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录
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关玻璃窗之前，顺手把我的老伙伴“太史公”放到了窗外。它肯定不满我这样做，但它一向儒雅庄重，绝不会用死命的嚎叫，表示自己的不满。它只是重又跃上窗台，趴在那儿，隔着玻璃窗，用它那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我装作浑然不觉，接着去插窗上的插销。可这窗户年久失修，窗框已经开榫、错位、变形，别管我多么使劲，那插销无论如何是插不上了。这不能算是维修工人的疏忽，而是因为我对生活无可救药的恍惚。平时，我就用一根麻绳拴着，开起窗来当然非常麻烦，好在我很少开窗。因为我已如早产婴儿般的孱弱，任何一点温度变化，都足以对我造成威胁，让我爆发一次莫名其妙的合并症。我老是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医院里到现在还没有一种供衰弱的老人睡进去的保温箱？
所以我的房间里总有一股地下室的霉湿味，以及一个不健康的人长久居住过的怪味。
可是从前天晚上起，我却把窗子一直开着，我希望那沁着花香的春风，能把我多年来浸洇在这屋子每一个缝隙里的怪味，彻底置换干净。
这大概是我能为别人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早晚会有人搬进来，我希望新来的房客，不要因这房间里的怪味责怪我，不过即便他们责怪我，我也听不见了。
当然，顶好是把这房间重新粉刷一次。
风儿是暖和的，我却咳嗽不止。我的嗓子里粘着一层厚厚的浓痰，好像积满了煤尘的烟囱，我真巴不得有谁拿个铁扫把，像清扫烟囱那样，把我的喉咙清扫干净。
前天医院打来电话，通知我今天住院。打电话的小伙子有副轻歌剧演员的嗓子，唱着歌儿似的，好像通知我去赴一个约会，告诉我有人正在一棵合欢树下，或是一座小桥旁等着我。而我要去的，却是通向太平间的那道小门。
从接到电话那一瞬起，我就开始不断回首自己的一生，就像即将死去的人常做的那样。我不禁感到奇怪，在这之前我们都干什么去了？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才会想起已然无法了却的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旧账？难道我们注定要带着许多懊恼离开？
我的一生，索然无味，顶顶平常。我甚至为那些将要给我写悼词的人犯愁：我有什么值得在悼词上一提？或是，那悼词念不了一分钟就没得念了，如何是好？
就连我的名字，也像成心跟人找别扭，不但念起来十分拗口，还透着刻板和平庸。虽然每过那么两年，它便会在一本明史研究之类的书脊上出现，那本书也不会很薄，总有四五百页的样子，不过那本书，多半被放在书架的最下层。我明明知道，我的下一本书出版了，我的上一本书还不会卖光，可我有时还忍不住跑到书店，朝我那些卖不出去的书溜上一眼，看看它们是否有所减少。唉，哪怕卖出去一本也好。然后又赶紧溜走，像个心虚的小偷。我怕，怕有人认出，我就是那些卖不出去的书的作者。这让我感到惭愧和惶恐，我知道自己才气有限，白白地糟蹋了许多纸张，让读者浪费了很多的时光。可就像中了邪，我没法儿不把整个心思投入我的研究，也没法让自己停止不写，没有这些，我还活个什么劲。
邻居老李问我，住院以后，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代办？比如信件、电报之类，要不要及时送到医院，还是等他到医院探望我时，一并带去？
我对他说，不忙。有便时带去也不迟。
除了出版社、报刊，或某大学学报编辑部关于组稿、催稿、出版事宜的往来信函，或偶尔有个像我一样较真儿的书呆子提出就某个朝代、某次战役的确凿时间、地点之类与我进行商榷之外，我几乎没有什么私人信件，何况我已经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工作耽误了很久，就连这些信函也往来寥寥。
没有人跟我过不去，可我就是没什么朋友。
研究所里的同志，对我十分敬重和体谅。我却常把别人的礼貌，当做饶有兴味的表现。别管人家爱听或是不爱听，有事或是没事，腻味或是不腻味，我会几小时几小时地引经据典，向听者证明清夏燮所撰之《明通鉴》，立说多有不经之谈。
逢到不得不回访什么人，心里一边惦记着摊在桌上的手稿，一边暗暗巴望对方顶好不在，我便可以留个简便的条子，马上走人。既尽到了礼数，又不致耽搁太多的时间。实在不巧碰上了，我会把“现在天气渐渐热了”这种废话，说上三遍。
我在社交场合种种不合礼仪的表现，常常闹得对方不知该拿我怎么办。等我起身告辞的时候，不论我或是主人脸上，都会显出因为不再互相折磨而对彼此感激不尽的神情。
赶上节假日，离开了机关食堂，我总闹不清什么时候该吃早饭、中饭，或晚饭。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像我那样，急切地巴望食品工业和服装工业的发展，巴望着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吃饭那个复杂的过程，简化到宇航员的水准，该就餐的时候，只消从管子里挤上一点。我巴望着纸浆即将成为服装新型材料的报道尽快付诸现实，用一次就可以扔掉，既免去洗涤的麻烦，也省得我的衣服、被单，总像油渍的抹布。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我同样喜欢干净的衣服、被褥。P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