

我问张小强：“今天这个班你推销了几台足浴盆？”

“十三台。”

“推销一台你们能得多少报酬？”

“六个点。”

我心算了一下：“那今天你起码能挣一百多元，收人不错嘛。”

张小强连忙摆手，说：“不是您这个算法。于这一行，旺季淡季差别大了。现在是一年中销售的最旺季，快过年了，送礼的特别多，什么都好卖。等过了年，特别是到了夏天，热都热死了，谁还泡脚呀？吆喝一天，出不了一两台货，一个月下来，连一千元都挣不到。”

“不过，我发现干销售你还是蛮有一套的。”

“呵呵，叔叔您哪儿知道，我这也是慢慢学的。刚进城那会儿，我一个乡下孩子，不敢大声说话，一张嘴就脸红。现在竞争这么厉害，不拼，不学习，就会被淘汰。就说这推销足浴盆吧，也是讲究销售心理学的。首先，你得吸引住顾客。‘198，按摩小姐’请回家。顾客一听，就觉得新鲜。然后，你得千方百计让他试试看，按我的经验，顾客只要愿意脱鞋脱袜子试试，就说明他动心了，生意也就做成一半了。当然，这一行也不光靠一张嘴，也得有专业知识，人体足底连接十二条经脉，两脚分布六十多个穴位。足底发热，全身经络就疏通，气血运行就流畅。顾客要说自己有慢性病，你就得马上往治病上说：胃疼腰疼腿疼，一般都是寒气阻滞，一温百病消。还有什么失眠啊、神经衰弱啊、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有辅助疗效。你就是夸张一点儿也无所谓，足浴盆毕竟不是假药假酒，最多无效，绝不害人。有个阿姨，先在我这儿给自己买了一台，然后四处帮我宣传，最后，她的亲戚朋友一共买了十五台。”P4-9

虎年不顺。被“老虎”咬了两口。

一过了春节，我就开始忙乎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报告文学的采访和创作。

这种采访，极其琐碎，极其需要耐心，极其考验你的功力。你得四处寻找、联系采访对象，再约定采访时间、地点，然后再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往往是费了好大劲，觉得这个人物不够典型，或与采访过的人物命运相似，只得又重敲锣鼓重开张，继续去寻找采访对象。写新生代农民工，手头起码得掌握六七十个新生代农民工“典型”，写起来才能游刃有余，才能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仅就采访量来说，一想就让人感到头大。

7月，临时接到任务，我和张帆赴青岛和武汉采访海军一位典型人物。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执行这种临时性任务，已经习以为常。4月，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海军航空兵某飞行团“奖状中队”4101号机组，第一时间飞临玉树地震现场上空，采集到第一批航空遥测影像数据，为党中央、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决策和灾后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也以最快的速度采访了机组，写出了《“奖状号”紧急起飞》的报告文学。

7月16日清晨六时，准备返京，武汉海军的一辆面包车送我们前往天和机场。我坐在驾驶员背后的座位上，车窗外下着蒙蒙细雨。

嘭！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否听见了这一声巨响，可能是在失去知觉几秒钟后，我本能地用双手捂住正在流血的左脸。张帆将我扶下车，这时候，整段马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我蹲在马路牙子上，只见中间的隔离墩，被对方的小面包车撞裂开十几米，小面包车斜横在马路中央，肇事司机仰面瘫在路面上。

第一辆救护车呜着笛声急速驶来，我冷静地对救护医生说：“先拉那位司机，他快不行了。”

第二辆救护车把我送到同济医院急诊室，外科医生在缝合我左额上的十三个伤口时(都是被粉碎性车窗玻璃击伤)，我听见他与护士在轻声议论：“这位军人命够大的，这个伤口离左眼只有半公分，再近点，这只左眼就没了。”

我既后怕又庆幸，还好，没伤着眼睛。

后来，我听说那位肇事司机只有二十三岁，也是个农民工。那天清晨，急着将一批服装送到一家批发市场，路滑，车速太快．出了事故。他在急救室里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才醒了过来。

听处理事故的同志讲，对方很担心我会提出什么过分的索赔要求。我说：“算了，农民工，还能要求他赔偿什么？我担忧的是他会不会伤残，以后还能不能工作？”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9月9日。办公室装修，我在搬运东西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够惨的，摔断了四根肋骨。我不得不中断了采访和创作，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一位朋友来看我，连说“万幸，万幸”，他的意思是。我要是把脊柱摔断，那就真的惨了，肯定截瘫。想想也是，与截瘫相比，断了几根肋骨算什么？难道苍天真在暗中护佑我？

头一个星期，每隔六小时，我就得口服一颗叫泰勒宁的止痛片，以止住剧痛。可是，当疼痛稍稍缓解些，我的脑子又开始活跃了，想的都是：农民工，农民工，农民工！

夜里，待同室的病友睡下之后，我便拉上屋子中间的隔离帘，打开笔记本电脑，又开始与农民工进行对话。本书的第五章和第七章的一部分，就是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写成的。

一个月后出院。医生再三交代：避免剧烈活动，一定注意休息。

刚到家，便得到一个信息，在北京东郊有个叫皮村的地方，聚居着大量农民工，活跃着一支打工青年艺术团，还有一个打工博物馆。我像是突然间发现一座矿藏一样兴奋。

第二天清晨七点，我赶往东郊，好不容易找到皮村，找到王德志、段玉、刘旭他们，听他们讲打工史，听他们为我演唱打工歌谣，参观中国独一家的打工博物馆，一整天，我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

待到夜里九点，我拖着像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家里，一下子瘫靠在沙发上，肋部一阵隐痛，累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

两天后，我再一次深入皮村。

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报告的真实，文学尺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而深入扎实的采访，便是寻找到这种真实的唯一途径。仅仅靠思想，哪怕是最犀利、最权威、最精彩的思想，也是无法成就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所以，每创作一部作品，我都是采取愚笨而又吃力的办法，都要进行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在采访上花费再多的精力，再苦再累，我从来都觉得是值得的。

算起来已经有二十年了，由于写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贫困警示录》、《中国山村教师》、《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等报告文学，有人称我为“反贫困作家”，有人夸我有“社会责任感”。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社会责任感”是最基本的担当；而报告文学一旦失去了“社会责任感”，或失去了相应的“批判性”，还·能成为报告文学吗？

写了二十年的报告文学了，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呢？思来想去，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笔下的那些人物——普通的海军官兵、失学儿童、乡村教师、还在贫困线上苦斗的民众、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记得是在太行山区涞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遇到一位名叫李恕的老师。1953年，作为涞源一中的首届初中毕业生．十九岁的李恕，响应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当老师。在村小那块小讲台上，一根教鞭和一本字典，陪伴他度过了四十个春秋。有的是祖孙三代，有的是父子两代，全村有文化的村民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这中间，他曾经动摇过，也有过调离的机会，可是，一想到自己走了，没人接班，孩子们就要失学，他又坚持了下来。临走时，陪同我采访的领导问李老师还有什么困难，他想了想，说：“村里不通电，晚上改作业和备课都要靠煤油灯，分配的煤油实在不够用(那时候的煤油还按计划供应)，看能不能每个月多供应一斤煤油？”

一位在山村默默无闻坚守了四十年的老教师，唯一的要求仅是每个月多供应一斤煤油……在李恕的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忠厚笃诚、任劳任怨、大忠大义的品质。我的许多采访对象都像李恕一样，一直在为我的灵魂“充电”，他们在我心中矗立起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实际上，就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一直在激励我写下去。尽管我手中既无权又无钱，解决不了他们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他们的工作问题，甚至连农民工让我帮他们的孩子找所学校上学我都解决不了。但只要你关注他们，只要你的心与他们的心连在一起，或者，哪怕你能认真地听他们倾诉一番，他们便特别地欢迎你，愿意同你讲真心话，愿意与你交朋友。老百姓的善良和纯朴，让我感动，同时又让我感到愧疚。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二十年前，我到广西平果县一个叫汤那囤的小山村，调查失学儿童的状况。刚巧是开学的第一天，五年级有五个女生由于家庭贫困而没来报名。我让校长把她们找来，村子很小，不一会儿，五个女孩便站在我的面前。寒风中，她们都穿得非常单薄，用纯洁而渴望的目光望着我。我问她们最想的是什么，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后来我写了《托起明天的太阳》的报告文学，其中《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一章是专门写她们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爱心人士伸出了援手，村小一共收到了二十六万元善款。村里用这笔钱修了路，架了电，还实行全村儿童免费上学。村民们说，是希望工程让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十年后，我重返汤那囤，问起那五个女孩的情况，校长告诉我，由于得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后来，她们上了中专或大专，都有了工作。校长带我走进其中一个女孩的家，她母亲对我说，女儿在南宁上的中专，就留在南宁工作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昏暗的屋子的木板墙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的两个词“希望工程”、“海军作家”还依稀可见。我的心不由得一震，我想，这也许是这位女孩得到希望工程资助后的感言和对一位作家的思念。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把“海军作家”四个字，当成是所有的采访者、所有的底层民众，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完稿于2010年岁末

再改于2011年3月

2011年3月·北京

引子 画卷

自序

第一章 一门三代农民工

第二章 从扛着编织袋到拉着拉杆箱

第三章 脚手架上的青春

第四章 皮村文化

第五章 “罗炼出走”与“富士康之跳”

第六章 苦涩的婚恋

第七章 帮他们打造一副金翅膀

第八章 愿他们的未来不是梦

后记

一场冷空气席卷了华北大地，气温骤降，京城天寒地冻。

我由西向东穿过整座城市，去东郊探访那个叫“皮村”的地方。

在北京这座古城，最不起眼儿的地名都有自己的来历，而皮村却没有任何可炫的历史。皮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了，原村民在自己的菜地里搭起了一排排简陋的临时出租房，一万多个农民工聚居在这里，且多为年轻人。在皮村这个与大都市紧密依存，又断然隔绝的“打工者部落”中，有他们自己的子弟学校、艺术团，还有他们亲手建造的独一无二的打工博物馆。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占到了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总数的60％，大约有一亿人左右，并以每年九百万至一千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用不了十年，这个群体的总人数将会突破两个亿，甚至更多。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如同不可一日无电、不可一日无水一样，我们的每一座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不可一日无农民工的时代。

每天清晨，最早迎来黎明曙光的是他们——

送牛奶的、送早报的农民工；

摆菜摊的和搞建筑的农民工……

每天夜晚，与星星和月亮做伴的还是他们——

开出租的、当保安的农民工；

清扫垃圾的和忙碌在一条条流水线旁的农民工……

北京某大学一个课题小组以《城市——农民工：存在与关注》为题，进行了广泛的问卷调查，要求受访者写出二十四小时内与农民工发生联系的所有事项。大学生们细心地删除了答卷中的重复项，但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市民，二十四小时内和农民工发_生的直接或间接联系，还是达到了八十四项次！结论是：当今中国社会之于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不再是关注不关注的问题，而是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城市一分一秒也离不开农民工，跃居世界第二的GDP和“死也要控制在5％以下的CPI”离不开农民工，90％的建筑业一线岗位、37．9％的制造业岗位和绝大多数服务业离不开农民工……中国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离不开农民工。而他们之中，新生代农民工占了大多数。

说中国社会忽略、漠视农民工问题，那是不负责任的。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出台各项政策，条文覆盖了农民工诸多问题。经济学家关注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廉价劳动力提供的高达27％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多久；社会学家关注已达45％的城市化率和六十多年不变的城乡二元结构；文化学者关心农民工群落中悄然形成的“都市第三极文化”；教育部门关注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以及该不该让他们的子女异地高考；交通部铁道部关注春节的“民工返乡潮”；工会关注农民工的食堂和澡堂；妇联关注妇科检查和避孕工具发放；企业老板关注“用工荒”；公安关注稳定；城管关注秩序；社区关注环境卫生；白领一族关注地铁车厢里的气味；一位职业病科医生关注进行“尘肺病肺灌洗”的农民工排出的液体颜色：“每个工种灌洗出的液体颜色是不一样的，煤矿工人洗出的水是黑色的，水泥厂工人的是灰褐色的，木工的是浑黄色的……”——“被关注”是容易的，但是，真正的“春天”离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很远！

今年春晚，旭日阳刚组合的一首《春天里》，唱得大半个中国落下热泪。他们的歌声“唱出了虽身居社会底层但对梦想执着追求的生命力”。

而在皮村，另一个歌手也在为新生代农民工歌唱着。

歌手名叫段玉，是皮村打工青年艺术团的一员。段玉爱唱歌，也能写歌。她创作了一首民谣：《我的名字叫金凤》，其中有这样四句：  他们称呼我的名字，

他们叫我打工妹。

我有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金凤。

我问过段玉：“你怎么想起要写这样一首歌？”

段玉回忆说：“2008年，我在望京小区一所幼儿园当老师。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有位教授在做一个叫‘社区姐妹行’的项目，主要是组织社区里的女保安、女保洁、保姆等女工，给她们讲法律知识，教她们做菜，学唱歌。我是这个项目的志愿者，教姐妹们唱歌。来参加活动的，有个胖胖的河北姑娘，每次来都默默坐在角落，很少说话，也不怎么跟着唱。慢慢熟了，才知道她叫金凤。金凤十六岁就到深圳一家玩具厂打工了，在流水线旁整整呆了四年。后来，她又干过美发工，当过服务员。现在在一家小工厂，做一种串珠手工艺。金凤二十四岁了，在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中度过了整整八年，她没什么朋友，也没谈过恋爱，更甭提婚姻、家庭。和金凤聊起这些时，我们俩的眼圈儿都红了。我特别能理解金凤，她和我们身边所有的打工青年一样，吃，不缺了；穿，也不缺了，但缺温暖，没未来，心里空空的，又飘又慌。有一次教唱歌时，金凤没来，从此，金凤像北京沙尘暴中的一粒沙子一片树叶，再没出现过——她回老家了？她嫁人了？……金凤的消失，让我想了很多很多。最难忘的，是金凤的一串提问，她曾问我，她最美好的青春都贡献给了城里人，可为什么城里、没人能记住她，一直叫她打工妹？我写这首歌的灵感，就来源于金凤的提问，我想替老实巴交的金凤问一句城里人：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你们记住了吗？”

段玉告诉我：每次给农民工演出，她都要唱这首《我的名字叫金凤》，而且还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唱到“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那两句时，台下的观众反应热烈，有的会跟着唱，有的还大声在喊着：“我有自己的名字！…‘我们也有自己的名字！”

我有自己的名字！

我们也有自己的名字！

我似乎听到千千万万的打工青年在呼唤。

一年多来，为了创作《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这部报告文学，我做了大量的采访，结识了各行各，业的许多打工青年。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打工史，倾听他们倾诉心中的酸甜苦辣，倾听他们描绘自己或远大或不远大的愿景。他们的祖父作为第一代农民工，身背化肥袋走向城市，仅仅是要获得温饱。他们的父辈作为第二代农民工，肩扛编织袋走向城市，追求的是致富。而他们却是拉着拉杆箱走向城市的，他们在打工的同时，不断在寻找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要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而且，从进城的第一天起，他们便开始做起了自己的“城市梦”……

越是接近他们，越是了解他们；越是了解他们，越是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我的强烈感受是，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的强烈感受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得十分艰难；

我的强烈感受是，城市已经离不开新生代农民工；

我的强烈感受是，城市并不情愿接纳新生代农民工；

我的强烈感受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个亟待解决，却又非常棘手的问题……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作者黄传会)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同时，《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对这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存在的教育、就业、生存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作者黄传会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一书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