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华主编的《品读武汉工商名人》一书向读者介绍了武汉近代50位工商业企业家诚信经营、务实趋新、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内容包括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艰苦卓绝的人生追求、世人瞩目的工商成就、富于个性的生活情节，并对内容给予精辟的分析，谨慎的砥砺，让读者从中去感悟武汉工商名人在为人处世、经商致富中超常的智慧、敏锐的眼光和从容的心态，进而，激发读者豪情，为发展中的武汉铸魂，为前进中的武汉增辉，这无疑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对武汉近现代工商文化进行及时挖掘和抢救，保护武汉工商文化资源这一历史遗产，进一步彰显城市文化底蕴，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品位，让武汉工商名人成功的创业故事在江城不断上演，是我们研究武汉工商名人的津要所在。

《品读武汉工商名人》由彭小华主编。

如果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文献，那么江汉汇流之地的武汉注定有着壮美的诗篇。辛亥革命、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北伐战争、八七会议、武汉会战等构成了武汉近代史上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在这里，一批批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都登上历史舞台，见证着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壮阔波澜。九省通衢的武汉，不仅是政治重镇、军事要塞、文化名城，近代的武汉更因其工商业的发达和繁荣被誉为“东方芝加哥”。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些工商企业家的社会贡献，忘却了他们曾经的情怀和追求，遗漏了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

《品读武汉工商名人》所推出的50位武汉工商名人无疑是近百年来武汉工商界最耀眼的品牌和最珍贵的工商文化资源。

01.陈经畲：奉行“实业救国”的回民商人

02.贺衡夫：驰骋商界 拥党爱国

03.黄师让：才华过人 心系国民

04.简照南：兄弟俩的“南洋”路

05.李国伟：荣氏在汉企业的开创者

06.李维格：拯中原于涂炭 登亿兆于康庄

07.李紫云：武汉纺织业的开路先锋

08.刘子敬：汉口第一买办

09.沈祝三：营造三镇的“汉协盛”

10.盛宣怀：亦官亦商第一人是非功过任评说

11.宋炜臣：水火既济点亮江城

12.石凤翔：独臂撑起民族纺织业半壁江山

13.苏汰余：裕大华传奇的奠基人

14.万泽生：眼光独到的汉镇实业家

15.王寿臣：心怀家国的航业名宿

16.王一鸣：投身实业的爱国企业家

17.徐荣廷：纺织大王 实业救国

18.薛坤明：名声大“皂” 蜚声华中

19.张松樵：武汉纺织工业巨子

20.张之洞：武汉工商业的奠基人

21.周星棠：纵横商界 实业兴“汉”

22.周仲宣：湖北近代民营机械工业的拓荒人

23.黄文植：汉镇“江西帮” 军护商办 风云一时

24.赵厚甫：精明能干勤自学，白手起家成大器

25.周苍柏：爱国情深，心系东湖

26.蔡辅卿：兼济天下 为富亦仁

27.曹南山：白手创办曹祥泰诚信为本树立汉商典范

28.曹月海：改良传统工艺，“曹正兴”成汉货名品

29.陈仙洲：一代儒商仁义爱国

30.高青庵：高洪太锣不同凡响

31.韩惠安：牛皮起家商界传奇

32.胡赓堂：汉口盐商第一富

33.黄瀚丞：薄利多销运筹自如

34.金次屏：金誉同仁兼济天下

35.刘鹄臣：兄弟齐心经营“百业”

36.刘歆生：大手笔构建大汉口

37.“苏恒泰”：油纸伞为汉口遮风挡雨

38.万抵伯：热爱水电事业的汉阳首富

39.伍家模：伍亿丰挤不通

40.王颂坚：享誉三镇的“悦新昌”

41.严添承：清末武汉摄影界的中流砥柱

42.赵典之：名响全国的“烟土大王”

43.邹氏兄弟：齐心协力创金号 风雨兼程“邹协和”

44.蔡明伟：飘香四海的“热干面”

45.曾厚诚：一人、一家、一传奇

46.田玉山：香飘四季美满江城

47.白海山：白海记勾勒出的“婀娜多姿”

48.马冠群：织就锦绣武汉

49.孟继富：“一言堂”谦祥益

50.叶风池：四百岁月叶开泰 最是辉煌民国时

李国伟是一位对武汉近现代社会极具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家，他本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却成就于武汉的工商业界，其中传奇的人生经历值得品味。

●早年经历锻造好学上进的品性

李国伟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是一位学识比较渊博的塾师，其父李皋秀是前清光绪年间进士，母亲秦郁亦出身名门。不幸的是在其童年时期父亲去世了，唯靠母亲的抚养与祖父的教育成长。受祖父的熏陶，他从6岁起开始读四书五经，学算术、历史、天文、地理等知识，逐渐养成了好学上进的优良品质。但以后的求学道路比较曲折。1907年他在叔父李静涵的资助下就读上海澄衷中学，又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在1910年大学预科结束时，家里供应不了学费被迫退学。然而他并没放弃学习，坚持在家自学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恰逢唐山路矿学堂招收学膳免费生，李国伟便赶赴唐山参加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于是他开始了土木工程科的学习与从业生涯。

●中途改行创佳业不愧为荣氏女婿

直到1917年，毕业后一直从事工程建设的李国伟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那年他经堂姑丈华艺珊（时无锡商会会长）介绍，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为连理。因这段婚姻而成就了他与荣氏家族的不解之缘，成就了申新第四纺织厂（简称申四），更成就了一位优秀的民族企业家。

婚后的李国伟原先仍在陇海铁路工程总局和徐州铁路分局任工程绘图员，在荣宗敬的建议、劝说和亲友的敦促下，他才走进荣氏企业，改行跨入轻工业。最初他协助荣家在汉口筹办的福新第五面粉厂（简称福五）有声有色，跃居华中面粉厂之首，成为荣氏企业的重要门户。为解决该厂对面袋需求日益增长的问题，他提议并负责在汉口筹建申新第四纺织厂。在李国伟的带领下，这两家隶属于荣氏上海总公司的工厂发展成为武汉地区极具规模与影响力的企业。“申四福五全盛时期，解决了半个中国的吃穿问题”，申四在汉最后一位经理厉无咎之子厉宗煌如是说，“那时候，汉口是洋人眼中的东方芝加哥，成为比肩上海的大都会，民族工业是最重要的原因，而申四福五是其中的佼佼者。”

●心系民族命运勇越难关险阻

然而，申四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在那个充斥着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时代，再加上天灾人祸，所有的民族企业一样都在夹缝中求生存。李国伟曾说：“我从事企业40年，其中在1949年前的30年，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挣扎着度过来的。”的确，有的企业早早坚持不住夭折了，有的抵挡不了诱惑变质了，有的依然在顽强的抗争中崛起。武汉申四厂就是其中一个坚强并优秀的成员，它就像李国伟的孩子一样，从出生到最后公私合营，经历数次险滩并能化险为夷，基本得益于李国伟的悉心照料、不离不弃，而这与他早年养成的好学上进、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是密不可分的。

起初他没有纺织业生产与管理的经验，常受到封建工头管理制的羁绊，效率低，质量差。而且列强肆虐，时汇率回升，鄂棉歉收导致花贵纱贱，成本上升，又赶上政局动荡。所以申四在开厂前几年，呈亏损状态，一直靠福新的支持存活。可福新五厂的保守派与申新的部分高层唯恐福新被拖垮，便向上海总公司提出卖掉申四。这时日本对华侵略也步步紧逼，他们在汉口与申四毗连的地方开设泰安纱厂，欲乘机买断申四，还削价倾销纱布，操纵华中的纱布市场。申四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李国伟没有因困难模糊神智，他清楚地意识到此时申四的安危不仅是一个厂的存亡问题，更重要的是整个民族工业前途的问题，决不能退缩。他立马派人赶赴上海向荣德生陈述其利弊，坚决反对卖厂，最后保住了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可以说如果没有李国伟，就没有申四，就没有后来申四的辉煌。

经历这场生死关后，李国伟成熟果断地提出了改革方案：“死中求生，出奇制胜”。他亲自钻研改进纺织机器，到车间进行试验，改进生产方式，采用长纤维细绒棉花专纺16支纱，使产量提升。继而降低成本，增添设备，增加产量。革除落后的封建管理体制，引进一批批的专科毕业生来加强管理，提高生产技术。终于在1928年与1929年大获利，由此生产规模扩大很多，拥有2000多名工人，约3万锭纱锭，400多台布机。在荣氏申新系列的企业中崭露头角，获得上海总公司“成绩斐然”的大银盾，这是申四的荣誉，也是对李国伟业绩的肯定。同—生他又赴日考察，先进的企业管理经一验，回国后继续进行革新。

好景不长，或许是命运想再次考验李国伟，刚有起色的申四在1931年遭遇了武汉的大水。当时武汉关水位最高达到28.28米，丹水池决口，情形十分严峻。他没有被猛烈的水势吓退，没有扔下申四不管，而是携申四、福五两厂的职工奋起抗洪。他采纳厉无咎的建议，动员职工用面粉厂的麻袋和自备的几艘驳船，到对岸汉阳赫山挖土以绕两厂筑堤，再加高附近的张公堤和沿河堤。他亲自与职工日夜坚守，奋战了40多天，终于挡住洪水，申四、福五及附近得以幸免，也为三四千民众提供了避难场地。

不幸总是降临在这个命运多舛的“孩子”身上。1933年申四厂在例行检修时不慎失火，厂房、设备基本被毁，他也被汉口警备司令部以火头罪拘留，惨重的损失意味着申四与李国伟的破产。在获释后他又不屈不挠地行动起来，首先在硬件上，他通过荣氏兄弟的财力支持，利用申四的追加股金、保险赔款和银行的抵押贷款重建厂房，修复被毁纱机，订购新纱机、发电机和先进的英式纱锭，购置漂染机器，使申四在以前纺织基础上又添染整功能，直至1935年，申四被建为国内一流的大型纺织厂。其次在软件上，他对用工制进行了较大调整：与职工签订合同稳定队伍，定期举办员工培训班提高员工技能；注重工人福利，发放膳食补贴，建立职工宿舍、医院、消费合作社及储蓄所等等。这些健全职工保障机制、促进企业人文关怀的措施加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因此重建后的申新第四纺织厂“浴火重生”，生产蒸蒸日上，利润连年攀升。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又一场巨大的考验降临到这一对“患难父子”身上。李国伟顶住来自荣氏总部的保守责难，坚决主张武汉工厂内迁以防日军破坏。他亲自去宝鸡和重庆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将申四迁重庆，在宝鸡、成都、天水等地设分厂，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他自办铁厂、造纸厂、毛纺厂、陶瓷厂等解决原料、设备供应问题，并设置了一个总管理处，亲任处长，统一调度。在宝鸡，工厂遭受到敌人频频袭击，李国伟不辞辛苦地建立窑洞厂房坚持生产，及时地解决了后方军民的需求问题，为抗战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日胜利后，李国伟开始了复兴计划，他以武汉为重心，在宝鸡、重庆、成都建立申新分厂，在宝鸡、重庆、天水、芜湖、广州设福新分厂，在宝鸡、上海创办宏文造纸厂等企业。还陆续在汉口、上海、重庆等购入多座敌伪厂矿，其中包括原在汉口欲吞并申四的日本泰安纱厂。李国伟曾强调说他并不是贪图泰安的那套陈旧生产设备，而是报复20多年前受日本泰安厂的欺侮，报申四险遭吞并之仇。在1947年购得该厂后就改名为渝新纺织厂，他经常激动地逢人便说：“过去泰安想吞并申四，今泰安终归申四所有。”总之在李国伟的精心呵护下，申四、福五已发展成独立的企业群，成为荣氏企业三大系统之一。提到荣氏企业，少不了谈起荣家的乘龙快婿李国伟。

不过在解放战争期间，李国伟也走了些弯路。那时局势比较动荡，国统区内人心较混乱。他对党的解放政策不太了解，顺民族资本纷纷南迁的风潮也进行了南迁。1948年3月他将原为汉口订购的2万纱锭英国新机转在香港设立九龙纺织厂，1948年9月又将汉口3000袋粉机和1250千瓦汽轮发动机一套迁往广州，设立福五广州分厂，将公司总管理处最后转到香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党的宣传动员，他渐渐地认识了党的政策与宗旨。很快动身到首都，受到董必武、陈云的亲切接见，决心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1950年将香港总管理处迁回汉口，1951年开始将其经营的企业陆续申请公私合营，1956年彻底完成了这项伟大的时代任务。他高兴地说：“我一生所经营的工厂都还之于人民，实是衷心最感喻快的一件大事。至此，李国伟和申四这对生死“父子”结束了漂泊之路，终在新中国温暖、安定的怀抱中落地开花。

●晚年参加政治活动为民造福

从1950年起，李国伟以民族工商业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先后担任过武汉市人民代表，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武汉市第一届人大代表，武汉市民建常委；湖北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府副主席，湖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第三、四、五届常委，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他为武汉当地发展贡献了晚年的力量，为新中国的经济、民生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

1978年10月1日，85岁的李国伟病逝于北京。这位伟大的民族企业家在临终之际不忘嘱咐家属把生前购得的公债如数归还国家，并把在“文革”后发还的30万元个人存款作为教育基金，捐献给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以发展祖国教育事业。

（刘佳佳）

P25-31

长江在这里翻腾，黄鹤在这里栖息，汉水在这里交汇。这里，便是中华大武汉。武汉，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她襟江带河，交通便利，被称为“九省通衢”。九省通衢的武汉，不仅是政治重镇、军事要塞、文化名城，更因其工商业的发达和繁荣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在这里，曾商贾云集，孕育了一大批工商名人，他们创造了商业史上白手起家、艰难开拓、锐意进取的无数奇迹；创造了诚实守信、刻苦耐劳、机敏善变的汉商精神。这些奇迹和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在武汉的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关注武汉工商名人的创业历程，展示武汉工商名人的创业成就，弘扬武汉工商名人的创业业绩，对保护国粹、推介武汉、鼓舞斗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所推出的50位武汉工商名人无疑是近百年来武汉工商界最耀眼的品牌和最珍贵的工商文化资源。

武汉，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水陆交通网络，成为各个商帮经营活动的重要区域。明末清初，武汉“得天独厚，得水独优”，由“寥落荒洲”发展成为“九省通衢”和“中国四大名镇”之首。时值近代，武汉对外开埠，虽然饱浸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历史，但是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武汉逐渐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1889年张之洞开始了他在湖北的18年督鄂新政，这是武汉历史发展上又一个重要界标。在张之洞督鄂期间，开实业，办洋务，练新军，创新学，举新政，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此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得以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由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无疑，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成为武汉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使武汉的国际性城市进程经历了一个关键时段。“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武汉一时成为中国内陆最大都会。所有这些，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汉商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九省通衢聚天下，千帆竞发朝江汉”。武汉在辐射天下的同时，也成为商人们竞展风流、淘金镀银的理想之地。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来自各方的商贾在这里谋生、安家、创业。他们纵横捭阖，各擅胜场，造就了近百年来武汉经济空前繁荣的盛景。他们当中，有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后来对武汉城市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地产大王刘歆生；有研发制作，风味不群，至今仍驰名全国的“老通城豆皮”的创办者曾厚诚；有诚厚不欺，敢为人先，为武汉水电公共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宋炜臣；有死中求生，出奇制胜，近代轻工企业中的翘楚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有中外合作，共创辉煌，留下众多优秀近代建筑的、武汉大学校园的承建者沈祝三；有无心插柳，顺势而为，武汉老字号品牌“蔡林记”的创办者、被誉为“热干面之父”的蔡明伟……他们大多靠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勤劳勇敢、自我完善、自我升华、最终成为工商界翘楚、商人典范，成为巨大财富的拥有者。

虽然每一位名商巨贾的创业历程有所不同，但善于发现机会、快速行动、果断做事、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守信好义的道德追求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与传统农业文明所产生的商人不同，他们身上笼罩着近代化的曙光，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产物，他们为武汉乃至中国近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因进取而拥有，因探索而丰富，因创新而发展。正是他们，为武汉的发展壮大注入了重要的活力；正是他们，打造了具有宝贵价值和独特魅力的一种城市精神；正是他们，拉开了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序幕，使武汉的工商业无论是在明清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使武汉成为近代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他们不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是一颗颗智慧恒星；他们的贡献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他们，不仅属于武汉，也属于全国、全世界；他们的成果既是经济发展史和艺术史的载体，也是今天可应用的理论和实物标本。然而，曾几何时，我们似乎忽略了那些工商企业家，忘却了他们曾经的情怀和追求，遗漏了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

有鉴于此，武汉市政协组织了我市专家、学者精心撰写了《品读武汉工商名人》一书，向读者介绍了武汉近代50位工商业企业家诚信经营、务实趋新、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内容包括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艰苦卓绝的人生追求、世人瞩目的工商成就、富于个性的生活情节，并对内容给予精辟的分析，谨慎的砥砺，让读者从中去感悟武汉工商名人在为人处世、经商致富中超常的智慧、敏锐的眼光和从容的心态，进而，激发读者豪情，为发展中的武汉铸魂，为前进中的武汉增辉，这无疑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对武汉近现代工商文化进行及时挖掘和抢救，保护武汉工商文化资源这一历史遗产，进一步彰显城市文化底蕴，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品位，让武汉工商名人成功的创业故事在江城不断上演，是我们研究武汉工商名人的津要所在。

文脉越百年，精神犹长存。回眸过去，抚摸历史的丰碑，自豪犹如春雷，激荡在我们心间。武汉工商名人那一串串闪光的脚印，那一道道不屈的脊梁以及他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熟悉，并由此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积淀，完全有理由让我们相信，武汉，这个具有深厚工商文化传统的城市，一定能够在新世纪大放异彩！同时，当代武汉人应当认真学习这些工商名人的优秀传统和良好作风，继承先辈在经济建设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在弘扬优良传统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武汉人的创造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新的跨越。

让前人之薪火相传于当下，光大于后世，再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辉煌，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武汉人的神圣使命，让我们在武汉工商名人的感召下，为建设经济雄厚的武汉、人民生活富裕的武汉、各业协调发展的武汉，贡献自己的精力和才华。

2011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