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不见：中国新音乐进程中的十位音乐家》是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书，里面记叙了10位音乐家的人生故事。这还是一本关于现代化的书，希望能够以音乐为温度计，去度量一个大时代的冷暖。

帕器、富华、谭抒真、斯特恩、马思聪、刘雪庵、黎锦晖、陈歌辛、聂耳、冼星海，《曲终人不见：中国新音乐进程中的十位音乐家》就写了这样十位音乐家的故事。在作者张彤看来，他们的人生和所代表的历史，曾长时间地被遮盖和被误读，用寻常的视角去还原历史，是作者努力的方向。

《曲终人不见：中国新音乐进程中的十位音乐家》撰写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名流故事，记录了上海工部局乐团指挥玛利奥·帕器和首席阿利国·富华、小提琴家谭抒真、生长于哈尔滨的柏林爱乐首席赫尔穆特·斯特恩、小提琴家马思聪以及作曲家刘雪庵、陈歌辛、黎锦晖、聂耳、冼星海等10位音乐家的人生故事。作为一名资深媒体人，五年间张彤先后采访了黄飞立、韩中杰、陈钢、傅聪、林耀基、郑石生、汤亚汀、谭国璋等乐坛前辈，并数次赴上海音乐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查找一手资料，书中的许多传奇故事为首次披露。

《曲终人不见：中国新音乐进程中的十位音乐家》是一本关于音乐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现代化的书”。以从事西洋音乐的近现代音乐名家的人生故事，书写百余年的文化现代化进程”是作者张彤的着力点，“以音乐度量大时代的冷暖”是该书的主题。

导言·以音乐度量大时代的冷暖

帕器：中国交响乐的布道者

富华：被驱逐的小提琴圣手

谭抒真：百科全书式的音乐家

斯特恩：来自哈尔滨的柏林爱乐首席

知识分子黎锦晖

陈歌辛：一朵穿越时空的玫瑰

马思聪的人生沉浮

刘雪庵：大难总在平地起

走下神坛的冼星海

聂耳：尚未怒放就已凋零

后记

姐姐的影响

1922年，谭抒真与姐姐谭素兰一起，到北京读书。谭抒真的五伯父谭玉峰此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这个五伯父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当年他作为礼贤书院的首届毕业生参加山东大学堂的考试，成绩突出被选为“优贡”，礼贤书院也因此扬名。德国国家档案馆曾向青岛的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张图片，图片下的说明上写着：“本校（礼贤书院）教职员与毕业生谭玉峰蒙奖优贡合影。”

谭家从抒真的祖父开始就入了基督教，他的家乡潍县（现潍坊）一带在上世纪初就为德国人占领，潍坊坊子区目前还有一大片保存完好的德式建筑群，有一座修女楼至今仍默默屹立。传教士的较早进入，也使得这一地区早早地有了教会文化的印迹。谭抒真的母亲，生于青岛的谭李罗大也成长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读过四五年书，在谭的记忆中，母亲每天都要诵读读圣经。殖民城市、基督教、教会学校、开风气先的父亲和伯父，这便是谭抒真从小生活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耳濡目染，抒真对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从来未曾陌生，他8岁就开始学习英文，后又通习德日多国文字。谭抒真读书时就常着西装，讲究礼仪，这些都很方便地为他打开与外籍音乐家交流的途径，初见谭抒真的人都会觉得他彬彬有礼，颇具绅士风度。“文革”结束后国门重开，此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音乐交流已中断几十年，但当1979年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上海时，非常惊奇地发现，在神秘、遥远的中国，仍然有着与他无障碍交流的绅士音乐家，这也是纪录片导演艾伦·米勒2000年拍摄纪录片《来自上海的绅士》的缘由。

对谭抒真学习音乐更有直接影响的，是他的姐姐谭素兰。他们姐弟到北京后分别入读贝满学校和汇文学堂，姐姐稍后便就读于教会办的燕京大学。知道弟弟喜欢小提琴，就介绍燕京大学四年级的李勖刚给弟弟上课，谭素兰本身也在燕大系统学习钢琴。1923年，谭素兰考取了半官费半自费的留学生，到美国欧柏林学院学习钢琴，她也是中国最早留洋专门学习钢琴的中国女留学生。在1924年，黄自从清华大学到欧柏林学院攻读心理学，同时也读音乐学位，黄自与谭素兰不仅是同学，还经常一起做功课。谭素兰学成归国后，也曾在上海的一些大学教授音乐，她的儿子李民铎后来从上海音乐学院被选拔为留苏学生，现在则是著名的旅美华人钢琴家，担当着同济大学音乐系名誉主任等职务。从这条脉落算起来，谭家亦可谓是现代中国颇有影响的音乐世家。

但是1922年谭素兰给弟弟介绍的小提琴教师水平并不算高，李勖刚教了抒真半年后，就自感不能胜任，没收抒真的学费，而让他另投名师。据谭抒真在《回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穆志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先后在北京拜过文学家李勖刚、俄罗斯小提琴家赫罗舍斯基、欧鲁普为师。其中欧鲁普当时是北京较有名气的小提琴家，他教谭抒真学琴，每堂课收5元钱，要知道，四年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馆员，一月的工资才8元。但谭抒真的父亲此时在河南开封经营一家颇为有名的诊所和药店，他的家境比毛泽东要好多了。

北大音乐传习所

1924年，谭抒真听说北京大学在办音乐传习所，就急忙去北大找到了刚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萧友梅先生，萧友梅把穆志清先生介绍给他。当时的学费为每学期一元，一周一次课。穆志清是赫德乐队的成员，主修单簧管，据穆志清回忆，当时赫德乐队有23名成员，解散后他与赵年魁、李殿臣都曾在北京大学教授音乐。穆志清曾向蔡元培校长建议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后来在萧友梅先生的进一步倡导下，这个传习所终于成立，开始践履蔡元培的美育救国思想。

此时的谭抒真只有17岁，他此时不会想到，他与萧友梅的交往才刚刚开始，三年后，萧友梅在上海创立国立音乐院时，就首先找到谭抒真听他介绍上海的音乐状况，而再过二十年，谭抒真也成了国立音专（即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的副校长。这以后的因缘，说起来，都要从四眼井胡同的这次会面开始。

北大音乐传习所是较早专事音乐教育的机构，那里的教员和学员有许多也成为了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比如比谭抒真大一句的刘天华，此时正在传习所教民乐，同时自己也在学习小提琴，他的老师是白俄小提琴家托洛夫。谭抒真经常与刘天华一起切磋小提琴的技艺。刘天华的老师托洛夫当时的工作是在真光电影院为无声电影拉配乐，谭抒真也常去听托洛夫拉琴，但他觉得托洛夫的演奏并没有自己的老师欧鲁普动听，原因是托洛夫不喜欢使用揉音。

谭抒真一边在汇文中学读书，一边到北大传习所学琴，小提琴的技艺不断进步。1924年11月29日，北大音乐传习所开了一场学生音乐会，萧友梅让谭抒真演奏一首小提琴独奏，这也是有资料记载的谭抒真参加的第一场音乐会。当时的曲目是柴科夫斯基的《无言歌》。这是北大音乐传习所的第三场学生音乐会，吴伯超、储振华当时都穿着马褂长衫出现在音乐会上。当时北京的电力不足，北大三院的大礼堂点了一盏打气煤油灯，借着微弱的灯光，谭抒真走上舞台。虽是首次参加音乐会，但谭抒真却一个音都没拉错。

P53-56

以音乐度量大时代的冷暖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书，里面记叙了10位音乐家的人生故事。这还是一本关于现代化的书，我希望能够以音乐为温度计，去度量一个大时代的冷暖。

历史有许多的解读方式，而我选择的方式是寻常逻辑和寻常见识。

近代西方音乐的发展，融合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两方面的成就，与科学技术、哲学思潮的发展同构同步又相互印证。欧洲的音乐家自巴赫以降，才人辈出，至贝多芬的时代，已经跃上了难以逾越的古典音乐巅峰。19世纪，浪漫主义与印象主义的风潮将音乐艺术的颠峰再度绵延。而这一切，都将遥远的中国远远地抛在身后。笼统地说，在中国的传统中既没有专业的作曲家，也没有系统的音乐教育。柏杨先生曾说，整个人类的生命像一场无尽头的接力竞赛，16世纪以前的亿万年漫长时间中，人类一直在缓慢前行，17世纪，欧洲人突然开始了奔跑，18世纪科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形之下，中国的科技文化诸项方面在这关键的几百年间仍处于缓行的状态中，以音乐论更是乏善可陈。凝结着人类思索的新成就的近世西洋音乐，尽管发出了洪钟一般的轰鸣，在地球的另一端，却依旧鲜为人知。有史料记载在1699年9位法国传教士曾在镇江向康熙爷展示西乐，“帝于西乐规律颇表惊奇，乃有意以西乐改善中国旧有音乐。”但康熙这次小小的动心并没有转化为西洋音乐普及的动力，至20世纪初时西洋音乐还没有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清末民初，国门洞开，科学与民主的狂飚吹醒了帝国梦中人，留日学生中的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人发现了乐歌的妙处，他们将许多现成的外国曲调填上中国歌词，具教育功能的“学堂乐歌”涌入，开启了中国的“新音乐”。

与此同时，殖民者在中国土地上也已开始了他们孜孜不倦的音乐布道，天津海关的赫德乐队是第一支有中国人参加的西洋乐队。由德国、意大利和菲律宾等国人组成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乐团和由俄国人组建的哈尔滨交响乐团随着殖民运动的深入而逐渐完善，成为与欧洲大陆同步发展的远东乐团。

本书的叙述就从这时开始。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四位音乐家中，有两位是上海工部局乐团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他们的名字叫作玛利奥·帕器和阿利国·富华。这是一对来自意大利的音乐家，他们把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时光都抛洒在了遥远的上海，帕器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富华则是来自米兰的小提琴圣手。他们率领的上海工部局乐团，每周都有音乐会上演，除了市政厅，还会在公园里做露天演出。音乐会的听众起初只是租界里的洋人，慢慢地，中国的知识阶层开始亲近这支乐团，萧友梅、青主、黄自、谭抒真等都是音乐会上的常客，鲁迅和傅雷都有听音乐会的记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还生活着查哈罗夫、拉查雷夫、余甫磋夫、苏石林、弗兰克尔、卫登堡等国际水准的音乐家，他们有着正统的欧洲音乐家血统，许多人系出名门，查哈罗夫甚至与普罗科菲耶夫是同窗好友。在上海，他们演奏自己心爱的乐器，还有了一批中国朋友和弟子。

与上海的情形有些相似的是北国的哈尔滨。这里集中地生活着许多俄侨音乐家，其中的领袖人物特拉赫金伯尔格是小提琴大师、俄罗斯学派创造者奥尔的弟子，他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茨的师兄。特拉赫金伯尔格与他们的同胞们在哈尔滨组乐团、办剧社、建学校，这使得1938年从柏林逃难而来的赫尔穆特·斯特恩在哈尔滨受到了完整的西式音乐教育。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地上的音乐双城记，就这样各自上演了。而事实上，当时的许多中国城市中，都有外籍乐师的身影，侨居北京的托洛夫，是刘天华和冼星海的老师，谭抒真在自己的家乡青岛，也曾随一个叫霍洛舍夫斯基的俄国人和一个叫施特劳斯的奥地利小提琴家学习。许多行业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上，总是与一些殖民者和传教士的名字相关，音乐当然也不例外。

本书选取了帕器、富华、谭抒真、斯特恩四位音乐家的人生经历，借以还原当时的生活图景。侨居中国的外籍音乐家们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里有着悲欣交织的人生经历。帕器在上海音乐界是真正的领导者。青主与他通信时每每称呼他为“最足尊敬的乐师”，傅雷曾千方百计地把儿子傅聪送到他的门下，但帕器在战后却被怀疑“通敌”而被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弃用。富华是国立音乐院的小提琴科主任，聂耳无法通过他的考试，对他的琴艺只有佩服的份，但在新中国的“三反”运动中却遭驱逐出境。“双城记”中的音乐前辈们，都有引以为骄傲的弟子。中国教龄最长的小提琴教授谭抒真，一生有过9位老师，其中的6位是来自殖民城市的外籍音乐家。谭抒真的百年琴缘中有些看似寻常、却耐人寻味的经历，这些经历代表了“西乐东渐”的一种路向。赫尔穆特·斯特恩曾是柏林爱乐的首席，是顶级的演奏家，他全部的音乐教育都来自侨居哈尔滨的俄籍音乐家，斯特恩在哈尔滨的那些经历，非“艳遇”二字不足形容。

西乐东渐，侨民们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假若没有这些侨居中国的音乐家们的帮助，萧友梅博士恐怕无法开办国立音乐院；假若没有1934年齐尔品资助的中国作品比赛，贺绿汀等人脱颖而出可能还需要些时日。但在官方的音乐史中，这些“布道者”们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这一方面是音乐史一向只是“作曲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身份。

在留日学生掀起学堂乐歌热潮之后，真正留洋海外的华人音乐家陆续出现。有代表的如萧友梅、王光祈、青主、黄自、应尚能、马思聪等。留学莱比锡的萧友梅是为西乐东渐打通“学院式通道”的人物。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先在北京大学主持音乐传习所，又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萧友梅殚精竭虑，为中国的首座音乐学府操劳终生。自1933年6月23日李献敏、喻宜萱、裘复生三位毕业生走出校门开始，每年国立音专都会为音乐辞典上添加几个光灿灿的名字：丁善德、贺绿汀、戴粹伦、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谭小麟、陈又新……他们都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吕骥也曾三次入音专学习，冼星海则是在学潮中被开除的。萧友梅是孙中山的好友，曾做过总统府秘书，又是蔡元培最信赖的教育界名流，但在开办音专一事上却真称得上是坎坎坷坷。幸好他还有几位效率极高的同道，这其中就有清华毕业生、庚款留学欧柏林的黄自。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黄自都是中国新音乐的“开派”人物。他创作的《怀旧》是中国人的第一部成熟的管弦乐作品，曾于1929年由工部局乐团演奏，这也是该团首次演奏中国作品，黄自稍后创作的《长恨歌》则是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大型声乐作品。黄自曾任音专教务长，他的四大弟子（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各有成就，不管后来的艺术史如何书写，在他们心目中，黄自永远是最可信赖的导师。在国难当头的1930年代，黄自还率先谱写抗战歌曲，《旗正飘飘》、《抗敌歌》都应名垂青史。黄自的生命于1938年就戛然而止，弥留之际，他只挂念自己才写了半部的音乐史，“先生此去何匆匆，抛下了半篇残著，无数新声犹待谱，满腔曲调埋终古”。  留洋归来的黄自起初只是沿着欧美学院派的体系教授作曲，身为中国人，将欧洲音乐的体系与中国传统结合是自然而然的事。曾有人断言萧友梅、黄自办的音专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这样的评价当然有失公允。萧友梅曾密切关注刘天华的国乐改造，黄自也曾撰写过《中国之古乐》的论著，他为中国古典诗词谱写的歌曲，常有传神之笔。

在艺术歌曲方面，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有着卓越的成就，而另一位出身清华的声乐家应尚能，则为中国的声乐教育作出不俗贡献。那时的清华留美学生中学习文理经济的不少，学习音乐的极为鲜见，黄自与应尚能起初分别学的是心理学和机械，但对音乐的热爱和向往使他们最终走上了音乐家的道路。

此后，马思聪、江文也等有留洋背景的音乐家陆续登上历史舞台，贺绿汀、刘雪庵等国立音专的毕业生们也走出了校门，他们掌握相对比较完备的作曲技术，又不同程度地关注民族传统，理应作出更多的贡献。在这个时代的音乐家群体中，我选取了马思聪和刘雪庵作为叙述的对象。以他们的人生轨迹陈述所谓“学院派”在几十年的遭际。刘雪庵是一位具有诗词功底和远大志向的作曲家，他有许多艺术歌曲传世，为了糊口，也曾为电影写作过许多流传甚广的流行歌曲。他写过《长城谣》这样的抗战歌曲，也写过《何日君再来》这种“黄色歌曲”。在反右运动初期，因为有着与储安平类似的言论，而被当成“音乐界最大的右派”揪了出来。刘雪庵的遭遇令人同情，而细细研究他的人生，更会让你得出一些啼笑皆非的结论。

马思聪11岁开始在法国学习小提琴，是留洋年龄最小的中国音乐家。他的提琴演奏水准颇高，又是一位有天赋的作曲家。他早期的作品是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风格，而在回国后逐渐开始运用民歌中的元素，创作了《绥远组曲》、《西藏音诗》等作品。马思聪的人生几经沉浮，刚学成回国时，并不被国立音专接受，但他凭借自己的演奏和曲作逐渐赢得声望。在重庆时就已被周恩来钦点为要团结的“上层音乐家”。他也积极写作声乐作品，为抗战歌咏运动助力，由于他的成就，也由于他较早地与中共音乐家们建立了联系，在1949年后，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和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堪称乐坛的“领头马”。许常惠先生曾说：中国新音乐不长的历史中，以黄自、马思聪、冼星海、江文也四人的作品最为突出。他们恐怕也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地可以称为“作曲家”（而不仅仅是歌曲作者或旋律作者）的人物。假如解放初期的乐坛领导人也接受同样的观点，那么马思聪的脱颖而出也就不难理解，黄自与冼星海都已去世，江文也有“汉奸”的历史污点。马思聪在解放初期曾有过一段非常昂扬的岁月，但随着政治气候不断恶化，他终于开始沉默，并在“文革”初期偷渡出境。

新老学院派在政治运动中，大都有着不堪回首的苦难，贺绿汀曾经历可能是史上唯一一次电视直播的批斗大会，谭抒真变成了修马桶的专家，刘雪庵曾被一桶墨汁从头浇下，马思聪则被革命小将们按倒在地吃草。但他们还不是最惨的，从英国皇家学院学成归来的李翠贞开瓦斯自杀，另一位小提琴家陈又新则跳楼身亡。他们的罪状五花八门，“里通外国”、“反动学术权威”是常用的罪名，李翠贞因为喜欢穿漂亮衣服，就被指责为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在音乐的圣坛上，牢牢地供奉着的，是两位早逝的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他们好像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和茅盾。本书中关于聂冼的叙述，有意地调低了温度。聂耳是个有天赋、热情和正义感的艺术青年，他尽管清贫，却积极乐观，他可能有机会成为中国最好的作曲家，但23岁不幸溺水时，他的作曲生涯才刚刚开始。相比之下，冼星海的成就更多些，他的作品丰富，题材多样，更有《黄河大合唱》这部不朽的作品。但冼星海同样不应该被当作神明供奉，他晚期的作品有许多的缺点，作品一直没有被知名交响乐队演奏，是冼星海临终前最大的遗憾。聂耳与冼星海都曾是有音乐梦想的有志青年，他们渴望成功，并为苦难的民族发出了洪钟般的呼喊。同时，他们又都有着真挚、丰富的情感经历，聂耳17岁时便与同学袁春晖互生情愫，在明月社时，他爱上了只有13岁的白丽珠，后来还与谈瑛传出绯闻。冼星海在巴黎时曾与一位女作曲家交往甚密，离开巴黎时假称半年后就回来，在苏联时期，还曾与一个犹太女教师拉伊同居。冼星海除了写作铿锵有力的战歌，也写过一些抒情歌曲，那首苏联时期写的《忘掉她》，深情而绵长，代表了这位作曲家的另一面人生。

中国的流行歌曲始自《毛毛雨》，最巅峰的代表可能得算《玫瑰玫瑰我爱你》。两位流行歌曲的作者黎锦晖与陈歌辛也是本书重点描述的对象。我曾几次采访陈歌辛先生的儿子、《梁祝》的作者陈钢。在陈钢的眼中，父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海派文人，他的《花样年华》可以轻易地与欧美文化结合在一起。黄色音乐“鼻祖”黎锦晖又何尝不是一位文人呢？他有着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自省精神，但在音乐史上，他们都曾长时间地被当作反面教材。用知识分子的方式解读他们的人生，是本书对黎锦晖和陈歌辛两位曲作者叙述的着眼点。

帕器、富华、谭抒真、斯特恩、马思聪、刘雪庵、黎锦晖、陈歌辛、聂耳、冼星海，本书就写了这样十位音乐家的故事。在作者看来，他们的人生和所代表的历史，曾长时间地被遮盖和被误读，用寻常的视角去还原历史，是作者努力的方向。

从学堂乐歌算起，中国的新音乐历史也不过百余年，如果放大视野，以成就论，本书的每一个传主可能都只是新音乐的追随者。他们难称大师，也没有真正能够打动世界的作品。中国传统与西洋音乐如何融合，是一个尚在探索的问题。我常在一些论著中看到这样的说法：俄罗斯音乐自格林卡到柴科夫斯基，只有很短的时间，此后的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都是世界级的音乐家，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这个疑问的人士可能忽略了俄罗斯文化本来就是欧洲文化一部分。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曾参观过贝多芬故居，也曾在巴黎、圣彼德堡和莫斯科凭吊肖邦、强力五人组、柴科夫斯基和肖斯塔柯维奇，那些公墓里沉睡着的灵魂和墓石上伫立着的雕塑，给我这个音乐爱好者的传达气息一股相承一般无二。不管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还是波兰、俄罗斯，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也有着不经转译就互相了解的音乐传统。在欧洲音乐家所建立的创作体系里，中国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只是刚刚起步，其间的差距可以光年计。有没有欧洲音乐体系之外的体系？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能够回答的是，在现有的人类文化遗产中，欧洲几个世纪以来创造的音乐最为丰厚，它们中的不计其数的经典作品适合全人类共同聆听。莫扎特、贝多芬是与雨果、伏尔泰、弥尔顿、牛顿、瓦特和黑格尔一样的巨人，他们共同创造了人类的科学与文化。而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几近于零。现代化在中国，是一个尚未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我认为，在现代化的这个体系中，音乐是一个合格的温度计，既可以在纵向衡度时代冷暖，又可以横向衡度异域的温差。

龙应台女士在那部颇受关注的《大江大海1949》中曾讲述了一个例子：1949年，一支三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在中越边境接受法国军队的检查，在过关卡时要收缴所有的武器。这支军队里有军乐队，这些乐手们怀抱着长号小号翻过十万大山。轮到缴械时，一位乐手不知该把那只巨大的法国号归到机枪还是步枪中，这时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这可以算得上是“温差”的注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音乐早已被当成了锋利的武器。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知道，法国号与卡宾枪具有同样的杀伤力，因为干革命不仅要靠枪杆子，还要靠笔杆子。但是这支军乐队一直整建置地保留了三年，在越南的收容营里，他们还可以演奏中华民国的国歌，还可以用乐队昂扬士气。经历过这桩事件的士兵几十年后仍然在回忆这个小片段：“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

音乐是文明和教养，不是武器和工具。这是常识，但是不是至今还有许多人没有认清楚这个常识呢？

这是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当然不是我这本小书能够讲清楚的，但是假如您在阅读本书里那些音乐家的故事时，能够引发哪怕是一丁点的联想，我想我也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我写作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书的动力。说起来，花五年的时间，做这么一个课题对我来说既有些奢侈又有一点偶然。

2006年，我们青岛日报报业集团与青岛市文化局合作出版了一本《弦上青岛》，我参与了此书的编辑工作。在付梓之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向该书的主编、我的同事李洁先生提议，可以中国小提琴家为题材，再做一本《弦上中国》。后来这本书虽然因故没有成稿，但却因为这个机缘不断地采访和搜集资料，并渐渐地对近现代的中国音乐史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是在2006年，良友书坊成立，两位主编臧杰先生和薛原先生策划了一套连续出版的MooK丛书《闲话》。在他们的鼓励和催促下，我陆续为《闲话》写作了数篇与音乐有关的稿件。在这个过程中，“以音乐史为样本考量近代化历程”的写作思路也日渐形成。

因工作之便，我有机会在几届小提琴比赛和交响乐峰会等活动中采访到黄飞立、韩中杰、林耀基、郑石生、陈钢、傅聪等音乐家，也曾向音乐学专家汤亚汀、谭抒真先生的儿子、小提琴家谭国璋先生等请教诸多问题。几年来我多次到上海音乐学院的资料室查找一手资料，我的好友、上海音乐学院的邹彦博士给我提供了最直接的帮助，他的许多私人藏书至今还躺在我的书架上。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上述诸先生的帮助与鼓励，在此一并表达谢意。说起来，我的工作够繁忙、生活也够热闹，一年到头能够闭门写作的时间满打满算也没多少。而我恰好又是一个散漫之徒，一向不知努力为何物，系统地研究写作确实不容易。本书成稿之时，我要特别感谢妻子高裕欣的一贯支持。2009年，她赴北京舞蹈学院进修，多次到学校附近的国家图书馆帮我查找、复印资料，每有收获，喜悦之情犹胜于我。那些经她之手进入书稿的史料，常会在午夜时分跃然而出，令我精神为之一振。

虽然做过多年记者，采访过一些音乐家，但我并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这是一本写给像我一样对音乐有些爱好、对历史有些兴趣的读者看的。在自己的学识范围之内，我按照作文章的基本原则对能够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甄别，我尽可能地对史料出处一一注解，我想这既是对史实发掘者的尊重，也可以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线索——中国新音乐的历史非常短，假如您能够阅读完我注解中出现的所有文献，您的收获或许会比我更多。

这样一本小书，对读者来说，可能实在算不上什么，但它凝聚着我数年的心血。我阅读了许多文献，也做了一些采访，历史空间何其浩淼，时代隧道又烟波迷茫，剔除误读，挖掘被有意忽略的史料，对我始终是一个挑战，我虽已尽自己之所能，但这本书或许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偏颇甚至错误，如果您在阅读中产生了与我不同的意见，您可致信622006430@qq.com。

2010年4月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