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鸽是石油人物的第二代，在《吴崇筠朱康福的石油人生》一书中，他回顾了其父母二人为中国石油而奉献的一生经历。从他们的青少年时代讲起，一直到他们的去世。他们不仅为中国石油放弃了正在攻读的美国博士学位，而且还培养了第二代石油人。他们的爱国精神值得每个中国人学习。

60年前，朱小鸽的妈妈吴崇筠、爸爸朱康福响应新中国的召唤，毅然决然中断在美国的博士学位学习，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进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从此，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他们始终没有离开他们钟爱的石油事业，为中国石油倾注了毕生精力。《吴崇筠朱康福的石油人生》为我们讲述的就是他们为中国石油而奉献的一生。

《吴崇筠朱康福的石油人生》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引言

一、青少年时代

二、红丝远系

三、比翼归来

四、创业之初

五、大庆会战

六、和平鸽松

七、矢志不渝

八、一蓑烟雨任平生

九、第二代石油人

结语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上松基三井喷油，随即揭开了大庆会战的序幕。妈妈在8月19日才生下我的小弟弟朱小和，12月就去了大庆。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撤出专家，妈妈陪同最后一批苏联地质专家中的萨尔基相，只到了葡萄花。她与苏联专家都认为勘探重点应向萨尔图方向移动。

1960年3月，妈妈扔下家里的三个孩子(最小的还不满七个月)与石油学院一批师生直接参加大庆会战。

石油部领导点名让妈妈负责组建地质实验室。7月份调去前线指挥部下属的对比大队，任岩心队队长，专搞钻井岩心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是当时“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重要一环。但钻井取心既麻烦又影响进度，一般钻井队不重视。为了提高取心率与保证岩心质量，她带领队员到井队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宣讲取心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各级领导与工人的支持下，大幅度提高了取心率，在关键井位上的取心率与岩心质量都达到标准要求。

当年大庆会战的条件极其艰苦，妈妈带领全组人员自己动手拼装活动板房作为实验室，对岩心进行保管、分析。根据岩心资料和其他数据建成了第一座大庆油田“生产实验区地宫”，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做出重要贡献。

同时妈妈还给指挥部领导人包括余秋里部长讲解地质知识。她深入浅出，讲得简明易懂，很受好评。指挥部领导们都称她“吴教授”，从此这个称呼伴随她一生。

上面两张照片并不是妈妈在大庆会战期间照的，那时工作紧张，条件艰苦，根本顾不上照相。这应是70年代的照片，但妈妈对工作的认真与专注是始终如一的。

到秋天，北部试采成功，可以肯定找到了大油田。妈妈想起从幼年时就梦想祖国富强，回国时美帝的阻挠封锁、当年苏联背信弃义的“卡脖子”，而我们中国人就是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了大油田，她非常激动。有一次在喇(嘛甸)72井出油时，她喜极而泣，激动得一个人偷偷哭了一场。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现在终于找到大油田了，她的一切努力有了最好的回报。她暗暗下决心，愿意为中国石油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指挥部眼见严冬将临，决定疏散一些人员，首先让有孩子的女同志各回原单位。妈妈按理可以回京，但她认为工作正处于紧张阶段不愿离开。指挥部特别照顾分给她一间屋子。这房子据说本是个牛棚，四面围上土坯，安装了必要的门窗，窗上糊纸，稍加修葺，成为前线指挥部的办公点之一。中间隔成一大间办公室，周围隔出三间小小卧室。妈妈爸爸分到一间。那小卧室无法取暖，放不下任何炉子，只有中间的大办公室有一个煤炉，闹不好夜间就熄火。房子整体上通风良好，外面下雪屋里也是一片白。到11月，白天的温度也在零下，晚问会降至零下10℃左右，地上积雪，寒风凛冽，要穿着全部内衣与厚袜子钻人被窝，头上罩着狗皮帽子护住脑袋与双耳，才能睡得着，被子上不是一层霜就是一层雪。大庆会战第一年是最艰苦的，妈妈爸爸一直坚持到年底才回京。第二年再次去了大庆。

1962年妈妈再次去大庆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文革”前，我还看到过周总理与妈妈握手的照片，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但妈妈在1976年悼念周总理逝世时写的祭文中，清楚地记下了与周恩来总理见面的幸福时刻：

我们排好队，总理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部长便给介绍每个人的名字和干的工作，总理总要接着问每个人的家乡和年纪，十分亲切……当问到我时，我说是四川江津人，总理就说：“那是聂帅的同乡了”，问我年纪时，我说有41岁了。总理就说：“我不信你有41岁，起码年轻10岁”。引得大家都笑。和大家见面后，还和大家合影留念，后来就走了。当时我们是多么的舍不得离开他。

大庆油田开发期间，妈妈先后6次去大庆工作，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红旗手”称号。196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注水开发技术”被评为科技进步特等奖，妈妈为主要参与者。

1963年妈妈怀着第四个孩子时，胜利油田在东营地区找到高产油流，勘探进入关键时刻，石油部在济南组织专门研究，指名让她前往。她当时已在孕妊后期，却不顾连续几天紧张的会议与旅途的颠簸，始终坚持工作。我记得她在出差前收拾行装时，带了一个铁饭盒，里边有一把剪刀和几块纱布。我问她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妈妈说，这些东西都用蒸锅消过毒，以备万一。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是万一，以后才明白，那是她准备万一在路途中早产用的。当年妈妈就是做好这样的准备出发去胜利油田的，她不愿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耽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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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底的一天，美国西部海岸城市旧金山市(San Francisco)的港口上，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启程前往中国香港。这是它的第17次航程。船上有128名中国留学生、教授等，他们是冲破了美国政府为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而设置的重重障碍，坚决要求回国，最终被作为“无国籍难民”而“递送出境”的。我的爸爸朱康福、妈妈吴崇筠就在他们之中。历史注定了这将是一次不平凡的旅程。

尽管有不能去上层甲板等许多限制，大家只能挤在四等舱(大统舱，三层铺，据说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运大兵的)内，倒也热热闹闹，气氛欢乐，到处是“旧友相会”的欢快气氛。爸爸认识的“西南联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友就有二十多人，其中两弹元勋邓稼先，与爸爸同是化工系毕业的何宇等，都在这条船上。为纪念这一次意义非凡的航行，大家在客轮后甲板上合影留念。

就在照相的那块甲板的前面(向船头的方向)有个长方形的厅，横向因两边留出过道，比甲板的宽度要少些。竖向大概不到10米。厅里有楼梯通到下面黑暗的大统舱里。留学生们每天起来就爬上楼梯到这个厅里活动，吃饭、聊天、打桥牌，或是到光光的甲板上散步。这块小天地的统舱里和甲板上都有通往船前部的门，但都是锁着的。船上的职员和美国人有钥匙可以自由来往，留学生们是不准到船上的其他地方去的。

船先驶向洛杉矶(Los Angeles)，然后又停泊檀香山(Honolulu)。每到停泊地点，留学生们都上岸游览一番。那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也停泊在檀香山，“威尔逊总统号”离岸行驶时，该舰还未离港(行家们大概应能发现它正“升火待发”)，远远地可以看到它的轮廓。留学生中许多人未曾见过航空母舰，都争着观看一番。船离开檀香山就横渡太平洋了。船上的中国学生已经“组织起来”，有人找到爸爸，说同学中有人带有一些资料的“缩微胶卷”，担心美国人找麻烦，打算分散携带，不要暴露，问他是否愿带一些，爸爸认为反正带回国去总也有用，所以一口答应。胶卷不多，放在妈妈一个唇膏管子内刚好。

在离日本还有一天多航程的那天早晨，船上的新闻广播说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成功，前述“大黄蜂号”正是登陆行动中的主力舰只(原来该舰由檀香山取“北线”最短距离，故而比客轮快得多)。顷刻之间，消息在同学们中传播开来，人人都感到一定的紧张，有不少同学更大骂“美国佬”。船到日本，还未靠岸，形势突然紧张起来，美军宪兵乘小艇上船，四等舱出口被封锁，船上广播不让四等舱“乘客”登岸。过了一会儿，船靠了岸，有更多美军上船，把赵忠尧教授等三位叫上岸扣押了。之后这批中国学生被严密地封闭在下层甲板与四等舱范围内，不许上岸。

何宇叔叔回忆说：“赵忠尧先生被美国特务押走后。邓稼先曾对我说，赵先生有些东西，我们大家分别把它们藏起来，不让美国人拿走。经过这几天在一起，我看你行。就把一个相当大的真空管交给我。还说我们当中还有一位CIT(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鲍文奎，我们大家要把他守住，别让美国特务把他抓走。第二天，邓稼先又说，真空管拿去放在一个女同学那里较妥。”

船到香港，别的乘客一批批上岸，却仍不许这批中国学生上岸。留学生中有些人的亲友在码头上挥手、呼喊，寻找亲人，找到了，却依然是“咫尺天涯”，只能拼命提高声音，喊上几句。第二天上午，港英当局派了小艇，艇首有一挺机关枪，艇上另有几个武装警察，把留学生们分批送到九龙一个码头。在那里等候全体到齐后，徒步走向深圳罗湖桥头。桥的中央有个铁门，就是“国境线”。港英当局沿通道布置了武装警察，分站两旁，直到桥头。桥的那一边，则早已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留学生们一到桥上，欢迎的人群一拥而上。一过铁门，手里拿的小件行李等马上被人“抢”去帮着拿，握手、叫嚷、拍肩膀，什么都有。爸爸妈妈那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不能自已。他们心里不断地喊着：“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呀！”那一天是1950年9月20日。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愿意负担他们读博士的费用，承诺给他们找工作，在美国安家落户。他们都明明白白地知道，留在美国就有学位、有工作、有房子、有汽车。而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多年战争的摧残、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百年掠夺，真正是一穷二白，满目疮痍。但是，祖国在他们心中有着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位置。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繁华，抛弃优裕的生活，抛弃先进优良的科研环境，历尽艰辛终于回到祖国。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再也不受欺辱。

这一船回国的邓稼先、赵忠尧、涂光炽、叶笃正、池际尚、庄逢甘、傅鹰、鲍文奎、沈善炯、余国琮、彭司勋、周镜等12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更多的人成为教授、总工程师及各个学科、领域的高级科技人员。

在横跨太平洋20多天的漫长航行中，妈妈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