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她走过什么样的历史道路？她拥有哪些独特的文明？她的国民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她对人类做出了哪些贡献？

亲爱的读者朋友，这些问题在你读过了本书之后，就会得出自己的答案。阅读本书，就是您走进中国，走进新世界的一次发现之旅。

本书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这是一部仅用十几万字就写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普及读物；这是一本全国发行1000万册的超级畅销书；这是一个被译成英、德、俄等十余种语言文字的国际化文字。

本书用优美的语言，既系统、又个性化全面介绍中国历史、自然概貌、民族繁衍、文化形成、生活风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翻天覆地巨大成就的读本。

引子

第1章 幅员辽阔的家园／1

 创世神话／2

 现代中国的疆域和风貌／6

 和谐相处的民族大家庭／13

第2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17

 中国人的先祖哪里来／18

 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21

 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炎帝、黄帝、蚩尤／29

第3章 悠久的历史／33

 上古的原始社会／34

 历史沿革与概况／37

 中国历史的几个特点／76

第4章 古老而义现代的文字／81

 方块汉字的发展史／82

 汉字的优点和历史功绩／87

第5章 传统的宇宙观、伦理与道德／95

 传统的宇宙观／96

 关于理想社会的学说／101

 传统的伦理和道德价值观／105

第6章 古老独特的生活方式／111

 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核心——家庭／112

 独特的饮食与保健文化／116

 生活方式的内涵与情趣／119

第7章 传统的经济文化及其影响／131

 漫长的商品经济传统／132

 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137

第8章 璀璨的文学艺术成就／143

 璀璨的文学艺术成就／144

 中国独特的美学观／166

第9章 优秀的军事文化／173

 独特的战争哲学／174

 军事文化中的谋略思想／179

第10章 对人类的卓越贡献／183

 古代的四大发明／184

 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发明与贡献／188

 中国古代的科技思维及其影响／195

结语

后记

1.黄河文化

旧石器时代黄河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000年左右，延续了千年以上。从青海、甘肃一直到陕西、山西、河南都有仰韶文化的遗址。1953年在陕西西安发现的半坡村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半坡人已经种谷养畜，纺线织造麻葛，创造大型的草泥土木结构的茅屋，挖掘储藏粮食的窖穴。制陶工艺相当发达，彩陶器皿上有生动的动物图案，还有一些线刻的符号，很可能是早期的文字。

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的代表是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发现，其年份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后期延续得更晚一些。大汶口先民使用的石器都是用硬度极高的石料制成，有穿孔石斧、扁薄的石铲，工艺水平很高。想象一下那些手指如同树枝的先人们打磨出这么精美石器，你在惊讶之余，一定会产生由衷的感佩。那幽远的过去曾经有怎样火红的生活哟。发掘的墓葬中，有随葬的玉制品、饮酒器和精致的象牙雕刻。一号墓中还有一支孔雀绿色的骨凿，据测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铜，说明他们已经懂得使用铜了。大汶口还有男女合葬的墓穴，证明他们已经有了一夫一妻的婚姻。随葬物多寡悬殊，说明他们已进入父系为中心的时代，贫富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2.长江文化

长江文化是同黄河文化并行的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江文化泛指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人类活动。从考古发掘来看，长江文化在史前时期对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首先，长江流域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稻谷，距今大约有9000年。这还不是中国史前时期稻作的开始，或许将来新的考古成就会告诉我们人类种稻起于多么遥远的远古。不过，长江流域至今仍是世界稻谷生产最多的地区。

长江流域还是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中国是蚕丝生产的起源地已为举世公认。在河姆渡遗址曾发现一个牙雕小盅，上面刻有蚕纹图案，一般认为这是野蚕人工驯化之始，距今约6500年。至于距今5000年前以上的崧泽文化，从出土的花粉中发现桑属禾本科花松非常多，说明那时的古人已经在山坡上植桑养蚕。5000年前左右的良渚文化遗址，曾出土一副陶壶，在它腹部刻有五条头朝向一致的蚕纹。那蚕的模样与今日的家蚕极其相似，说明5000年前的良渚已经养蚕了。

长江流域还是苎麻织品的中心。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三块苎麻布是平纹织品，每平方厘米经线2431根，纬线1620根。5000年以前的古人能织出如此精密的麻布，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

余姚的洞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的干栏式房屋建筑。这种房屋以木桩构成框架，建成高出地面的样式，以适应长江流域沼泽、湖泊、雨多的潮湿地带。那时还没有金属，木框均为榫卯结构，这种建筑式样一直传播到东南亚一带，至今还能看到它的身影。

长江流域还最早种植漆树，使用生漆也是长江文化的一大贡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质漆碗，距今已有6500年左右的历史。到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生漆的使用已经普遍，连出土的棺板上都发现有红色漆的遗迹。

长江文化还是玉文化的中心。玉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同重视黄金的西方文明不同，这也是二者的重大区别之一。中国人自古至今崇尚玉石，认为是天降祥瑞的神物，赋予它人世间一切美好的特性。上至镇国之宝、宗教礼器，下至凡夫俗子的配饰，玉石都是代表神圣高洁的首选之物，是为“君子”之物也。

春秋战国时代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成为中国人重视玉石的生动注解：

大约是希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兴起以后不久，中国的一个诸侯国楚国(今湖北一带)，有个平民叫做卞和的人，在荆山发现了一块被砺石包裹的璞玉.便去献给楚王。楚王请玉匠鉴定，玉匠说这是一块石头。楚王大怒，就砍去了卞和的左脚。楚王死后，武王继位。卞和又把璞玉献给武王，又被说成是用普通石头伪称玉石。武王又砍去了卞和的右脚。武王死后，文王继位。卞和抱着璞玉在荆山大哭，三天三夜，泪水变成了血水，他说：“失去双脚固然可悲，但无人识得真玉，才更令人悲伤。文王听说，就叫人凿去璞玉外面的砺石，里面果然是价值连城、晶莹剔透的玉。文王便命人制作成一面玉璧(圆形，扁而薄)，成为国宝。这便是“和氏璧”。后来许多诸侯为争夺此璧，征战不休，以后沦落何方就杳无消息了。

这个悲怆、凄美的故事如今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以荆山玉石和金、银、铜配伍制成奖牌，让这令人动情的故事更具有了勇气和毅力的精神，鼓舞人们“更快、更高、更强”。

三星堆文化也属于长江文化。

四川三星堆发现的文物，已是殷商时代进入文明时期的遗存。那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物，兽形、人形的铜像或巨大的青铜面具。这些器物造型奇特、夸张。其中一个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的青铜面具，宽耳纵目，两个眼球突出于眼外，神秘而恐怖。更有大量的玉器，精美绝伦。一个青铜神树高384厘米，上有九枝，立鸟栖息，枝下是低垂的硕果，一条龙沿树而下，仿佛再现中国古代关于扶桑的神话。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怪异和众多的文化遗存，引起了世人许多议论和猜想。其中大量文物与中原的龙山文化、长江的良渚文化具有强烈的共性，说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而那些三星堆文化外来说都不过是学者过于聪明的猜想。由于三星堆文化中唯独没有文字符号出土，因此也为多种奇特的猜想添加了想象空间。

在成都附近发掘的金沙文化，稍晚于三星堆文化，也有大量的玉器出土，与良渚文化极其相似，证明了古蜀国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联系。

金沙文化中有个太阳神鸟的精美图形，四只神鸟绕日飞行，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P24-27

公元1275年春天，迟到的风终于吹走了元朝京城大都(今北京)上空残存的寒气。鸽子在阳光下得意地盘旋，风把它们的鸽哨声吹进威严的皇宫。

皇宫里，元世祖忽必烈正在接见威尼斯富商尼古拉·波罗，他的弟弟玛窦·波罗和他的儿子，21岁的马可·波罗(1254～1324年)，他们走了整整四年才从故乡来到大都。忽必烈对从遥远的意大利赶来觐见他的商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年轻的马可·波罗，让这位蒙古族的中国皇帝分外喜欢。他任命这三个威尼斯商人以客卿身份在元朝供职。马可·波罗不辱使命，很快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除了在大都应差，还经常奉命巡视各省甚至出使国外。据说他还曾被任命为扬州总管。扬州是当时的大都会、水陆码头。那繁盛的都市生活，给他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如今，热情的扬州人为马可·波罗在天宁寺里树立了纪念碑。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中国度过了17年，1292年，奉命由海道护送元朝公主阔阔真远嫁宗王波斯汗(即伊尔汗，旭列兀的继承者)，得以辗转西归。三年后(公元1295年)，回到威尼斯。41岁的马可·波罗凭借从中国带回的金银财宝而成了威尼斯尽人皆知的富豪。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和商业劲敌热内亚的战争，兵败被俘，囚禁在热内亚的监牢中。身处禁锢，往日旅途的见闻和峥嵘的岁月又重现在眼前。于是他向同狱的监友、卢斯第谦诺口授他的见闻，这便是后来的传世之作《东方见闻录》(也译为《马可·波罗行纪》)。

这本监狱里诞生的巨著，一问世就不胫而走，几个月内传遍了意大利，很快地被译成各种文字，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持久不衰的兴趣。哥伦布阅读了这本书，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于1492年出发到中国和印度，却无意中来到了美洲。他简直不能相信上帝会给自己一个这样的玩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固执的旅行家还相信他踏上的大陆是印度，他登陆的岛屿(古巴)是日本。可怜的哥伦布是在马可·波罗的指引下，误打误撞地发现新大陆的。

马可·波罗是第一位游历东方并且留下重要文献的欧洲人。他第一次轻轻揭开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面纱，介绍了13世纪强大的大元帝国的风貌和风情，引起西方探索中国魅力的永恒的热情。

岁月风一样地流走，如今，一个贫弱的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全世界都听到了她亲切的问候，都看到了她前行的脚步，重又燃起想更加了解她的强烈的欲望，要比马可·波罗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清晰。

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她走过怎样的道路；她悠久的文明都是些什么。亲爱的读者朋友，这些问题在你读过了本书之后，就会得出自己的答案。阅读本书，就是你走进中国，走进新世界的一次发现之旅。

真的，《中国读本》能有今天的成绩，远超乎我的预想。当初，只是想写得好一些，没有硬伤，立论中肯，叙述平实却也颇有些文采，能让读者摆在书架上，当一本文学读物时常翻翻。没想到十多年后竟然发行了千万册以上，而且走出了国门，以十几种文字在国外行走。这让我兴奋又忐忑，总觉得应当再修订一番，将未说得透彻的，说得晓畅些；说而未尽的，说透些；加些新材料，删些重复处。

其实，修订的事一直在做，现在流行的版本就经过了十几次的修订，个别章节甚至重新写过。然而，仍旧有不尽人意处。主要的问题在于不够简明。以18万字写出中国地理、历史、民族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本来就令我如坐针毡。浩瀚大海，取哪朵浪花道尽汪洋的奥妙，且风姿绰约，有排天巨浪，有温柔细语，当初真的令我神魂颠倒，昼夜难安。当你真的沉醉于中华文明和历史长卷中时，你会难以取舍，删减哪一处都如同摘去你一片心肝脏器，有时会为不得不少说几句而痛苦得泪水潺潺。仿佛对可敬的先贤犯下了不可轻饶的罪过。但为了读者——特别是目前的版本主要是为了青少年的读者——不得不做大量的割爱，仅仅保留那些我以为非说不可的话。

我得老实承认“取其精华”是种大本领。我的本领不大，所以说起历史、哲学，不能“一言以蔽之”，醒人且醒己。简明而又准确，需要老实的态度、精深的学养、过硬的文字功底，难乎哉!难，却又非简明不可，我又给自己戴上了枷锁、镣铐。

这本书的写作让我改变了写作的轨迹，让我始终处在一种探索的迷惘与喜悦交杂的心态中。我常悔自己“少年不努力，老来才知读书少。”说到无论哪一泓知识的湖水，我都不知深浅，想蒙事都无处下嘴。这痛苦随着年岁递增，早失去了当年无知带来的勇气。这次的改版，让我有了次锻炼的机会，想尽量做到简而明，说不清楚的，就闭嘴。

原先为了让国外的读者明了中国历史的哪个朝代对应的世界史的哪个时光，就择其要者写出来。这也表现了我的一个想法：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框架下的不同国家，必也有似与不似、同与不同。这想法起源于1992年底，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时受到的启发。台北博物院大厅有一面墙，镌刻着中外历史年表，让我们一看便知，中国在何时开始滞后于西方，同样，也让人知道中国曾经领先于别人多少岁月。

我一直认为，历史的进程不是链条式的衔接，而是江河般的顺流，无论是战争、灾变、朝代的更迭都是历史本身内部因素的发展的必然。前朝是后代的铺垫，后朝是前代的赓续，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史家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才可以看出历史的规律，得出中国史的特色，与外国的异同，从而更全面地研究和认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未来的走向。我的这一观念在这次修订中没有多少删节，至于准确与否，亟待大家和读者教正。

那些有代表性又为读者感兴趣的历史事件，我都放在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叙述，尽量让读者有种感觉，仿佛他们站在高峰俯察历史之河，忽然发现一个有兴味的帆片短樯或是一朵雪浪花，飞身而下，掬而察之。这或许有些浪漫的色彩，但我是以作家的身份写历史，这点小浪漫应当是允许的吧。

何况，我一向以为历史应当有宽容合理的想象和激情。历史有两种，一种是真实而不可复制的历史；一种是以文本或口头传说复述的历史。后者永远不可能道尽或“克隆”前者，即令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的回忆，也因为他个人在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不同，乃至个人立场、观点以及素养的不同，而将真实的历史个人化，不复客观的真实。所有伟大的史学著作，都是真实历史的近似值。史家想象力的合理性决定着对历史复述的真实性的高低。所谓想象力的合理性，窃以为最主要的是对特定历史时代潮流、氛围、历史人物个性、历史事件的因果，尽可能逼近当时的认知。这离开汪洋肆意的想象力是不可能的。看看司马迁的《史记》就明白这个道理。他的科学的历史论断离不开他飞越时空的合理的想象，也得益于他无与伦比的优美文字。

每次修订本书，都引起我对先贤，特别是我们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大师的敬畏之情。无论是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及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还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先贤，我都奉上虔诚的景仰。我以为能够正确地复述他们，就是一步步接近光芒四射的真理和崇高的品格。在他们的时代(就是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指出的“文明轴心时代”)，他们就对哲学与伦理的核心问题做出了超越时空的思考和回答，对人类的理想世界描绘出美好的蓝图。他们道出了真理，他们是不可超越的。那种急于批判甚至颠覆他们的言行，只是种功利主义的短见。我以为孔子的“述而不作”，含有复述先贤而不自创言说的意思，而不是主张光说不练的“嘴把式”。这自然是我的浅见，但我是以此要求自己能简明复述先贤的。实践告诉我，这是很难很难的。

修订稿将完时，新的黎明正缓缓走来，我凝视淡青色的微熹，清凉的晨风让我醒悟：在无尽的历史中，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假如没有孔子这样伟大的先哲为我们指明道路，我们会在暗夜中长久地行走。人类的伟大哲学家，包括那些神圣的教主：佛陀、穆罕默德、基督，都将思想的力量播撒在后人的心中。我们在如目如月如星辰般灿烂的人类伟大哲学家的真理面前，低下年轻年老的头。我们当然需要创新，但这必须在准确复述先贤的思想，进行科学的梳理的基础上。这是历史的责任，是一个沉重的责任。愿我不再年轻的心，能支撑我为此努力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