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孤独的，是他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人生的精神。大多数的人被他表面上的游戏味、痞子腔所蒙蔽，没有看到他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对他《玩的就是心跳》里流露出来的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对爱情的渴望、对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渴求视而不见。

王朔所著的《玩的就是心跳》讲述的是，一夜打完牌，我接到一个电话去车站接人，到了车站车还没到，为了躲避严寒我就到了一个饭馆，后来把接人的事也忘了。天黑回到家后，发现家里来了警察，询问我的一个朋友高洋的事。警察问我最后一次见高洋的情景，我回忆了，可无论怎样说事情都似乎对不上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我最后一次见高洋的人数上都有矛盾之处。而警察还从我家里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卷刃刀，但我记得这把刀是高洋亲自送给我的。于是为了弄清楚当时的情况，我开始一一寻找询问当时的朋友们，就像一个失忆的人要找回当时的记忆。在这寻找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自己对当年的很多事情真的不记得了，似乎真的失去了记忆。在整个事情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刘炎，在高洋可能被杀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和她在一起的。可是我除了只有她的一张照片之外，对她的任何情况都一无所知，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于是我又开始了寻找这个叫刘炎的女人……事情到最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是我们的几个朋友当年瞒着我设计的一出闹剧。

《玩的就是心跳》情节紧凑，环环相扣，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悬念，紧紧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同时在整部小说中，王朔贯彻了他一贯的轻松调侃的手法，使读者在紧张阅读的过程中不时会心一笑，松一松紧绷的神经。

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里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情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

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好事，你在外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踏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我受得了吗？”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认识过敢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套瓷，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得，人家真找来了——你又傻了。”

我问在座的几位谁还记得“明松”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的。”刘会元一边搓着牌一边说，“明松不认得，‘明灯儿’倒认识几个。”

大家乐：“爱谁谁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我说，“还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哪能就完了？”

“黑心！”大家说，“——狠！”

我乐着去找列车时刻表，查出那次列车到站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到了，忙去穿鞋换衣服。

“要是有人或电话找我就说大帅府临时有个会我去了，有事到那儿找我。”

“皮裤衩穿了吗？别到那儿警卫不让进。”

“要是男的我们给丫打出去，要是女的我们可就当场没收。”

我在鞋盒子盖上写了几个粗字：我是方言。举着它迎着人流站在车站出站口。出站的和接人的路过我身边都看我，就像看傻子。实际上，我也的确傻，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车站广场站了两个小时也没人前来相认。车站的秩序比我想象的还要混乱些，很多列车晚点，那些早晨就该到站的列车这时正陆续到站，和中午正点到达的列车混在一起。各车次的旅客潮水般地同时出站，根本无法根据车站预告判断哪些人是你要接的哪次车的，只好一拨拨地问。我把鞋盒盖举到每一对看上去比较体面的青年男女面前，并用热切、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们，最后甚至不再挑剔他们的长相，就是女的丑些也凑上去，仍然一无所获。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遇到一个朋友，他来接女友。他指点我去看一下车站悬挂的到站列车时刻表，我才发现我在家看的那本列车时刻表是过期的，按新的时刻表，我接的那班车还有两个小时才到站。

两个小时比较讨厌，如果回家的话到家喘口气儿就得往回踅，如果站在广场干等又实在漫长不堪忍受。我出来穿得很厚，这时已被寒风吹透，脚指头都麻了。我得找个暖和的地方吃点东西。彼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车站附近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人，嘈杂喧嚣抢饭似的。桌上堆着一摞摞油腻腌臜的剩碗盘，汤菜汁漫席横流，那股味一掀棉帘子能顶人一跟头。于是我坐了一站车，到崇文门一带的繁华街面找馆子。这儿的馆子这时候人也很多，但秩序井然，餐具和食物也还大致干净，价格稍贵但看上去起码不恶心不熏脑浆子。我在一家店堂明亮温暖的快餐店吃了一盘所谓的意大利面条，喝了碗所谓的美国汤，然后买了罐真正的中国啤酒坐在靠窗的座位泡时间。邻座一伙也在喝酒泡时间的男女中的一个男的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点头，他拉开一张空椅请我过去，我端着自己的酒笑着走过去坐在他们一桌冲所有人点头。

“你最近干吗呢？”那男的笑着问我。

“没干吗，没事。”我也笑着问他：“你干吗呢？”

“也没事。”那男的说，“好久没见，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南边。”

“喔喔。”我含糊其辞地应着，盯着同桌一个颇有姿色的姑娘看，她正跟旁边一个大胡子男人调笑。

“听说你发了，大把的钱。”

“没有没有。”我看第二个姑娘，觉得她长相一般。

“发了就发了嘛，别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发了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倒想发，发了我还在这儿坐着？”第三个姑娘像个冻柿子霜里透红。

“你这人没劲，跟哥们儿不说实话。”

“真的真的。”我收回目光，看那男的。

“人家都看见你了，拎着一皮包钱在广州开房间，就上个月，是不是谭丽？”那男的对那个颇有姿色的姑娘说。

那姑娘正眼瞧瞧我：“你就是方言？”

“这倒没错。”我嬉皮笑脸。

那姑娘没笑，挺正经地问我：“你认识沙青吧？”

“不就是那老爷们儿吗？”

“你看，他净打岔。”那姑娘笑着对其他人说，“我没法跟他说话，人家是女孩子，什么老爷们儿。”

“你净打岔，忒不地道。”

“不是不是。”我盯着谭丽笑着说，“怎么着，她说她认识我？那你带她来找我玩呀，我们熟人也好见见面。”

“你们那么熟还用我带？你要真想找她我倒是可以告她一声。”谭丽暖昧地冲我笑。

我也暧昧地冲她笑：“你不一定非得叫上她，自己来也行。”

“哟，这就直接开诱了。谭丽你小心点这人比较坏。”

谭丽笑着瞟大胡子一眼，大胡子正跟冻柿子说笑。“我去你那儿干吗？我又不认识你。”

“一回生二回熟，认识起来还不快？别那么见外。你瞧我第一次见你，没说几句，可我从心里就觉得咱们跟亲人似的。”

“嘻，真可怕。”

“可怕什么，咱们就这么定了。一会儿咱俩走，他们爱干吗干吗去。”

谭丽笑得什么似的，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蛮有兴致地跟我逗。我们逗了一会儿，又聊了会儿别的。那帮人起身要走。谭丽站起来冲我笑着说：“走了，以后见。”

“不跟我走了？不走算了，回见。别忘了我，每天睡觉前闭眼想想。”

“你这是一套固定路数吗？跟谁都这么说。”

“没错，真让你猜着了。”我笑着冲她摆摆手。那帮人走后，我也忘了自己到这干吗来了，百无聊赖地又坐了半天，喝光啤酒捏扁啤酒罐出了快餐店。

街上刮着强劲的风，路面被刮得干干净净，行人都穿得很严实，捂着帽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匆匆走着。冬日苦短，天已经昏暗了，路灯未亮但街边的商店都开了灯。我在街上顶风走了会儿发觉坚持不住，便拐进胡同去找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家，敲了半天门没人答应。我又出了胡同，钻进街边一家个体饭馆用很长时间吃了碗面疙瘩，他们管这种面疙瘩叫“水饺”。

我再次来到大街，天已经完全黑了，一些商店的霓虹灯远远近近地闪烁，更多的商店关了门。下班的人潮已过，街上很冷清。我步行到东单路口，这儿热闹些，长安街上灯火通明，数条车龙相对川流。我看到一个大房子的门口张灯结彩，人头攒集，便信步走过去。我记得这是家菜市场，心下纳闷离春节尚有二月余，为何此刻便通宵抢购年货。待走到近前，看清那些衣着华丽的男女并听到音乐传出才明白过来这儿改舞场了。我看到一个朋友正站在菜场门口一边大声和把门的小伙子说笑一边数着人往里带朋友，忙凑上去跟他打招呼，他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把我拍了进去。

菜场里那些白瓷砖的水产品池子和水泥肉案已撤去鱼、肉，摆上饮料在卖。乐队坐在蔬菜柜台后面演奏。菜场上空拉了五彩纸带，悬了一些灯泡，倒也喜兴。成对的男女穿梭在鱼池子之间翩翩起舞，表情幸福。旁边的熟食罐头柜台外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大圈或站或坐观舞的人，大都文质彬彬、气度非凡。我在舞场里遇到不少熟人，他们都喜洋洋的，一见我就问我是不是“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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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看出更深的东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东西，起码也让你乐一乐。

——王朔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如果没有王朔会失去很多趣味。

——刘震云

王朔常常把别人不敢说或者小声说的真理大声地说出来，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刘恒

王老师的东西，只要是公开发表的，我大概全看过，有的还不止一遍。

——窦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