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二年级开始的时候，由重庆回到嘉定，刚到就接到通知叫我去见朱先生。又是那道曲廊，那间树荫下的屋子，朱先生从他大桌子后边走过来，叫我和他在一旁坐下谈。他劝我转入外文系，因为那一年哲学系老师太少(据同学私下说只剩下一位张真如先生，黑格尔专家，学生不到十个人，老师常带他班上一二个学生隔着火盆打瞌睡，颇有拈花微笑的味道)。朱先生接到上学年一年级英文共同考试的分数统计，我的分数最高，他欢迎我转人外文系。那真是我一生最早的一个大难题，人哲学系原是有些理想的，尽管理想并不成熟。但是我终于转入了外文系。一大半是感于朱先生的鼓励，他说文学与哲学本来就是一家，有慧根的人在文学中可以看到更广大的境界。
我转人外文系后没有看到自己的慧根，看到的确是很广阔的境界。二年级就有英诗一课，由朱先生教，每周四小时，每课必须背诵短诗两三首，较长的一首，今天讲，明天背，谁也逃不了。那一年还有英国文学史、散文、修辞等课，但是我似乎只为英诗一课而活。朱先生教课十分认真，要求极严，但是并不吓走灵感，他选的以英国十九世纪初叶浪漫诗人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的诗为主。在抗战最艰苦的那些年中，大家全靠图书馆所有的书作课本，据说武大的书算是比较充实的，我们用的《诗的宝藏》(Colden Treasury)一书在书库里有六本，我们借出来后轮流抄下指定的诗，先查生字才敢去上课。那一年，多么美妙充实的一年！有英诗课的那些早上，我们几个女生由宿舍的白塔街出去，进入县街，穿过公园，走一段石阶到文庙前面的广场，一路上多半是口中念念有词地在背英诗，路上的人看惯了也懒得奇怪了。我记得那间教室两面都开着高高的窗子，钟声响了，朱先生穿着他的洁净的长袍飘飘逸逸地走进来。他个子不高，站在讲台上恰到好处，声音不高，英文发音有些安徽腔调。但是当他开始在每首诗的讲解里注入他的感情和智慧时，那份乡音就不碍事了。当他讲雪莱的《云雀颂》时，眼睛一直是仰望着窗外的天空。在我记忆里那时的天空湛蓝而且透明！有一堂课，我们读的是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忧伤》，朱先生的声音由平稳转入微弱，他取下了眼镜，闭目诵读下去，竞至哽咽。当我们再抬头看他时，他已把书合上，转身疾步出了教室。当时朱先生大约五十岁左右吧，平日多半是一副不苟言笑的神情，而我们却看到了他感情深厚的真性情。今日在大学里教英美诗选已很少用这种以美学的观点和纯感受性的教法了。今天的教法是侧重冷静的分析，努力解释诗中的象征、意象和可能对社会形态，人性的弱点的抗议。朱先生那种侧重欣赏与共鸣的教法已随时代而逝了。
我初转系时，朱先生曾亲自担任我的导师，因此曾数度被邀到他家中茶叙，师生五六人围着炭火盆喝沱茶，剥花生，吃米花糖。朱师母成都人，似乎比朱先生年轻许多，总坐在旁边微笑。第二天到学校我们就拼命找他曾提过的书，除了美学原理、还有罗马衰亡史、人类的故事、奥维德的神话诗、浮士德等等西洋文化的基本书。我们虽然看不完那些原文的巨著，解悟却并不太难，当时是十分振奋的。这种见了好书就振奋的心至今未变，也该感谢朱先生课堂上的指引，火炉边的启发。
民国三十四年秋天我们回到嘉定上最后一年的流亡校舍的课。日本投降不久，狂欢已过，校方和师生都在打算迁校回武汉的事。十月初我们四个同学又被邀到朱先生家去茶叙。进门后看到的院子铺满了落叶，一层又一层的黄褐色的落叶连原有的一条石板路也遮满了，我们走在上面叶子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位同学说：“老师，我给您把这些叶子扫一扫。”
师母在旁说道：“不要扫，他要把这些叶子都留着。”朱先生说：“我晚上看书的时候最爱听雨滴到叶子上或者风吹动叶子的声音。这种日子也不知还能过多久了，其实在嘉定住家真很好。”
我们那时大约都在想他逼我们背的雪莱的《西风颂》吧，面对着满院的落叶我顿有所悟。
那样的日子，那样的与世无争的江城，今生是不可能再享有了。也许总比没有尝过好些，时时仍怀念白塔街上女生宿舍里我曾住过的小屋，为了不住大寝室而搬人的小阁楼，只为了它有一扇小小的窗子正开向大渡河，晚上能清晰地听到水声轻柔地流着，涨水的季节我们已经走了。那年的春天有许多晚上听见杜鹃隔岸的啼声。那个小窗子开得半像天窗，必须站在椅子上才能看到河面和对岸的树林。晚上站在床上也可以观看星云变幻。英诗课里的字句经常人心上口，背英诗就不再是苦事；它已启发了心灵。同房住的唯一室友是土木系唯一女生，总笑我疯疯颠颠的。但是她说宁可念外文系，她随班出去山上测量时跌跌撞撞地跟着走，男生还怨她走的太慢。朱先生听我说起，笑着说：“你多读一些华兹华斯颂大自然与心智的诗句给她听，她到山上就更不会测量来了。”
来二十多年，手边仍珍藏着当年英诗课的笔记。三本厚厚的嘉乐纸订的本子，学生的笔迹抄着一年念的诗篇和老师的讲解，墨迹在土制纸上虽已渐渐褪色模糊，学生时代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已融汇人生命的主流。P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