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十年行走、十年思考、十年写作的又一部发力之作！相比十年前还相对青涩的《痛并快乐着》，该书凸现了白岩松的成熟、睿智以及身在高处，却清醒、平和的心境，是一部解读“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重量级作品。

白岩松试图以自己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所事所为、所思所想，解读这个看似简单，却事关人人的重大命题。于是，书中几乎无一遗漏，生动深刻地记述了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的大事小情。有影像、有故事、有哲理、有思考，妙语警句，满目皆是。

在涤荡悲喜的故事中，在社会转型的阵痛中，在历史车轮的呼啸中，白岩松字里行间跳脱出来的，是对当下这个物质时代最迫切的追问：“幸福在哪里？”以及对每一个焦虑忙碌的现代人最善意的提醒：“你，幸福了吗？”

本书是白岩松写下那本著名的《痛并快乐着》十年之后的最新随笔作品，是他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期间的心灵成长全纪录。本书开篇作者便借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首诗，勾勒出了本书的轮廓——如何寻找幸福和信仰。这是对当下光怪陆离的社会的质问，也是对人们久经炎凉而日益麻木的心灵的一种呼唤。之后，白岩松用他惯有的犀利文笔和审视的目光，回顾了自己十年来在CCTV、名利场的起伏，发表了自己对近年社会大事件的看法，记叙了差旅各国报道采访的台前幕后故事，也和读者一起分享了书籍、音乐、电影等等他自己的心灵营养品。本书其实是“不惑”而“惑”的白岩松又一次对人生的思考。

本书随书附赠白岩松应邀赴耶鲁大学演讲的唯一完整版DVD光盘1张。

代序：幸福在哪里

01 我在CCTV，是主人也是过客

02 身在名利场

03 让敏感的不再敏感

04 中国病了

05 我们都是灾民

06 与泪水相关的故事

07 古老中国的成人礼

08 十年“球事儿”

09 三进台湾

10 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11 美国，美吗？

12 感动，有没有用？

13 我也是“80后”

14 成长的营养：好听的好看的

15 谁，影响并改变着我？

代后记：明天，开始信仰

可是，为什么不呢？难道这些年轻的同事，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么多日子以来，开会及日常工作时，对他们的鼓励与期待甚至纵容？

或许真的没看出来，又或者时代不同了，不再有鸡蛋碰石头的故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不就是一个工作吗，怎么干都是工作量，认真个什么劲儿！又伤了和气，又可能让领导不高兴。节目做不好，小事；职场中做人做不好，可是大事。

说句实话，面对这样一种尴尬与无奈，我时常会想到十多年前时的工作氛围，想起自己的成长，以及一路争吵所走过的道路。做事的时候做事，做人的时候做人，两面都没耽误，争吵的同事，反而拥有着至今难忘的真挚情意。

说起来有意思，1993年4月30日晚，也就是《东方时空》正式开播的前一天，在《东方之子》内部，就发生了我与制片人时间之间的争吵。为的是我希望按原计划开会制订接下来的工作安排，而不是临时高兴把酒言欢迎接新的同事，当时的我一怒之下甚至准备卷铺盖走人。然而，这样的争吵在当时是常态，制片人时间与同事们以及整个栏目组都非常适应，一番脸红脖子粗之后，会议按原计划召开，风雨过后照常前行。

其实，在《东方时空》开播后的几年里，各个栏目组这样的争吵天天都有，大家对事不对人，真理越辩越明，一个节目该怎么做，向东还是向西，面红耳赤，但节目就这样上了台阶。同时栏目组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事情与自己有关。有不同意见随时表达，并不会去考虑复杂的面子、权威等问题，谁都相信，栏目真正做好了，才有面子，节目影响力大了，才真正有权威。

记得那时的制片人时间常常为某个节目的问题大光其火，甚至严厉到当场让编导掉下眼泪的地步；反过来也常常如此，一群部下开会时将时间批得哑口无言是经常上演的情节。但这就是当时特有的电视创作环境，内部拥有着难得的民主与自由。往往在发生争吵的几个小时之后，大家又一起吃饭喝酒，就跟没事一样。

评论部成立之后没多久，我得了一个外号“白文萨”，创意来自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起因是，当时的评论部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东方时空》如同延安，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员也带来新的问题，生活待遇存在差距，在电视台内部不被平等看待，权益需要维护。

于是，我挑头和一群年轻的同事一起成立了松散的工会，并要求与当时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及其他领导对话，讨论权益问题。有趣的是，面对这一草台班子，孙玉胜们竞真的答应，并一本正经地举行了对话。虽然对话现场双方都激动不已，都拍了桌子，但问题却在随后陆续走向解决。于是有好事者，给我起了个“白文萨”的绰号。

可能是惯出来的毛病，又或者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拥有着和几任领导争吵的记录，而领导们也习惯了这种争吵，大家都有一个不错的开关。做事时开着，下班或平常相处时，关上。在这样一种相对平和民主的气氛中，“平等”，这一被写进新闻评论部部训的关键词，才在工作之中，被真正地捍卫。而当它成为一种追求和生存的环境时，没人会担心或畏惧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而且，也真不会。反而是沉默无声，没什么真知灼见，才有可能慢慢出局。

从我进电视台起，这十几年，从来没进过两任台长的办公室，从杨伟光到赵化勇。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找的，认真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同理，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连新闻中心主任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而且无一例外，都是主任找我。我感谢这些领导，也坚信着自己的想法，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能有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于做事来说，太难得。

然而我也清楚，不知从何时起，在局部的空间里，争吵消失了，空气中充满着和谐，但总让人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大家都开始做人了！可是，该怎么做事呢？

或许，就像现在的人们怀念天曾是蓝的，水曾是清的，奶粉曾是靠谱的，人与人曾是互相帮助的一样，难道将来我们也要怀念：办公室是可以吵架的，时常脸红脖子粗是可以制造更牢靠的友情的，事情做好做不好是有人认真的，没有什么是与自己无关的，真理是常被人捍卫的，而和谐不是没有争论的，说真话是被人尊敬并欢迎的？

这近乎天真的语言，诉说着一种无言的悲哀。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我们都愿意在梦想中写入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大词，然而，有时，它必须先从办公室里慢慢做起。

很多年前，歌词里的两句话，一直是我们思考的大问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大家都唯恐答案是后者。今日，莫非这担心已不再是担心，就像这首歌已不再有人唱起一样？P032-033

幸福在哪里(代序)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怎样的一种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教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目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暴力因子也在人群中快速增长，让人更加不安。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象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挤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六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持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八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连。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

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0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0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明天，开始信仰(代后记)

一转眼，二字头的新千年匆匆过去十年。

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变很多。

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

“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拿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名字中，已没有痛或快乐，而是“幸福”这个字眼。提出它，是个进步；但实现它，太难。不像快乐或痛苦，都那么直接。痛苦与快乐都还没有过去，而幸福，却还真的很远。更何况，在写出来的“幸福”二字背后，还有没有写出的另外两个字“信仰”，不是不能写，而是同样很远。

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所以，十年，从时间上看，恒定不变，但由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事情，十年，已经足以让它们沧海桑田；而有些梦想，十年，也只是迈出一小步，甚至这一小步，你都会担心，它会退回去。

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三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四

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

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

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则祖国、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人”，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拿出“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提醒自己。

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周遭也在变化，相当多的传媒与传媒人，成为这九个字的同行者。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空洞的套话依然存在，但你必须相信，改变是艰难和缓慢的，然而毕竟在变。

2008年，我四十岁，这是一个奇怪的年龄。向过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终点依稀可见。而对于人生来说，再鼓起勇气，还有新的高度可迈进，想放弃，也就麻木中顺坡而下。人到中年，总该重新打量一下，是就这样了吧，还是要再出发一次？

于是，那一年，我送给了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当然知道，这十二个字不只属于自己，实现起来，可比十几年前的九个字难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辈子去为此努力。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这时间可能更长。

五

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丢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过是说出了常识，却在颠覆真理的时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

很幸运，那个时代过去了，可不意味着常识被轻松地捍卫。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专家、民众都在呼吁讲真话，并坦承讲真话的不易，这就很耐人寻味。真话的反面，不仅有假话，还有大量的空话、套话与为自己利益脱口而出的奉承话。大家之所以不说真话，是怕有人不爱听，对自己不利，归根结底，是“利”字在作怪。曾经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会改变一切，可突然发现，在现实的压力下，现在的弟弟妹妹也能很自然地使用这套话语。一想也没办法，爷爷爸爸都这样，你能指望孩子们脱胎换骨吗？毕竟还要相信遗传。而实际上，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真话是什么，可长此以往，常识也就在人群中退避三舍了。  记得到《新闻1+1》之后，有人采访我：“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特有思想？”我乐了，“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就像真理一样简单，并没有多到满地都是的地步，好的思想也如此，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敏锐、勇气和方向感。缺了这三样，你毫无价值；而这三样，我想都与常识有关。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努力地去发明常识，而是捍卫常识。”

1+1=2，这多简单。没压力的情况下，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1+1=3会得到好处，都不要说坚持1+1=2者会受惩罚，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1=3”。

这就是现状，所以，今天捍卫常识，其实，是在捍卫未来。只要假话、空话、套话占据上风，时代的前景就不明朗，我们的命运就随时可能被逆转。所以，捍卫常识，也是在捍卫自己。

六

理性不被建设起来，大国的“大”字，很难名符其实。

理性很难，因为它意味着克制，一个个体如此，一个执政党如此，一个国家民族同样如此。

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不管让我愤怒还是感动，我是否可以理性地去面对？而宣泄或放纵，过把瘾就死，似乎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充满危险。

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可以在告别革命之后，真正地理性执政，而不是依然用革命的思路，来处理现实中的矛盾？是否可以理性地克制由于目标美好而放松过程的混乱与不堪？是否可以真的依法治国，克制人治的冲动？是否可以面对不同甚至刺耳的声音都可以包容和聆听，让自己处于监督之下？这都是理性该到达的地方。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世界从来不简单，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笑容里有刺刀，辱骂后还有鲜花，如若不能克制，不能理性地来面对，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更混乱，更没有指望，当然，所谓大国崛起，也终究是梦。

理性，无论对个人，对执政党，对国家民族性格，都不一定那么舒服，不像放纵情感那样一时间过瘾，但正是这种不舒服，才是它最宝贵之处，让激情与梦想奔腾在安全的河道里，而不是毁灭一切。

七

信仰太大了，大到无边无际难以描述，可时常又小得非常具体，心里没有它，就会觉得空空落落，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如此。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当然，我必须再次强调，在中国，这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

也正因为如此，未来属于中国人的信仰，经过多年的摧毁，重建就难，它是在一片废墟中起程；更何况，在一个新时代下，人心深处与社会的核心，将安放怎样的信仰，还未确定，因此，只能是慢慢寻找。

也有人质疑说，现实中有很多的问题与障碍，可一下子把未来与目标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心灵与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对现实难题的一种无能并无奈的溃败？

我想并非如此，正是因为这些难题，我们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坚的武器，更何况，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打算往哪儿走呢？

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路，这里暂且不谈，因它与幸福紧密相连，富裕之后，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你总该信一些什么，比如真诚，比如友情，比如适可而止，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自己安宁，也让周围的人被感染，没信仰，恐怕无幸福。

我更要谈的是社会。  有人形容说：中国像一辆自行车，只要保持一定速度向前骑行，它就会稳定，而一旦有一天，向前的动力慢下来，它就左右摇摆，速度再慢下来，它就终会倒下。

所以，永远给它向前的动力，是让它稳定不倒的重要因素。

三十多年来，我们用速度向前，用一系列的数字增长，维持并保有它的稳定和活力。

但是，向前的动力，可不仅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尤其是当这种动力注定越来越慢之后。

在2010年的春天，新千年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在未来的目标中，提出了“尊严”二字，这两个字，无法用数字量化，每年增长多少，无法统计，但在每个公民心中，却都有一杆秤去衡量它，多了少了，是有标准的。

尊严这两个字提出来，在我看来，相当宏大动人，而且又该知道，其实它比提出成为世界经济第一这个目标还难实现，但是，提出它，就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意味着，中国这辆自行车，正在寻找新的动力。

在尊严之中，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民主自由、公众的权利，包含着幸福、包容、平等、体面而又开心的生活。

然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利益是发动机；建设尊严，却必须有国家的信仰支撑。或许，一个社会寻找信仰的过程，正是尊严的建设过程。

八

那么，十年后，又会怎样？

对个体，我不会再提出多少宏大而不切实际的目标。

希望自己健康，开心，平静，依然可以踢球并进球，头发还剩不少，体重却增不多，对世事依然好奇，还会愤怒也会流泪，当然，最重要的是，让生命的脚步慢下来，慢慢走，欣赏路边一切的风景。

或许，这些都可以实现，毕竟个体的梦想，自己可以控制大部分，成与不成，都不会抱怨太多。

也许十年后，依然会写下一本这样的书，名字叫《终于信仰》，真期待能记录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突破之后的如释重负或者即将突破的兴奋与好奇。当然，也不排除，没几年，自我出局或被出局，也或者是想得更明白，知道了“无”这个字的真正含义，然后开始心如止水地写下一本《闲——试着与生活和解》的书，像很多人一样，生活只与自己和家人有关，时代与社会，那是年轻人该思考的命题。

书，可以这样写，放弃却不太可能，因为挑战与突破就在不远处。

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阶段快结束了，或许，就在这十年里，这没什么可担心的，一是不得不慢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主动地一种选择。速度，永远没有方向重要，未来十年，是一个让非物质化方向明确的最重要阶段。

也因此，我看重未来十年，中国新动力新改革的试水和成长，不会过于乐观地认为一切顺利，也不会认为十年后的今天大功告成。成长，是未来十年最让人好奇的东西，因为它与我们所有人的幸福有关。

所以，未来十年，我们都还在路上；期待十年后，我们开始收获幸福、信仰和笑容！

九

有一天清晨，沐浴后的释迦牟尼对着自己的石像鞠躬敬拜。

旁边的弟子看到这一幕，都感到诧异：

“师傅，您的像，是弟子们敬拜用的，为何您亲自敬拜？”

释迦牟尼轻轻一笑，答道：“求人不如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