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宏猷编写的《十四岁的森林》是一部反映六十年代初期城市“知识少年”“上山”到原始森林创办国营林场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饱满的感情，回顾了少年学生“插队落户”的成长故事。故事情节传奇有趣，语言华美深刻。悲壮青春，绮丽梦想，书写在莾莾林海间。

董宏猷，湖北咸宁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文联文学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著有《董宏猷文集》四卷，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十四岁的森林》、《天上掉下个胖叔叔》幽默小说系列、《少男少女进行曲》、《山鬼》等，小说集《长江的童话》、《湖畔静悄悄》以及诗集散文集、纪实文学等多种。

曾经三次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两次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还获得中国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等。

作品在台湾出版后，曾被评为“十佳图书”，并获台湾优良儿童图书金龙奖。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曾作为唯一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儿童图书评奖。多部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十四岁的森林》就是由他编写的一部长篇儿童小说。小说回顾了六十年代初期城市少年学生“插队落户”的成长故事。

《十四岁的森林》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一乐章　冬

 一、狼来了

 二、森林欢迎你们

 森林的故事(1)

 三、背米

 四、灯火

 五、悄悄地，悄悄地

 六、砍柴

 七、暴风雪

 森林的故事(2)

 八、猎野猪

 九、“树疯子”

 十、千手观音

 森林的故事(3)

第二乐章　春

 一、过年

 森林的故事(4)

 二、初春

 三、造林

 森林的故事(5)

 四、春夜

 五、会战鸦雀岭

 森林的故事(6)

第三乐章　夏

 一、剃光头

 二、磨刀

 三、“裤裆蜂”

 四、山林虎啸

 森林的故事(7)

 五、抢救伤员

 六、采蘑菇

 七、中毒

 森林的故事(8)

第四乐章　秋

 一、秋天来了

 二、中秋

 三、救火

 森林的故事(9)

 四、森林不需要墓碑

后记

再版后记

第一个勇敢地放声大哭的是14岁的袁丽萍。这个长着一双黑幽幽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像个洋娃娃一样的姑娘已不是第一次这样哭泣了。在西陵峡中的太平溪上岸后，望着风雪中的群山她首先就哭了起来。开始，当轮船离开宜昌市镇川门码头时她还轻松地哼起《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优美的抒情歌曲呢。袁丽萍可不是故作轻松。她是真正地松了一口气。她是偷偷地瞒着家里瞒着父母到林场招工处报名的。她其实正在中学念书，成绩一直不错。父亲对这个独生女而且又是最小的么姑娘一直是钟爱并视为掌上明珠的。父母解放前是一家布店的老板，解放后作为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自然是抬不起头来。父亲没有读上大学就继承祖业经商了，父亲希望独生女儿能够争气读上大学。可是袁丽萍偏偏就不动声色地报了名去林场当工人。政府号召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三场”建设“三场”。“三场”是农场、茶场、林场的简称。袁丽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林场。其实她下定决心报名的原因是极其偶然的。上学的时候她发现同座位的张大元没有来。张大元的妈妈原来在袁家当过奶妈当过保姆。袁丽萍便是张母用奶汁喂养大的，是用张大元应该吸吮但却无法吸吮的奶汁喂养大的。袁丽萍对又黑又瘦沉默冷峻的张大元似乎总抱着几分歉疚。放学后她情不自禁地朝码头边的丁字街走去，却在街口碰到了不同班但却同一个年级的王小梅。王小梅是张大元的邻居。王小梅告诉袁丽萍，她决定报名去林场了。而且她还告诉袁丽萍，“黑皮哥”已经报了名。“黑皮”是张大元的绰号，袁丽萍一听见王小梅甜甜地喊“黑皮哥”便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更使她感到不舒服的是王小梅有个甜甜的绰号叫“么妹”。袁丽萍一听“么妹”以及“黑皮哥”都已报名去了林场，当即扭头就去招工处报了名。报名需要户口，她悄悄地将户口偷了出来。

临走的前夜她的妈哭得死去活来。妈越是哭得厉害她越是感到一种说不出滋味的骄傲和自豪。多少年来她一直是妈的孩子，但是现在哭着的妈成了她的孩子了。

轮船在太平溪靠岸后，100多个少男少女背着背包提着网兜擦干泪痕依次上岸了。而在船上一直哼着歌儿的袁丽萍却在踏上长江北岸坚硬石埠时放声大哭起来。她躬着身子上岸时大衣口袋里突然“唧”地一响，原来她的妈将她最喜欢的那个一按一响的洋娃娃偷偷塞进她的大衣口袋里了。

女孩子的哭声似乎成了野狼的兴奋剂了。这种残忍的食肉动物，得意地嚎叫着，渐渐地向黄土屋合围过来。

紧跟着袁丽萍哭起来的是王小梅，是这个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的“么妹”。她其实早就醒了，她其实早就在被子里蒙着头悄悄地流泪。她在想家。她在想爹，想断了一条腿一走一跛的爹。妈生下她不久后就死了，在她的印象中，爹同时也就是妈。爹年轻时在码头上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有一身好力气同时也有一身好武艺。爹太侠义同时也太傲气，常常是路见不平挥拳相助。于是爹得罪了宜昌码头的流氓头子杨金山。于是一个月黑风高夜一条麻袋罩住了爹，一条杠棒打断了爹的一条腿。解放后杨金山自然被镇压了。可是爹只能在码头上发“欢喜”了。“欢喜”是一种竹签一种记数的筹码，码头工人扛一包货便领一根竹签然后凭竹签领工钱，于是这竹签便叫做“欢喜”。么妹从小就跟着爹在码头上发“欢喜”，码头工人们都喜欢这个甜甜的巧巧的么妹。码头上的兄弟们敬重爹同情爹，常常悄悄地将钱塞在么妹的荷包里，说：么妹，给你爹打酒喝。爹爱喝酒。可是爹断了腿。么妹第一次给爹买了一瓶酒兴高采烈地送给爹时，没想到爹立即黑了脸抡起蒲扇般的巴掌扇了过来。爹从来没有打过么妹呢，可是这一次爹一巴掌将么妹打得扑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爹望着自己的巴掌也怔住了，然后发疯般地抱着么妹痛哭起来。爹说么妹么妹你可不能再接人家的钱了啊。爹说人穷不倒志虎死不倒威要凭自己的本事去赚钱啊。

P6-8

40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红土地”和“黑土地”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十四岁的森林》终于纳入“中国知青文学丛书”了。在中国知青文学的大河里，这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第一次到宜昌县的大老岭林场，萌发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激情，是1992年的夏天。此刻，当我写这篇后记的时候，2012年的夏天正姗姗来临。一晃眼，二十年过去了。这部反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终于回归到“知青文学”的领域了。后来的研究者，倘若有兴趣研究知青文学，而能留意并且阅读此书，了解到中国的知青历史，除了“文革”期间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以外，在“文革”前，其实早就有了形形色色的上山下乡，早就有了“知识青年”的称谓与身份，而此书正好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艺术地再现了当时上山到原始森林开辟林场的“知识青年”的生活与命运，让这样一批人，从历史的遮蔽中浮现出来，进入后来者阅读与研究的领域，那么，我便了却了当年写作此书时的心愿：将林场知青的命运告诉历史，告诉这个世界。

当然，这样的“告诉”，其实从本书出版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而且，从本书问世的第一天起，就引起了广大读者以及研究者的广泛的关注。只是由于本书是作为“中华少年文学丛书”，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率先出版的，而我长期以来的公共身份，是儿童文学作家，因此，虽然此书写的是当年的知青生活，但是，其引起的关注与评论，都是在儿童文学的领域之内，没能进入知青文学的领域。现在的许多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也许会将“儿童文学”误解为小学生的文学，其实，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学概念，“儿童文学”的上限一直涵盖到了中学生，甚至包括高中生。前苏联著名作家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及艾特玛托夫《白轮船》，当年在前苏联都是作为“儿童文学”出版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还获得了1970年的“全苏儿童文学作品一等奖”。这是因为在前苏联，写给18岁以前青少年的文学作品，均可称为儿童文学。因此，本书所写的主要人物，都是18岁一下、14岁以上的“知识少年”，《十四岁的森林》作为“少年文学”，甚至作为中国当代“少年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是“少年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因此，这样一部厚重的作品，一部“青春之歌”与“森林史诗”的交响曲，便获得了读者与评论界广泛的关注与好评。它连续获得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

此后，本书在台湾出版后，又获得了台湾一九九五年“好书大家读”年度优选少年儿童读物奖。

关于此书，海峡两岸都有许多的好评。而最令我感动的，则是其在日本翻译出版的故事。

《十四岁的森林》的日文版，是日本的翻译家家野四郎先生翻译出版的。在此之前，家野四郎先生曾经翻译过我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后来，在翻译《十四岁的森林》的时候，他和他的夫人家野掬子爱上了三峡，爱上了三峡中的原始森林。家野掬子也是一个翻译家，他们夫妇曾经商量，待这部长篇翻译出版后，俩人一起携书到武汉，然后再到三峡去，到《十四岁的森林》的故事背景地、三峡边的森林里去看一看。

可刚刚翻译完第一章，家野掬子就病了。她患的是癌症。而到中国去，到三峡去，到大老岭去，曾经是掬子的心愿。但是病魔还是无情地抢在了他们的前头。病重的掬子已经不能出远门了。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她对家野先生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恐怕不能陪你去中国了。那么，我走了以后，你就把我的骨灰带到中国，洒到长江三峡，洒到西陵峡，让我的魂魄去看看那里的森林吧。

掬子夫人就这样走了。

于是，1999年的夏天，家野四郎先生就带着夫人的骨灰，带着抢先出版的第一章《冬》，专程到中国，选择了三峡旅行团，从重庆顺江而下。到达西陵峡的时候，正是早晨六点钟。三峡下着小雨，仿佛是在为掬子夫人而哀思。家野四郎先生跪在船头，将掬子夫人的骨灰，洒在了长江三峡里……

我在武汉接待家野先生时，听到了这个感人的故事，捧着刚刚出版的《森林》，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默默地立下心愿：掬子夫人，我一定到日本去为您扫墓！一定到日本去看望您！

2003年的春天，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来到了日本冈山，为家野掬子扫墓。随后，家野四郎先生独自完成了《十四岁的森林》全书的翻译，并在日本出版。

《十四岁的森林》从初版到现在，已经越过浅浅的台湾海峡，已经走出国门，将一代人的青春与生命展现在整个世界面前。我发现，当许多读者读完此书后，已经不再受到“儿童文学”的标识限制，而是直接感受到它所反映的中国知青的生活与命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一个普通的网友“黑天使”，2005年6月2号的凌晨，发表在自己博客上的读后感：

“这本书是在图书馆借来的，那次我一口气借了四本书，这本书最厚，因此我留到最后才看，500页左右的书，我花了两个晚上看完，(一看下去便欲罢不能……)非常的震撼！！内心是波涛淘苈的起伏着，想哭竞哭不出来……胸中一口气直想呐喊、狂吼才能获得解放……看完书，将近一个月，我的心仍无法平静……便去书局找书，跑4、5家都没有，因为这本书已经出版多年了(当时将近八、九年有了)，也可能台湾的读者较少接触大陆的作家吧！！后来是去诚品书局请他们帮我订书，等了几天才终于拥有了她。”

“《十四岁的森林》有她深沉的历史背景，这点对不同生活背景的读者是必须特别提醒的。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她』是廿世纪末青少年文学之中最令人感动、最能燃烧热情的一部伟大壮阔的作品。”

“这部小说展现在你面前的，是大陆青少年在六十年代的一种生活状态。他们经受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种种磨难，这些磨难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少年来说(台湾也一样)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却相信，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少年，不论他们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多么相异，但他们所面临的人生课题却是相同的……”

这是台湾一个普通的至今仍然不知道其真实姓名的读者，对《十四岁的森林》的评价。我感动并且惊异的是，不是他认为的“廿世纪末青少年文学之中最令人感动、最能燃烧热情的一部伟大壮阔的作品”，而是他真正读懂了这本书，明白了“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少年，不论他们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多麽相异，但他们所面临的人生课题却是相同的”，我以为，这便是《十四岁的森林》的意义，同时，我也认为，这也是中国知青文学所要表达的人生意义，以及人性的况味。如同我们今天去读那些二战时期的作品，无论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家，情节如何的曲折，我们感动的，仍然是那些穿越时空、打动我们心灵、震撼我们灵魂的共识与共鸣。  于是，今天，我让《十四岁的森林》走进“中国知青文学丛书”了。这是一次神圣的集结，也是一次盼望已久的回归。关于此书的写作情况，我已经在初版的后记中说过了。我还想说的是，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福臣先生，以历史的大视野、历史的责任感，策划出版了这么一套丛书。我想，中国的知青文学史，中国当代的出版史，是会记住这样的担当的。

董宏猷

2012年5月2日干汉口