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同学，从合作到分裂，从友谊到搏杀，爱与恨的交织，演绎出多少震撼人心的故事。王晓华、张庆军所著的《黄埔恩怨》根据历史事实，对内容适当进行了文学加工，以增强此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就是作者写黄埔恩怨的动机和主题。

王晓华、张庆军所著的《黄埔恩怨》内容简介：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倡导的产物，是培养国共将领的摇篮，是升起璀璨将星的地方。

《黄埔恩怨》中黄埔岛上，一个大锅摸马勺，一张地铺推枕头，在共同的目标下摸爬滚打出了一批国共著名将领。周恩来、徐向前、陈赓、李之龙、林彪、金佛庄、李默庵、胡宗南、宋希濂、郑洞国等，他们是师是生，始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后时敌时友，各为主义，分道扬镳：他们从合作到分裂，从友谊到搏杀，演绎出多少震撼人心的战争和如诉如泣的恩怨故事……

序言 国共合作的结晶培养将军的摇篮——黄埔大扫描

 八方精英聚黄埔

 相煎何太急

 度尽劫波兄弟在

一、蒋介石与他的共产党黄埔门生

 遭到蒋介石暗算的人

 令蒋介石爱恨交织的人

 蒋介石的第一位警卫团长

 被蒋介石视为“当代韩信”的人

二、周恩来与他的国民党黄埔门生

 令周恩来爱之深、恨之切的人

 以“剿共”成名的人

 始为同事终则殊途的人

 被周恩来争取而弃暗投明的人

 与师初为殊途终成同归的人

三、中共将领与黄埔同窗

 徐向前和他的黄埔同窗

 许光达和他的黄埔同窗

 陈赓与他的黄埔同窗

四、说不尽的恩恩怨怨

 唐生明和他的共产党朋友

 邓演达与他的黄埔同事

 苏联顾问与黄埔之恩怨

后记

遭到蒋介石暗算的人

李之龙是中共早期的一位党员，来黄埔之前就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做过鲍罗廷的英文翻译，所以从黄埔毕业后很快就脱颖而出，当上了海军局长，是黄埔生中第一个挂上中将肩章的人，然而他遭到了自己校长的暗算，含冤于中山舰事件的风波里。

初上黄埔岛，蒋介石对李之龙十分器重，有意识地予以重点培养；然而李之龙的大出风头，也遭到了一些右派学生的嫉妒。

听说李之龙也报考黄埔，蒋介石心中一动，这名考生他知道，曾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英文秘书。蒋介石过去在苏联顾问处常见到李之龙，他给人的印象是挺干练，活动能力极强。

黄埔军校的生活紧张而有序，无论是孙中山或是蒋介石，都恨不得转瞬之间把黄埔学生训练成一支精兵。因此，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由于训练紧张，学员们也心无旁骛。

这段时间，黄埔岛的政治气氛相对平静。尽管学员的成分很复杂，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人，有无政府主义者，但大家尚能求同存异，平安相处。

李之龙没有忘记投考军校前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嘱咐，要引导军校的工作走上左派的轨道。因此，他向中共黄埔支部书记蒋先云建议，在军校内成立一个左派组织，就叫青年军人联合会。

听了李之龙的建议，蒋先云眉毛一扬，眼光早越出黄埔岛外。他认为，干脆把所有驻扎在广州、倾向于革命的青年军人统统联合起来，对付联合的反动势力。

蒋介石也认为这个主意对他很有利。在他看来，联合会的核心是黄埔，而黄埔的核心理所当然是他蒋校长。所以他答应写一篇《组织发起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序言》，为其鼓吹。

李之龙是闲不住的，他又组建了一个文化团体，取名为“血花剧社”。

李之龙不仅仅幕后组织，编剧、导演、上台，样样都是行家里手。剧社还到一些地方演出。因此，蒋介石对李之龙越来越欣赏了，毕竟在苏联顾问团工作过，据说还在北洋烟台海军军官学校经过锤打，心思敏捷，见多识广，没有一样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

有一次，蒋介石将蒋先云、陈赓、李之龙、贺衷寒等十几位最欣赏的学生带回家小酌，以联络感情。

蒋介石笑容可掬：“诸君都是本校的好学生，在黄埔的小岛上，与闹市隔绝，发奋图强。本校长愿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诸君同志有此精神吗？”

贺衷寒挺起胸脯：“有！校长卧薪尝胆，身先士卒，学生效忠党国，义不容辞。”

“好，贺同学这句话当浮一大白。”蒋介石以水代酒举起面前茶杯，“创建革命军、建设新中华，本校长有三件宝就在屋内，谁找到，奉送谁。”

气氛被推到了高潮，从不愿落人后的贺衷寒喊道：“是校长的黑披风。”因为每逢公开场合，蒋介石总披着它，平添了不少威严。

“是手枪。”陈赓用手一指，他早看中了蒋介石那把防身手枪，德国造，蓝湛湛像镜面般明亮。

蒋先云大摇其头：“校长平素多教育我们、成仁成义，这件宝一定是象征此意义的短剑。”

蒋介石直摆手，叹惜道：“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聪明人，又是本校长的好学生，怎么就不体会本校长的建军思想，良苦用心呢？”

大家都抓耳挠腮，冥思苦想，而李之龙却一言不发，他在琢磨，既然是建军思想，肯定属于文字类的东西。他想着想着，目光留在蒋介石的案头，一本《俾斯麦传》，一本《曾胡治兵语录》，一本《曾文正公家书》并排置放在一起。他把这三本书举起来，笑着问：“校长，您的三件宝贝是不是这三本书？”

蒋介石大喜，还是李之龙明白他的用心。他郑重地将这三本书交到了李之龙手里：“好好研究，一生受用无穷。”贺衷寒心里酸酸的，蒋介石那表情，好像要选定李之龙为衣钵传人。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李之龙却不为刚才受到蒋介石赞赏而得意，反而忧心忡忡，出门后就与蒋先云、陈赓聚在一起。他们议论，蒋校长平时激进得很，开口以列宁为导师，闭口以俄国为盟友，私下里却把历史上如俾斯麦、曾国藩之类铁血反动的封建人物言论作为座右铭，这意味着什么？

“蒋校长口是心非！”陈赓一语道破。

蒋介石却有意识地培养、锻炼李之龙。

1924年8月9日夜晚，校长室的值班人员接到孙中山由广州大本营发来的一封急电，电报说：一艘挪威商船正偷运军火驰向广州，希望迅速采取行动。

接到命令的李之龙跟着蒋介石上了“江固”舰，抚摸着船舷，他有一种亲切感，当年他在烟台海军军官学校学习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突然觉得大海、军舰与他的生命有一种割舍不去的联系。他忍不住地向掌舵的大副套近乎，想过一把瘾。

操起舵轮，李之龙像遇到久违的老朋友，如臂使指。大副在旁边啧啧而叹，黄埔军校真是藏龙卧虎，什么人才都有。

说话间，已是东方发白之际，在白鹅潭附近，蒙蒙晨雾之中，钻出了走私船“哈佛”号身影。李之龙一打舵，“江固”舰斜插了过去。

“哈佛”号转身就逃。大副急喊：“左满舵，前进四，航速……”仿佛心有灵犀，大副一句命令尚未落音，李之龙已准确操作到位。

“江固”舰像一堵钢墙拦住“哈佛”号的退路，黑黝黝的炮口随时准备倾吐死亡之火。“哈佛”号船主脸色如死灰一般，无奈地垂下了头。

走私船被带回了黄埔岛，李之龙也走下了“江固”舰，蒋介石按住李之龙的肩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好好干！”P21-24

国共合作的结晶 培养将军的摇篮——黄埔大扫描

八方精英聚黄埔

逝者如斯夫，弹指间，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遥想决定建立黄埔军校之初，孙中山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新成立的军校对青年人是否有吸引力，到时候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可就尴尬了。因此，他在1923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就反复向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打招呼，让他们返回后千万要为新军校多作宣传，推荐一些优秀青年报考。

孙中山的这一担心被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消弥于无形，共产党最擅长做鼓动组织工作了，共青团广州地委将选送学生报考黄埔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求各地组织选派青年赴考，“来预备将来干军人运动”。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徐成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都积极在各地为黄埔推荐选拔人才，毛泽东还亲自负责上海地区复试工作，他的国文底子很扎实，经他手筛选的8名学生个个文章出色，后来去广州都榜上有名。国民党方面的努力也是卓有成效的，廖仲恺、邓演达、于右任等四处奔波，或鼓动宣传，或派人招募，或亲自挑选，到报名截止时为止，投考者已3000余人。实际上，即使这一数字还是有意识控制的，廖仲恺听说上海考生正络绎不绝前赴广州，不禁为将来的落选者出路担心，急电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对考生数字要有所限制。虽然校方一再扩大招生名额（原定名额324名，到开学典礼时已达499名，后来又有人陆续入学，到毕业分配时，实际学生人数为635名），但大多数考生仍然未能如愿跨入军校大门。

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黄埔一期生的素质，乃是精中选精，强中挑强，其中不乏人中龙凤，乱世枭雄。台湾狂生李敖就用调侃的笔法描写说，“正因为当时国民党、共产党黄埔一家，所以，不但日后国民党方面，代有黄埔名将，共产党方面，也师兄师弟不绝。故你有黄埔一期的黄杰，我就有黄埔一期的徐向前；你有黄埔四期的高魁元，我就有黄埔四期的林彪。”其实，那时候的黄杰和徐向前在黄埔岛上都很平凡，都属于藏锋敛芒，含而不露的性格，所谓大巧若拙也。风头最健的还是黄埔三杰，其中三杰之首蒋先云尤其出色，几十年后，无论姓国姓共者，提到此人，都一致公认，此人太优秀了，可惜天不佑贤者，英雄早夭。此外，还有如李之龙、许继慎、李默庵、胡宗南、曾扩情、冷欣、陈明仁，都是活跃人物，已经让人感到他们发展的潜质。

蒋介石对一期生最是偏爱与心重，因为那时他还未飞黄腾达，也没有多少兼职，一心一意守在黄埔，与学生朝夕相处，耳提面命，自然就生出了感情。这批学生人数少，出道早，到北伐前夕已不足150人，让蒋介石好生珍惜，只要甘为己用，则呵护之、爱惜之、提携之，在他撤离大陆前，只要是尚留在军中的一期生，哪怕再平庸，再不济，也都是军长中将一级的了。即使有些人与他公开为敌，或者身犯天条，罪无可逭，他也会网开一面，轻易不动杀心。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共产党学生流落上海，参加了邓演达的第三党，仍然从事反蒋活动，随着邓演达的被杀害，这批学生顿时进退维谷，大千世界，彷徨何依，他们感到了走投无路。

蒋介石适时地伸出了手。此人性格一向狭窄，眦睚必报的，但对于黄埔同学，他比对一般人要宽厚许多。他指派黄埔一期生酆悌专门负责收容这批学生，当余洒度、黄雍、陈烈这帮昔日共产党人或者邓演达的得力干将忐忑不安地先后被押至南京时，首先见到的就是春风满面的酆悌，嘘长问短，百般安慰宽解。

蒋介石也很快地接见了他们，还给每人一张支取200元大洋的便条，并吩咐，这只是零花钱，以后有困难，可随时请酆悌帮助解决，可谓关心备至。

这批学生后来集体署名发表了悔过自新书，不少人成了蒋介石麾下的干将。  就在一期生即将毕业之际，二期生又进校了，共450人，毕业时为449人。二期生在校时被编为五个队，分步兵科、宪兵科、工兵科、炮兵科、辎重科，这和一期生完全一律为步兵科的情况大有不同，也反映了黄埔军校的长远规划。二期生安定时少，征战时多，一进校就逢东征诸役，那时候蒋介石率兵在外，已不能专心一致，所以关心得也不够，他自己也感到很抱愧。

二期生中出名人物虽较一期生略逊，但佼佼者也还是能罗列成行的，如共产党方面有周逸群，他与贺龙共同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此外还有古宜权，任过红十一军教导团长，1932年在普宁汤同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身亡；卢德铭，这位北伐时的英雄，沉勇刚毅，1924年初，他刚知道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就从遥远的天府之国步行到了广州，走得鞋破履烂，肤黑面焦，还是误了考期，真让人同情。老同盟会员李筱亭大为感动，亲自书函孙中山为之说项，卢德铭终于有幸见到了中国革命的泰斗。经面试合格，被破格批准进入黄埔二期，后在校加入了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1927年9月23日，在与国民党军队一次遭遇战中，为掩护部队撤离，不幸中弹牺牲。

国民党方面比较出名的有：邱清泉，这位蒋介石的浙江老乡，眼珠子里一般是没有人的，后来又在德国工兵专科学校和柏林陆军大学深造，被诩为机械化作战专家，后来统率的第五军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此人志大才疏，心情暴躁，人称邱老虎，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蒋介石伤心之余，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活着熬到上将的，则只有大特务头子郑介民一人，这也反映了二期生人才相应寥落的一个现象。中将倒有几位，如方天，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据说此人后来撤离大陆后经商，倒也生财有道，比他在大陆作战的才华要出色许多。另外，还有吉简章、李士珍、沈发藻、张炎元、洪士奇、覃异之，也都算得上干出点名堂的。

二期生中还有一个人物不可不提，这就是余洒度，此人曾是黄埔同学中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是第二期中共黄埔支部的组织干事，“血花剧社”的骨干分子。余洒度多才多艺，干事认真，蒋介石对他也很欣赏，曾当面表扬奖励。中山舰事件后，虽然余洒度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但蒋介石仍然竭力拉拢，让他和蒋先云、曾扩情一道徘徊黄埔同学会，还让他担任该会的宣传科长。

余洒度和卢德铭既为同窗，又志同道合，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参加了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然而因意志不坚定，余洒度半途而返，转道而去上海追随邓演达，旋被捕，然蒋介石网开一面，收容了他，让他感激涕零。

变节后的余洒度为蒋介石效力唯恐不勤。1932年3月，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余洒度参加了成立大会，成为复兴社的骨于之一，后来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训育主任，这是个变相的特务组织。该研究班结束后，他又与“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率该班毕业生500余人组成华北宣传总队，赴华北作抗日宣传，同时也继续鼓吹进行反共内战，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余洒度这番卖力气，蒋介石对他也不薄，不久就任命他为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当时的二期生中，也属官运亨通之列。

余洒度的下场却很悲惨，当时华北走私现象极为严重，对国家经济秩序干扰极大，余洒度利用职权贩卖吗啡，被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检举告发，蒋介石一怒非小，下令将他逮捕到南昌枪毙。

这件事也反映了蒋介石性格的另一侧面，国民党内部并不是那么廉洁，为走私一事枪杀一位黄埔将领，还是比较罕见的。蒋介石下此狠心，大概也有此时“剿共”颇为棘手，联想到余洒度也曾为红军一分子，一杀稍泄怒气之缘故吧。蒋介石对变节者，总有一点心理上的嫌恶，总是隔着一层的。

第三期的情况和第二期相仿佛，在黄埔军校里没坐上几天安静的书斋就投身于一系列的战斗。从第三期起，黄埔军校实行了一个新制度，即入伍生制。新生入学先受三个月入伍教育，期满考试及格后才能正式升入学生队。由于战事影响，这批1924年冬进校的学生大约半年后，直至1925年7月，才正式升人第三期学生队，大约1200名，在人数上超过了前两期的总和。1926年初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

就蒋介石嫡系军队来说，三期生的仕途有点阻碍，当他们分配时，一二期不少人都干上了营长团长，位置都占了。但他们也占了点便宜，因为在非蒋的嫡系部队，官升得就快一点，蒋介石对这些人也特别照顾，他要利用他们挖别人的墙脚。

在国民党方面，三期生官位最高的是刘安琪，一级上将，最终坐上了“台湾陆军总司令”这把交椅。但名气最大的却是王耀武、康泽这帮中将，都是蒋介石打内战的骨干。还有一位悲壮人物是追赠中将戴安澜，第二o o师师长，抗日战争中率师人缅远征，威风八面，正气凛然，后为国捐躯，战死疆场，他是中国军人的骄傲，是黄埔的光荣。

三期生中也出了不少共产党将领，如红八军第四师政委石衡钟，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红十一军军长吴光浩，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军长肖人鹊，红四军十二师政委姜镜堂，红一军政治部主任熊受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常乾坤等，能列出一长串名单。

和一期生一样，四期生也是精英会聚，蒋介石也特别青睐。四期生招生工作从1925年7月一直延至次年1月，共分七批陆续进入黄埔，到1926年10月毕业时，毕业生达2654．人，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是往届毕业生中人数最多的一届。

四期生中著名人物太多了，记不胜记，以下是一组难称完全的统计数字也许可略作说明，共产党方面，出了一名元帅，三个中将，三个少将。除此之外，如叶镛、武中豪、刘志丹、李天柱、李鸣呵、肖方、何昆、陆更夫、陈毅安、季步高、胡陈杰、段德昌、袁国平、曾中生等都是共产党军队中著名将领，惜哉英年不永，否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星榜上将更添光辉。

国民党方面也出了四名上将，分别为刘玉章、罗列、胡琏、高魁元，还有一位追赠上将胡长青。中将有20余人，象文强、李弥、张灵甫、唐生明、蒋坚忍、谢晋元都是名震一时的人物。

五期生的情况比较复杂，大约有2400人，其中有一批人是已编入四期生而未能升入学生队的入伍生，开学时间是1925年11月，那时蒋介石已经在北伐前线了，所以他与五期生也只是名分上的师生关系。

自蒋介石离校后，由湘军名宿方鼎英代行校长职务，他与蒋介石有言在先，凡涉及党派斗争问题，他一概不负责，因此，黄埔校园里因中山舰事件而形成的那种压抑窒息的气氛又见宽松。课程分政治、军事两大类，而政治课比例所占之重较军事课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五期生中左派学生很多，共产党人也为数可观。其中著名的有许光达大将，杨至成上将，宋时轮上将，张宗逊上将，谭希林中将，此外还有陶铸、赵尚志、潘忠汝等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五期生中国民党方面的人才并不冒尖，比较出名的就是邱行湘、郑庭笈数人而已，至于彭孟缉、唐守志等人，他们的飞黄腾达都是去台湾以后的事。

第五期学生的政治分野十分鲜明，实际上他们进校没几个月，政治、炮兵、工兵诸科学生就先后从本校迁到武汉分校，而留在黄埔岛上的步兵、经理诸科的学生后来也到了南京。1927年7月和8月，第五期学生共2418人，由共产党人恽代英及蒋介石亲信何应钦分别在武汉和南京主持毕业典礼。这也是宣告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正式结束。

在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本部招生的六期学生中，本来应以第六期规模最大，共4000余人。但大革命失败后，这批入伍生大部分离校，各奔生路，只有少部分人继续留校学习，至1929年2月毕业时，仅剩下718人。

六期生中名声最响，也是最恶的一个人要算戴笠，以致许多同窗都耻于与他为伍。有人说六期同学录中不见戴笠大名而不承认之，有人说他曾被开除而摒弃之，但实事求是地算，戴笠还是正宗黄埔出身，这一点，如假包换。

其实，六期生中也有不少军中翘楚，中共方面有郭天明上将、王铮中将等一批杰出人物，国民党方面的廖耀湘也是数得着的能征惯将。

以广州黄埔岛为校址的“黄埔军校”招生的最后一批学员（第七期）是在时局动荡中进行的，到1930年毕业时，只有666人，这时蒋介石的重心已经移到了南京。他在第七期毕业后下令将黄埔军校停办，而以南京的中央军校作为“黄埔军校”的继续，进人了所谓“南京时期”和“成都时期”，直至撤离大陆，共计23期之多，招收学生29万余人。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为了念念不忘反攻大陆，蒋介石又在凤山第四军官训练班校址恢复“陆军军官学校”，并接着大陆时期续号招收第24期，一直延办至今，并仿照美国西点军校改革学制，除实施军事教育外，还进行理工科大学教育。毕业时，既发给军校毕业证书，又授予理工科学士学位，力图造就知识全面的军事人才，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其中不少人，目前已成为台湾军界的骨干力量。

除军校本部外，还有分校1 2所，他们分别为：潮州分校、长沙分校、南昌分校、洛阳分校暨第一分校、武汉分校暨第二分校、成都分校暨第三分校、广州分校暨第四分校、昆明分校暨第五分校、南宁分校暨第六分校，以及第七、八、九分校，毕业学员约17万人，其中女生1100余人。如果把各分校的师生将士一齐算上，简直就要把中国现代史的名人榜占去一大篇幅，如李宗仁、谭延闽、项英、郭沫若、李富春、罗瑞卿、赵一曼、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顾孟余、唐生智，等等，莫不与之有所渊源，真是龙蛇齐聚，大贤大奸皆备了。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名声也可谓“如雷贯耳”，对国民党方面来说，它是培养将军的摇篮，对共产党方面而言，又何尝不是锻炼锋刃的熔炉呢！

相煎何太急

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自从发动中山舰事件，一批包括蒋先云在内的中共人士行将离开军中，他也曾心疼不已，私下里做了不少挽留工作，但冰炭不同炉，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批优秀的学生离他而去，他在1946年4月10日的日记中这样记道：

“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两年来心血，尽于此矣。”

共产党的心情也不轻松，中共早期党员高语罕时任军校政治教官，他在被迫离开黄埔时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

曾在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离别黄埔时那份欲语还休，欲罢不能的流连和无奈，体现了被逐者的悲愤、惋惜、惆怅和委屈。

也确有一批共产党人悄悄留下了，他们既非如蒋先云、陈赓一般的坚贞，也并非似李默庵等人见利忘义，背叛了主义，而是在两难中痛苦地抉择。例如，郑洞国，他虽然对蒋介石驱逐共产党人的行为感到震惊，但他对蒋介石也很有感情，他亲眼看到蒋介石在一次视察野战医院时对伤兵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真正称得上爱兵如子，因此他忍痛在心里和共产党道了声再见，从此成为蒋介石手下的得力干将。

宋希濂的思想又代表另一种类型，由于他和陈赓的关系十分近，受其影响也深，陈赓一直是他佩服的人，因此他加入共产党多少也受这一点影响。由此可见，他的动机不是明确的。第一军清理门户时，他刚刚被提拔为新编21师63团1营营长。在他的头脑里，耀祖光宗的思想是很占分量的，每一次提升，都要去信向家中报喜。因此，当他听说中山舰事件后，马上夹着尾巴做人。好在他加人中共不久，新编21师又刚刚成立，没有共产党人活动，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也就没被人发现。他之所以决定跟蒋介石走，是因为觉得蒋介石已掌握半壁江山，比尚在襁褓里的共产党要有出息得多。

但是也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比如五期生郭汝瑰，早年也是个共产党员，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只是悄悄地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后来他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又进了陆大，因为对军事战术研究很有心得，深得蒋之欣赏。然而，郭汝瑰心系情结，对共产党念念不忘，并且暗中与党组织重新建立了联系。

郭汝瑰凭借才华和良好的人缘关系不断受到重视和信任，到1947年，他已升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长，直接参与军事中枢机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指挥调度，他均身处其间，最机密的情报也就源源不断地到了共产党手里。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就怀疑过他，因为经郭汝瑰手制定出来的战略计划等于把部队往共产党军队嘴里送。黄百韬也埋怨过蒋介石，“主帅无能，累死三军”。他哪里知道郭汝瑰在其中做了手脚。后来国民党方面一些战史专家在总结国民党大陆败退原因时，认为当时国民党内部出现的这种“郭汝瑰现象”就是原因之一。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国共合作的局面维持着。蒋介石也因为需要共产党的帮助而与之虚与委蛇。北伐发动前，蒋介石最害怕共产党人在后方挖他的墙脚，因此专门找了周恩来，做出很后悔的样子：

“自第一军中共分子退出军队，本校长目击神伤，其中忠诚革命者不乏其人，只要他们支持北伐，精诚团结，我做校长的，亲自接他们回到第一军。”

周恩来含蓄地一笑，知道蒋介石担心中共乘他北伐难以分身之际，跟他过不去。他思索了一会，回答说：

“回不回第一军是另一回事，叶挺的独立团现在已经在北伐前线了，这个团的情况蒋先生是知道的，里面也有不少你的黄埔学生。”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叶挺独立团是中共掌握的唯一武装，为了支持北伐，已经倾其所有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共产党人亮出了心窝子。北伐期间，黄埔岛平静如常，大后方安如磐石，即使那些被蒋介石赶出第一军的黄埔同学，也都为了北伐的大目标用命疆场，胡焕文战死在汀泗桥头，曹渊倒在了武昌城下，金佛庄单身闯虎穴，结果被孙传芳抓获，被枪杀在扬子江边。周恩来千里潜行，来到大上海，发动了武装起义。

师生反目的标志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集合起反动的力量，向共产党人亮出了刀子，就连黄埔岛也没放过，亲自去电布置“清党”行动，虽然有教育长方鼎英的说情，但钱大钧还是没有放过自己的故交，黄埔的同事，时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员熊雄，将其逮捕枪杀；而肖楚女则是在病床上被拖了出来，棍棒交加，然后挂在汽车后活活拖死；与恽代英、肖楚女被黄埔军校政治部并称为“广州三杰”的张秋人虽然在敌人的行动之前离开了广州，但却在杭州的“三潭印月”附近被昔日的黄埔学生团团围住，被追得跳进西湖还被这些人捞了出来，法庭上，有100多名右派学生一起指证他就是当年在黄埔的著名共产党人，非欲置之死地方后快；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孙炳文跑到了上海也没有躲过蒋介石的屠刀；另外，还有安体诚、王懋廷、鲁易等等，都是中共在黄埔的政治教官，先后死于这次“清党”行动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4月15日到5月底止，在黄埔岛上有200余名共产党人被拘捕，押解至中山舰上，入伍生团方面，第一团被拘者192名；潜逃者98名；第二团被扣者百余名，潜逃者148名。同时，军校还组织清党审查委员会继续清查、检举，一直到广州的黄埔军校告终，这一工作也未曾结束过。在整个清查工作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师生超过了半千之数。  具体负责清查工作的是黄埔一期生邓文仪。黄埔毕业后，邓文仪被蒋介石送到了苏联继续深造。留学期间，他特别注意研究苏联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格柏乌”，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克格勃”（苏联政治保卫局）。因此，他后来一度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头目，只是能力实在有限，最后被戴笠后来者居上。

四一二政变前夕，邓文仪从苏联回国，很快跑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到，他一脸忠诚地表白说：

“我要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

蒋介石大悦，孺子可教，这番心血没白花。四一二政变后，他立即委任邓文仪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让他主持“清党”和政治工作，邓文仪一生主要从事国民党政工工作的生涯也以此为起点。

在黄埔军人中，反共的固然不少，但邓文仪表现得最狂热、最激烈。在他的主持下，制订了清党检举及审查实施细则，给共产党人头上罩上了层层法网。他是精心研究过“契卡”和“格柏乌”的，对苏联大肃反时期的“红色恐怖”很欣赏，现在总算学有所用，且“青出于蓝”。他在黄埔岛上任职时间并不长，仅三个多月，就把一座充满生机的校园弄得虎狼当道，成了血淋淋的屠场。

蒋介石大开杀戒，共产党人不得不起而抗之，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在武汉，革命的黄埔同学发起了讨蒋大会，并先后处决了有通蒋嫌疑的一期生洪君器及前来为蒋介石做说客的二期生杨引之。这件事对南京政府震动很大，蒋介石、何应钦都借此大做文章，对洪杨这样二位普通军官大肆表彰，不但为其立传，还先后题词“为党牺牲”、“精神不死”云云，借以煽动黄埔学生的反共情绪。

蒋介石没有理由来咒骂共产党的无情，也没有资格来痛惜那些风华正茂的学生死于非命，正是他一手制造了这场血淋淋的手足相残的悲剧。亲者痛，仇者快，这场悲剧延续的时间太长了。

度尽劫波兄弟在

虽说是两军对垒，各为其主，但是在这生死较量中，人性、友情依然未泯，周恩来对此就很有体会。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蒋介石悬赏25000元要买他的人头。4月中旬的一天，他不幸被捕，但很快就被几位崇拜他的黄埔军官释放了。周随即乘一叶小舟渡过黄浦江，潜入局势较为平静的浦东地区，打算暂避几天后离开上海。不料，又被蒋介石驻在浦东的第一军三师鲍靖中团的士兵抓住。

鲍靖中是黄埔四期生，那时，周恩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其才华之横溢，风度之高雅，品德之高尚，深为一般青年学生所折服。当鲍靖中前往审问时，发现对方竟是自己一向敬重的官长。

鲍靖中不动声色，内心却在盘算如何搭救，他佯装认真审问了几句，支走了卫兵，让周恩来扮作自己的卫兵，随后一同骑马离开了浦东。一路上，他巧妙应付，谁也没能想到这位黄埔出身的团长身后跟着的，竟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终于，他俩平安地到达真如车站，鲍靖中才依依不舍与周恩来告别。

像鲍靖中这样的人还有不少，比如恽代英在上海被捕后，因为他起了个化名王作霖，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只判了五年刑，就转到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监狱的国民党军官中，有不少是当年黄埔军校的学生，而恽代英这位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又是位热点人物，哪位学生不认识，故他们早从这个名叫王作霖的囚犯言谈举止中猜出了他的真实身份。谁都知道，只要向上报告这一秘密，巨额奖金就会滚滚而来。可是这些黄埔军官谁也没干出这种事。因为他们昔年在黄埔岛上，亲眼目睹了恽代英的高风亮节，并为之折服而倾倒。  恽代英入狱后，党组织立即设法组织营救，事情很快有了眉目，组织上正秘密通知他准备提前出狱，风云突变。1931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投敌。他向敌人供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恽代英化名王作霖，现正押在南京狱中。

恽代英的生死就在这转瞬之间突然变位，他对死很淡然，望着他周围的那些黄埔军官脸上露出的愧疚和失望，他有一丝安慰，这些人毕竟良心未泯，他当年为之付出的心血毕竟见到了一些效果。

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人来到了国统区，进行统战工作。可以想象，因为长时间的敌对，双方的隔阂是不可避免的，但周恩来却在这龙潭虎穴中游刃有余，每每与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陈诚这帮昔日的同僚相见，大家并不生疏和见外，不需要过多的客套和寒暄，都是开诚布公，对方对他也是非常尊重。而胡宗南等后生晚辈，虽然年轻气盛，目高于顶，但对周恩来却是毕恭毕敬执弟子礼。林彪从苏联养伤回来途经西安，胡宗南及手下黄埔将官多次登门拜访，酬酢相勤。要知道，在十年内战期间，蒋军官兵可没少吃林彪苦头，山城堡一战，曾让胡宗南手下的主力师长丁德隆输得找不着北，羞得差点要隐世出家。林彪也是一贯的性高气傲，喜静不喜动，视宴请为受罪，一路上谢绝了多少党政大员的相邀，但他不能驳黄埔同学的面子，有请必到，而且在席间也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显得很兴奋。

当辽沈战役打到尾声，郑洞国孤守长春，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人设法送进了长春城，言辞恳切，婉转动情毫没有战胜者的那份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其中有语日：“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革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接信的第二天，郑洞国即率部献城输诚，从此改胎换骨，走向了新生。

是啊，只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维护民族团结、统一的大利益，作为炎黄子孙，作为黄埔同仁，他们之间就会有共同语言，就会有重聚首的那一天。1984年6月，在纪念黄埔军校成立六十周年活动中，中共的“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徐向前为会长，聂荣臻做顾问，副会长共有四人，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李默庵，不知是否巧合，四个人都是当年的跨党分子，清一色的一期生。该会的宗旨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

台湾也有“黄埔同学会”，每年春节，一些有地位的黄埔师生，都会以同学会名义发出邀请，举行聚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1987年那次，据说参加者达1600人。

邓文仪出席了这次聚会，自从他一出道起，就与共产党过不去，而且近乎于疯狂，但到了台湾后，头脑开始趋于冷静，对早年的行为进行了反思，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以反共为职业的国民党政工头子居然在这次聚会的几年后，即1991年4月，来到了大陆，来到了北京，并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坐在了一起。他这次是率领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祭祖团来到陕西祭扫黄帝陵，祭文写道：四十年寒暑，癸奠愧疚，两岸黄埔，相期相助，率团谒陵，同心相求，河山一统，万世行秋。

邓文仪向江总书记表示，他是赞成祖国尽快统一的，而且愿为此作出努力。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没有出席1987年的那次聚会，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列入黄埔系，这大概因为他和哥哥陈果夫后来组织了一个声势不在黄埔系之下的“cc”系，其实，陈立夫也是一位正宗的老资格黄埔人，曾任校长办公室的秘书。“蒋家天下陈家党”，作为“四大家族”成员之一，他与共产党的恩怨不是一言能尽的。他也希望中国统一，但主张是用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

到了1988年，他在国民党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与34位中评委委员联名提出了一项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议案，提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强调“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

陈立夫先生的思绪也许又回到了当年黄埔岛上国共合作时那番朝气蓬勃的景象。

确实，中国之统一，国共再合作，同学重聚首，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对于黄埔师生来说，尤其是大革命时期入学的黄埔师生，他们却时不暇待了。

黄埔岛上的蒋校长，“黄埔八大金刚”、“黄埔三杰”、“军中三鼎甲”（分别为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广州四英”（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等等，已尽数凋零，墓木成拱。

风华当年的一期生也早就寥若晨星。

花繁枝茂的二期生、三期生、四期生、五期生……他们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几何级数地减少。即使大陆时期最后一批小师弟（23期），算起来也应是华发早生，岁过古稀。

黄埔军校的历史揭过了一页，当岁月的流水在我们面前汩汩流淌过时，它就像一位匆匆过客，在视线中渐行渐远，惟有黄埔军人的脚步，依然余音袅袅，如空谷回声，让人听之回肠荡气，心旌摇曳……

公元2006年11月11日的上午，南京的天空出现了少有的蔚蓝，不，简直就是一种湛蓝。随着浩荡的人流，我登上中山陵的392级台阶，去瞻仰一代伟人孙中山的风范。历史像一列呼啸而过的城际列车，弹指间，今年已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了。看着他的汉白玉雕像，我浮想联翩。孙中山先生离开我们已80余载，但他的思想、他的学说却经过了岁月的检验，几代人还在怀念他，这实在是一件太了不起的事情。

孙中山在世时，就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斯人的遗愿至今还没有完成。

我们站在海峡这一边，凝睇着大海的那一端，无尽的云和水，看不见缥缈美丽的台湾。广袤无垠的太空，遨游着中国人的飞船，而一条狭长、浅浅的海湾，却把大陆和台湾隔断。

从1949年起，国民党失去大陆，至今已有57载，当年的少年，已白发飘然；或魂归故里，或梦魂萦牵。大陆，你的乡愁，你的思念；台湾，我的同胞，我的家园。统一，令两岸无数同胞望眼欲穿；一声声的呼唤，一次次的期盼；希望将游子归家的路，再一次接连……而黄埔军校恰恰是国共合作的纽带和桥梁，是连接海峡两岸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黄埔，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一所炫耀夺目的军校，就像一颗明亮、耀眼的流星，带着一条美丽的弧线，划破历史的星空。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倡导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培养国共将领的摇篮，是产生璀璨将星的地方。

黄埔同学，从合作到分裂，从友谊到搏杀，爱与恨的交织，演绎出多少震撼人心的故事。

如今“黄埔军校”已经成为一个名词记载在词典中，它已变成被历史的长风吹落的残片，零星地残留在后人的记忆里。

时代的大潮，奔腾涌进；硝烟散尽，天空晴朗而湛蓝；随着历史的变迁，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国共间的仇恨已经定格在历史的胶片上。后来人重新梳理那段峥嵘岁月时，审视那场你死我活的是非恩怨时，国共间的公仇就好像遗留在退潮后的海滩上的贝壳，成为遗迹。而剪不断、理还乱的只有人和人之间的情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就是我们写黄埔恩怨的动机和主题。我们在编撰此书过程中，根据历史事实，对内容适当进行了文学加工，以增强此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在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指导下，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

2006年11月12日晨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