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编著的《见解》的专访对象中涵盖了作家、学者、艺术家、海外文化人、记者等文化工作者。该书没有满足于堆砌一堆堆陈旧的文字，而是着力于通过一缕缕油墨清香，细细品味华语圈当代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并试图塑造出一个有别于传统体制内文化工作者的群体雕像。

以东磐、吴思、崔永元三者为例。无论学术功底，还是条件优势，未必甚于体制内的学者，但这三人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瞄准一个目标，数年如一日地精耕细作。透过这些看似偏执实则真挚的群体，读者得以窥探那些蕴藏于田间地头，偏向于个人努力的文化耕耘图景。他们不仅有一种不甘于也不拘泥于现状的执著性格，更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还算不上知名学者，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专业学者，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专业学者所能承载的厚重意义。

　　从这群文化人身上，读者可以感受到一股带着泥土芬芳的气息：执著与坚守、孤独与睿智、勤勉与收获。

《见解》系作者燕舞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介入和操作的文化报道的精选集，既有对韩少功、查建英、洁尘、张鸣、吴思、雷颐、王明珂、周志文、陈丹青、蔡国强、喻红、潘鸣啸、刘香成、闾丘露薇等海内外知名作家、学者、艺术家和记者的深度访谈，也有与华语世界著名女作家龙应台女士诚挚而尖锐的商榷，以及对吴冠中、熊秉明、朱德群、赵无极那一代留法艺术家的艺术社会史考察，几可作为十余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变迁的备忘与见证。

《见解》表达出对知识分子（作家）群落的密切关注以及被访名家对社会、文学、现实的关注，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人文气质，以及独有的对文化界的见解、观点。

辑一 作家

洁尘：写作是我搭救虚无人生的一条船

韩少功：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

李辉：寻找历史的细节

杨显惠：阅读使我对人类充满了同情和热爱

章东磐：以历史的名义写作，就一定要绝了取悦民众的念头

辑二 学者

张鸣：我不相信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吴思：道德、良心也可以计算

雷颐：3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有了公共空间

洪子诚：我不大会随机应变

辑三 艺术家

陈丹青：人类只有一个毕加索

蔡国强：用艺术家的小小特权为农民说一句话

喻红：重拾绘画的尊严

吴冠中：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对1949年前后那一代留法艺术家的考察与怀念

辑四 中国台湾及海外文化人

“目送”龙应台

王明珂：宁愿自称台湾学界的“毒药猫”

周志文：边缘人物反而因为生命姿态的自如而呈现了一种特殊美感

马世芳：爷爷的学术成就和那辈人经历的乱世是我十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三代人的“美国”书写

查建英：八十年代的确可以说是个浪漫时代

潘鸣啸：追寻中国知青那“失落的一代”

辑五 记者

凌志军：中关村是国家缩影

刘香成：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崔永元：我做的都是八卦以外的事

闾丘露薇：分享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临文以敬，待人以诚——代后记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燕舞：这几年来您有一些为农民权益呼吁的文章，这方面有没有其他一些比较值得一提的，哪怕影视作品也好。

雷颐：好多东西由于历史学学术规范的限制，有时候很难表现得很充分，反而有些小说表现得很充分，路遥的小说《人生》就是这样的。我在农村4年认识的很多农村青年都是那个样子，我的一个朋友是农村出来的，后来上了大学，他说那个小说说的就是他当年的那种经历。甚至他还说，他跟路遥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在村里有一个女孩，他俩谈恋爱，感情特别深，但是他上大学必须和那个女孩断，因为他上大学之后，她的身份还是农民，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跟女孩说。后来女孩跑来跟他说，你有你更美好的前程，我不能拖累你。所以我觉得，路遥的这个小说特别真实。

燕舞：我上中学时看的是路遥另外一部小说《平凡的世界》。这几年跟农村有点关联的电视剧有《新结婚时代》，郭晓冬扮演的何建国就是一个从农村通过考试通过上大学然后慢慢奋斗的一个进入城市的人，他身上背负的那些重托那些压力甚至是“劣根性”，是刘若英演的这样一个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女孩子没有办法理解的。何建国从农村出来，他家里一有什么麻烦就会跑到城里面找他帮忙，他不好意思推辞，他觉得是他们家让他上了大学进而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没有办法，就要回报。看这个，我觉得特别有体会。

雷颐：对人民公社的解体，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的变化，我始终支持，是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的，因为我在农村4年，改变了我过去对农村的许多看法。我们从小受的就是“人民公社是天堂”这一类的教育，什么“人民公社是金桥”、“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这些在幼儿园背的东西现在还背得出。这一代年轻人几乎都是抱着这种观点到农村，但是到那儿发现，农民对人民公社很反感。我们从前受的教育都说，只有“地、富、反、坏、右”才反对人民公社。干活的时候听说老农都反对人民公社，知青开始都是一愣，按照城里的标准，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的标准，这就是反动言论了，就觉得这个人的出身是不是地主、富农，实际上都是贫下中农。

后来在农村待久了，就知道人民公社完全是人为地扭曲了这个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而建构起来的一种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的代价又极大，如三年大饥荒。对人民公社，农民的反抗就是低效率，出工时大家都互相在比慢、磨洋工。上面通过种种强制性的办法让农民组织起来去怎么样劳动，实际上做不到。

我们从前有一句话经常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当时毛主席的话。但我到农村后觉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因为农民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理性，觉得当时这样搞根本不符合常识。只有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鼓动、教育、改造，姑且说是（从）一种纯粹的好的理想出发，才会那样人为地去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

说到这些，农民觉得那简直是笑话。比如有一段时间，在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农民对上面的一些做法总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示一种抵抗、反抗。比如说“农业学大寨”，有一段时间规定许多具体方面都要学，当时就是派工作组。当时农民在人民公社里，你的收入多少是靠记工分，干得多多一点分，干得重多一点分，或者是干得好多一点分。后来说学大寨，不以业务来记分，以你的政治态度来记分，就是“地、富、反、坏、右”无论你干得再好不能记满分。还要学毛选，如果一个贫下中农学毛选学得好就可以记满分。工作组来的几天，要求也这样记分，农民觉得没办法，就得按那个办。但工作组刚一出村，农民马上就恢复到按你干活的好坏来记分，这就是农民有常识。  实际上，“地、富、反、坏”在农村，农民对那些人是根本没有什么歧视的，所谓的政策是上面驾驭的，我就明白为什么后来有张贤亮写的《牧马人》。比如招工、招兵，“地、富、反、坏”的子女都没有这个资格，但这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在日常生活中农民是不对这些人有歧视的。在我下乡的时候，只有碰到某些运动了，上面派进来工作组了，表示要抓阶级斗争，他才把这些人弄去，由大家开一个批判会。实际上，农村都是乡里乡亲的，有很多人都不情愿，但是没办法，找几个人发一通言就完了，但是平时干活都是一样的，在地里笑啊、骂啊，它有一种浓浓的人情味。如果说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城里出现过不少儿子检举父亲的，农村很少这种。

燕舞：农民可能在受教育程度上相对比较弱势，但朴实的生活经验告诉他，判断一个政策或者一个制度的好坏有很直白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吃饱肚子。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标准都不能达到，哪怕说得再冠冕堂皇、天花乱坠，都是不能相信的。

雷颐：从我下农村到当兵复员当工人，此期间我都回过河南农村，那个地方一年到头都以吃杂粮为主，只有过节才能吃白面馒头或包一顿饺子。农民总是感叹，什么时候我们能像你们城里人一样一天到晚吃白面为主呀！直到我上大学前，我几次回到农村，发现没有任何变化。但我上大学之后的一个暑假回到农村，发现才一两年，农村开始改革，农民可以以吃白面为主了，这个农民盼了多少年甚至上百年了。整个生产力、所谓的工具没有任何变化，就是国家的政策变了。

后来我又上了研究生，又读了各种学术著作，包括诺斯的“制度经济学”，谈的就是制度的重要作用，或者说“制度经济学”是从生活提炼、抽象出来的。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变化就是生产力就是制度的变化，有一段时间农村飞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那两年发展很快，“制度经济学”有效地解释了这个。

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什么人知道“制度经济学”，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自己的内在需要开始的，人们要吃饱肚子。包括允许一些个体（干点什么），以前是绝对不许的，这个时候就慢慢发现私营企业的效率要比国营的高。中国往往是改革开放自己走在前面，后来才有一种理论，好多理论是别人早有的，这也是互相印证。

P67-69

现实关怀，作为一种共同“见解”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

燕舞嘱我为他的新书写序。我，一个身在期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里的文学院院长，一个成日为教授们的SSCI、A&HCI期刊论文生产量发愁的文学院院长，认为这对自己以及对许多大学里的知识文化人都是一种讽刺。这本书，是年轻的文化记者燕舞与许多文化、艺术、学术界人士间的对话录，也表现他与这些人以及与他（她）们的作品间之对话与交锋；字里行间处处皆是对社会、文化的关怀热情——这是我在台湾的“顶尖大学”（如中国大陆的“985”大学）里已难找到的。这一年来，我经常被迫做一些荒谬的事，如左手边放着一张“价目表”，国际SCI、SSCI论文三万，一级期刊两万，右手放着各系教授们发表论文的奖励申请名单，一一核对学术贡献的对等价格。又如为了分配本校所获“迈向世界顶尖大学”补助款，坐在延会两次、耗时两天半的冗长校务会议上，观看人类本能的资源争夺大戏。因此，我在百忙中仍十分乐意接下这可聊以自我解嘲的工作。

这本书的主体，是作者燕舞对二十几位大陆与华文世界作家、学者、艺术家、记者的介绍，或透过对这些人的访谈，或直接分析他（她）们的相关作品。书名为“见解”，从内容看来，这本书所呈现的应是多方面的“见解”：一位作家、学者、艺术家或记者的文化、社会与学术见解，作者燕舞在选择受访者及设计问题中所表现的见解，以及这本书在今日中国出版所代表的整体社会见解。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十分值得我们留意。

以这些被介绍的文化知识人来说，我虽不太熟悉大陆这方面的情形，但仍觉得“知名度”并非他们被访谈、他们的著作被介绍的主要原因。甚至，部分在本书中被介绍的作家、学者有些“边缘性”。他们处在主流的边缘（如我自己），其作品可能蒙受好为异论之讥，然而其不为文艺而文艺、不为学术而学术，并常带着社会文化关怀则是共通的。这也显示本书作者的见解：他选择受访与报道的对象，广泛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与文艺评论，设法了解受访者所处的社会、文化与学术情境及其生命历程，设计访谈主题与问题……如此，本书处处皆有作者的见解。现实关怀，可能是本书作者与受其采访报道者的共同见解。在本书作者的提问与双方对谈下，他们无论是作家、学者、记者或艺术创作者，其作品背后或多或少、或明或晦的对现实社会文化的关怀与批判，均表露无遗。

最后，这本著作得以出版，也代表一种社会见解。近十多年来，由于常到大陆进行田野考察，我往来于两岸之间，也因此察觉两岸学术文化环境的异同与变化。首先让我感到讶异的是，如《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青年报》等，许多以大篇幅报道学术文化活动的平面媒体得似在大陆存在；而在台湾，主要媒体《联合报》每周半版的《读书人》专栏早在2009年便已歇业。这并不是以“台湾的文化、学术评介已数字媒体化”（一种看法）便能解释的现象。

另外，我也注意到，大陆人文社会学界有一些学者，他们的文章有跨学科的影响力，他们中有一些人亦为公众知识分子，其意见广为人们谈论。这些，在各个学科间、学术与现实间均界线分明的台湾，也是十分罕见的。是否这代表着台湾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发展十分成熟，不容中间模糊地带？或台湾的社会文化批判已专业化，成为媒体名嘴与文化名流的专擅？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无论如何，一个社会能让许多文化媒体存在，能产生许多如燕舞这样的文化记者，能出版他们的著作，这代表一种社会集体见解。我乐观地希望，这样的社会见解在经济急速成长的中国能带动社会文化的相对进步与调适。  然而，悲观的是，在两岸高等教育领导机构全面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风气下，所有的学术规划、奖励与评鉴办法都鼓励大学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教学与本土社会文化情境脱离——这是大陆、台湾地区与整个东亚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面临的一种困境。所谓一流大学的研究绩效是，无论何种学科，即使是其九成以上的学术社群皆在东亚或华文世界的人文学科，学者们都必须努力将其论文发表在西方学术刊物上。为了追求国际化，勉强凑合三国学者便可开个国际会议，而不必在意其学术内涵。为了追求产学合作绩效，一流大学寄望于文学院的便是推动可将文化卖钱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教学。而我，目前便在此力求成为国际一流大学之全球体系中。

燕舞的这本著作，对我以及对所有顶尖大学、“985”大学中的学者教授们都是一个警醒：我们应继续埋头努力写些充满理论而远离社会现实的国际论文？只考虑量化学术指标而不顾其学术内涵与社会意义？或者我们应从许多大学外的文化人、媒体人那儿重新学习与土地的联结与社会关怀，联手反抗缺乏反思性与反省力的“追求世界一流大学”之风？

2011年11月2日序于台中市中兴大学

临文以敬，待人以诚

燕舞

2000年那个夏天，我将“新闻学”选为大学第一志愿，即使它后来并不像哲学、历史那样让我神往和骄傲，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必须接受这种命运。

我这个年纪的记者对“江艺平时代”的《南方周末》普遍有过神往，但2004年毕业时我是从上海《新民周刊》开始第一份工作的。这一年年底来到北京，短暂逗留《中国新闻周刊》后，又转投《中国青年报》并服务至今：奥运会之前做过“阅读周刊”记者和编辑，其后栖身评论部。

收入这本小册子的访谈（笔谈）、述评文字，算是我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早在大学时期即已开始）介入和操作的文化报道的一个精选集，显然它寄托了我抵抗职业虚无感和挫败感的世俗用心。

早在2005年夏天对时任江苏教育出版社社科图书出版中心主任的席云舒先生的一次拜访中，他就鼓励我将这些访谈结集出版。数年以后，何兆武先生回忆录《上学记》的责编文静女士、资深书评人启航等，都为这部书稿提过一些意见。

2011年年初，这部书稿与当时尚服务于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康德专家邓晓芒教授的弟子陈进先生最终结缘，我和他几经讨论，直到2011年4月才确定基本入选篇目：本书以深度访谈（笔谈）为主，粗分为“作家”、“学者”、“艺术家”、“中国台湾及海外文化”、“记者”五辑，“中国台湾及海外文化人”一辑和其他各辑的分类有部分重合。

此外，本书收录了近年敝帚自珍的几篇叙述性报道和述评文字。比如，2009年年底与龙应台女士商榷的《“目送”龙应台》，2010年夏天考察吴冠中先生那一辈留法艺术家的《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等。陈进先生调任高校后，拙作由余筱瑶、文鹏、夏宇三位编辑接手，知名图书装帧设计师颜禾小姐亲自操刀版式和整体装帧，衷心感谢他们的精心编辑与完美呈现。

本书历经反复甄选和修订，正是删节时一再出现的这种“忍痛”之感，让我对书稿的基本品质葆有些许自信。我对访谈（笔谈）这种交流形式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求学于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那四年：老校长杨叔子院士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非常重视；母校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每周至少邀请两位海内外知名学者来作“人文讲座”，我很快由一个活跃的听讲者变为著名学者的采访者。

这些学者专访，陆续在当时的院报《新闻青年》上整版刊发；后来，我也相对松散地介入过武汉民间刊物《中间》及其同名网络论坛。对黑格尔专家张世英、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文艺批评家孙绍振等先生的访谈，本科时代分别刊发于《东方》杂志、《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和《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6卷）、《北大访谈录》（第11辑）等公开出版物。

2004年毕业以来，我的访谈（笔谈）系列、述评文字散见于《南风窗》《新民周刊》《南方周末》《外滩画报》《出版人》《新京报》《信息时报》《中华读书报》《申江服务导报》和《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经济观察报》《文化纵横》《看历史》《艺术评论》《嘉园闲话》等报刊。

这些“不够新闻”的访谈（笔谈）、述评，在回望和检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变迁时，多少具备一些备忘和见证的功能。所选访谈大多单篇篇幅即万字左右，在每篇的对话部分之前，我一般都会加上一个数千字的述评，尝试着介绍受访者某部新书或一个时段研究和写作的核心观点、主要成果。这应该是所选文字超越单纯名人访谈的一个因素，我有自知之明：这类访谈的主要智力贡献来自受访者，但一个有尊严、有追求的文化记者，决不该止步于“追星”。

我坚信，对于所有珍视文字的作家、学者、记者、艺术家而言，即使时间宝贵、“档期”紧张，他们也需要通过严肃的采访和高水准的对话完成某种自我梳理。还记得，2005年岁末，就成都知名专栏作家洁尘的随笔集《提笔就老》访问她，我一字不落地读完这本14万字的随笔集，在某日凌晨四点半拟好足足20个问题。洁尘收到采访邮件后，当即回复：“好厉害的一份采访提纲！它激起了我很强的交流意愿”、“我会静下心来仔细回答你的问题，也借机梳理一下我自己。”后来，我们在这一年圣诞节来临前，进行了一通愉快的电话长谈。再后来，她将这篇访谈贴到了她拥趸众多的博客“洁尘的私人版本”上。

同样是女性受访者，2010年夏天，与画家喻红就其“金色天景”个展做过长谈，其精华部分以“重拾绘画的尊严”为题，作为封面选题刊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年9月号的《艺术评论》杂志上。这篇访谈，也给这位学院派画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既然这些访谈（笔谈）略具史料和学术、思想价值，既然它们在最初刊发时往往囿于篇幅而无法得到全貌呈现，就有必要集中精选并结集出版了。更重要的是，这些访谈（笔谈）寄托了我“抵抗遮蔽”的采访追求，承载了我的媒体反思和问题意识、思想旨趣，见证了我的精神成长及转型轨迹。当然，如果没有《“目送”龙应台》及《吴冠中：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对1949年前后那一代留法艺术家的考察与怀念》这类近年独立撰写的述评文字，我是没有底气和勇气结集出版这个小册子的。

从业7年来，我对媒体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有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很多时候，媒体在选取采访对象尤其是约请专栏作家时，对“谁在说”、“怎么说”的关注远远超过“说什么”，这种一味追逐公众人物的做派让我备感失望，它们的借口无非是发行量、点击率。

陈丹青先生与张鸣教授都是当下中国名满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本书中的陈丹青访谈完成于2004年5月，访谈缘起是毕加索的油画《拿烟斗的男孩》当时拍出了1.04亿美元的天价。陈先生说“人类只有一个毕加索”，言简而意深。我将访谈自发投稿到《南方周末》并获发表，刊发前编辑需要陈先生的照片，不太熟悉电脑的他居然委托出差广州的学生将照片带到报社，颇有古意。

当时尚在实习的我借宿在同济大学的招待所，某日突然接到北京来电，陈先生说他纽约归国以来遇到过一些还算聪明的青年，希望我要珍惜，将来不要变得太过油滑。7年来，陈先生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忙，他兴许早已忘记对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但这份鼓励我却一直铭记在心。最近几年的一些公众文化活动场合，也不时见到陈先生，但我总是怯怯地站在边缘，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攀谈。我记得，陈先生说过，理解他的读者未必会涌上去和他合影。有一次，在台湾历史文化工作者秦风先生的一个抗日老照片的展览发布会上，见到陈先生夫妇，陈太太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那种沉静是我喜欢的，我倒饶有兴致地过去请教了一番。

本书中，张鸣教授的访谈也是早在6年前就完成的。

早在6年多前，就陆续有出版人建议结集出版这些访谈，前提是受访者中多增加一些“名人”，惜乎我真正愿意关注的只有思想，只有真知灼见。所以，这本小册子迟至今日才遇到真正赏识它的重庆大学出版社诸位编辑，这种彼此信赖让我温暖。2004年本科毕业时，我曾计划写一篇“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与20世纪90年代《南方周末》的关系”的毕业论文，遗憾的是，忙于求职而未能如愿。大学时深受谢泳先生《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影响，也买过《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波斯纳文丛”，波斯纳著，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公共性和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笫1辑，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等书，我多次去图书馆搜寻《南方周末》旧报，希望能做一些量化研究，具体考察《南方周末》如何发现和推举贺卫方、梁治平等当时尚无“教授”头衔的青年学者。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的盛极而衰再次让我思考媒体与学者的正常关系，而那个7年前的论文题目仍然让我心动。

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像市场化媒体的同行们那样采访余英时、许倬云这样的大学者，我并不太以为憾——在“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祛除和反抗来自媒体与思想文化界的各种遮蔽，是这本小册子让我引以为傲的一个特色。

最近几年，我渐渐转向对港台华语作家、学者及海外学者的关注。龙应台女士无疑是当今华语世界最重要且最具国际影响的作家之一，但对于她在《目送》（三联书店，2009年9月）中呈现的矫情、分裂，特别是提及《华阳国志·蜀志》《格物总论》和线装书使用时的种种硬伤，冒着“误伤友军”的危险，我还是选择了毫不留情的就书论书的批评，我必须忠实于自己最初的阅读感受。

拒绝“追星”，拒绝锦上添花，这3年来通过述评、长篇访谈等不同方式，我自发地在中国大陆不遗余力地先后推介过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现已借调台湾中兴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王明珂、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周志文，他们两位都有过眷村的生活经历，也都是本书的赐序者。

港大建筑系助理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候选人朱涛也是通过这种以文会友的老派方式结识的，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地读者通过他的纸上作品认识他的。

我的访谈对象大多并非思想文化界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物，或者说在我请教他们时，他们的世俗声名尚未达至最顶点，因为我对名利之于个人淳朴本性的伤害越来越警惕。我总是担心，那种一夜走红、风行天下的背后，可能有时是基于话语和表达策略的成功运用，某些更丰厚的内涵可能被简化、抽离、牺牲。

我不愿为了强调个人精神血统的纯正而忘恩负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4月）和“‘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中余杰的《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都曾影响过我。虽然早已告别90年代末期的那种心态和状态，但我还记得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送过一句话给他的学生余杰，即“临文以敬、待人以诚”，我以此为做人、作文的信条。由于陈平原教授的专访完成不久，我拟收入本书的姊妹篇。

旅法人文学者、《燃灯者》作者赵越胜先生的超拔境界也是我心向往之的。我顺着旅美作家查建英女士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5月）和执教耶鲁的苏炜先生等提供的线索，曾尝试还原80年代名震北京思想文化界的“赵越胜沙龙”，但这位沙龙的主人在前些时的邮件里告诉我：“八十年代文化沙龙，这是后来人们对当时的某些活动赋予的文化意义，你千万千万别当真，不过是几个虚心向学的青年人常在一起谈谈读书体会罢了。哪里有什么沙龙，真正的沙龙，要到雷加米埃夫人…的客厅里去找。窃以为，我们现在也就只是有些会馆而已。”

确实，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的群落研究是近年令我着迷的一个主题（底层或者说“无名者”叙事则是我又_个兴趣点）。我曾对董乐山、董鼎山兄弟以及林达、薛涌所代表的三代（当然是宽泛意义上的）旅美学者、作家的“美国书写”的异同进行过历时态考察，也曾考察聂华苓和Paul Engle领衔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坊”对“后‘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作家国际视野的影响。

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考试成绩并不优异，所幸这几年因为读史而自发产生了一些历史感和问题意识，对历经两百余年风雨沧桑的湖广会馆以及唐德刚先生50年代在纽约参与过的白马文艺社和《海外论坛》杂志等均有研究冲动。此外，我也越来越推崇陈旭麓先生门下弟子如茅海建、杨国强等学人。最近几年，我的访谈数量日益减少，除了这—工作本身不足为外人道的辛苦外，也是因为我在历史阅读方面有太多欠账。

这本小册子付梓之际，要向赐序的两位师长以及愿意具名推荐的诸位师友致以由衷谢意和敬意！也要向点拨过我、接受我的访问、精心编辑和刊发拙作以及给过我各种帮助的所有师友致谢，我会终生感恩，会用更好的作品来回报他们。

已故翻译家绿原先生翻译的《浮士德》的最后一句说，“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所以，扉页上，我将本书专门献给女友Solene，公元2008年10月19日晚开始认识她，是我生命的一个全新开始：如果说我人生的前30年是为了等待她的降临，那此后的岁月则是为了守护她，和她一起追寻我们共同的幸福。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才能完满地表达我对Solene父母的感激，我无法向他们的“宝蓓”女儿许诺大富大贵的未来生活，但我竭尽全力要让她幸福。

这本而立之年出版的处女作尚显单薄——“以湖广会馆为中心的晚清民国史”一类的专著才是我的写作目标，好在Solene给了我最大的安慰，即使我人生的前30年一败涂地一无是处，我仍然为她能进入我的生命而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Solene是那样善良、单纯、聪颖和富有灵性，我要做她一生一世的“歌颂者”。

临文以敬、待人以诚。这个小册子只是我21世纪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从业7年来阅读、思考和写作的一个小规模总结，也可以说是一个告别，重新上路，我只会更加勤勉和努力，我要写出真正可以献给Solene的厚重之作。

2011年中秋初稿于北京·团结湖

历经多次修订，Solene生日前一个多月定稿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